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回答意义重大。叛乱的幽灵曾经困扰爱德华二世的统治，叛国是个无法挽回的严重罪名，皮尔斯·加韦斯顿、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肯特伯爵埃德蒙和马奇伯爵罗杰·莫蒂默都因此殒命。为了防止这样的血腥暴行再次发生在英格兰土地上，爱德华三世通过的《1351年叛国罪法案》，将这项罪名仅限于如下行为：谋害或企图谋害国王、王后、王长子的生命，强奸王长女，谋杀大法官、财政大臣或主要法官，或者在国内向国王开战。现在理查二世将叛国罪的定义再次扩大了。叛国犯不再仅仅是企图杀害国王、王亲国戚及最高级官员的人。任何尝试改革或管制王室内廷的人都可能背上这个罪名。法官们在国王的威吓下，裁定那些曾在1386年压制国王的人都可以被视为叛国贼。任何无视国王解散议会的命令、弹劾王室大臣或者向理查二世提醒其曾祖父爱德华二世命运的人，都可能被视为叛国贼。
法官们的意见令人不寒而栗。理查二世于1387年11月返回伦敦的时候，局势很清楚，这年夏天的活动只可能有两个结果：司法大清洗，或者内战。德·维尔疾驰穿过牛津郡的时候，就是在为内战做准备。
战争的起因就在于他。在国王大巡游期间，一个反对派形成了，其具体目标就是让德·维尔及其同党滚出国王内廷。这个反对派被称为“上诉诸侯”，因为从11月4日起，格洛斯特公爵托马斯、阿伦德尔伯爵和沃里克伯爵就正式向国王提起“上诉”（或者说是正式的起诉），指控国王身边的奸佞宵小。被告包括五个人：约克大主教亚历山大·内维尔、萨福克伯爵迈克尔·德·拉·波尔、法官罗伯特·特里希林、商人和伦敦前市长尼古拉斯·布雷姆布利（农民起义期间保王党的英雄）和爱尔兰公爵罗伯特·德·维尔。
国王对诸侯的大胆行为怒不可遏，企图征集军队，但失败了。各郡郡长不肯为他招兵买马，声称平民全都支持上诉诸侯。理查二世直接请求伦敦市民的帮助，他们也不肯以他的名义起兵。德·维尔的柴郡兵马是国王的唯一希望。
德·维尔率军穿过潮湿而寒冷的乡村时，深知自己应该畏惧何人。格洛斯特公爵、沃里克伯爵和阿伦德尔伯爵着意敌对他，而且还找到了两个强有力的盟友：冈特的约翰的儿子——博林布罗克的亨利（此时的头衔是德比伯爵）和诺丁汉伯爵——托马斯·莫布雷。这五个人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团队。伦敦的许多名门世家、英格兰各地的骑士乡绅中都有他们的拥护者。他们的军队就像手指一样在科茨沃尔德周围张开，准备将德·维尔紧紧攥在手心里。
12月20日上午，德·维尔在波顿附近与格洛斯特公爵的支持者发生小规模交锋，这是他与上诉诸侯军队的第一次遭遇。战况非常混乱，德·维尔麾下的许多切斯特人临阵脱逃。当天晚些时候，可能是在伯福德附近，他与阿伦德尔伯爵的人马发生了另一场小规模战斗。德·维尔的副将托马斯·莫利纽克斯爵士阵亡。爱尔兰公爵颇有些绝望，于是催动部下拼命冲向莱德考特大桥，希望在那里过河。据编年史家亨利·奈顿说，德·维尔相信“如果他能过桥，就能避开敌人”。他认为，杀过泰晤士河、到达南岸，才是安全抵达伦敦、与理查二世会合的唯一办法。
但他很倒霉。他率军冲向那座12世纪桥梁的尖尖的石拱时，发现自己被敌人逮个正着。大桥两侧都站着身穿德比伯爵号衣的武装士兵和弓箭手。他掉转过头，却发现德比伯爵本人率领一大队士兵从背后夹击过来。德·维尔腹背受敌。他别无选择，只得应战。
号角吹响，王旗被匆匆展开，士兵们却窃窃私语地说，双方兵力差异太大，以少敌多很不明智。“他们的人数与敌人相差甚远，”亨利·奈顿写道，“他们也不敢冒犯这么多的诸侯和贵族。”
德·维尔张皇失措。如果他被俘，不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暴力的恶性循环已经开始了，他不大可能仅仅被逐出朝廷。他必须挽救自己的性命。他率军冲向大桥，企图强行通过，但接近大桥时发现，那里已经树立起了路障，道路也有三处被切断。一次顶多只能有一匹马通过。“我们上当了！”公爵呼喊着，然后换了马，企图单人独骑沿河岸逃跑。
