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我的天，你能想象那家伙组织一场吸草节吗？一千万人？哈，好笑。”
“我不认为他真的想组织一场吸草节，”费伊说，“我认为他只是想确认自己并不孤独。我觉得他似乎很寂寞。”
塞巴斯蒂安假装惊讶地望着她：他歪着头，挑起一侧眉毛，继续微笑。
“我认为他是个傻蛋。”他说。
“不。他只是在找伙伴，他在他们身边可以做他自己。我们谁不是呢？”
“哈，”塞巴斯蒂安盯着她看了几秒钟，“你和其他人不一样，对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擦掉额头的汗珠。
“你很真诚。”塞巴斯蒂安说。
“是吗？”
“安静，但很真诚。话不多，但一开口就说真心话。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说个不停，但一句实话都没有。”
“我应该说谢谢？”
“另外，你脸上全是油墨。”
“什么？”
“油墨，”他说，“脸上全都是。”
她望向指尖，报纸的油墨染黑了指尖，她一下子明白了。“哦，不。”她说，从背包里翻出化妆包。她打开带镜小粉盒，从镜子里看见发生了什么：额头、面颊和太阳穴上，凡是她擦过汗的地方，都留下了一道一道的黑色印痕。这种时刻有可能毁掉她的一天，这种时刻通常会引发胸口发紧和惊恐发作，因为她在陌生人面前做了蠢事。
然而，此刻却不一样，此刻发生的事情让她也大吃一惊。她没有惊恐发作，而是放声大笑。
“我变成斑点狗了！”她叫道，哈哈大笑。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笑。
“都怪我，”塞巴斯蒂安说，递给她一块手帕，“我该用更好的油墨。”
她擦掉脸上的污渍。“对，”她说，“确实怪你。”
“陪我走走吧。”他说。他把费伊拉起来，两人离开树荫，走向校园，费伊的脸蛋干干净净，容光焕发。“你真有趣。”他说。
费伊觉得像是没了重量，很开心，甚至有点轻飘飘的。她这辈子第一次有人说她有趣。她说：“先生，你记性很好。”
“是吗？”
“你记住了我的名字。”她说。
“哦，嗯，你给我留下了印象。因为你在集会上说的话。”
“我说话没过脑子，直接脱口而出了。”
“但你说得对，这个理由站得住脚。”
“胡说。”
“你的意思是，有时候一个人想要性，和她们的政治主张刚好背道而驰，因此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不自在。另外，那伙人喜欢揪住害羞的人不放。你当时似乎掉进了一个大麻烦。”
“我不是害羞，”她说，“只是……”她停下来寻找合适的字眼，用准确而容易理解的方式形容自己，然后完全跳过了自我辩解这一步。“谢谢你替我解围，”她说，“感激不尽。”
“没什么，”塞巴斯蒂安说，“我看见了你的玛阿。”
“我的什么？”
“你的玛阿。”
“玛阿是什么？”
“我在西藏学到的知识，”他说，“我去国外探访了一个教派的僧侣，他们是全世界最古老的佛教团体之一。我想见他们是因为他们解决了人类移情的问题。”
“我怎么不知道这里存在问题需要解决？”
“当然存在。问题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真的感觉到。因为移情远不是理解他人情绪那么简单的事情，因此移情这种体验不仅属于意识，还属于肉体，肉体像调音叉似的振动，响应他人的悲伤和苦痛。例如，你在你素昧平生的人的葬礼上哭泣，见到吃不饱的孩童让你的身体感到饥饿，看空中飞人表演时你觉得头晕目眩。等等等等。”
塞巴斯蒂安望向费伊，想确定她感兴趣。“继续说。”费伊说。
“好。那么，沿着这条思路走向结论，我们会发现移情成了一种纠缠的印象，一种难以达到的状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我，我们都是不同的个体，没有谁能够真的成为另一个人，这就引出了移情的最大难题：我们能够接近但不可能领悟它。”
“就像光速。”
“没错！大自然拥有一些固有的限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触及它们，完美的人类移情就是其中之一。但这些僧侣解决了这个难题，办法就是玛阿。”
费伊听得如痴如醉。因为有个年轻男人在说这些话题，而且还是在对她说。没有人曾用这种语气对她说过话。她想伸出胳膊搂住他，她想哭。
“你可以把玛阿视为情绪的所在，”塞巴斯蒂安说，“它存在于你的躯体内部深处，胃部附近的某个地方——所有的欲望，所有的渴求，所有的爱、激情与色欲，一个人所有的秘密愿望和需要，全都在你的玛阿里。”
