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然了，还存在信件本身的问题，它们是那么冷淡、安稳、温和、缺乏浪漫色彩和爱意。你该怎么解释这个矛盾呢？
你的结论是，她父母会检查她的信件。
他们在监控她和你的通信。尽管那些烂事没有把你卷进去，但贝萨妮的弟弟对他曾经的校长做出某些可怕事情的那段时间里，你和他是最要好的朋友。因此，贝萨妮的父母很可能对你并不认可，也不会允许女儿选择与你谈恋爱。所以，为了逃避审查，她只能将心里话藏在信件末尾，在结束语里大胆地写道：“爱你的。”
你假定你的回信同样会遭到审查，因此你在讲述生活中那些平淡琐事的同时，也会想方设法暗示你对她的磅礴爱意。你想象她能够从字里行间觉察到你的爱意，爱意如幽灵一般在文字上盘旋，刚好可以躲过她父母的视线。当然了，你会在信件末尾签上“也爱你的”，以此表达你收到了她通过信件传递的真正信息。你们就是这么交流的，仿佛战争时代的间谍，用陈词滥调掩饰意味深长的事实。
寄出回信后，你要等待一年才能收到下一封信。
另一方面，你在数你们再过多少天才能从高中毕业，去上大学，到时候你们的通信将会脱离她父母的审查，她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表达她内心真挚的情感了。你用幻想麻醉自己：你和她进入同一所大学，成为校园情侣，挽着贝萨妮参加派对的感觉是多么美妙，你会立刻出名，因为你约会的对象是那位小提琴天才，那位美丽的小提琴天才（不，不止美丽，而是璀璨夺目，让旁人看得目瞪口呆，你知道这是事实，因为贝萨妮偶尔会在一年一次的来信里附上她和弟弟的新照片，她会在照片背面写上“想你！贝与毕”，你会把照片放在床头柜上，刚收到照片的第一个星期，你几乎没法睡觉，因为每隔一个小时就会从怪异的噩梦中惊醒，梦中照片会被风吹走，会突然解体，会有盗贼摸进你的房间偷照片，等等等等）。两人上同一所大学的美梦做到贝萨妮进入茱莉亚学院为止，你对父亲说自己想上茱莉亚，你父亲挑起一侧眉毛说“哦，好的”，语气非常轻蔑，你不明白为什么，直到你在高中的升学指导办公室看见茱莉亚学院的宣传资料，才发现这所学校基本上只培养音乐、戏剧和舞蹈方面的专才。另外，学费大约十倍于你父亲的既定预算。
所以，妈的。
你修改计划，对父亲说不去茱莉亚学院了，但还是纽约市的什么学校。
“也许哥伦比亚大学，”你说，因为从你在高中图书馆找到的纽约地图看，哥伦比亚大学离茱莉亚学院很近，“要么纽约大学？”
亨利当时正在测试一种新概念“开口乳蛋饼”冷冻餐的坚固性，吧唧吧唧地品尝着不成形的半液态面糊，在十五步流程图上做记录，他忽然停顿，咽下嘴里的食物，望着你说：“太危险了。”
“天哪，别这样。”
“纽约是全世界的谋杀之都。想都别想。”
“没那么危险。就算危险，校园也不可能危险。我会待在学校里的。”
“听我说。我该怎么说你才明白呢？你住在橡树谷弄。纽约市连一条橡树谷弄都没有。完全没有这样的地方。你会被生吞活剥的。”
“纽约也有这样的里弄，”你说，“我不会有事的。”
“不。你不明白我的比喻。懂吗？我想说的正是这个。让我解释一下。有些人来自城市街区。然后呢，光谱的另一头是什么？有些人来自里弄，例如我们。”
“老爸，你别说了。”
“再说，”他说，转向正在迅速冷却的开口乳蛋饼，“纽约的学校也都太贵。对不起，但我们只上得起本州公立学校。事实如此。”