但迎接他的是更加凶险的命运。德比伯爵亨利从他背后追击，而格洛斯特公爵本人则从他前方迎来。德·维尔只剩下了一个选择。他拿自己的生命赌了一把。“他催动坐骑，抛弃了铁手套和剑，然后一头跳进泰晤士河，”奈顿记述道，“就这样，他凭借极大的勇气，逃脱了。”德·维尔逃走了，最终渡海流亡法兰西。他的部下则当即举手投降。
理查二世在温莎度过了一个忧郁的圣诞节。12月30日，他在伦敦塔与五位得胜的上诉诸侯会面。他们带来了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入要塞后便紧闭大门。这次会谈气氛非常火爆。上诉诸侯训斥了理查二世的不端行为。他们拿出了国王与德·维尔之间的书信，指责他企图借助法兰西国王的力量来镇压自己的臣民。他们要求法办他们指控的五名奸臣，并对国王内廷进行清洗。理查二世仍然盛气凌人，于是他们威胁要废黜他，还暗示说，已经选好了继任的人选（一位编年史家说，他们告诉国王，他其实已经被废黜了，但格洛斯特公爵和德比伯爵在争吵谁应当继承王位，所以还没有具体执行废黜国王的决定）。理查二世不得不向他们妥协，并召开议会，商讨新的解决方案。
议会于2月3日开幕。贵族和平民代表聚集在威斯敏斯特的白厅，这里装饰着描绘爱德华一世生平的一系列图画（至今白厅仍然是英国政府行政中心的代名词）。国王在聚集于此的议员面前坐下，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然后，据编年史家托马斯·法温特记载，“五位高贵的上诉诸侯……前呼后拥地一同走进大厅，手牵手，身穿金线华服，瞪了瞪国王，然后向他屈膝致敬。大厅内人山人海，甚至挤到了角落里”。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议会对被起诉的王室官吏的案件做了细致的法律研讨。最早一稿的起诉状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宣读完毕。被告的罪名包括向国王进献叛国的谗言，提议将法兰西境内的英格兰城堡出卖给法兰西国王，以及贪污王室公款、中饱私囊。令人尴尬的是，五名被告中已有四人畏罪潜逃，只能对其进行缺席审判。只有前市长尼古拉斯·布雷姆布利到庭，对他的审判于议会开幕两周之后正式启动。
但无论被告是否到庭，裁决都是一样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亚历山大·内维尔、爱尔兰公爵、萨福克伯爵和罗伯特·特里希林爵士都被缺席定为叛国罪。爱尔兰公爵、萨福克伯爵和罗伯特·特里希林爵士的刑罚是在伦敦城示众，然后作为叛贼和国王的敌人被绞死。大主教最终被判流放。四名被告都被剥夺财产。布雷姆布利出席了议会，并大声抗议，申辩自己是无辜的。他的罪名包括非法处决伦敦监狱中的犯人、篡夺王权、反抗上诉诸侯、强迫公民宣誓忠于国王并反对其敌人。他表示愿意与指控他的人决斗，听候神裁，但被驳回。他被宣布为叛国犯，受到严刑：用囚车拖到泰伯恩，然后被绞杀、开膛并分尸。在前往刑场的途中，他一直在为死者祷告。
随后还发生了许多极富戏剧性的事情。大主教内维尔、罗伯特·德·维尔和萨福克伯爵都已逃亡海外，但特里希林没有。议会正式判他有罪的六天之后，有人发现，威斯敏斯特附近的屋顶上有个奇怪的人在偷窥议会议程。人们搜查了这座房屋后，发现残酷无情地镇压1381年起义的法官——罗伯特爵士躲藏在桌子下。他穿着乞丐的褴褛衣衫，而且戴着假胡须，但他的独特嗓音出卖了他。人们高呼“抓住他了！”特里希林被从藏匿处拖走，押解到议会，他的妻子当场昏厥，他自己则嘶喊着，要求得到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庇护。但他没有得到教堂的庇护。特里希林很快被关入囚车，拖到泰伯恩，押到绞刑平台上，他一直战战兢兢地哭喊着。他的衣服被剥去之后，人们都看见，他身上贴满了护身符。这位法官企图依赖迷信来躲避绞索，真是黑暗的讽刺。特里希林赤身露体地被吊起；最后，刽子手割断了他的喉咙，结果了他的性命。
