他肯定是睡着了，因为笑声忽然惊醒了他。姑娘们的笑声。他的脸压在揉皱的报纸上，觉得嘴里黏糊糊的。他关掉小阅读灯，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望远镜后的位置，他步履蹒跚，摆动着手臂，脚底擦过地毯。他坐下，摇了几次脑袋，努力驱散睡意。他不得不使劲揉了几下眼睛，然后才能从望远镜里看见东西。他觉得空荡荡的胃里酸痛不已。值夜班迟早会杀了他。
两个姑娘已经回来了。她们面对面坐在床上。她们因为什么事情而大笑。眼屎挡住了视线，他抬起手抹掉。望远镜里的画面失焦了，真奇怪，就好像他睡觉时两幢建筑物悄悄地爬开了一段距离。他拨动旋钮，两个姑娘的影像随之起伏弹跳，引发了轻度的晕车感，让他想起坐在轿车后座读书的感觉。
“你的内心有那么多情绪，”艾丽丝说，刚从一阵狂笑中恢复过来，她轻轻爱抚费伊卷曲分叉的头发，“那么多的喜悦。”
费伊还在咯咯笑着。“不，没有，”她开玩笑地拍开艾丽丝的手，“不是真的。”
“不，你错了。比真更真。你应该记住这个。这是真实的你。”
“完全不像是真实的我。”
“你第一次发现了真实的你。当然会有些陌生。”
“我累了。”费伊说。
“你应该记住这种感觉，清醒以后想办法重新找回来，就像一张地图。这会儿你兴高采烈，你怎么就不能一直这么高兴下去呢？”
费伊盯着天花板。“因为我被鬼魂缠住了。”她说。
艾丽丝大笑。
“我说真的，”费伊说，坐起来抱着膝头，“有个鬼魂住在我家地下室，家宅精灵。我触怒了它。现在我被它缠住了。”
她抬头审视艾丽丝的反应。
“我没告诉过任何人，”费伊说，“你很可能不会相信我。”
“先让我听完。”
“鬼魂跟着我父亲从挪威来到美国。鬼魂曾经缠着他，但现在我被缠住了。”
“你应该把它送回去。”
“回哪儿去？”
“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这就是摆脱鬼魂的方法。送它回家。”
“我累了，真的累了。”费伊说。
“好吧，来，我帮你。”
费伊醉醺醺地横躺在床上。艾丽丝摘掉她的眼镜，轻轻放在床头柜上。她走到床尾，解开费伊的鞋带，轻轻地脱掉运动鞋。脱掉袜子，团起来，小心翼翼地塞进鞋里，她把鞋放在门口，脚趾向外。她从床底下拿出一条薄毯子，盖在费伊身上，掖好边缘。她脱掉自己的鞋袜和裤子，在费伊身旁躺下，贴在费伊身上，爱抚费伊的头发。布朗从未见过艾丽丝这么温柔的样子，比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无疑温柔得多。这是她全新的一面。
“你有男朋友吗？”费伊说，声音已经变得含糊——她嗑药了，或者快睡着了，或者两者都有。
“我不想聊男孩，”艾丽丝说，“我想聊聊你。”
“你太酷了，不需要男朋友。你不会做交男朋友那么老土的事。”
艾丽丝大笑。“我有，”她说，布朗警员在两千米外发出兴奋的嘶哑叫声，“算是吧。我有个男性朋友，我经常和他亲热，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为什么不说他是你的男朋友？”
“我不愿意给东西定性，”艾丽丝说，“一旦命名、解释、合理化你的欲望，你就会失去它，明白吗？一旦你尝试弄清楚你的欲望，你就被它限制住了。我觉得最好还是保持自由和开放。不要思考和评价，跟着欲望走。”
“现在听起来很有意思，但很可能是因为那些红药片。”
“随波逐流，”艾丽丝说，“我就是这么做的。比方说，拿我那个男人举例？我的男性朋友？我对他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我对他并没有任何承诺。我和他好，直到我觉得他没意思为止。就这么简单。”
马路对面，布朗觉得内脏直向下坠。
“我总在寻找一个更有意思的人，”艾丽丝说，“也许就是你？”
费伊睡意蒙眬地嘟囔道：“嗯哼。”
艾丽丝隔着费伊关掉灯。“你所有的担忧和秘密，”她说，“我可以给你变个戏法。你会喜欢的。”