你最后上的就是本州的公立学校，你在那里知道了电子邮件的存在，如今所有的学生都在使用电子邮件，贝萨妮在写给你的下一封信里留了电子邮件地址，你发了一封邮件给她，纸质通信就此退出历史。好处是你和贝萨妮的通信变得更加频繁，甚至可以每周一次。电子邮件是即时性的。刚开始你很开心，直到一个月后，你意识到了电子邮件的缺点，也就是其中不存在实体的物品，不存在贝萨妮触碰过的真实媒介。在你的青春岁月中，拿着贝萨妮使用的厚实信纸，看着她整洁的手写圆体字，你曾无数次地得到安慰：贝萨妮与你远隔千里，但这件东西能够代替她填补空白。你可以闭上眼睛，抱住信件，几乎能感觉到她在触碰信纸，她的手指抚摩每一张信纸，舌头舔湿信封的封口。其中关系到的是想象和信仰，犹如基督教的圣餐变体论，这个物品在你的脑海里暂时变成了一具躯体。她的躯体。因此，开始使用电子邮件后，尽管你们经常写信联系，你却觉得前所未有的孤独。象征她肉体的物品消失了。
同样消失的还有“爱你的”。
她上茱莉亚学院后，信件末尾的“爱你的”很快变成了“爱你啦”，刺得他的心隐隐作痛。“爱你啦”似乎是真爱去掉了仪式性和庄严感后的产物。
另一个问题是，尽管贝萨妮不再处于父母的管制之下，但信件也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最适合形容其语气的词语是通告性的，就像校园游览的导游词。贝萨妮得到了自由自在表达内心感受的机会，做的却还是老一套：报告近况，分享身边事。她用这种方式写了九年信，似乎把自己绕进了一个陷阱。这种语气太熟悉了，因此成了她能够使用的唯一一种语气。无论你知道了多少她身边的事情：某些课程很简单（例如听音练耳），某些课程很难（例如调性和弦），她那个室内乐小组的大提琴手极有天赋，学校食堂很差劲，她的室友是打击乐手，加州人，经常练钹练得自己偏头痛——这些消息似乎有一种缺乏情感和人性的特质。缺乏亲昵感，没有浪漫色彩。
然后贝萨妮开始向你讲述男生。性格轻浮的男生。厚脸皮的男生，在派对上逗得她狂笑不已，笑得弄洒了饮料。男生，通常是铜管乐手，尤其是长号手，请她出去约会。更糟糕的是她答应了。更更糟糕的是，约会很愉快。你的皮肤底下在沸腾，因为你追求这个女人已有九年，这些男人，这些陌生人却忽然冒出来，一个晚上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你一辈子的。太不公平了。经历了你经历过的那一切，你应该拥有更好的待遇。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爱你的”变成了“爱你啦”，随后又变成仅仅一个“爱”，最后则变成了“xoxo”（亲亲抱抱），到了这时候，你意识到你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不知什么时候，你失去了你的机会。
这样的失败，是成为著名作家的必经步骤。失去机会所带来的刺痛，让你拥有了丰富的内心生活，幻想你没有搞砸一切的各种可能性，幻想你赢回贝萨妮的各种方式。清单第一项：打败吹长号的小子们。手段：写有深度有艺术价值有重要性的伪知识分子小说。因为你不是能逗贝萨妮笑得弄洒饮料的那种人，在这方面你无法和吹长号的小子们竞争。因为想到她和给她写信的时候，你总是会变得极为认真和拘谨，类似于宗教性的反应，面对有可能湮灭你的力量，你肯定会变得庄重而正式。谈到贝萨妮，你就会彻底丧失幽默感。