但上诉诸侯还没有称心遂愿。他们处决了布雷姆布利和特里希林，并缺席判处另外三名被告死刑之后，议会开始对理查二世的内廷进行血腥清洗。很多被认为诱导国王误入歧途的亲信遭到起诉。到5月，理查二世挚爱的教师西蒙·伯利爵士，以及他的内廷骑士约翰·比彻姆爵士、约翰·索尔兹伯里爵士和詹姆斯·伯纳斯全被定罪为叛国，被处以极刑。上诉诸侯进行了一场疯狂的清洗，旨在消灭任何被他们认为与理查二世的倒霉政权有哪怕是细微联系的人，有数十人受害。帮助理查二世宣布“美妙议会”法令是叛国行为的法官们如今自己被判死刑。直到议会解散时，这些法官才被饶了死罪，被改判流放爱尔兰。
理查二世列席了近四个月的审判，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伙伴和盟友一个个被拖去绞杀、开膛和斩首。他被迫主持议会，随着议程继续下去，越来越感到绝望。伯利受审时，国王与格洛斯特公爵大吵特吵，差点动起手来。理查二世不顾一切地为这个老人辩护，恳求饶他一命；王后甚至向三位主要的上诉诸侯跪下，请求他们开恩。的确，好几位比较温和的诸侯，包括约克公爵（兰利的埃德蒙），甚至还有两位地位较低的上诉诸侯——德比伯爵亨利和诺丁汉伯爵托马斯也主张放伯利一条生路。但在这次“无情的议会”上，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逃脱死亡和毁灭。二十岁的理查二世已经尝够了一生的耻辱。
重塑王权
“无情的议会”之后的五六年中，理查二世过得很平静。他的许多亲密朋友要么被流放，要么被上诉诸侯处决，但清洗结束之后，英格兰重新安定下来，尽管这安定有些诡异。上诉诸侯达成了他们的所有目标。理查二世受到了管教。双方都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去争斗了。
有迹象表明，理查二世似乎吸取到了时事的一些教训。至少在表面上，他努力更勤奋地理政。1389年5月3日，他在御前会议上做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他坐在大臣们面前，打断了议程，问在座的所有人，他今年多大年纪。他们答道，他今年二十二岁。理查二世随后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好几位编年史家都将这演说记载了下来。据亨利·奈顿记载，他说道：“若干年来，我接受了诸位的劝诫和教导，我向上帝及诸位深表感激，因为你们管理和维护了我本人，以及我的遗产……但是现在，蒙上帝洪恩，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已经二十二岁了。因此我希望能有自由……拥有我的王国……任命官吏与大臣，并自由地罢免一些在任的官员。”
据托马斯·沃尔辛厄姆记载，理查二世随后命令约克大主教托马斯·阿伦德尔辞去大法官职务，交出大印。“国王将大印纳入自己衣服的褶皱中，然后突然起立，走了出去；过了片刻，他走了回来，重新坐下，将大印交给了温切斯特主教威廉·威克姆，尽管他很不情愿接受。然后，他任命了九名官员……全都是凭借他自己的判断和权威。他将格洛斯特公爵和沃里克伯爵……从御前会议罢免了。”
这有可能酿成灾祸，但事实上并没有。理查二世开始主持朝政，比以往负责任得多。他申明了自己选拔御前会议成员和非正式谋臣的权利，但也接受事实，即他必须听取有经验的人的建议，比如威克姆（他在理查二世祖父在位时，在14世纪60年代曾担任大臣）。
冈特的约翰前不久从卡斯蒂利亚回国，与理查二世和解，并成为国王的强有力支持者。冈特的约翰帮助理查二世缓和了与先前的上诉诸侯之间的关系，为国王夫妇举办奢华的狩猎聚会，并尽可能多地与国王手挽手散步，与他长谈。国王公开佩戴约翰的号衣衣领（两个互相缠绕的S形），以此表达对最年长的叔叔的感激。1390年，他授予冈特的约翰在兰开斯特公爵领地近似王权的军政大权，并且可以将其传承给男性继承人。另外，国王还将阿基坦公国封赏给冈特的约翰，由他终身享有。这个决定抵触了金雀花王朝的传统：自13世纪以来，阿基坦就一直是王长子和继承人的封地。于是，冈特的约翰有了同法兰西议和的动机，因为那符合他的利益。