费伊用手掌按住腹部。
“对，”塞巴斯蒂安微笑道，“就在那儿。所谓‘看清’一个人的玛阿，就是理解这个人的欲望——不需要你问，也不需要他说——然后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后半部分同样重要，只有为此做了些什么，‘看清’才会变得完整。因此，男人只有在无须请求的情况下满足女人的欲望才算是‘看清’了它们。女人只有在不需提示的情况下拿食物给饥饿的男人才算是‘看清’了他的玛阿。”
“好的，”费伊说，“我明白了。”
“我热爱的正是移情中的这种主动，也就是一个人必须对另一个人做出超越天然关系的事情。他还必须主动完成这些事情。”
“移情只有通过行动才有可能实现。”费伊说。
“对。我在集会上看见那群人开始挑剔你，于是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这样我就看清了你的玛阿。”
他们来到一片空地，费伊正要向他道谢，却看见前方聚集着一群人，听见了人们的吟唱。两人散步的路上，逆时针绕过行为科学大楼，沿着你在校园里必须采取的曲折路径移动时，她一直能听见轻微的喧闹声。塞巴斯蒂安讲述移情、僧侣和如何看清她的玛阿时，喧闹声变得越来越响。
“那是什么声音？”她说。
“哦，抗议活动。”
“什么抗议活动？”
“你不知道？到处都贴着海报。”
“我大概没注意到。”
“抗议化学之星的活动。”他说，两人走进大学行政楼这个庞然大物门前的院子，行政楼是校园里目前最高大、最让人望而生畏的建筑物。圈大的建筑物以三层矮楼为主，但行政楼是个三十层的怪物。你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它，它屹立于树木之上，顶上比底下更肿胀——没有个性，方方正正，犹如暴君。看起来就像浅褐色的水泥外骨骼附着于尺寸稍微小一点、颜色稍微棕一点的另一幢建筑物上。这幢楼和校园里的其他建筑物一样，窗户也小得容不下一个人。只有最高一层除外。整个校园只有一扇窗户似乎宽敞得可以用来跳楼，它就可疑甚至热情地踞于全校园的最高点——行政楼的最高一层——这个事实让比较愤世嫉俗的学生觉得既恶毒又凶险。
示威者是几十名学生，长须长发，怒气冲冲，他们聚成一群，朝一幢楼高喊口号，朝这幢楼里的行政人员、官僚和校长高喊口号，他们手里的标语牌上画着化学之星的徽标，徽标滴出鲜血或被打上红叉。费伊太熟悉这个徽标了：它就绣在她父亲工作服的胸前，颜色明艳的字母C和S互相交织。
“化学之星干什么坏事了？”她说。
“他们制造凝固汽油弹，”塞巴斯蒂安说，“屠杀妇女和儿童。”
“不可能！”
“真的！”塞巴斯蒂安说，“大学购买他们的清洁用品，所以我们才会抗议。”
“他们制造凝固汽油弹？”她说父亲从没提过这个。事实上，他对工作的事情向来只字不提，从来不说他在工厂里做什么。
“那是苯和聚苯乙烯的混合物，”塞巴斯蒂安解释道，“做成凝胶后加入汽油，就会变成极易燃烧的黏稠液体，烧得越共皮焦肉烂。”
“我知道凝固汽油弹是什么，”费伊说，“但我不知道那是化学之星制造的。”
费伊长大和念书靠的都是化学之星的薪水，此刻她不敢告诉塞巴斯蒂安，以后恐怕也做不到。
而塞巴斯蒂安只是望着抗议人群，似乎没有注意到她的不安。（他已经停止去看她的玛阿了。）塞巴斯蒂安望着人群边缘的两名记者：一名文字记者和一名摄影师。文字记者没有在记录，摄影师也没有在拍照。
“来的人数不够，”他说，“没法上报纸。”
这群人只有三四十个，叫得很凶，他们举着牌子绕圈，吟唱：“杀人犯，杀人犯。”
“几年前，”塞巴斯蒂安说，“十几个人示威就能帮你在第六版弄到十厘米见方的版面了，但如今人们见惯了抗议活动，标准已经改变。每一场抗议都让下一场变得更加稀松平常。这就是新闻业的大缺点：一件事发生得越频繁，就越不值得报道。我们不得不遵循股票市场的规律：持续不断、永不停止的增长。”
费伊点点头。她在想老家的化学之星广告牌：让我们美梦成真。
“我觉得有个办法能保证这件事上报纸。”塞巴斯蒂安说。
“什么办法？”
“有人被捕。屡试不爽，”他转向费伊，“很高兴和你聊天。”
“谢谢。”她心不在焉地说，脑子里还在想父亲，想他下班回来时身上的气味：有点像汽油，还有一些其他气味，令人窒息的刺鼻气味，像是汽车尾气或热沥青。
“希望很快能再次见到你。”塞巴斯蒂安说，拔腿跑向人群。
费伊吃了一惊，大喊：“等一等！”但他跑得飞快，冲向人群附近的一辆警车。他跳上警车的引擎盖，再一步跳上车顶，向天空举起拳头。学生们疯狂欢呼。摄影师拼命按快门。塞巴斯蒂安上下蹦跳，在车顶留下凹痕，他转身望向费伊。他朝费伊微笑，盯着她的眼睛，直到警察抓住他，警察的动作很快，他们把他拽回地面，给他戴上手铐，塞进车里走了。