床嘎吱嘎吱响，她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伸展身体。
“你知道你很美吗？”她在黑暗中说，“这么美丽，你却根本不知道。”
布朗警员开大音量，躺在床上，用双臂搂住一个枕头。他集中精神听她的声音。最近他有了些新的可怕念头，白日梦：抛弃妻子和女儿，说服艾丽丝和他私奔。他们可以去密尔沃基开始新的人生，或者克利夫兰，或者图森，反正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疯狂的白日梦，让他觉得既愧疚又兴奋。他妻子和女儿在家里继续睡一张床。往后的那些年，她们可以一直这么睡。
“留下吧，”艾丽丝说，“一切都会好的。”
艾丽丝出现之前，布朗甚至没有觉察到他的生活中缺少至关重要的一块，直到他忽然有了。他已经拥有了这样东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放手。
“你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他听见艾丽丝说，他努力想象她并不是在对费伊说话，“我哪儿都不会去。我就待在你身旁。”
他假装她在对他说话。
第44章
骚乱前一天，天气突变。
芝加哥的炎夏终于松开巨手，天气变得像是宜人的春季。人们几周来第一次睡了个整晚的好觉。黎明时分，地上薄薄地结了一层滑溜溜的露水。世界变得生机勃勃，活力四射。感觉起来充满了希望，乐观向上，而全市却在积极备战，数以千计的国民警卫队乘着绿色平板卡车到来，警察忙着清洗防毒面具和枪支，示威者练习逃跑和自卫，装配各种各样的投掷物准备扔向警察，一切都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双方所有人都有一种感觉：如此巨大的一场冲突只有更糟糕的天气才配得上。他们觉得他们的恨意应该能够点燃空气。阳光舒舒服服地落在每个人的脸上，谁还有心思闹革命呢？然而这座城市充满了欲望。1968年最盛大、最壮观、最暴力的抗议活动的前一天，欲望渗透了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
民主党代表已经抵达。警察护送他们住进康拉德·希尔顿饭店，他们在一楼的干草市场酒吧紧张地碰面，喝得也许稍微多了点，做出了他们在更平常的环境下肯定不会做的事情。后悔，他们发现这是一种具有可塑性和相对性的情绪。平时不会公开酗酒或肆意滥交的人发觉此刻的环境非常适合这两种行为。芝加哥即将爆炸。总统任期就快结束。他们美好的美利坚正在分崩离析。面对灭顶之灾，小小的婚外情简直就像背景噪声，渺小得不会被人记住。尽管打烊时间早就过了，但酒保并没有关门。酒吧人来人往，小费颇为丰厚。
外面，隔着密歇根大道，警察骑马在公园里巡逻。他们声称在找惹祸精和颠覆分子，实际上只发现了成双成对的年轻人——在灌木丛中，在树荫下，在河滩上——这些年轻人的衣服脱到了不同程度，如胶似漆地纠缠在一起，甚至没有听见接近的马蹄声。他们在拥吻（或者更进一步），在格兰特公园的泥地上，在密歇根湖的沙滩上，做不可描述之事。警察叫他们滚蛋，男孩们不情不愿地蹒跚走开。要不是警察知道这些年轻人明天还会回来，喊叫，厮打，扔东西，挨揍，他们或许会觉得挺好玩的呢。今晚，肉欲的狂欢，明天，血腥的屠场。
连艾伦·金斯堡都从抑郁中找到了片刻的慰藉。他赤身裸体地坐在一个皮包骨头、二十来岁的希腊侍者的床上。那天下午，他在一家餐厅里与几位青年领袖密谋和策划，结果却发现了这个小伙子。金斯堡和青年领袖们猜测会有多少人参加游行。五千？一万？五万？他们问他怎么看，他给他们讲了个故事。
“两个男人走进一个花园，”他说，“第一个男人开始数杧果树和每棵树上结了多少颗杧果，计算整个花园的大约价值。第二个男人摘下水果开始吃。请问，这两个人谁更有智慧？”
孩子们都望着他，眼神空洞得活像羔羊。
“吃杧果的那个人！”他说。
