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丝侧着头问：“你喜欢吗？”
“有时候吧。我说不清。不，不喜欢。”
她忘乎所以了。她被这个时刻所吸引：所有人都在谈论性爱和裸体，所有姑娘都那么兴奋，她想象自己站在家里卧室的观景大窗前，想象皮肤黝黑的陌生人路过看见她，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她脱口而出：也许她们就喜欢呢。
“你喜欢演给男人看吗？”艾丽丝问，“炫耀你的奶子，于是他们就会更喜欢你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叫什么？”有人问。
“费伊。”她说，姑娘们等她开口。她们望着她。她多么想夺门而出，但那样会引来更多的注意。她蜷成一个球坐在那儿，绞尽脑汁想能说点什么。这时，塞巴斯蒂安从暗处走出来，拯救了她。
“很抱歉打断诸位，”他说，“但我有件事要宣布一下。”
他一开口，众人仁慈地忘记了费伊。她坐在那儿，心潮澎湃，听着塞巴斯蒂安说话——他在说即将开始的抗议活动，市政府不肯批准他们占据公园，但活动还是要按计划举行。“记得转告你们的朋友，”他说，“叫上所有人。我们要聚集十万或更多的人。我们要改变世界。我们要结束战争。没有人会去工作。没有人会去上学。我们要让这座城市停止运转。在每一个路口唱歌跳舞。猪猡们不可能阻止我们。”
听他提到猪猡，条子放声大笑。
因为他们在监听。
他们挤在南边几公里之外的一间小办公室里，这个所谓的“作战室”位于国际圆形剧场的地下室里，他们在这里监控全市有可能存在的非法活动。今晚，警探在通过无线电监听塞巴斯蒂安的号召和姑娘们空洞无物的闲聊。他们在拍纸簿上记录，评论大学生怎么会如此愚蠢和轻信。《芝加哥自由之声》的办公室已经被窃听了多久？多少个月来着？这些年轻人居然完全不知道。
圆形剧场外是许多屠宰场——芝加哥著名的联合牲畜场，警察走向所谓“作战室”的路上能听见动物的叫声，牛和猪最后的哀号。有些警察一时兴起，爬上围墙向里看，见到铁钩和小车将动物拉离地面，送去处死和分尸，地上满是内脏和粪便，工人不知疲倦地砍开肢体和喉咙——一切都是那么恰如其分。屠夫的弯刀给警察一种透彻感，一种意图的纯粹感，赋予他们的工作某种不言而喻但有帮助的引导性隐喻。
警察监听并记录下所有对话，记下可供起诉的威胁：号召暴力对抗，煽动言论，共产主义宣传，而今晚，他们又有了特别的收获——一个名字，一个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名字，一个新人：费伊。
他们望向新人，他站在角落里，手里拿着记事簿：查理·布朗警员，最近刚从巡警提拔进“红色分队”。他点点头，写下这个名字。
“红色分队”是芝加哥警察局的秘密反恐情报机构，创建于1920年代，目的是监控工会组织者，1940年代扩张，将共产主义者纳入监控范围，如今主要处理以学生和黑人为主的激进左派对国内安全造成的威胁。这是一份光荣的工作，布朗意识到有些年长的警员不怎么认可他和他的晋升：他太年轻，精神过于紧张，短暂的职业生涯乏善可陈。到目前为止，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痛揍脑子进水的嬉皮青年，理由可以是最轻微不过的违法行为（流浪、乱穿马路、违反宵禁），以及用模糊的法律条规打击公开猥亵。作为巡警，他的任务是骚扰他们，希望嬉皮士在不厌其烦之下能主动放弃，去另一片城区或干脆另一个城市。芝加哥就不需要应付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这一代人了。无疑是最糟糕的，尽管他也属于这一代人。他比他痛揍的那些年轻人大不了多少。但制服让他觉得自己年龄更大，除了制服，还有平头、妻子、孩子和养老金，还有他更喜欢去安静的地方，例如不放音乐的酒吧，你在那只能听见嗡嗡的交谈声和偶尔响起的台球碰撞声。还有教堂。去教堂，在教堂里见到其他的巡警：这是一种兄弟情谊。他们是信奉天主教的男人，守护邻里的汉子。你看见他们，拍他们的后背打招呼。他们是好男人，喝酒但不酗酒，对老婆好，自己修房子、造东西，偶尔打扑克，定期付按揭。他们的老婆彼此认识，孩子们一起玩耍。他们从小就住在同一个街区。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也住在这儿。他们曾是爱尔兰人、波兰人、德国人、捷克人、瑞典人，但现在都是百分之百的芝加哥人。市政府发他们养老金，因此对附近想安顿下来的女性来说是个好选择。他们彼此爱护，他们爱这座城市，爱美国，不是小孩子宣誓效忠的那种抽象的爱，而是发自肺腑的爱——因为他们很快乐，他们享受生活，他们过得很成功，他们辛勤工作，养育子女，送孩子去该死的学校。他们曾经看着父辈养育自己，和所有的男孩一样，他们也担心被比较。但他们还是在努力，努力生活，并为此感谢上帝，感谢美国，感谢芝加哥市政府。他们要得不多，但他们的愿望都实现了。
