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二世一点一点、一条战线一条战线地向和他打过交道的君主和贵族们证明，金雀花王朝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12世纪50年代快结束的时候，亨利二世主宰的领地已经远远超过他祖先们的想象。但这还不够。
1159年夏季，法兰西南部的山谷赤日炎炎，一支庞大的军队隆隆地向图卢兹城开进。城内的三万五千人战战兢兢地听着步兵的脚步声、战马的奔跑声、大车的嘎吱声、号角和战鼓的轰鸣声，以及拖曳攻城武器的恐怖巨响。这支军队所到之处，留下的尽是焦土。卡奥尔、奥维拉尔和维莱米惨遭洗劫和纵火。庄稼被焚毁，财产遭到劫掠。整个图卢兹地区胆战心惊地等待来自西方的又一次灾难。“亨利二世……不仅令远至罗讷河和阿尔卑斯山的普罗旺斯人惊恐万状，”作家和外交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写道，“他还攻城略地、征服各民族，打击了西班牙和高卢的君王们。”
亨利二世于1159年6月率领这支军队横穿了法兰西南部，这是他一生中组织起来的最雄壮的大军。仅仅在英格兰招募雇佣兵的开支就超过了9000磅，这比前一年王室的全年收入还多。诗人鲁昂的艾蒂安称，亨利二世带来了“钢铁、投射武器和作战器械”，而诺曼编年史家托里尼的罗贝尔说这支军队是“诺曼底、英格兰、阿基坦和他属下所有其他领地的全部军事力量”。亨利二世的目标路人皆知。他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前来的，目标是将图卢兹从其统治者雷蒙五世伯爵手中夺走，纳入阿基坦公国。“国王要收回自己妻子埃莉诺王后赢得的遗产”，托里尼写道。但亨利二世做的还不止这么多。他在开展一场范围极其广大的战役，旨在确立自己对从苏格兰山麓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广大地区的最高宗主权。
他麾下有许多大贵族。前不久与他和解的邻居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四世指挥一支小舰队南下，在普瓦捷与亨利二世会师。南方的领主们，如巴塞罗那伯爵拉蒙—贝伦格尔四世和贝济耶与卡尔卡松领主雷蒙·特朗卡维尔也参加了，他们很高兴有机会骚扰一下自己的邻居。负责组织这场战役的那位教士在中军骑行，头戴铁盔，身披锁子甲，甲胄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他就是托马斯·贝克特，英格兰大法官和坎特伯雷总执事。据说，贝克特指挥着自己的私人武装，包括七百名骑士。这个数字几乎肯定是夸张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可确信，他的确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部队，这对一名教士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
图卢兹攻城战从1159年6月打到9月，代表着亨利二世统治早期在欧洲的宏图大业的巅峰。为了改革和巩固他在1149年至1154年间积攒的庞大领地，他已经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不愿就此满足。在安定英格兰之后，他的政策自然而然地将他送到了图卢兹城下。他动用武力，往往是非常雄壮的大军，去侵犯他已经非常漫长的边境线之外的边缘地区。似乎他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位国王和公爵，还想当皇帝。
但事实上，他的政策比上面的说法更为务实。亨利二世的目标始终是竭尽全力去保障自己的全部权益。他有时动用武力，有时借助外交手段。只要条件允许，他总会努力确立自己的领主地位，并对自己庞大的领土的边缘地带开战，以便将自己版图的边边角角都清理干净。图卢兹只不过是又一个他的权威受到挑战的边境地带。他从事的不是一场征服战争，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地位得到承认而奋斗。