他们不明白。话题进行到了当下的重大危机，市政府最终拒绝了他们在市区游行、在街头示威、在公园睡觉的申请。明天将会聚集起大量的人群，这些人除了在公园睡觉外无处可去。他们当然会去公园睡觉，他们当然会上街游行，因此他们讨论的是在缺少许可和资格的情况下，警方有多大的可能性会插手干涉。可能性是百分之百，他们认为。大诗人想集中精神，但他的大部分心思都在琢磨那位侍者如何让他回忆起他在雅典见过的一名海员。他曾经在一个夜晚走在骨白色卫城脚下的古老街道上，看见那名海员热烈而温柔地亲吻一个少年男妓，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在苏格拉底和赫拉克勒斯的土地上，这里所有的雕像都拥有光滑的肌肉。这个侍者面容酷似那名海员，有着相同的肉欲感觉。（大诗人对这种事的直觉向来很好。）大诗人吸引了侍者的注意，他问到他的名字，上楼去他的房间，脱光他的衣服：皮包骨头，但阳具硕大。这难道不是定律吗？事后他们偎依在被单下，他读济慈的诗给年轻人听。明天将开战，但今晚有济慈，有从窗口吹进来的微风，有这个年轻人，有这个年轻人温柔地握着他的手，轻轻地这儿捏一下那儿戳一下，就像正在挑水果。这一切都太美了。
此刻，费伊正在擦洗身体。她买了几本少女杂志，杂志众口一词地推荐新娘在成事前要认真、仔细、不懈地用各种介质清理身体：软布、海绵、指甲锉、粗浮石。她把本周一大半的食品预算花在了这些东西上，希望让自己遍体光滑，散发难以抗拒的芬芳。几个月来第一次，她想到了高中家政课教室里的海报。尽管远隔千里，但那些海报依然无比可怕，因为现在要成事的是她自己。塞巴斯蒂安很快要来了，而费伊依然在洗洗刷刷，还没有涂上某种气味浓郁的油膏，她担心这种软膏会刺痛皮肤，玫瑰和百合的香味强烈得让她想起殡仪馆。因为殡仪馆总是用大量花束掩盖象征着死亡的药剂气息。费伊买了香水、除臭剂、灌洗器，买了应该用来洗澡的浴盐、应该用来擦身的香皂、应该用来含着再吐出来的薄荷味酒精漱口水。她开始理解她为什么会低估磨光、擦洗、清洁、洗头所需要的时间了，挤出和涂抹各种新油膏和乳霜还没有计算在内呢。卧室地上满是漂亮的粉红色空纸盒。她不可能在塞巴斯蒂安敲门前做完所有事情。她还没有涂指甲，没有给头发定型，没有合适的带胸罩的运动上衣。这些细节全都是不能让步的，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她刚磨完左脚的老茧。她决定暂时放过右脚。要是塞巴斯蒂安注意到她一只脚有老茧而另一只脚没有，就只能希望他不会说出来了。她发誓要直到最后一刻才脱鞋。她希望到时候他就不会注意她的脚了。想到这里，想到她真的在这么做，她的心脏像鸟儿似的扑腾不休。她重新把注意力放在新买的美容用品上，它们能让性爱变得模糊、安全和抽象，仿佛某个营销的点子，而不是她的身体将要完成的行为。在约会的时候。今晚。
她有三种颜色的指甲油，都是紫色的变种：有“李子紫”“茄子紫”和更概念性的“宇宙紫”，她最后选的是“宇宙紫”。她给脚指甲涂指甲油，在脚趾之间塞好棉球，用脚跟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卷发器在加热。她用海绵蘸着小瓶装的奶油色粉底涂在脸上。用棉签掏耳朵。拔掉几根眉毛。把白色内衣换成黑色，然后又换回去，然后再换成黑色。她打开窗户，城市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她和其他人一样，感觉到了希望、乐观和肉体上的愉悦。
全城的人们都在这么做。或许曾经存在一个时刻，假如大家抓住这个机会，接下来的所有事情就有可能避免发生。假如每个人都深吸一口仿佛春天的富饶空气，意识到这是一个征兆。那么市长办公室就会向示威者下发他们申请了几个月的许可，示威者就会和平地聚集起来，不会投掷任何东西，也不会辱骂任何人，警察就会乐呵呵地在远处望着他们，示威者表达完和平愿望后会各自回家，不会留下瘀青、脑震荡、剐伤、噩梦和疤痕。
