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肯定，巴尔迪见到他这个样子，一定会用她犀利的眼神狠狠瞪他。然而，他从这位紫寡妇的眼睛里捕捉到的，主要是担忧。
他之前问过巴尔迪，为什么不在他第一次提到汉娜·霍尔的名字时告诉自己她认识她，但她拒绝回答。两人当时的对话仍然在他脑海中回响。
我在很多年前许下了一个承诺……
对谁许下的承诺？
你会明白的。
答案仅仅是被推迟了，所以他没有过于坚持地追问。但是，在这天早晨之后，他会再次尝试向她问出结果。与此同时，他试着恢复清醒，以便能更好地致力于自己的工作。这并不容易。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地址是郊区的一座小别墅。
尽管收养埃米利安的这对夫妇相当年轻，他们装修房子却用了老式风格，可能是他们父母那个年代的风格。就好像夫妇二人没有独立出来，没有形成自己的品位。比如浅色的大理石地板、上漆的家具、水晶吊灯，还有一堆陶瓷的小装饰品和小雕像。
社工们完成了例行的现场勘查，为的是确认这户人家是否满足再次收养这个白俄罗斯小男孩的条件。与此同时，格伯心不在焉地在这个环境里漫步，尤其试图不让人过于注意他的存在。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在纵酒作乐之后的早上经历宿醉的人，不适和羞愧的感觉取代了酒精带来的快感。
巴尔迪和埃米利安的养父母在单独交谈。那个女人和她的丈夫手牵着手。他们谈话的主题是小男孩的厌食症。格伯心不在焉地听到了一些片段。
“我们已经咨询过了几位医生。”埃米利安的养母说道，“我们还会咨询别的医生，但我们认为，除了上帝的帮助之外，我们的儿子主要需要我们的关心和爱。”
格伯想起他出席最后一次庭审时的场景，当卢卡让所有人围成圈为埃米利安祈祷的时候，在其他人无法看见她的时候，这位母亲闭着眼睛露出了微笑。
在他回忆的时候，格伯被一条通往别墅地下室的走廊吸引了目光，埃米利安说他曾在那里目睹养父母、祖父母和卢卡叔叔戴着动物面具的狂欢。
一只猫、一只羊、一头猪、一只猫头鹰和一头狼。
埃米利安的脑海中想到了什么？格伯问自己。小孩子也会变得暴虐和残忍，他很清楚这一点。他和巴尔迪之前得出结论，即在白俄罗斯经历了饱受虐待的生活后，小男孩想要体验成为施暴者是怎样的感觉。
他开始上楼，设想着楼上是小男孩的卧室。事实上，他的卧室正好在父母的卧室旁边。他往里走了一步，环顾四周。一张小床、一个衣柜、一张小写字台，许多玩具和毛绒玩偶。这个房间显然是收养家庭满含爱意精心准备的，为了让这个新来的孩子立刻有家的感觉。在墙壁上，相框里的照片展示出埃米利安和这个意大利家庭的幸福时刻，在海边旅行、在游乐场游玩等等。
但也有别的。在门边的一张小茶几上放置着一些带有宗教意义的物件，看上去像是某种净化、驱魔用具。
格伯想象着那场面：收养埃米利安的家庭成员聚集在小男孩床前，唱着赞美诗，做着为他驱魔的礼拜仪式。
这念头太荒唐，他摇了摇头。正当他准备离开房间时，他察觉到有件东西从床头柜的一个半开的抽屉里盯着他。
他走上前去，拉开抽屉，发现那是埃米利安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在催眠状态下画的肖像。实际上，有好几张纸上画了不同的版本，每一幅都非常相似。
双眼锐利，却没有瞳孔，嘴巴巨大，牙齿尖利。
“怪物马奇。”他喃喃自语，回忆起埃米利安给它取的名字。
但是，格伯第一次想到，这个词可能有一个实际的含义。他掏出手机，打开自动翻译应用，输入了这个词。结果令他一惊。
“马奇”在白俄罗斯语里的意思是“妈妈”。
埃米利安就是这么称呼他的亲生母亲的。在这幅画像的怪物外表下，可能藏着这个小男孩在原生家庭中经历过的一切恐怖的记忆。
就在这时，格伯听见楼下传来的说话声，决定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他从楼梯平台的栏杆处往下看，发现一名社工刚刚陪埃米利安回来了。
养父母跑过去拥抱他。现在他们一家三口手牵着手跪下，被在场的人善意的目光包围着。
当格伯下楼梯下到一半的时候，小男孩抬眼向格伯看去。他看上去既失望又愤怒。事实上，他对推翻了自己谎言的人产生怨恨是很正常的。但是，被他这样盯着，格伯感到很不舒服。格伯决定去面对他，于是微笑着走了过去。
“你好，埃米利安，你感觉怎么样？”
小男孩什么也没说。但顷刻间，他感到一阵恶心，呕吐在了格伯的裤子上。
所有人看到这个场面都惊呆了。埃米利安的养母匆匆赶来照料儿子。
“我很抱歉。”那女人对格伯说着，从他身边走过，“紧急情况是无法预料的，当他情绪激动时，就会这样。”
格伯没有回应。
在确保埃米利安好些之后，养母邀请他画个十字，诵读一段祷告，以驱走刚刚这段不快的回忆。