面对这些事情，你很难不从个人角度去思考问题。新生的坏风气吹进你的街区，你很难不觉得这是冲着你来的。这就是个人角度。布朗警员的祖父搬进这片街区时非常年轻。他以前名叫切斯拉夫·布朗尼考夫斯基，乘船登陆纽约时被美国移民局官员起名查尔斯·布朗。家族每一代的长子都继承了这个名字。尽管自从孩子们在一年级左右开始看那部该死的漫画[1]后，他就没少被取笑，但他依然喜欢这个名字——这是个好名字，一个美国式的名字，合并了他家族的过去和未来。
这是一个融入社会的名字。
因此，假如有个外地毒虫、反战流氓、长发嬉皮怪人从早到晚坐在人行道上讨要零钱，吓得老妇人魂不守舍，这当然是个人看法。他们为什么不能融入社会？对黑人来说至少还算合理。假如黑人不喜欢美国，好吧，他还能理解他们的思路。但这些年轻人，这些中产出身的白种年轻人，喊着反美的口号——谁给你们这个权利的？
因此，他的工作很简单：找到城市里的坏分子，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骚扰他们。稍微越界一点也没关系，只要在不会危及养老金或害得市政府和市长丢脸的范围内。对，偶尔会有人跳上电视，通常是东海岸的白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那种人，指控芝加哥警察粗暴野蛮，妨碍公民行使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等等等等。但根本没人在意。有个说法：芝加哥的问题，芝加哥的解决手段。
举例来说，一个“垮掉的一代”小子凌晨两点步行穿过你的辖区，你很容易就能因为违反宵禁令而抓他。众所周知，这种货色很少有人随身携带证件，因此他们说“宵禁令不适用于我，条子”。你可以回答“证明一下”，而他们当然无法证明。太简单了。于是，他们只能在拘留所度过难熬的几个小时了，慢慢领悟你想传达的消息：你们在这儿不受欢迎。
这份工作其实很适合布朗警员——他知道自己的天赋和局限，他没有野心。他满足于当一个巡警，直到偶然认识并赢得了一名嬉皮领袖的信任，他告诉指挥官说他“与一名学生激进分子领袖取得了联系”，而且“已经渗透进了地下组织”，请求调入红色分队——特别是调查芝加哥圈大反美活动的小分队——他们不情愿地答应了。（警队里还没有人员打入圈大，那些学生能轻而易举地分辨出假货。）
红色分队监听特定的房间和电话，偷拍照片，尽其所能破坏反战的极端组织。他认为这升级了他在街头的工作，也就是骚扰和拘捕嬉皮士，只是现在改为秘密做事而已，使用的战术几乎超出了所谓法律的边界。举例来说，他们扫荡了左派激进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的办公室，抢走了档案，砸烂了打字机，在墙上喷了“黑人力量”以误导学生。这么做似乎不太符合道德，但按照他的看法，他的旧工作和新工作之间唯一的变化就是手段。他觉得道德价值恐怕是相同的。
芝加哥的社会问题，芝加哥的解决手段。
此刻他得到了一份礼物：一个新名字供他调查，一个新近抵达圈大的激进分子。他把这个名字写在记事簿上。旁边加上一颗星。他很快就会了解这个费伊是什么人了。
第39章
费伊，室外，草地上，校园里一棵大树的树荫下，把报纸轻轻地放在大腿上。她抚平报纸的褶皱，将已经卷曲的边角向回折。这份报纸感觉不像普通的新闻纸——相比之下更硬也更厚，甚至有点像蜡纸。未干的油墨弄脏了她的指尖。她在草地上擦了擦手。她看着报头——总编：塞巴斯蒂安——露出微笑。塞巴斯蒂安不留姓氏的做法既厚颜无耻又扬扬自得。他有足够的名气，因此他在公众中可以只用名字，就像柏拉图、伏尔泰、司汤达、崔姬[2]。
她打开报纸。正是塞巴斯蒂安昨晚忙着印刷的那一期，全是写给编辑的信件。她开始阅读。
亲爱的《芝加哥自由之声》，
你喜欢躲避条子和其他盯着我们批评我们的人吗？就因为我们的服装和发型？我想说我曾经害怕他们，但现在不了。我和他们交谈，说服他们喜欢我，和我交朋友，然后告诉他们我抽大麻。假如他们喜欢你，他们或许会和你一起抽，听你说话。你将让我们的队伍再增加一个人，而我们的数量正在持续增加，我估计全美国有一半人在抽大麻，而缉毒局还以为我们全都是精神病，哈，哈。
今天很热，阳光灿烂，小虫乱飞：蚊蚋直往她脸上撞，眼睛和纸页之间多了几个黑点，就像标点符号在逃离报纸。她驱赶开虫子。她单独坐在草地上，周围没有其他人。她在校园东北边找到了一个安静的角落，被一段树篱与人行道隔开的一小片草丛，位于新建的行为科学大楼背后，这幢楼大概是整个圈大最遭人唾弃的建筑物。所有的宣传册都会提到它，声称它根据场论的几何原理来设计，按照宣传册里的说法，它全新的结构旨在打破昔日建筑结构中所谓的“方形霸权”。堪称时代先锋的结构摒弃了方形，带内切圆的八边形彼此重叠搭成网格。
