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贝萨妮确实美得可怕。童年时仿佛猫科动物的相貌已经长开了。眉毛像两个对钩，棱角分明的下巴，线条优美的颈部，绿色的平静双眼。黑色长裙一方面很保守，另一方面又露出后背。项链、耳环和高跟鞋的组合完美地定义了相得益彰。
“喝一杯好像有点早？”彼得说。
“我很想来一杯！”你说，或许有点过于投入，你发觉这个男人的未婚妻越是吸引你，你对他就越是逢迎，“谢谢！”
他说他去给你倒一杯最特别的好酒——“不是每天都有小时候的笔友登门拜访！”他说——他们最近去苏格兰时买的威士忌，得过好几个大奖，某本杂志给了它有史以来唯一的满分，任何人在酒厂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买不到，酿酒的工艺和配方严格保密，已经传了十代——贝萨妮始终朝他微笑，活像个骄傲的母亲——他递给你一个酒杯，里面有不到三厘米深的稻草色液体，向你描述这种酒会怎么挂壁，旋转时会出现什么样的花纹，你如何通过细节分辨苏格兰威士忌的品质，还有透光度。他请你举起酒杯，看液体如何过滤光线，你照他说的做，出乎意料地看见了世贸中心深坑上方的塔吊，经过液体的扭曲变形，塔吊的线条变得摇曳不定。
“很美丽，对吧？”彼得说。
“确实如此。”
“尝一尝，告诉我味道如何。”
“什么？”
“我想听一听作家的形容，”他说，“因为你那么擅长玩弄字词。”
你努力琢磨他是不是在挖苦你，但你看不出来。你尝了一口威士忌。你能说什么呢？就是威士忌的味道，非常强烈的苏格兰威士忌的味道。你搜肠刮肚寻找能够用来形容威士忌的字词。你想到了泥煤，但你不太确定它的意思。只有一个足够准确和模糊的词语跳进脑海：浓。
“味道很浓。”你说。彼得大笑。
“浓？”他说，再次大笑，笑得更凶了。他望向贝萨妮，说：“他说它很浓。哈！笑死我了。浓。”
那天上午剩下的时间差不多都是这样。贝萨妮用半真不假的趣闻款待你，彼得想方设法大肆描述他们购买的物品是多么独特而高贵。比方说他们买的咖啡，全世界最少见的品种，由一种苏门答腊的猫科动物吃下去再排泄出来。彼得声称这种动物天生会挑选最好的咖啡，而消化过程提升了烘烤后的口味。还有他的袜子，由意大利女裁缝手工编织而成，她也为教皇制作袜子。还有客卧的床单，织物密度达到了四位数，埃及棉布相比之下就像砂纸。
“大多数人并不注重生活中的小细节，”彼得说，搂着贝萨妮，一条腿跷在咖啡桌上，三个人坐在真皮组合沙发上，沙发放在阳光好得夸张的公寓的正中央，“但那种生活对我来说完全不可想象。明白吗？你是说，一个普通的小提琴手和贝萨妮之间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小细节上。我认为这就是她和我能够这么理解彼此的原因。”
他捏了捏贝萨妮的胳膊。“太对了！”贝萨妮对他微笑。
“那么多人把生活过得那么快，从不慢下来享受生活，也不懂感恩。知道我相信什么吗？我相信你应该欣赏每一个季节的变化。呼吸空气，喝酒，品尝水果。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是梭罗。我在大学里读过《瓦尔登湖》。我心想，对啊，过好每一天，明白吗？享受生活。对了”——他看一眼手表——“我得走了。两小时后在华盛顿开会，然后去伦敦。你们两个嬉皮士享受你们的抗议吧。我不在的时候别推翻政府。”
