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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还好吧？”
这句话脱口而出，吉敷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问起这个。
“很糟。”恩田立刻回应道，“不光有糖尿病，十二指肠也有些问题。这两天连腿脚也不怎么灵便，走路都困难。”
长年待在看守所里的人大都会因为运动不足而患上各种各样的疾病，尤其表现在腿上。按规定，每日是有一定运动时间的，但多数收监者拒绝出去运动，喜欢终日独自一人坐在牢房里。尤其是高龄犯人，会比在社会上自由生活的老人更早就无法行走。
“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疼，眼睛也不大好使。”
吉敷沉默不语，静静地听着恩田讲述。尽管心里很想对他说句“加油”，但目前自己的立场不允许他这么做。
“阁下是刑警？”
恩田用低沉嘶哑的声音问道。
“是的。”吉敷回应道。
“我还以为是检察官呢。”恩田嗫嚅着说道，“那……您找我这个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囚犯有什么事昵？”
“我见过您太太了。”吉敷开门见山地说道，说完偷窥了一下恩田的表情。然而听到对方提起自己妻子的恩田，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当时她独自一人在日比谷公园里发表演说。在那之前，她还在咖啡馆里和搜查一课的峰胁主任发生过口角。”
恩田缓缓点头，双眸变得湿润。不过他原本就这副模样。他依旧没有接下话茬。
“之后，我和您太太稍稍聊了两句，她跟我讲了有关这件案子的事。我因此萌生想和您当面聊聊的想法。就像现在这样。”
“为什么？”恩田立刻问道。看他那样子，仿佛觉得眼前的刑警是个多管闲事的麻烦人。吉敷碰了一鼻子灰，心想看来这位老人心中隐隐藏着一丝怒气呢。
“刑警先生，您想和我这个已被判处死刑的人聊什么事儿呢？事到如今，您到这儿来是想问些什么呢？调查期早已结束，四十年前就已然结束了，还有什么好问的？”
被对方这样一问，吉敷也只能沉默不语。对方说得一点儿没错。事到如今再去询问案情，只是徒劳，无济于事。这是自找麻烦，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吉敷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之前没对案情做过整理，纯粹只是来随口问问，想确认一下恩田是否是罪犯。再说得具体些，其实只是想亲自确认对方就是罪犯。吉敷并不想把整件案子推倒重来，他认为这种事情只要看看对方的眼睛就能做出判断。没想到事实并非如此。看着眼前这位老者的眼睛，吉敷却依旧感到茫然。什么感觉都没有。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之前积累下来的经验，此时竟然完全派不上半点用场。
该怎么办才好？问还是不问？吉敷稍稍犹豫了一阵，如果不问，这样那样地打圆场，解释自己来此的原因也挺麻烦。于是，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开口说道：“河合民夫一家三口，是你杀的吧？”
恩田闻言耷拉着脑袋冷笑不止，这样的动作令吉敷不解。这时，正笑着的老人突然咳嗽起来。
对方的咳嗽持续了好一阵子。尴尬的吉敷突然感到一种无力。那是一种在面对嫌犯时从未体验过的、近似于全身虚脱的感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觉，吉敷自己也不甚了解。他觉得老人与自己之间似乎隔了一堵厚厚的墙——那是一面构筑长达四十年之久，名为“时间”的墙。而且没那么简单就能消除。“恩田事件”一审的时候，自己还不过是个孩子，吉敷凭直觉认定对方似乎是在嗤笑这一点。
“都这时候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这四十年里，我一直不停地说这件事。刮风也好，下雨也罢，每天不停地说。判决书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还有什么好问的？”老者抬起头说道，声音中还残留着咳嗽之后的痛苦喘息。
“是不是你干的？”吉敷再次问道。既然开口了，就一定要问出个最终结果来。
“是不是又能怎样？你会相信我说的话吗？你只是一名刑警，知道了又能如何？”
“是不是你干的？”吉敷不放弃地追问。
恩田猛地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瞪着吉敷的脸，之前的笑容已消失无踪。
“怎么可能是我干的？！”
恩田的声音中包含着愤怒。吉敷一眼就看到，他那周围布满皱纹的眼眶里已泪水盈盈。因为碌碌无为、无端丢掉了四十年时光而产生的愤怒，使他的肩膀和下颚颤抖不止。
“不是你干的啊……”
吉敷毫无意义地重复着对方的话，沉思着。仿佛被对方的声音和气势所压倒，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恩田的反应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与吉敷的预想不同，正因如此，吉敷才会感到难以应对。
“你要是真想听，我就说给你听好了。不过说了也没有任何意义，那件事我已经说了无数次了，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昭和三十三年十二月九日，我一下午都在北上川河畔。虽然中途稍微离开了一两分钟，但都在距离不远的地方，可以说，我一直待在那里。”