但图卢兹是出了名的难对付。阿基坦的埃莉诺对这个伯爵领地有非常间接的权利主张，因为她的祖母菲利帕有继承权，但在11世纪90年代被抛到一边，没能继承。1141年，路易七世曾尝试入侵图卢兹，就像亨利二世在1159年做的那样，但被打退了。这并没有让亨利二世知难而退。他拥有合情合理的权利主张和组织一支大军的经济实力，并且在讨伐威尔士人和布列塔尼人取胜之后势头正猛。
根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记载，西班牙和高卢的君王们无疑对亨利二世集结的雄厚兵力吃惊不小。但他们对他的成功概率仍然存疑。图卢兹是一座大城市，防御非常巩固，坐落在加龙河一个急转弯的地方，分成三个设防区域。这座古老的罗马城市毗邻一座有围墙的村庄，是在晚近时期在宏伟而美丽的圣塞宁教堂周围发展起来的。在城市和村庄的外围还有一道城墙，而在它们之间的南面，坐落着另一座城堡，叫作纳博讷城堡，是城市统治者的住地。加龙河为守军提供了持续不断的水源，在夏天也不会干涸，因此要想通过切断水源让守军屈服是不可能的。
亨利二世的大军尽了最大努力，给该地区的乡村和城堡造成很大破坏，但质疑他的人被证明是正确的。正如1141年路易七世的经历，又一位国王率军攻打这座城市，仍旧折戟沉沙。
如此庞大的军队为什么不能攻克这个相对单薄的目标？或许，当地人更喜欢图卢兹伯爵们宽松的统治，而不是亨利二世的入侵大军令人想起的那种严酷的主宰。或许，城市的天然屏障的确使它无懈可击。无论如何，在1159年秋初，亨利二世的战役遭到了决定性打击，因为令他猝不及防的是，路易七世来到了图卢兹。
在法兰西所有的贵族当中，给路易七世制造麻烦最多的就是在12世纪50年代开疆拓土的亨利二世。对卡佩王室来讲，诺曼底公爵升格为国王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封臣，因为他有军事实力和远远优于任何法兰西贵族的血统。在诺曼底公国与法兰西王室领地的边境地带，即所谓韦克辛，麻烦最大。的确，在1156年盛大奢华且极富政治象征意义的仪式上，亨利二世向法兰西国王表示臣服，向路易七世宣誓道：“我，亨利国王，尊法兰西国王为我的领主，保卫他的生命、身体和领地，如果他接纳我为他的忠仆，并保障我的生命、身体和他赐予我的领地，因为我是他的臣属。”如果路易七世坐山观虎斗，任凭亨利二世征服图卢兹的话，他的封建宗主地位就一文不值了，何况路易七世自己差一点就能把图卢兹纳入自己的直接控制范围。另外，雷蒙伯爵还是法兰西国王的妹夫。如果辜负了妹夫，那么路易七世的领主地位就是空中楼阁了。
路易七世抵达图卢兹的时候深知，他只要来到雷蒙伯爵身边，就足以迫使亨利二世深思熟虑一番，是不是要把这场战役继续打下去。攻击雷蒙一个人，是一回事；攻击路易七世和雷蒙两个人，就是明目张胆的侵略，会在更北方的诺曼底和安茹给亨利二世制造出无尽的麻烦，他为了牢牢控制这些地区已经花费了很多心血。另外，如果武装对抗路易七世并且失败的话，整个图卢兹远征的象征价值就泡汤了。
亨利二世和他的贵族及主要谋臣（包括贝克特）商议了一番。贵族们的意见是，在法兰西国王没有侵犯亨利二世的君主荣誉的情况下，是不能攻击法兰西国王的。贝克特表示反对，主张立刻猛攻城市。投票表决的结果是，贝克特落败，被晾在一边。亨利二世放弃了战斗。他声称愿意饶恕卡佩国王和图卢兹城，在米迦勒节前后撤军了。
编年史家豪登的罗杰将图卢兹战役称为亨利二世的“未竟事业”。它还算不得是灾难，但不可否认是个失败。此次战役中最有收获的事件与攻城战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布洛涅伯爵威廉，即斯蒂芬国王的幼子，也追随亨利二世参加此役，于1159年10月在返回英格兰途中死去。他在英格兰的大片地产被王室收回。除此之外，攻打图卢兹的这个代价昂贵的夏季的唯一结果就是，亨利二世知道了自己军事实力的极限。
图卢兹战役的失败还有一个代价，它第一次让亨利二世与他最亲信的谋臣——大法官托马斯·贝克特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
不神圣的战争