这个形状为什么在建筑哲学上比方形更好，宣传册一个字也没解释。但费伊能猜到：方形过时、传统、古老，因此就是坏的。她觉得，在这个校园里，无论是对于学生还是建筑物，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循规蹈矩。
因此，行为科学大楼非常摩登，有许多棱角，在实际生活中是一团让人挠头的乱码。互相连接的蜂巢结构打破了全部直觉，走廊曲里拐弯，你走不出三米就必须面对选择方向的难题。费伊的诗歌课教室在这幢楼里，光是找到正确的教室就耗尽了她的耐心和空间知觉。有些楼梯哪儿也不通，尽头只是墙壁或上锁的门，而另一些楼梯通往狭小的楼梯平台，与另外几条楼梯交会，但所有的楼梯看上去都一模一样。看似死胡同的通道实际上出乎意料地连接着另一块区域。你能从二楼看见三楼，却找不到去三楼的明显路径。所有东西都修成环形和斜角，确保无论什么人进来都会迷路，每一个初次走进这幢楼的人都是满脸困惑，他们企图在左右这些概念几乎失效的地方寻找方向。
这里不像学生学习行为科学的场所，更像行为科学专家研究学生的实验室，看学生能在这个荒谬的环境中忍耐多久而不发疯。
因此绝大多数学生对它避而远之，反而成了费伊独自阅读的好地方。
周围的人觉得你脑子不正常？我是说，你属于那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对不？我是说，你们都吸大麻对不对？我当然吸。我工作勤奋认真，邮局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上我。我的同事都知道我吸，我是说，他们总问我是不是有某盒茶叶闻着像大麻。今天我真找到了一种像的，他们大多数人都想闻一闻。于是咱就包裹好寄走了。收到包裹的人这会儿估计已经吸上了。他肯定很享受咱的小包裹。说不定正在读咱的小宣言。朋友你好哇。
附近的动静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抬起头，有点担心。假如某个老师看见她在读《芝加哥自由之声》，假如负责管理奖学金的校方行政人员看见她在读鼓吹吸毒、支持越共、反体制的“街头报纸”……唔，他们会对她产生一些不怎么令人愉快的想法。
因此，当眼角余光瞥见一条人影逐渐走近，她立刻从报纸上抬起头。她只看了一眼就意识到这个人不是老师也不是行政人员。他的发型太张牙舞爪了，不可能是那两种人。大家传来传去的名词是拖把头，但他的头发早就超越了拖把，仿佛一朵盛开的花朵，肆意生长。费伊望着他走近，她的脑袋快要塞进报纸了，免得他发现她在盯着自己看，他越走越近，五官变得清晰，费伊意识到她认识这个人。他就是昨晚集会上的那个小伙子，塞巴斯蒂安。
她撩起头发，擦掉额头的汗珠。她举起报纸遮住脸。她用背部贴紧墙壁，还好这幢楼有那么多凸出和转角。也许他会径直走过去呢。
我更愿意和蠢条子分享同一根大麻卷，而不是每次看见他们就落荒而逃，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我是说，假如所有人都吸，岂不是皆大欢喜？没有争斗也没有战争！只有一大群快活的人类。这个念头太荒诞了，对吧？
她把脑袋埋进报纸——她意识到这个动作非常可悲，就像鸵鸟。她听见塞巴斯蒂安踩着草坪的脚步声。她觉得面颊的体温升高了十摄氏度。她感觉到太阳穴冒出汗珠，她用手指擦掉汗水，攥紧报纸，举在眼前。
你们这些人，我的同胞，我是说我们所有人，该怎么团结起来呢？我是说至少一千万美国人——好吧，也许只有九百万。我当然想和你们这些好人握手。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地点，举办咱们盛大的“吸草节”，让他们知道咱们到底有多少人。
脚步声停下了。随后重新响起，越来越近。他在走向费伊，费伊用力呼吸，擦掉额头的水汽，默默等待。他来到近处了——可能是三米开外，可能是一米半。报纸遮住了她的视线，但她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假装他不存在未免有点可笑。她放下报纸，看见他在微笑。
“哈喽，费伊！”他说。他蹦蹦跳跳地跑过来，在她身旁坐下。
“嗨，塞巴斯蒂安。”她答道，点了点头，露出最真挚的微笑。
他看起来很英俊，甚至像个职业人士。他微笑。她记得他叫什么，这似乎让他很高兴。疯狂科学家的白大褂脱掉了，此刻他穿着合身的西服上衣（中性米色，灯芯绒）、纯白色的衬衫、海军蓝的细领带和棕色正装长裤。他看起来很体面，符合大众的标准，除了发型（太长，太凌乱，太蓬松），完全是个好男生的料子，你甚至可以领着这么一个他去见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