彼得和贝萨妮飞快地互相吻别，彼得穿上外衣，匆匆忙忙地出门，终于只剩下了你和贝萨妮，贝萨妮望着你。还没等你问笔友是什么意思，她就叫道：“我看咱们该出发了！我打电话给司机！”语气过于狂躁，消灭了所有认真谈话的念头。你希望和她在去抗议现场的车上一对一敞开心扉地谈一谈，但你坐进了凯迪拉克“攀登者”越野车的后排座位，贝萨妮几乎一路上都在和司机聊天。司机是个年纪比较大的男人，满脸皱纹，名叫托尼，你得知他是希腊人，有三个女儿和八个孙子孙女，都过得不错，很不错，因为贝萨妮坚持要听他一个一个报告近况：人在什么地方，最近做什么，事业情况如何，等等等等。快到第34街的时候，托尼没有更多的后代可以聊了，所以他的话自然而然地说到了尽头。沉默只持续了一瞬间，贝萨妮随即打开了车顶下拉式的电视，调到新闻频道，节目里有关共和党全国大会和相关抗议的报道已经说了一大半，她说：“你能相信吗，他们居然这么说我们？”剩下的那段路，她要么抱怨报道如何不公，要么在手机上打字。
新闻报道确实令人惊愕。记者说参加抗议的你和你的同类都是非主流的边缘群体，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满腹牢骚，故意煽动别人干坏事的破坏分子，队伍里弥漫着抽大麻叶的烟雾。电视上播放着1968年时芝加哥的情景：一个孩子对着旅馆窗户扔砖头。接着，记者开始推测抗议对核心地区摇摆选民会有什么影响。他们的看法？核心地区摇摆选民会非常讨厌这种行为。“俄亥俄州的普通选民不会响应这种事，”说话的不是主播也不是记者，而是一个中间类型的那种人——观点持有者。“要是最终以暴力收场，”他继续道，“要是1968年芝加哥的情况在纽约重演，我敢打赌共和党会再次从中得利。”
与此同时，贝萨妮一直在玩手机，演奏小提琴的手指在小小的键盘上飞舞，发出的细微声音像是隔着耳塞听踢踏舞。她全神贯注，没有注意到你在盯着她，也可能根本没有理会你的视线，你望着她的侧影，望着用来在演奏时顶住小提琴的那个硬结，一团仿佛花椰菜的老茧，她浑身上下唯一不光滑的地方，苍白的疤痕组织上有一些暗棕色的斑点，这个丑陋的东西附着在她身上，那是她毕生音乐生涯的产物，让你想起你母亲离开前不久说的话。她说，你爱得最深的东西有朝一日会给你带来最严重的伤害。你们来到了目的地，中央公园的大草坪，今天游行的集合场地，贝萨妮把黑莓手机塞进包里，抢先下车，你意识到你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你不可能得到与她亲密相处的时间了，你的心直往下沉，现在你只想离开纽约，接下来隐姓埋名生活十年，你意识到你母亲说得对：我们爱得最深的东西最能够伤害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对它们的贪欲。
选择跟着贝萨妮走进公园，请翻到下一页……
棺材已经就位，正在等待你。
宽阔的绵羊草坪上，一千口甚至更多的棺材在簇生的草坪上摆成一张巨网。
“这是什么？”你问，望着眼前令人不安的景象，成百上千口披着星条旗的棺材，人们在棺材之间走来走去，很多人在拍照或者对着手机说话或者玩踢沙包。
“我们的示威活动啊。”贝萨妮说，像是没有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
“和我想象中不一样。”你说。
她耸耸肩，挤过你，走进人群，走进公园，走向棺材。