“我们现在一起祈祷，然后一切都会过去。”她说道。
格伯仍然很震惊。巴尔迪走过来，递给他几张纸巾，让他擦干净身上，但他尴尬地走开了。
“请原谅。”他说着，向厨房走去。
他来到了一个纤尘不染的环境里。地板发亮，炉子非常干净，就像从来没有使用过一样。房子的女主人炫耀着她高超的持家本领。但一阵残留的熟食的气味泄露了真相，花香味的空气清新剂徒劳地掩盖着这阵气味。
格伯走近洗碗池，从碗碟架上拿起一只杯子。他拧开水龙头，用颤抖的手接满一杯水，喝了几口。然后他将两只手臂撑在台上，任由水继续往下流。他闭上眼睛。他应该离开这里，他无法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我就要瘫倒了，他对自己说道。我不想让任何人目睹我在自己身上搞出来的这副可笑样子。
没有人真正愿意倾听小孩子要说的话。
汉娜·霍尔的话闯入了他的思绪。这听上去像一项指控，主要针对的是他——这位儿童哄睡师。格伯当时回击了这项指控，因为他为埃米利安尽力做了能做的一切。如果他没有发现埃米利安利用一本童话书的内容来污蔑那些接纳了他、承诺会爱他的人，这些无辜的人大概还会被人指指点点。那么，他为什么会对埃米利安感到愧疚？
我的茶点总是很糟糕。
这是埃米利安在从催眠中醒来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这是为他伤害新家人所做的某种辩白。一个小孩子的完美借口。
格伯突然有了一种直觉。他睁开眼睛，重新向洁净完美的厨房看去。他联想到了他在楼上卧室里看见的那些宗教物品。有人正在试图净化埃米利安的灵魂。
不对，他对自己说道。只有他的养母。
对这个女人来说，面子非常重要。所有无法生育的女人，都渴望向他人证明，实际上她们无论如何都值得被叫作“妈妈”。
由于她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做母亲对她而言不仅是一件生物学上的事情，更是一种天职。
最好的母亲会愿意照顾另一个女人生下的孩子。尽管这个孩子并不完美，尽管他有厌食症。相反，她承受着这个生病的孩子的痛苦，就好像那是她自己的痛苦。一位这样的母亲不会抱怨。她在祈祷时会满意地微笑。因为她知道，有位神明会看见，会赞赏她的信仰。
“我的茶点总是很糟糕。”彼得罗·格伯对自己重复道。
他开始打开所有橱柜，疯狂地寻找证据。他在一个柜子的顶部找到了。用来涂抹食物的榛子酱。他打开罐子，观察里面的东西。通常情况下，没有成年人会去尝专门为小孩子准备的食物。
因此，没有人会发现埃米利安的养母的秘密。
只有一种方式才能拿到确凿的证据。于是他将一只手指插进那团软腻的酱里，又把手指放入口中。
当他辨别出那种甜味深处的酸味时，他本能地把东西吐在了地上。
埃米利安永远无法说出真相，没有人会相信他。所以他才编造了关于一场魔鬼般的狂欢的故事，把全家人都牵扯其中。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因为没有人真正愿意倾听小孩子想要说的话。连格伯也是。
36
B先生经常引用一个小女孩的病例，她在催眠状态下强迫一只布艺小象吃药，如果它拒绝的话，她就威胁说她不会再爱它了。小女孩的行为让他识别出她的母亲患有名为“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1]”的心理疾病：那个女人悄悄地给女儿服用大剂量的药物，只是为了让她生病，吸引亲戚朋友的注意，让自己在人们眼中表现得像个关心女儿的好妈妈。
不过，催眠师之所以记起这个病例，只是因为安妮塔·巴尔迪提到了它。她是想用这个例子说服他，如果他们发现了埃米利安身上的真相，那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可能是你的潜意识提示了你该做什么。”巴尔迪坚持道，她指的是那罐被下药的榛子酱，里面掺入了餐具洗涤剂。
但是格伯坚信，那个白俄罗斯小男孩能够得救，要归功于汉娜·霍尔。因此他立刻去找她。他很清楚，这不如说是一个在事务所之外与她见面的借口。他发现，在约定好的时间见面已经无法再满足他。就像一个为爱痴狂的恋人，他需要意外和偶遇。
他来到普契尼旅馆，冲到前台处询问，期盼她在自己的房间里。
“很遗憾，那位女士昨晚就离开了。”接待员说道。
这个消息让格伯呆住了。他道了谢，向门口走去，但他想了想，又走了回去。
“霍尔女士在这家旅馆住了多久？”他一边问道，一边把一张钞票递给接待员。
他坚信，早在她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之前，汉娜就来到了佛罗伦萨，为的是收集关于他的信息，否则无法解释她怎么会了解那么多关于他过去的事。
然而，接待员却回答道：“她只在这里住了几天。”
格伯没有料到这一点。注意到他的惊讶，接待员补充了一个细节：