这么一个时刻或许存在，然而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却是这样的：
凌晨三点，他乘从苏福尔斯来的大巴抵达芝加哥——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漫无目标的漂泊者，来芝加哥很可能是为了参加游行，但具体原因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他衣衫褴褛——旧皮外套的衣领开裂，拎着用胶带纸补破口的旧行李袋，棕色鞋子的鞋底磨平了，肮脏的牛仔裤的底部是如今年轻人最喜欢的喇叭口。但真正让警察将他识别为敌人的是头发。刚过皮外套衣领的缠结长发，很久没有洗过的蓬乱头发，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从眼前撩开的长发，这个动作在受过军事训练的保守派看来非常女性化。娘娘腔，像同性恋。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动作会让他们怒火中烧。他撩开眼前的长发，拉到侧面，像魔术贴似的和胡须粘在一起。在警察眼中，他就像一个本地的嬉皮士。在他们眼中，长发已经给对话画上了句号。
但他不是本地人。他不具备本地反文化运动成员的可预测性。芝加哥左翼分子纵然有种种不好，但他们被逮捕的时候绝对不会折腾得太厉害。他们也许会用难听的词语骂警察，但他们对手铐的反应大体而言都很小，通常只是恼人的不配合，偶尔上升到整个身体的瘫软。
从苏福尔斯来的年轻人却拥有另一套理念。他的人生中发生过一些黑暗而真切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来芝加哥。他在芝加哥是个陌生人。他孤身一人。也许他听说了抗议的消息，想参与一场对苏福尔斯而言异常遥远的社会运动。生活在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小地方，你可以想象他心中的孤独。也许他遭受了骚扰、嘲弄、霸凌、殴打。也许他不得不反抗警察或“地狱天使”（所谓“不爱就滚”文化的自封捍卫者）的暴行，而且不止一次。也许他已经受够了。
真相是没有人知道他遇到过什么事，导致他在旧皮外套的口袋里藏了一把六发左轮手枪。警察在宛如春季的蓝黑色凉爽凌晨拦住了他，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拔枪射击。
他肯定不知道芝加哥正在发生什么，不知道警察如何认真看待每一个闲逛的危险分子，不知道连值两个甚至三个班次的警察如何烦躁，不知道嬉皮士宣称要在全市的饮用水里投入LSD致幻剂让整个芝加哥嗨上天，尽管需要五吨LSD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但警方依然向全市所有的供水泵站派驻了警察，不知道警察已经带着防爆嗅弹犬在康拉德希尔顿饭店巡逻了，因为嬉皮士威胁要炸掉副总统及全体代表下榻的这家饭店。据说嬉皮士计划假扮司机去机场绑架代表们的妻子，让她们吸迷幻药，和她们发生不可描述的关系，因此警察直接从跑道护送贵宾离开。威胁多得数不胜数，那么多的情况，那么多的可能性，警察不可能一一响应。举例来说，你该怎么阻止嬉皮士剃掉胡须和长发，换上正常衣服，用伪造的身份混进圆形剧场后引爆炸弹呢？你该怎么阻止他们学习奥克兰的榜样，聚集起来掀翻马路上的汽车呢？你该怎么阻止他们学习巴黎的榜样，筑起工事，攻占全城的每一个街区呢？你该怎么阻止他们学习纽约的榜样，占领一座建筑物呢？你又该如何当着新闻记者的面把他们从建筑物里驱逐出来，而记者只知道恶意攻击警方野蛮执法能卖掉许多份报纸？反恐斗争的悲哀逻辑弄得他们神经过敏——警察必须为所有可能性做好准备，而嬉皮士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