“你的意思是，你有不在场证明……”
“嗯，没错。我有不在场证明。”
“有人能替你证明这一点吗？”
老人哼了一声。
“如果能有人能证明的话，我也就不必吃这么多苦头了。寒冬腊月的，哪有人会跑到冰冷的河畔去挨冻？”
“没人能证明，是吧？”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那天我在河边杀鸡，有两个小孩一直在旁边看着。”
“也就是说，曾经有人在那里看到过你？”
“可惜是两个孩子，后来我们曾到处找过那两个孩子。不光我老婆，还有律师和支持我的人，全都去找过。但毕竟距离案发已经过了三十年，最后还是没能找到。而且对方当时还是孩子，小孩的话，也没办法相信。”
“也不是小孩的话就不能相信，只是没有找到，那就没办法了。当时那两个小孩大概几岁？”
“六七岁吧，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你是否还记得那两个小孩的长相、着装之类的？”
“我只记得那个女孩长得挺可爱，感觉像个城里的孩子。身上穿着红色的衣服。那个男孩子则是一身黑衣。他们两人我之前都没见过。”
“你当时和他们说过话吗？比方说，有没有问过他们叫什么名字，或是住在哪里之类的。”
“话倒是说了几句，不过没聊什么。只是‘喂喂’地打了几声招呼，然后就是‘不可以那样’这类的话。”
“名字和住址都没问？”
“没有，那两个孩子看起来像是其他镇上的。一脸好奇地看我杀鸡。如果是住在附近的孩子，是不会觉得杀鸡这种事有多稀奇的。”
“其他镇上的孩子啊……”吉敷喃喃说道。
这一瞬间，他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恩田之妻所说的话，与这句话联系到了一起。
“恩田先生，当时你身上穿了件长外套，是吧？”
“嗯，没错。那天虽然天气晴朗，但一直待在外边的话也挺冷的。”
“是鸡血吗？沾到你外套上的血，是鸡血吗？”
估计因为之前已经在法庭上讲述了太多次的缘故，恩田的回答听起来有些漠然。
“没错，是鸡血。”
语调冷漠平静，无法从中感受到半点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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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血？你确定吗？”吉敷问道。尽管恩田表现得极为漠然，但对吉敷而言，却使他坚信恩田就是凶手的理由开始崩溃。
“确定……”
恩田投来厌恶的目光。
“那不是人类的血？”
老者的面容歪斜扭曲起来。
“怎么会是人血？开什么玩笑！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我的外套上怎么可能沾有人血。我自打出生以来连架都没打过。不过来到这里之后，倒变得会跟看守打架了。”
“当时你的外套上沾了不少鸡血吧？”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因为那件衣服是深灰色的，就是之前有个美国演员曾在某部电影里穿过的，后来就流行起来了。是一件长外套，颜色接近黑色，染上血也看不太清。想来应该沾了不少吧，之前我在河边杀过好几次鸡，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应该沾了不少。”
“你每次都是在北上川河畔杀鸡吗？”
“没错。”
“总是在同一个地方？”
“不，这倒不一定。虽然每次都稍有不同，但常去的也就四处地方。有的离家比较远，有的离家比较近。”
“为什么每次都要换个地方呢？”
“这个嘛……因为杀鸡毕竟算不上什么好事，我想避开路人的目光。但有时鸡的只数太多，没法儿到远处去。还要在水边，因为要把血洗干净，最好还能宽敞点儿。这么一来，符合条件的就只有那四处地方了。”
“案发当天呢？”
“去的是离家较远的地方。”
“那件沾血的外套后来到哪儿去了？”
“律师曾经找过，但哪儿都找不到。”
“检察官说那上边的血就是河合民夫一家三口的血？”
“是的。”
“还安排鉴识科的人调查了那件外套，证明是人血？”
“嗯，差不多吧……也不知道到底调查过没有。”
“有没有提到过血型之类的？”
“好像没提过。我不记得有人说过河合一家三口的血型，就算提过，也没有作为证据。话说回来，这件事并未引起过什么争议。”
“我听说最终闹上最高法庭时，那件理应作为证据的外套却消失了？”
“是的。”
“如果外套上沾的只是鸡血的话，那可是件不得了的证物。有了它，不光重审申请会得到批准，甚至有可能推翻原判。”
但前提是找到它——吉敷在心里说道。为了解救自己，许多人都会编造谎言，这些人的说法是不能全盘相信的。被告有充足的时间去编造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如果它不停地在脑海里浮现，久而久之，被告自己也会相信这便是真相。
“你是在最高法庭上改变证词的吧？”
恩田点头。
“为什么要改呢？”
这些事虽然已经听他妻子说过，但那毕竟是他妻子的理解，或许丈夫有其他的说法。
“没有什么为什么，因为那是事实。”恩田说道。
“这么说来，你刚开始撒了谎，是吧？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实话实说呢？”
“因为当时我听信了律师的话。他说一旦上了刑事法庭，就算被告把实话说出来，也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更别提主张自己无罪了。既然已经遭到警方逮捕，检察官也提起了公诉，法官就会对案件抱有一种先人为主的观点，不会轻易相信我说的话的。聪明的话还是在法庭上老实点儿，让他们判个二十年有期徒刑。当时律师就是这样叮嘱我的。”
