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后来怎么了？”
“不知道。那是很久以前了，1968年，抗议一结束我就退出了社会运动。后来也没关注其他人的下落。”
艾丽丝拔出来的葱芥高约三十厘米，长着绿色的心形叶片和小白花。在未经训练的眼睛里，它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地面灌木，没有任何出奇之处。问题在于它们生长得太快，抢走了其他地面植物的阳光，连小树苗也难以幸免。它们没有天敌，本地的鹿群除了葱芥什么都吃，任由这种植物自由自在地繁殖。葱芥还会释放出化学物质，杀死其他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土壤细菌。换句话说，葱芥是完美的植物恐怖分子。
“我母亲参加那场运动了吗？”萨缪尔说，“她是，怎么说呢，激进的嬉皮士吗？”
“我是激进的嬉皮士，”艾丽丝说，“你母亲绝对不是。她只是个平平常常的年轻人。她更像是被拖进来的，违背了她自己的意愿。”
艾丽丝想起年轻时信奉理想主义的自己：拒绝拥有任何东西，拒绝任何财产，拒绝锁门和带现金。那些疯狂的行为，她现在连想都不愿意想了。年轻时的自己担心随财产而来的麻烦——领地意识，忧虑，得失，当你拥有宝贵的物品，这个世界的样子就会改变：世界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威胁，随时准备夺走你的财产。是啊，她后来在印第安纳的山丘间买下这幢屋子，塞满了她的各种物品，每一扇门上都有锁，她用沙袋垒墙以阻挡湖水，她给房屋清扫、抛光和上漆，雇用杀虫队和包工队，拆旧墙，砌新墙，这个家自然而然地逐渐成形，就像维纳斯从大海中诞生。对，没错，她过去的激进主义热情如今全都倾注在了其他的事情里，例如挑选完美的吊灯，优化理想的厨房工作流，打造绝妙的嵌入式书架，寻找最安抚心灵的主卧室色调搭配，其中完美地融合了她在冬日清晨望向湖水时见到的那种蓝色。那些时刻的湖面覆盖着冰雪，微光闪烁，呈现出（名词取决于她使用的涂料色样）“冰蓝”“水蓝”“蓝铃花蓝”或所谓“高空蓝”的美妙灰蓝色。她如今在乎的就是这些事情。是的，没错，有时候愧疚和悔恨会像闪电似的袭上心头，因为让她感兴趣的是这些曾经的人生苦恼，而不是她二十岁时打算为之奉献生命的和平、正义和平权运动。
她的结论：你二十岁时对自己的看法有八成会被证明是错误的。问题在于你要到很久以后才有可能知道哪个微小的部分是真实的。
“是谁把她拖进去的？”萨缪尔说。
“没有特定的谁，”艾丽丝说，“所有人。只是因为当时的各种事情。你要知道，那个时代实在太容易让人激动了。”
对艾丽丝来说，她那一小部分真实的自我，是她想找到值得她相信和献身的东西。她年轻时见到人们成家后退守住所，无视世间的巨大问题，她打心眼里厌恶这种人：机器里的中产齿轮，不会思考的绵羊庸众，自私自利的混蛋，视线从不越过自家的地界。他们的灵魂，她心想，肯定是渺小而干瘪的东西。
但后来她成长了，买了屋子，有了恋人，领养了几条狗，她照料她的土地，用爱和生活填充住所，她意识到了年轻时的错误：这些事情并不会让人变得渺小。事实上，这些事情似乎反而拓展了她。选择少数几样非常私人的事情，将心思全都投注进去，她从没觉得这么充实过。说来矛盾，减小关注的范围反而让她更加慷慨，更有能力去爱和共情，甚至更加和平与公正。这就区分开了自发去爱（因为社会运动要你这么做）和爱你真正爱的事物。爱，真正的、慷慨的、不计回报的爱，能够为更多的爱创造空间。自由给予的爱能够自我增殖。