1158年夏季，也就是托马斯·贝克特率领亨利二世的军队冲向图卢兹城墙的一年之前，他引领着一支更为盛大壮观的队伍，纵马进入巴黎城。他作为英格兰大法官和英格兰国王的仆人，带着和平的善意前来，周身洋溢着严肃的光辉和荣耀。贝克特的使命是与法兰西王室协商，为亨利二世的三岁儿子（也叫亨利）和路易七世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玛格丽特缔结婚约，将两个王室联合起来，并为金雀花王朝赢得韦克辛。他理应以他主公的财富和尊严来让法兰西国王肃然起敬。
贝克特做了一番非同寻常的表演。在私生活中，他是个严谨虔诚的人，定期鞭笞自己，身穿粗毛衣服，饮食朴素，从未有过情妇。但亨利二世的大法官懂得如何让群众欢欣鼓舞。他威风凛凛地冲进巴黎，带来了富有异国情调的礼物，举行了奢华的盛典——狗、猴子和似乎无穷无尽的侍从队伍，全都印证了英格兰国王的慷慨和富裕。与贝克特一同前往并且目睹这一切的威廉·菲茨斯蒂芬对此做了生动的记载：他的扈从中有约两百名骑手、骑士、文书、仆役、佣人、武士和出身高贵的侍从，全都排成整齐的队列。他们所有人和他们的随从，全都穿着崭新的光鲜华丽的服装。他还带去了二十四套衣服……和许多丝绸斗篷，作为礼物，以及各式各样的杂色衣服和外国毛皮、挂毯和地毯，用来装饰一位主教的会客厅。
他的扈从队伍还携带了猎狗和鹰隼……还有八辆马车，每辆车都配有五匹夏尔马。每匹马上都骑着一名身穿新衣的健壮马夫，每辆车上都有一名车夫。有两辆大车专门用来运载啤酒……对不熟悉啤酒的法兰西人，用一种健康的饮料招待他们，清澈，像葡萄酒一样颜色深，口味更精细。其他的大车运送饮食，或幔布、地毯、成包裹的睡衣和一般行李。他有十二匹驮马和八箱金银餐具……一匹马驮着他的小教堂的圣盘、圣坛装饰品和书籍……每匹马都有一名马夫，穿着精神抖擞的衣服；每辆马车都配有一只凶猛的大驯犬，拴在绳索上，要么在车内，要么在车后跟着走。每头役畜背上都坐着一只长尾猴……
然后有大约二百五十人，六人或十人一排，按照英格兰风俗，一边行进一边唱歌。每隔一段距离有成对的猎鹿犬和灵缇及其管理员……然后是武士，携带盾牌，牵着骑士们的战马，然后是其他武士、男童和驯鹰人……最后是大法官和他的一些朋友……
抵达巴黎……他向每一位贵族、骑士……绅士、学者和市民馈赠了餐具、衣服、马匹和金钱。
这是一场符合国王风范的盛大表演。
1158年，托马斯·贝克特很快成为亨利二世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受信赖的谋臣。起初，贝克特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特奥巴尔德手下的一名文书。特奥巴尔德很赏识这个年轻人的勤奋肯干，逐步提拔他，直到贝克特于1154年成为坎特伯雷总执事。就是在总执事的任上，他与亨利二世相识。亨利二世感到，贝克特非常精明能干，是英格兰大法官的绝佳人选。1155年，在特奥巴尔德的推荐下，亨利二世任命贝克特为英格兰政府的最高官吏。贝克特不负众望，在为王室服务的工作中如鱼得水。
12世纪的英格兰政府仍然是凌乱和高度个人化的。廷臣沃尔特·马普为我们描绘了亨利二世宫廷全速运转的戏剧性画面，非常令人信服：“国王出门的时候，总会被人群拦住，被推来搡去；人们对他大呼小叫，推推拉拉；但他耐心地聆听所有人说话，没有动怒的意思；直到被烦扰到无法忍受，他才一言不发地退到安静的地方。”国王处于这样的人群的中心，因此需要一个由大量仆役、文书、外交官和官吏组成的复杂系统。贝克特主持的就是这样一个松散的系统。就像随后几个世纪中的那些了不起的王室官吏——亨利八世的首相托马斯·沃尔西或者伊丽莎白一世的耐心的秘书威廉·塞西尔一样，贝克特帮助一位富有领袖魅力的君主绕开了政府日常工作的劳烦，将他的宏伟蓝图化为现实。
1160年前后，贝克特到达了权力的巅峰，当时他四十出头，而国王将近二十七岁。这位大法官身材高大，相貌给人以好感，仪态高雅，擅长宫廷谈话的技巧。他获得权力、财富和光荣的崛起之路是非同一般的。他在苏塞克斯的默顿小修道院和伦敦的一所文法学校（可能是圣保罗学校）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的父亲是商人，后来商铺失火，家道中落，他的生活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二十出头的时候，他在巴黎待了两年时间，学习教会法和民事法，这是中世纪所有年轻的文人必学的科目，但他始终未能毕业。学业中断给了他一种自卑感，此后的一生中，他都一直在为此作补偿。贝克特在学术上欠缺的东西，由雄心壮志来弥补。除了担任大法官之外，他还是坎特伯雷总执事，这是英格兰教会的一个要职。从肯特郡到约克郡的许多地方都是他的俸禄来源，他在伦敦的宅邸非常富丽堂皇，好几位权贵都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他家里接受教育。