最奇怪的地方莫过于见到棺材周围有着最常见的公园活动。比方说一个男人在遛狗，狗挣扎着凑到棺材旁边，闻了几下，看见的人已经提前惊恐起来：他难道要让狗在棺材上撒尿？结果他并没有。狗失去了兴趣，去其他地方解决生理需求了，但很难说这是男人的主意还是狗的主意。一个女人拿着手提式扩音器，很有官方组织人员的派头，她请所有人记住它们不只是棺材，而是尸体。把它们看作尸体，真的死在了伊拉克的士兵的尸体，因此请给予一些尊重。喃喃交谈声说明，她是在不怎么隐晦地提醒一些打扮得过于欢腾的参加者：一个剧团，身穿殖民时代的服装，打扮成制宪元勋，熟石膏脱模的头部比真人脑袋大十二倍；一群女人，身穿艳丽的红白蓝袍服，戴着洲际弹道导弹形状的系带式假阳具；许多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模样的万圣节面具，画着希特勒的小胡子。所有的棺材上都盖着星条旗，看起来就像你在电视里见过的画面，特拉华州的某个空军基地，运输机从机尾卸下阵亡将士的棺材。三个没穿上衣的男人在玩飞盘，天晓得是不是活动的参加者。一个男人坐在草地上打字，笔记本电脑放在一口棺材上。拿扩音器的女人说每个人都可以领一具尸体，但假如你想领特定的某具尸体，请过去找她，她有一份表格。参加者收到过穿黑衣的通知，很多人遵守了规定。某处有人在敲鼓。第八大道上，刷着电视台显眼徽标的新闻转播车一字排开，在车顶伸向天空的天线就像一列黑松树。今天常见的标语有布什下台、逮捕布什和拿“布什”这个词开园艺或生殖器玩笑的双关语[2]。两个身穿比基尼的姑娘在晒日光浴，前去说服她们参加活动的人未能成功。几个男人在人群中兜售瓶装水，兜售反共和党的徽标、保险杠贴纸、T恤、马克杯、婴儿连体服、帽子、遮阳板和儿童绘本，书里藏在小孩床底下的怪物就是共和党人。附近肯定有人在抽大麻或者刚抽过大麻。毁灭布什，因为神憎恶地上的他，这种福音派标语让参加抗议的人群觉得不太舒服。一个打扮成山姆大叔的男人踩在高跷上，没人知道他为何这么打扮。沙包落地前平均会被踢三次。释放伦纳德·佩尔蒂埃[3]。一条横幅上写着这句标语。
“我们每人一具尸体！”拿扩音器的女人喊道，人们开始寻找自己的尸体，抬起棺材。许多人走来走去。玩飞盘的男人确实是来参加游行的，他们扔下飞盘，选择尸体。打扮成卡斯特罗的男人选好了，打扮成切·格瓦拉的男人选好了，衣服上写着列侬永生！的男人选好了。T恤上印着“干掉布什”的LGBTQ代表团选好了。整整一车大费城地区民主党青年团，每人一具尸体。一群人挥舞着“犹太人支持和平”的标语，每人一具尸体。纽约水管工1号公会，一具尸体。纽约城市大学的穆斯林学生会，一具尸体。身穿相同的粉红色舞会长裙的几个女人，问题（“为什么？”）和一具尸体。滑旱冰的小伙子，一具尸体。脏辫男人。神父。9·11遗孀，尤其是她。身穿迷彩服的独臂老兵，前排位置，一具尸体。你和贝萨妮，根据拿着扩音器的女人的表格，第三十排的一具尸体，没错，你们在那里找到一口棺材的侧面贴着写有“毕晓普·福尔”的标签。贝萨妮似乎没什么反应，只是轻轻抚摩棺材，像是在求好运。这时候，她望向你，哀伤地淡淡一笑，这大概是今天见面后你们分享的第一个真实的时刻。
这一刻结束得很快。你们所有人抬起各自的尸体。两个或三个或四个人一组，抬起你们的棺材。阳光灿烂，草地是绿色的，雏菊在开花，黑色的棺材点缀着宽阔的场地。一千口矩形的黑色木棺材。
棺材落在肩膀上。你们开始游行。你们全是抬棺人。