“这位女士订了一个房间，却从来不在这里过夜。”
格伯记下了这条信息，再次道了谢，然后匆匆离开，他惊得不知如何是好。但这间接证明了他没有猜错：如果汉娜在别的地方睡觉，那就没人知道她在这座城市里待了多久。这个女人为了演好这场戏，准备了很长时间，连普契尼旅馆里那个简陋的小房间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她还在这里，他对自己说道。
但他已经厌倦了那个骗局，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和她谈话。他想到一种可能性，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手机。
他立刻打给了“特雷莎·沃克”。
一个预先录制的声音用英语告诉他，用户目前不在服务区。
他又尝试了几次，回家后也试过，但每一次尝试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最后，他背靠在走廊的墙上，慢慢地让自己滑到地面上，紧张又疲惫。他就这样呆坐在黑暗里。他不得不屈服于这明显的证据，即便他做不到。
汉娜·霍尔不会再回来了。
他迫切地想要找到她，突然想起只剩一种可寻的途径——互联网。“沃克”有一次对他说过，在澳大利亚有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叫作汉娜·霍尔。一个是国际知名的海洋生物学家，另一个是他们的病人。
格伯打开手机上的浏览器，在搜索引擎里输入那个女人的名字。当搜索结果出现时，他不知为何想起了霍尔先生所说的没有影子的生物。从网络深处浮现出了他意料之外的东西，如果他没有让自己被表象所蒙骗的话，他本可以轻易察觉到。
屏幕上的照片里，那位国际知名的海洋生物学家和他的病人长得一样。
从来就没有两个汉娜·霍尔。
只不过，唯一真正存在的汉娜·霍尔并不是一个寒酸且不修边幅的女人。照片上的她驾驶着一艘帆船，一头金发随风飘扬。她面带微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从未这样笑过，这使他感到一丝嫉妒。但最重要的是，她虽然和他的病人有着相同的外貌，却是个完全不同的女人。
她很幸福。
他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汉娜——真正的汉娜——克服了被偷走的创伤，也克服了被转移到一个陌生家庭的创伤。他本应该为她感到骄傲，因为她活出了自己的人生，没有让过去的遭遇影响自己。然而他只能想，汉娜·霍尔为什么要演这出戏，然后又突然消失。他和自己打赌，她实际上是个注重养生的人，甚至通常不吸烟。
您父亲的秘密遗言是一串数字，对吗？
就在这时，有人按响了他家的门铃。格伯猛地站起来，走过去看来人是谁，祈祷着会是她。但他一打开门，出现在他面前的那张脸立刻让他失望了。
但那是张熟悉的脸。
与他们仅有的两次见面相比，她已经老了许多，但他还是认出了他父亲的这位朋友：他小时候在冰激凌店里看到的神秘女人，他成年后在B先生临终前看见的那个女人。
“我认为这个属于你。”这位圣萨尔维医院的前员工对他说，因为吸了太多烟的缘故，她嗓音沙哑。
接着，她举起手，向他展示从家庭相册中被偷走的那张老照片。照片上是彼得罗·格伯刚出生时的样子。
37
他们从家里出来，躲进布雷拉大街上的一家小咖啡馆，那是夜里这个时候唯一一家还开着的店。这家咖啡馆像一个十字路口，汇集了逃避白日阳光的人们：失眠者、不法商贩、妓女。
他们坐在一张僻静的小桌旁，桌上放着两杯味道糟糕的咖啡，B先生的神秘女友点燃一支香烟，确信在这样一个地方，没人会对此提出任何异议。格伯注意到她抽的是温妮烟。
格伯的手里握着那张老照片：“这是谁给您的？”
“我在信箱里找到的。”
“您怎么知道这个新生儿是我？”
女人注视着他：“我永远都忘不了。”
“为什么？”
她沉默不语。一个微笑。又一个秘密。又一个推迟的答复，正如他当时问巴尔迪，她为什么不愿意立刻告诉他她认识汉娜·霍尔。
“您和我父亲是什么关系？”他问道，态度粗鲁。
“我们是好朋友。”这女人仅仅这么回答，同时也在暗示，在这个平淡的解释之外，她不会再多说什么。除此之外，直到现在，她甚至都不愿意告诉他她的名字。
“您为什么来找我？别告诉我只是为了把这张照片还给我……”
“是你父亲告诉我，如果你在找我，我就来见你……我想，这张照片是他的邀请。”
B先生安排了这次见面？格伯感到惊讶。
“您和我父亲有过一段恋爱关系？”他问道。
女人爆发出一阵沙哑的笑声，但她很快就被一阵咳嗽哽住了。
“你的父亲深爱自己的妻子，甚至在她死后也对她忠贞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