大法官皮肤白皙，头发乌黑，长鼻子；而国王身材矮壮，头发火红，精力充沛，与人交际时轻松自如（这是他的天性所致，并非局势所需）。这两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贝克特非常重视的那些价值观对国王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对维持王权的尊严至关重要。据贝克特的传记作者菲茨斯蒂芬说，大法官“用膳时往往有多位伯爵和主教作陪”。他的餐桌上总是摆满山珍海味，用精致的金银器皿盛放。贝克特喜欢所有彰显领主身份的奢华仪式，而这些恰恰是亨利二世厌烦的东西，所以他很高兴让贝克特替他执行这些繁文缛节。
国王似乎很喜欢自己与大法官之间的近乎滑稽的对照，有时会取笑自己的朋友。菲茨斯蒂芬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贝克特和亨利二世在他们友谊的早期阶段，有一次一同在冬季的伦敦街头骑行。国王指着一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可怜乞丐，对大法官说，如果给他一件厚厚的暖和的斗篷就好了。贝克特同意，这是件很慈善的事情。于是亨利二世抓住他，将他背上的精美的红灰两色斗篷扯下来，送给了不知所措的乞丐。国王的侍从们捧腹大笑，贝克特却笑不起来。亨利二世一有机会就打击朋友的自尊。他常常骑着马闯进大法官的餐厅，跳下马来，坐下就吃。这让贝克特非常恼火，国王却笑逐颜开。尽管有这些烦恼和小小的冒犯之处，贝克特仍然是亨利二世的挚友、受信赖的仆人和可以吐露心迹的知己。
最重要的是，国王将贝克特视为两个世界——王室和教会——之间的桥梁。在12世纪的整个欧洲，国王及其封臣们都在为了职权范围和权威的问题与教会当局斗争。各种冲突频发，争议的主题包括：教士为君主加冕的权力；向教皇而不是王室上诉的权力；主教是否有权出国参加会议；国王们是否能与其妻子离婚。欧洲的几乎每一位国王都受到过停止教权（在全国禁止大多数宗教礼拜和圣礼的禁令）或个人遭绝罚的威胁，或者有可能受到这种威胁。教皇犹金三世曾因约克大主教的任命问题与斯蒂芬国王发生争吵，曾试图向他施加上述的两个惩罚。霍亨施陶芬皇朝的君主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曾当选神圣罗马皇帝，是绝无仅有的领土比亨利二世还大的君主。1160年，他在与亚历山大三世教皇争夺主宰权的战争中遭到绝罚。
亨利二世知道，自己统治英格兰的计划不会让教廷和教会开心。他认为教会过于强势，损害了他的王权，因此决心要教训教会，使它听话。建设他的帝国不仅仅是拓展疆域的问题，关键是确立和加强君主在国内的权益和权力。他并不是打算完全压制教会，或者以国王和神父合二为一的身份来统治。但他对国王的特权有明确的界定，并且决意要捍卫属于自己的东西。
特奥巴尔德大主教多年疾病缠身，最后于1161年4月18日在坎特伯雷的宫中去世。他去世时已经是古稀高龄，自1138年被斯蒂芬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以来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亨利二世看到了一个机会。他的计划（其中最主要的是将他的长子加冕为继任国王，特奥巴尔德曾明确拒绝为斯蒂芬国王提供这样的服务）需要一个驯顺听话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二世还希望能够开启重新定义王权与教权界限的进程。如果能有一个英格兰人做坎特伯雷大主教，那对亨利二世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亨利二世认为，贝克特是接替特奥巴尔德的理想人选。