“而你就乖乖地听信他的话了？”
“除此之外还能怎样？我们什么都不懂，对法律更是一窍不通。除了相信律师，还能怎么办？”
“可这是连杀三人的大案啊。死的可不是一人，再怎么看，这种案子都是要判死刑的。这一点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如果不奋起抗争，是会把你拉去枪毙的。这种情况下，不管律师说什么，都应该顾不上理会吧？”
“当时我身边找不到半个能出主意的人，站在我这边的只有律师；他很耐心地对我说该怎么办，让我按他说的去做，并保证他是不会害我的。既然事情都到这份儿上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干脆就死了这条心，听天由命吧。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做了努力的。我质问他，为什么不能说这不是我干的，人不是我杀的？”
“嗯，那后来呢？”
“律师大为光火，说如果我这么说了，这件案子他就彻底不管了。要是他也不管的话，我就连个律师都没有了，只能独自一人在法庭上战斗。”
“一派胡言，纯粹诈唬人。没有律师，公审也无法展开。”
“这些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一点儿都不了解。先是刑警，接着是律师，然后是法官，这些人把我骗得团团转。我是个没知识的乡巴佬，要骗我非常轻松。每个人都用话来诓我……在姬安警署被拷问的时候，警察叫我坦白，并反复强调这份调查报告只是临时的，不会拿来做量刑的依据，真实情况等上了法庭再说也不迟。审判时我只用说一句调查报告并不属实，陪审团就能立刻明白我的主张。他们告诉我这叫自由心证主义，说或许我不知道，但现在的法官可以脱离证据、光凭主观印象判定被告有罪还是无罪，所以一定要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早早坦白说是自己干的，就会给审判团留下一个好印象。还说他和审判团的人很熟，会替我说话的，不会判死刑。他反复对我说让我放心，相信他，就算是撒谎，也要先承认人是我杀的。”
吉敷陷入了沉默。这是典型的威逼利诱，是警方在骗取嫌犯自供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利用嫌犯的无知对其进行哄骗。如果不这么做，就无法取得供词。说出来虽然有些不大光彩，但必要时只能采取这类手段。不过吉敷自己从来没这么干过。
“当时我发着高烧，冷得发抖、恶心想吐，他们对我说只要我乖乖照他们说的去做，就让我穿上衣服去看大夫，又说在这儿坦白与法庭的裁决毫无干系。当时我相信了他们的话，认同了他们的指控。然而那些话全是警方编造的谎言，一审的判决书上写着‘判处死刑’，还说附带说明——‘鉴于无人会在无罪的情况下承认杀人，因而自白证词真实可信，并依此判处被告死刑。’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法官自己心里应该也很清楚，自供书是警方在审问现场用什么手段套取的。”
吉敷心想，话虽如此，但无知也得有个限度。这可是件杀人案，世上哪有明明自己没干，却甘愿承认杀过人的人？
因此，吉敷说道：“就算你最终获判了律师所说的最佳判决，那也是整整二十年的刑期啊。即便不是死刑，二十年也是极为艰辛的。况且人不是你杀的。整整二十年，又不是一年两年。不管怎么说，当时你就该把话说清楚，人不是你杀的。”
“不，当时律师跟我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不可能有办法洗脱我的嫌疑。他让我彻底死心，主张无罪是不可能得到法官认同的，即便出现奇迹，法官判处无罪，检察方也必定会申诉。就算再次在复审中获胜，他们还是会继续上诉。不管怎么说，肯定要闹到最高法院，这至少就要花上二十年，没有任何差别。不管是主张无罪，还是承认有罪、靠精神鉴定来抗争，都得花上二十年。当时他就是这样反复劝我的，告诉我还是伏法认罪的做法比较聪明。”
吉敷终于明白了，所谓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酿成的啊。这名律师是个弃检，也就是恩田之妻所说的检察官出身的律师。这样的律师，其实就是检察官和法院的爪牙。
“两种情况根本不一样。如果一审时被判无罪的话，首先可以解除拘留。就算检察方继续上诉，你至少可以获得自由，并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出不出庭。拘留所内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啊。”
“是啊，这些我也是后来才得知的。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串通一气，合伙儿把我骗得团团转。有一件事我直到今天都无法忘记。有一次，那个姓本井的律师在谈话中无意说道：‘你就别整天强词夺理、纠缠不休了，适可而止，干干脆脆地承认了吧。这种杀害无辜幼童的可怕案件，若是无法抓获凶手，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设想一下，到时候整个社会将会秩序大乱，人们将不再信赖警方，杀人狂满街闲晃，女人、孩子无法安心度日，每个人都惶惶自危，没有人愿意老实干活。如此这般，日本这个国家还怎么存在？想要继续维持社会稳定，就必须把凶手绳之以法。’”
吉敷一边聆听一边点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这的确是那些不懂装懂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论调，