然而，听见社会运动时的故交说她“出卖了自己”，她还是不免觉得有些刺痛。这是最可怕的一种指控，因为它无疑是正确的。但她该怎么解释出卖自我并不都是一个样呢？她出卖自我换取的并不是金钱？她在出卖自我后时常能感觉到她在革命岁月中从未感觉到的激情？她无法向他们解释这些，他们听不进去。他们依然抱持着当年的信条：毒品，性爱，抵抗。哪怕毒品一个接一个地杀死他们，哪怕性爱开始变得危险，但他们依然在其中寻找答案。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抵抗已经变得可笑。警察揍他们的时候，群众会为之欢呼。他们以为他们在改变世界，结果却帮助了共和党的尼克松当选。他们觉得越南战争难以忍受，拿出的答案却是让自己变得难以忍受。
那时候比战争更不受欢迎的东西就是反战运动。
这个真相显而易见，但他们全都视而不见，对自己的正当性深信不疑。
她尽量不去想这些事情，斩断她和过去的联系。大多数时候，她脑子里只有狗和葱芥。但偶尔还是会有一些东西跳出来，提醒从前那段生活的存在，比方说费伊·安德烈森的儿子来到山丘间找她问这问那。
“你和我母亲，”他说，“你们关系近吗？你们是朋友吗？”
“算是吧，”她说，“但我和她不是特别熟。”
他点点头，似乎很失望。他本希望能知道更多的事情。但艾丽丝能说什么呢？她这些年一直在想费伊？费伊留下的记忆很短，却始终陪伴和刺痛着她？因为这就是真相——抗议结束后，费伊立刻就离开了，艾丽丝一直觉得她该为此负责。她保证过要照顾好费伊，但事态超出控制，她失败了。她一直不知道费伊遇到了什么事情。她再也没有见过费伊。
不存在更可怕的痛苦了：同等分量的愧疚和悔恨。她将这段过往和年轻时犯下的其他错误一起埋进山丘间的野地。此刻，她不会再把这些往事挖出来，哪怕是为了这个显然无比需要它们的男人。他母亲的话题就像一根他不可能拔掉的肉刺。她抓起一小株葱芥向外拔，用力不太大，轻轻转动手腕，让根系与土壤分开。她早就练熟了这套手法。两个人之间的沉默保持了好一会儿，除了从泥土里拔出葱芥的声音外，耳畔只有附近湖水的拍岸声，还有一种鸟叫出啊啊，啊啊，啊啊的声音。
“就算你全搞清楚了，”艾丽丝说，“又有什么用处呢？”
“什么意思？”
“就算你知道了你母亲的往事，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大概因为我希望往事能提供答案，关于她做过的所有事情。再说她麻烦缠身，也许我能帮她。有个法官似乎下定决心要送她去坐牢，好像他特地从退休中回来折磨她。尊敬的查理·布朗大人，可尊敬个屁。”
艾丽丝猛地一惊，从葱芥上抬起视线。她把半满的垃圾袋放在地上，摘掉手套——特制的橡胶手套，不会沾上葱芥的种子。她走向萨缪尔，因为穿着雨靴，所以步子迈得大而笨拙。
“他叫这个名字？”她在萨缪尔面前站住，问，“查理·布朗？”
“很好笑，对吧？”
“哦，老天，”她腿一软坐在了草地上，“哦，不。”
“怎么了？”萨缪尔说，“出什么事了？”
“听我说，”艾丽丝说，“你必须带你母亲离开。”
“什么意思？”
“她必须离开。”
“现在我确定你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了。”
“我曾经认识他，”她说，“那个法官。”
“好的。然后呢？”
“我们的命运曾经纠缠在一起——在芝加哥，在大学里——我和法官和你母亲。”
“这种事你似乎应该早点告诉我。”
“你必须带你母亲离开芝加哥，立刻。”
“告诉我为什么。”
“最好带她出国。”
“帮我母亲逃出美国。这就是你的建议。”
“我为什么要搬到这儿来，搬到印第安纳来，我刚才没有完全说实话。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听说他回到了芝加哥，我就立刻搬走了。我害怕他。”