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曾任命身兼大主教和大法官两职的人士（美因茨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来治理德意志和意大利。亨利二世决定如法炮制。但对英格兰教会的很多人，包括按照传统有权选举大主教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僧侣而言，贝克特的候选人地位越规逾矩了。他没有资格担任大主教，理由有好几个。他实质上是个世俗人物，只有二流的学术水准。他不是法学家，肯定也不算神学家。他显然是站在王室一边的，在为特奥巴尔德服务的时候还曾威胁坎特伯雷的僧侣们。反对的人还不止僧侣们。亨利二世的母亲玛蒂尔达皇后也写信来，强烈反对将他的朋友提升为大主教。
这一切都动摇不了亨利二世的决心。任命贝克特为大法官兼大主教的好处远远胜过坎特伯雷传出的唉声叹气。亨利二世希望将英格兰王国传给自己的长子，由贝克特担任导师和摄政。太子已经将近七岁，按照规矩，贵族子弟到了这个年纪应当离开母亲，开始接受教育，为长大成人做准备。1162年，国王打算让小亨利接受贝克特的教导。如果是在一位大主教家中受教育，岂不更好？1161年6月2日，贝克特被授予圣职。次日，他就被任命为大主教。
在亨利二世看来，贝克特的崛起是一场胜利，但他很快发现，自己的策略有一个严重缺陷。问题不在于教会中其他人的反应，而在于贝克特自己。
尽管得到了冠冕堂皇的头衔和国王的慷慨赠礼，贝克特却感到自己在大主教的位置上很不踏实。部分原因是，遵照传统，英格兰的大主教一般是僧人。贝克特的浅颜色衣服不是僧衣，僧侣们一看就知道他不是他们圈内人。他一辈子都在学习如何做一名优秀的掌控世俗权力的大法官，现在突然间来到了一个新世界，在这里，他所代表的一切都受到鄙视。他的神学造诣很浅，而且因为与王室有密切联系，当即就让人产生恶感。他感到了一种痛苦的需求，一定要向他的新会众和上帝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导致他的世界观和态度发生了一个骤然的急剧转变，戏剧性地、灾难性地改变了他与亨利二世的关系。
几乎从就任大主教伊始，贝克特就与王室的政策拉开距离。他的第一个举动是辞去大法官职务，理由是他“一个职位都配不上，何况是两个”。然后，为了教会的土地，他与多位世俗权贵挑起冲突，包括赫特福德伯爵和另一位肯特郡地主——恩斯福德领主威廉。他将自己就职的日子宣布为一个新的宗教节日——圣三位一体日，然后向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发去了一连串书信，请求加强坎特伯雷的权力，而贬抑与他分庭抗礼的约克大主教的权力。王室忠心耿耿的仆人几乎是一夜之间变成了王室的敌对者。亨利二世曾指望他帮忙在教会内推动王室的政策，结果恰恰相反，他处处与王室作对。贝克特在其余生中一直是一个傲慢自负、令人不快和难以驾驭的讨厌鬼，始终阻挠着亨利二世顺畅地治理国家的努力。
不管贝克特旧貌换新颜的原因是什么，同时代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不足为奇的是，不知名的战役修道院编年史家认为这是一种光荣的蜕皮，是他地位提升导致的一种精神上的转变：“正如俗语所说，‘地位会改变人的行为’，但他不像几乎所有人那样是变坏，而是一天天变得更好。因为他摒弃了热衷世俗的旧面貌，开始努力做一个忠于上帝的新人。”就连一贯对贝克特没有好感的纽堡的威廉也对他肃然起敬：“很快，他虔诚而睿智地斟酌了如此崇高的荣誉可能造成的负担，习惯和仪态当即发生了变化，人们可以说‘这是上帝之手造成的。’或者‘这是全能上帝之手带来的变化。’”