“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这番话不无道理。但过后再想想，就让人气不打一处来。什么意思啊？话是这么说没错，可干吗要把我当凶手对待？既然知道危害大，你们就该快点儿去把真凶揪出来吧？我不是凶手，人不是我杀的。社会秩序变得混乱，责任不在我这里。胡乱抓个无辜者，硬说他就是凶手，这种行为比抓不到凶手更恶劣。我说的不对吗？”
吉敷无言以对，只能默默点头。尽管心里同意对方的说法，却不想表现出赞同的态度来。
“他当时是想说，为了让世人安心、维持社会的秩序，我就该隐忍牺牲？还是说本井他其实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这一点我实在闹不明白，直到今天也没搞明白。那时他还跟我说，依靠精神鉴定来辩护是很有胜算的，之前他也有靠这种办法顺利结案的经验。看他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别无他法的我也只能下定决心听他的话，按他说的去做了。但实际上，之前他靠这种方法打赢的不过是个很小的官司，根本不能和三人被害、震惊世人的灭门惨案相提并论。”
吉敷不禁点头表示赞同。所谓法官，就是一些时常把“震惊世人的罪行”这类字眼挂在嘴边的一群人。尽管案件的结构大致相同，但大案和小案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最高法庭上，那件沾血的外套并没被当做证据出示，是这样吗？”
吉敷把话题转回来，这才是此次谈话的关键。
“好像是的。因为最高法庭没有唤我出庭，所以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听律师说似乎没有出现。”
“这案子审了三十年之久，或许是在什么时候给弄丢了吧？”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估计那东西要是还存在，也是在盛冈警署的什么地方。但刑警和检察官都说已经处理掉了，找不到了。刑警先生，这种情况下，证物一般都保管在什么地方？如果知道的话请你告诉我。”
问这个问题时，恩田才第一次流露出哀求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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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已经起诉的凶杀案相关的重要证物，一般不会存放在警署中。按规定，这些东西会存放在法院里。但因为你这件案子在一审和二审时均未因这件证物引发争议，所以暂由检察方代为保管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可是，这件案子已经拖了近四十年，而且已经基本定案，估计证物都被处理掉了吧。”
听到吉敷的话，恩田垂头丧气地说道：“是吗？”
“就算那东西还在他们也不可能拿出来。整个案子已经定案，就算他们拿去烧掉，也没人能对他们说三道四。那件外套这么危险，检察方应该想尽快处理掉，留着说不定哪天遗失了，再阴差阳错地落入大学里搞法医学鉴定的老师手里，搞清楚上边沾的血其实是鸡血，并把这件事说出去，可就大事不妙了。因此，估计这条线没多少希望了。”
不知不觉间，吉敷的论调已经开始向恩田这边靠拢。不过他认为这是因为被告目前就在眼前的缘故，自己并没有认定对方是被冤枉的。这样的判断没有丝毫改变。
吉敷继续说道：“如果还在的话，应该在法院里，不过也不一定……反正还是考虑一下其他方案更现实些。虽然要提出重申请求必须拿出新的证据，但沾血外套这条线索不太可行，还是放弃吧。尽管它的确比较有力。看看其他的，只要合情合理，再小的证据也无妨。”
“之前盛冈检察审查会曾经发出公告，说恩田一案存有误判的可能，希望相关法院在审理时能更加注意。”恩田说道。
“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吉敷稍稍有些吃惊。
“控诉审的时候，不过法庭完全无视了，对审判也没产生任何影响。听说审查会决议这类东西没有任何权限。”
“只是些庭外意见罢了。”
“但至少是来自检察官的决议吧？”
“只要不是自己的案件，检察官可以随意发表无责任意见。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召开审查会的时候那件沾血外套有没有出现过？”
“这我就不清楚了。当时我的律师还是本井，他从来不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不过说来奇怪……控诉审的时候，你不是还在依靠精神鉴定辩护吗？还没有推翻之前的自白供述，对吧？既然如此，审查会为何会说出你有可能是清白的这种话来呢？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认为，当时他们很可能对那件外套上的血量和细节进行了科学检查。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会让他们明确做出这项决议的理由了……”
“是吗？”
“虽然不能一口咬定说就是如此，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对证物调查不足。犯罪现场河合家，墙上和榻榻米上很有可能留有凶手手印或沾血的指纹，这些都没在法庭上出现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