从这儿去共和党全国大会大概有三十个街区，中央公园里的棺材开始移动。吟唱随即开始。拿扩音器的女人喊叫着发号施令。游行者像岩浆似的缓慢地移动着，经过棒球场，来到大街上，经过顶着征服世界银球的那座摩天大楼。他们身穿黑衣，承受烈日的炙烤，但他们兴奋得喜气洋洋。他们在喊叫，在欢呼。他们离开中央公园，进入哥伦布圆环，立刻停下了脚步。警察严阵以待：路障，镇暴装束，胡椒喷雾，催泪瓦斯——炫耀武力，想在抗议开始前打掉参加者的气焰。人群踌躇不前，顺着第八大道向前望去，那是一条通往下城区的完美直线，两侧建筑物的高墙犹如分开的大海。警察将四车道减成了两车道。人群在等待。他们望着圆环中央的方尖碑，哥伦布的雕像站在最顶上，身穿飘拂的袍服，就像一名高中毕业生。第八大道向北的车流被截断了，面对抗议者的所有指示牌都显示请勿进入或此路不通。指示牌太多了，像是代表着什么重要的信息。
假如警察攻击你，请不要抵抗。这是活动组织者的指示，人群最前面拿扩音器的女人说。假如警察给你戴手铐，由他们去。假如警察想送你上警车、救护车、囚车，同样不要抵抗。假如警察用警棍和眩晕枪攻击我们，请不要抵抗、惊慌、还击或逃跑。我们的活动不能酿成暴乱。指示是一定要冷静，抬起头，时刻留意镜头。这是抗议活动，不是一场马戏。他们有橡皮子弹，被打中了会疼得要命。想一想甘地，和平与爱，禅宗似的心如止水。千万不要被胡椒喷雾喷中。请不要脱衣服。记住，要严肃。拜托，我们是抬棺人。这是我们要传达的信息。坚持我们的理念。
你抬着那口所谓的棺材的底部，贝萨妮在你前面，抬着象征性的棺材头部。你尽量不用这些字眼思考：底部，头部。你们抬着一口棺材：空的，没有重量。你们在等待，前方某处，海量人群缓缓向南蠕动。你们站立之处却是无风带，僵硬的手臂仿佛湖泊，棺材在上面微微起伏。你的内心充满冲突，充满彼此矛盾的冲动。你们扛着毕晓普的棺材，感觉很糟糕，点燃了你内心可怕的负罪感，你小时候没有能够拯救毕晓普的愧疚。还有另一种负罪感，因为这场活动可以算是贝萨妮弟弟的葬礼，而你琢磨的却是如何向她示爱。唉，天哪，你真是混蛋。你似乎能感觉到欲望悄悄爬进身体，然后慢慢死去。直到你再次看见贝萨妮，看见她裸露的后背，她肩膀上的汗珠，贴在脖颈上的几缕头发，肌肉和骨骼的棱角，脊椎的赤裸线条。她读着贴在棺材上的文字：毕晓普·福尔一等兵，2003年10月22日牺牲于伊拉克。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在伊利诺伊州溪林镇长大。
“没有写出他这个人。”她说，但不是对你说，不是对任何人说。更像是闪过脑海的念头，偶然间被说了出来。
但你还是回答了她。“对，”你说，“确实没有。”
“是啊。”
“应该提一句他有多么擅长《导弹指令》。”
轻轻一笑，似乎，是贝萨妮吗？你无法确定，因为她依然背对着你。你继续说下去：“学校里的所有孩子如何爱他，仰慕他又害怕他，还有老师。他如何总是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众人视线的焦点。他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心甘情愿地去做。你想取悦于他，尽管你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有这种人格魅力。实在太巨大了。”
贝萨妮在点头，她望着地面。
“有些人，”你说，“一辈子就像一颗石子掉进池塘，连水花都溅不起来。毕晓普却像是在劈波斩浪，我们都活在他的尾迹里。”
贝萨妮没有看你，但她说：“确实是的。”然后站得稍微直了一点。你怀疑她不看你是因为她正在哭泣，而且不希望被你看见，但你无法证实。
队伍动了起来，棺材开始行进，示威者开始吟唱。带头的拿着扩音器，跟着他们的几千人在唱歌，整齐划一地抬高嗓门，愤怒地举起拳头：嘿！嘿！嚯！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