贝克特从忠实的王室鹰犬摇身一变，成为难以对付的教会权益捍卫者，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起初，亨利二世从一定距离之外容忍着朋友这令人恼火的变化。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诺曼事务，无暇顾及英格兰。但他在1163年1月从欧洲大陆返回后，就决心推动一系列的法律和政府改革，他认为这些改革对改善法律和秩序至关重要。他在1164年发起的改革计划称为《克拉伦登宪法》，得名自它起草的地方——克拉伦登王家猎苑。这份十六点的文件是英格兰宪法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件之一，亨利二世希望借此厘清教会与国王的职权范围之间模糊的界线。这是个充满激烈争端的领域，但他选择的攻击目标是所谓“犯罪僧”，即那些犯有盗窃、强奸、人身伤害或谋杀罪行的教士。
在12世纪晚期，从技术角度看，或许六个英格兰人中就有一个是教士。尽管大多数人不是，而且永远不会成为神父，但有很多人属于次级神品，或者为了上学读书而进入教会，后来又离开教会，为世俗主公效劳。许多教区神父的教育水平很差，几乎不识字。他们的生活和普通农民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如果某人犯了法，教士的身份是非常有用处的。教会宣称自己有权惩戒犯罪僧，但教会法规定的惩罚比世俗的刑法要轻得多。教会不会实施神明裁判，也不会摧残犯人的身体，或者将其处决。于是，亨利二世眼中的许多罪犯得以可耻地逍遥法外。亨利二世在捍卫自己的王权时是非常强硬的，在他看来，允许犯罪僧在教会法的庇护下胡作非为是对法律的严重滥用，他绝不会容忍这一点。
这个复杂的争议可以如此简化：亨利二世希望，在宗教法庭上受审的犯罪僧被剥夺教士身份，然后移交世俗当局，进行肉体惩罚。在技术层面，这并没有在宗教和世俗法庭之间建立一个孰高孰低的等级关系，但会使得犯罪教士受到亨利二世认为的公正处罚。贝克特则不惜任何政治代价，坚决抵制任何他认为的对教会权益的侵犯。
1163年夏季，在伍德斯托克会议上，贝克特与国王发生争吵的主题是教会为得到郡长的帮助向其付酬的问题。这是一种税收，传统上是由地主直接付给当地的郡长，为他在郡内维持治安的工作提供资金。亨利二世现在要将这笔税收直接抽入国库，将一个很大的收入来源置于中央的监管之下，并含蓄地提醒整个英格兰，所有政治权力都源自国王的直接权威。这是一场具有政治意义的财会制度改革。或许除了郡长们之外，这对任何人来说都算不得是特别重要的问题，但是大主教却自命为国王改革计划的监督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告诉国王，“将属于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有失陛下的身份”，并补充说，不可以“用法律来强迫”国民。亨利二世大发雷霆，发出了一个重大的誓言。据爱德华·格里姆（贝克特的同时代人，著有贝克特传记）记载，亨利二世向大主教吼道：“以上帝的双眼起誓！它一定会以赋税的形式进入王家金库：你胆敢反对，太不合适了，因为没人会违背你的意志去反对你的人。”
但大主教面无惧色：“陛下，您发誓时提及了上帝的双眼，出于对它们的敬意，我的所有土地或者教会的产业，一个铜子都不会交。”其实贝克特本人从郡长酬金改革中并不会损失一分一毫，所以他的这个举动实在太顽固了。但这显示了他欲在自己的新位置上证明自己的价值和阻挠国王雄心勃勃改革计划的决心。
在这年夏天，先前的朋友反目成仇，关系持续恶化。犯罪僧的问题悬而未决。亨利二世从他的谋臣那里得知，自他登基九年以来，有一百多起谋杀案和数量不详的其他罪案是由教士犯下的，这些人逃脱了王室法庭的惩罚。贝克特将几名犯罪僧处以流放和烙印之刑，将其他罪犯终身监禁，希望借此让亨利二世从根本上改革法庭司法权限的计划流产，但这还不足以说服国王。亨利二世不认为事情可以维持下去。1163年10月1日，亨利二世召集全国的教会权贵们到威斯敏斯特开会。他向听众讲了话，要求他们服从和遵守国家的古老风俗习惯。一场激烈的法律辩论爆发了，王室和教会的律师们唇枪舌剑。亨利二世要求主教们认可，犯罪僧在被教会法庭判处有罪之后，就应当被移交给国王的法庭，进行肉体处罚。如果主教们不肯同意，就必须说明，自己是不是打算遵守“英格兰的风俗习惯”中的任何一条。在贝克特领导下，伍德斯托克的主教们回答说，他们会遵守英格兰的风俗习惯，“但不可违背我们教会的荣誉”，这个回答模棱两可，实际上是保留了将教会法置于比王室法律更高地位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