萨缪尔也在草地上坐下，两人对视良久，都陷入了震惊。
“他对你做了什么？”他问。
“你母亲有麻烦了，”艾丽丝说，“法官绝对不会满足的。他无情而危险。你必须带她走。听懂了吗？”
“我不明白。他和我母亲有什么仇吗？”
她叹了口气，望着地面：“他就是美国最危险的物种——异性恋白人男性，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你必须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萨缪尔说。
她看见左手边一米外有一小丛葱芥——今年发的新芽，只是藏在草地里的一小簇绿叶。它要到明年夏天才会结籽，但到时候就已经长得比周围的植物都高了，将会杀死这一整块草地。
“我从没对别人说过这段往事，”她说，“任何人。”
“196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萨缪尔，“请告诉我。”
艾丽丝点点头。她用双手抚摩青草，感觉着叶片扫过掌心的刺痒。她在心里记住要清理这片区域，也许就是明天。葱芥的麻烦在于你不能砍断了之。它们的种子能存活好几年，很容易就会死灰复燃。你必须拔得干干净净。你必须斩草除根。
第七部分 圈大_1968年夏末
第37章
她自己的房间，她自己的钥匙和信箱，她自己的书籍。所有东西都是她的，只有卫生间除外。费伊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宿舍那间洋溢着医院怪味的公用卫生间。死水，肮脏的地面，水槽里漂着头发，垃圾桶里全是纸巾、卫生巾和团成球的棕色厕纸。缓慢腐烂的气味，让她想起森林。就在地面之下，费伊想象着，存在无数蚯蚓和蘑菇。卫生间竟然承载着这么多不顾后果的使用的证据：肥皂碎块与托盘结在了一起，仿佛化石；一个马桶永远堵塞；墙上的黏液就像大脑，记忆着每一个女孩的清洁过程。她心想，假如你仔细查看地面，说不定能在粉红色瓷砖上找到铭刻其中的地球历史：细菌，真菌，线虫，三叶虫。学生宿舍是个糟糕透顶的点子。谁能想到把两百个姑娘关进一个混凝土笼子呢？狭小的房间，公用的卫生间，巨大的食堂——无可避免地让人想到监狱。她们的宿舍，就像一座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暗碉堡。混凝土结构裸露在外的建筑物就像殉道者被剥皮后的胸膛——肋骨历历在目。圈大校园内的所有新楼都是这个样子：横平竖直，内外颠倒，袒露构造。她去上课时偶尔会用手指摸过墙壁，涂漆的混凝土仿佛青春痘。她为这些建筑物感到尴尬，疯癫的设计师挖出其内脏挂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宿舍生活来说，她心想，倒是个绝妙的暗喻。
比方说这个卫生间，许多女孩的体液在此处混合。淋浴大开间的地上，腐臭的积水仿佛灰色的胶质。一种蔬菜的气味。费伊穿着拖鞋，假如邻居醒着，她们会从啪嗒啪嗒的声音听出来是费伊在走廊里，但她们都还在睡觉。此刻是清晨六点，卫生间只属于费伊一个人。她可以单独洗澡。她更喜欢这样。
因为她不想和其他女孩一起洗澡，她那些邻居们夜复一夜地聚在狭小的房间里，嘻嘻哈哈，嗑药，谈论抗议和警察，她们来回传递抽大麻的烟管，她们用来拓展心灵的药物，她们跟着号叫的电音歌曲——“就好像这整个世界上的所有人/他们都看不起我！”——她们对着唱机哭泣，仿佛它放了她们的血。费伊隔着墙听见她们的哭号，仿佛是在向某个恐怖神灵做着例行祷告。真是难以想象，这些姑娘居然是她的邻居。怪异的披头族，嗑迷幻药的革命者，按照费伊的看法，她们应该先学一学用过卫生间后该怎么清理干净，她望着墙脚下一团几乎变成纸浆的面巾纸。她脱掉睡袍，打开花洒，等水变热。