于是，你开始写毫无幽默感的故事，处理所谓的“重大议题”，因为好玩的长号手拿着三米长的杆子也不会去碰[1]重大议题。（“三米长的杆子”是个烂俗说法，吹长号的小子们想也不想就会套用，而你事事都讲求原创，绝对不会使用。）你认为成为作家的重点在于向贝萨妮表现出你有多么独一无二和特别，多么不同于有着相同情绪、做着相同事情的普罗大众。你认为成为作家就像身穿最有创意最有趣的衣服去参加万圣节派对。你决定要成为作家之后——当时你二十岁刚出头，做出了极其重大的决定，也就是去念“创意写作”的硕士——将自己投向相应的生活风格，养成所有的俗套习惯，做你认为作家必然做的事情，包括：参加附庸风雅的读书会；在咖啡馆消磨时间；穿一身黑；乌压压一片黑的衣橱只能用“后启示录/后大屠杀”这种词形容；喝最烈的酒，往往喝到深夜；买皮面精装的刊物；用沉甸甸的金属钢笔，从不用圆珠笔，更别说按钮笔了；抽烟，刚开始是普通人在加油站购买的普通牌子，后来是时髦的欧洲牌子，装在长条形的烟盒里，只能在高级烟草制品店和专卖大麻烟草等制品的商店买到。你觉得抽烟让你像个作家。在公共场合觉得有人在审视、估量或评判你的时候，抽烟让你有事可做。抽烟的功能相当于十五年以后的智能手机，就像社交护盾，觉得尴尬的时候就从口袋里掏出来摆弄。你几乎每时每刻都觉得尴尬，你为此责怪你的母亲。
当然了，你绝对不会写这些。你通常会避免所有的内省。你内心有些东西是你情愿无视的。你内心深处有一团烧熔的痛苦和自怜，想压制住那团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看它，甚至不承认它的存在。你写作时从不写自己。绝对不写。你甚至无法迫使自己用第一人称写作。你只能写出阴郁、沉重和暴虐的故事，给你带来了或许拥有秘密的名声。你的过去搞不好埋藏着什么真正凶残的事情。你没有想办法去纠正这个误解。你有个短篇说的是个虐待成性的酗酒整容医生，他每天夜里喝得烂醉，用难以想象的残暴方式强奸他仅有十几岁的女儿，她高中的那几年差不多都被这种恐怖支配，直到有一天，女孩想出了杀死父亲的计划：从他的美容诊所偷肉毒杆菌，投入他喜欢吃的酒浸樱桃。几杯古典鸡尾酒下肚，父亲的身体彻底瘫痪，女儿叫来她在某些诡秘环境下认识的一个极其凶残的基佬变态狂，无数次地强奸她父亲，她父亲意识清醒地经历了这一切。在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之后，女儿割掉他的生殖器，让他流血至死，他在地下室里挣扎了三天，没有人能听见他的惨叫。
换句话说，你写的故事与你的生活毫无关系，甚至与你熟悉的事情都毫无关系。
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你真正在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贝萨妮读到了会有什么想法。你明白这些故事其实只是一场盛大而漫长的表演的一部分，唯一的目标是让贝萨妮对你产生特定的看法。让她认为你有天赋，有艺术气质，有头脑，有深度。让她再次爱上你。
此处的悖论在于，你从来没有向贝萨妮展示过你的任何一篇小说。
因为，尽管你和写作的群体厮混，上写作课程，打扮得像个作家，像作家一样抽烟，但归根结底你也不得不承认你写得实在不怎么好。你的小说在课堂上得到了半冷不热的反应，教师的回复缺乏热情，投稿的编辑扔回来成堆的匿名模板退稿信。最糟糕的莫过于一名教师在一次尖锐得令人痛苦的定期面谈中问你：“你为什么想当作家？”
潜台词当然是：也许你不该当作家？
“我从小就想当作家。”这是你油腔滑调、敷衍了事的回答。这个回答不完全是真话。你并不是从小就想当作家，而是自从十一岁被母亲遗弃后才有这个念头，因为母亲出走前你的生活已经陌生得像一场梦，事实上或许本来就是。那一天可以说是你的重生日。