第40章
塞巴斯蒂安被重重地按在警车上，下巴撞在引擎盖上。警察很粗鲁。费伊想象他这会儿在牢房里，下巴瘀肿。他需要有人帮他用冰块敷下巴，换绷带，按摩酸痛的后背。费伊想着有没有人——某个特殊的人——能帮他做这些。她发觉自己希望他没有。
她的作业摊在床上。她在读柏拉图。《理想国》，是一部柏拉图的对话录。她读完了布置下来的阅读材料，她知道了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寓言里的人活在寓言里的洞穴中，只能看见真实世界的投影，相信投影就是真实的世界。柏拉图的意思大体是说，我们心目中的世界未必符合现实中的世界。
她读完了布置的作业，此刻在读教授没有指定要读的另一个章节。整本书里只有这一章是教授没有指定要读的，似乎有点古怪。然而，这会儿读到一半，费伊大致明白了。在这个章节里，苏格拉底在向一群年长的男教授如何吸引非常年轻的男孩。目的是满足性欲。
苏格拉底的建议是什么呢？绝对不要赞扬那个男孩，他说。不要求爱，不要讨好他。假如你称颂一个美丽的男孩，他说，男孩就会自视过高，变得难以捕获。你这个猎人会吓走你的猎物。你说一个有魅力的人有魅力，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丑陋。因此最好完全不要赞许他，语气不妨稍微刻薄一点。
费伊琢磨着这会不会是真的。她知道每次亨利说她美丽，她都会更加认为他是多么可怜。她因此厌恶自己，但或许苏格拉底说得对。也许最好不要把欲望说出口。她无法确定。有时候，费伊希望她能过上另一种平行的人生，除了她做出的决定外，其他的一切都完全相同。在那种人生中，她不需要这么担惊受怕。她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亲吻男孩，不用担心名声，尽情看电影，不再痴迷于考试和作业，和其他女孩一起洗澡，穿最时髦的衣服，和嬉皮姑娘们坐一张桌子，仅仅为了找点刺激。在那种更有意思的人生中，费伊不必担心任何后果，那会是多么美妙、愉快啊。她这样畅想了十秒钟后觉得这想法太过荒谬。那完全超出了她的能力。
因此，今天的巨大成功——与塞巴斯蒂安相处时愉快而坦诚的困窘时刻——才是如此美好的一个突破。她在一个年轻男人面前让自己陷入困窘，居然还能放声大笑。她涂得满脸都是油墨，发现后却没有惊恐，甚至没有感觉到惊恐，即使此刻也没有执着于这件事，没有被它吞噬，没有在脑海里重现那一刻，没有一遍又一遍地重演那段经历。她决定她必须更深入地了解塞巴斯蒂安。她不知道她该说什么，但她必须更深入地了解他。她也知道该去哪儿了解他。
艾丽丝住在隔壁紧挨着消防通道的拐角套房里，那儿是时代青年的避难所，他们大部分是女性，大部分是费伊在集会上见过的那种人，半夜三更跟着唱片号叫，扎堆抽大麻。费伊朝房间里张望（房门几乎总是敞开），几张脸转过来看她，但其中没有艾丽丝。她们说她有可能在“民众法律”，她在那儿有个管理图书的没薪水的职位。
“民众法律是什么？”费伊问，三个姑娘面面相觑。费伊意识到她害自己丢脸了，泄露了自己是个平凡人的事实。这种事总是发生在她身上。
“他们帮助因为抗议示威而被捕的人。”一个姑娘解释道。
“把他们从监狱里弄出来。”另一个姑娘补充道。
“哦，”费伊说，“他们能帮助塞巴斯蒂安吗？”
姑娘们再次微笑。还是那种微笑，但这次有了新的心照不宣的意味。某些事情众所周知，只有费伊除外。
“不需要，”一个姑娘说，“他有他自己的办法。你不用担心塞巴斯蒂安。他被捕了，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出来。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是魔术师。”另一个姑娘补充道。
她们给了她民众法律的地址，那个地址是一家五金店，挤在一幢破旧的两层公寓楼的底层。这幢楼上辈子是一幢金碧辉煌的维多利亚式住宅，如今被分隔成迷宫般的小间，作为住宅或办公室对外出售。费伊四处寻找标牌或大门，却只找到了一般五金店应有的储物架：钉子、锤子、胶皮管。她怀疑那些姑娘是不是给错了地址，要么就是她们在戏弄她。木地板吱嘎作响，她能感觉到地板向最沉重的储物架弯曲和倾斜。她正要离开，店主——一个瘦高的白发男人——问她在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