每天夜里，姑娘们都在嘻嘻哈哈，费伊听得清清楚楚。真不知道这些姑娘怎么能唱得如此无拘无束。费伊不和她们交谈，她们经过时她总是盯着地面。她们在课堂上咬铅笔头，抱怨老师只教过时的狗屁玩意儿。她们说，柏拉图、奥维德和但丁都是死了几千年的混球男人，对今天的年轻一代来说毫无意义。
她们用的就是这个词——今天的年轻一代——就好像如今的大学生是个新物种，与过去和生下他们的文明世界切断了所有联系。不过在费伊看来，文明世界的其他人也同意这个看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每晚讨论“代沟”的节目里，年长的成年人没完没了地抱怨他们。
费伊走进热水底下，让水打湿身体。花洒头上有一个洞眼堵住了，喷出来的水柱更细也更有力，她感觉到水柱像刀锋似的落在胸口。
刚进大学的这段时间，费伊几乎不和其他人来往。每天夜里，她单独坐在房间里做作业，画出关键段落，在页边上写笔记，听着隔壁房间的姑娘们嘻嘻哈哈。大学的宣传册可没提过这些——圈大出名的难道不是出类拔萃的学风、严格的学术纪律和现代化的校园吗？事实证明，这些承诺没一样是真的。尤其是校园，校园是个钢筋水泥、缺乏人性的恐怖场所：水泥建筑物、水泥步行道和水泥墙壁使得这里并不比停车场更加舒适和有魅力。到处都没有草坪。遍布坑洞和罗纹的水泥大楼让人想起灯芯绒，或者鲸鱼的体内。有些地方的水泥被敲掉，锈迹斑斑的钢筋袒露在外。窗户的宽度绝不超过二十厘米。笨重的建筑物像肉食动物似的俯视学生。
能在原子弹爆炸中幸免于难的就是这种建筑物。
校园里难以确定方向，每一幢建筑物都和其他建筑物一模一样，因此方向变得混乱而毫无意义。二楼高度的步行道覆盖整个校园，在宣传册里听起来很酷——空中步行高速公路——在现实中却是圈大最恶心的地方。宣传册里说，这里是学生聚在一起共享友谊的地方，但通常发生的情况却是你在步道上看见底下有个朋友，你朝朋友嚷嚷挥手，却找不到办法好好聊天。费伊每天都会看到朋友之间互相招手，但接下来又不得不彼此抛弃。另外，无论你从哪儿去哪儿，这条步道都不是最短路径，上下步道的位置隔得很远，你在上面走的路程比在底下走多一倍，而8月中午的阳光会把水泥地烤得能摊煎饼。因此，绝大多数学生只走它底下的人行道，所有学生都在挤来挤去，因为支撑步道的水泥巨柱使得狭窄的走廊人满为患，充满幽闭恐惧的气氛，步道遮住了阳光，底下永远黑乎乎、阴森森的。
有个不能完全斥之为无稽之谈的传闻说，圈大校园是五角大楼设计的，为的是在学生中散播恐惧和绝望的情绪。
宣传册承诺的是适合太空时代的校园，她得到的却是每一幢表面都让她想起老家砾石小路的建筑物。宣传册承诺的是勤奋好学的学生群体，她得到的却是隔壁那些姑娘。她们对学业毫无兴趣，更感兴趣的是如何搞到毒品，如何溜进酒吧、混到免费的酒水和如何性交，她们谈起这个就没完没了，这是她们最喜欢的两个话题之一，另一个是抗议。对民主党全国大会的抗议即将开始，再过几个星期就是。芝加哥将发生一场伟大的战争，情况越来越明朗，这是今年最重要的时刻。她们兴奋地讨论她们的计划：全女性的游行队伍，从湖岸公路开始，用音乐和爱的形式去抗议，整整四天的革命，公园里的狂欢，银铃般的完美人声唱歌，我们要爱抚白鬼子的年轻人，破坏国际圆形剧场的表演，把一根长钉插进美国的眼睛，我们要夺回街道，还有看电视的那些人？我们要在他们眼前进行反美活动。凭借全部能量，我们将阻止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