这种话你当然不会对老师说。这种话被你藏在心里，那是一道极深的伤口，只能用有关你的每一件真实的事物填满夯实，于是就没有真实的事物留在外面了。尤其是你母亲消失的那天清晨，塞在伤口的最深处，母亲问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你说你想当作家，母亲微笑，亲吻你的额头，说无论你写什么她都会读。因此，当作家就成了你和母亲之间的唯一联系通道，一条单向的通道，就像祈祷。你心想，假如你能写出非常了不起的作品，母亲读到之后，根据某些离奇的微积分算法，就会向她证明她不该离开。证明你足够好，她应该留下。
但问题在于，你写出来的东西达不到那个品质，甚至差得很远。尽管接受了全套训练，你依然缺少某种难以捉摸的要素。
“真实。”年终会谈时，你的导师建议道，你当时被叫到这间办公室来，因为你在毕业前还有一篇小说要写，导师孤注一掷地想让你明白你必须“写一些真实的东西”。
“但我写的是虚构小说啊。”你说。
“我不在乎你管它叫什么，”导师说，“总之你写点真实的东西。”
于是，你写了你人生中为数不多的真实事件中的一件。这个短篇里有一对孪生姐弟，住在芝加哥市郊一个有铁门的高级社区里。姐姐是小提琴神童。弟弟爱惹麻烦。他们紧张地坐在餐桌前，接受股票经纪人父亲专横视线的检阅，饭后去夜色下冒险，给邻居家的按摩浴缸慢性下毒，邻居是他们上的精英私立学校的校长。下毒的手法很简单：大量杀虫剂。但解释呢？弟弟为何要给校长下毒？校长做了什么事情，招致了这样的报复？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但很难写出来。
线索在几年前就拼了起来。你终于连接起了十一岁时无法连接上的那些散点。毕晓普为什么知道他那个年龄不该知道的事情，与性有关的事情。例如你们在池塘边度过的最后一个下午，他准确地用性交姿势贴在你身上——他为什么会知道？他为什么会知道该那么做？他为什么会想到用色诱校长来逃过打板子？他那些色情物品，那些恶心的宝丽来照片是从哪儿来的？他为什么会是个行动派？会变成校园霸王？会被精英学校开除？喜欢杀害小动物？给校长下毒？
上高中的时候，一天早晨你走向学校，脑子里根本没有在想和毕晓普或那个死去的校长沾边的任何事情，但所有要点同时涌入脑海，就像神启一样，就好像大脑一直在偷偷地拼合碎片，你忽然醒悟了过来：毕晓普受过性侵，被猥亵。毫无疑问，这就是真相。凶手就是校长。
负罪感汹涌而来，猛烈得让你几乎站不稳。你一屁股坐在别人家的院子里，头晕目眩，瞠目结舌，错过了上午的前三节课。你觉得你就在草坪上被炸成了碎片。
你怎么会没有看出来？你完全沉溺于自己的小小戏剧里：你对贝萨妮的迷恋，为她在购物中心挑选礼物，当时仿佛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难题，你沉溺其中，没有看见就在眼前上演的悲剧。这是感知力和同理心的巨大失误。
也许这就是你最终决定把它写出来的原因。在你写双胞胎的短篇小说里，你在学校里写的最后一篇小说里，你描述了校长如何性虐弟弟。你没有闪烁其词，也没有逃避。你写出了你想象中的事件经过。你写得很真实。
不出意料，同学们觉得它很无聊。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早就厌倦了你和你写的主题。又是个儿童受虐的故事，他们说，老掉牙了，跳过吧。但导师却不寻常地充满热情。他说这个故事拥有另一种特质，关乎人性、宽容、善意和情绪，你以前那些小说里缺少的就是这种东西。后来，在另一次单独面谈中，导师说：有个叫佩里温克尔的纽约大牌出版商在四处打听，寻找还不为人知的年轻天才，不如我把你这个短篇发给他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