冈特的约翰参加了1390年3月的御前会议，这次会议达成了一个协定：所有涉及财政的决定都必须由国王的全部三个叔叔一致批准。理查二世显然接受了这个协定，于是达成了一种新共识，国王和诸侯可以再一次合作了。王室财政恢复了元气（1389～1396年，王室收入增长了36%），议会不再是国王、贵族和平民的战场，而重新恢复了其固有职能，即磋商王国政务的论坛。
如果说爱德华三世的宫廷宣扬的是骑士精神和战争，那么理查二世的宫廷标榜的则是受膏国王的辉煌。宏伟尊贵的新称呼得以普及。在过去，臣民称英格兰国王为“主公”，而如今首次启用了“殿下”和“陛下”这样的称呼，这是对法兰西时尚的效仿。书面的称呼甚至更加浮夸和戏剧性，比如“最高贵、最强大的君主”和“无比尊贵的陛下”。敌视理查二世的沃尔辛厄姆说这些称呼“不应属于凡人，而是神圣的荣誉”，“尽是怪异而谄媚的词语，凡人不配享有”。
理查二世的宫廷变成了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中心，当时的一些最伟大的作家就是在王室庇护下笔耕的。理查二世本人对文学的兴趣很短暂，也没有赞助多少文学作品，但他的宫廷是将英格兰本土语言改造为高雅文学语言的核心场所。伟大的伦敦学者约翰·高尔声称，他于1386年在一艘驳船上拜见了理查二世，在后者的亲自要求下写了《情人的忏悔》（Confessio Amantis），这是一部长达三万多行的卷帙浩繁、高度复杂的爱情诗。《情人的忏悔》是用英语写的，首版于1390年发表，是献给国王和杰弗里·乔叟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也是在他与理查二世的宫廷有交情的时期写下的。年事已高的法兰西编年史家傅华萨访问了英格兰宫廷，向理查二世献上了一部法语诗集。约翰·克兰沃爵士创作了一些优雅的抒情诗；阿尔伯马尔公爵爱德华（约克公爵埃德蒙的儿子，也就是理查二世的堂弟）将一部著名的狩猎教科书从法语翻译成了英语。就连军人廷臣约翰·蒙泰古爵士，也在国外因为对文学的鉴赏和诗歌的创作技巧而得到杰出的威尼斯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赞誉。
国王慷慨大方地资助艺术家和建筑师。到14世纪90年代，本世纪的伟大建筑师亨利·伊夫利已经是个古稀老人。他于爱德华三世在位时最为丰产，现在则为理查二世开始创作他最著名的杰作：威斯敏斯特厅的改建。他加高了外墙，并增添了巨大的锤梁式屋顶和华丽的类似大教堂的入口。他在大厅内装饰了一系列白色雄鹿（理查二世的私人徽记），并安置了十三座雕像，他们是从忏悔者爱德华到理查二世的英格兰历代国王，象征着英格兰王政一直到金雀花王朝时代的延续性。
不久之后，理查二世得到了一件宝物：威尔顿双联画。这是一幅令人魂牵梦萦的美丽图画，描绘三位圣徒——忏悔者爱德华、撒克逊时代的孩童国王圣埃德蒙和施洗者约翰——将国王引见给圣母和圣婴。理查二世对忏悔者爱德华的痴迷几乎和亨利三世一样强烈。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那样的武士国王喜欢传奇中的军人，如亚瑟王和圣乔治，理查二世却自诩为和平的君主，而忏悔者爱德华的爱好和平为编年史家们所称道。1395年，国王修改了王室纹章，在百合花和举右前足向前行进、面部正对观看者的狮子上添加了忏悔者爱德华的纹章。
威尔顿双联画富含神秘莫测的象征主义：既指涉了理查二世古老的盎格鲁—法兰西血脉，也含有确凿无误的标志，说明他当真相信君权神授。围绕着圣母的天使们佩戴着白鹿的徽章，似乎他们是国王的仆役，来保护他的。在双联画的背面有一只更大的鹿，斜躺着，脖子上戴着项链，项链的坠子是一顶王冠。
然而，在这普天同庆、光辉灿烂的王权重塑的表象之下，理查二世虽然比以前冷静沉稳了许多，似乎也更讲道理，但实际上禀性难移。14世纪90年代初，他积极地以更专制、更独裁的方式改造自己的统治。王权并不在于王位或它对公共权威的代表，而是在于理查二世本人。英格兰全国各地的骑士和乡绅们开始接受国王的白鹿号衣。其中有很多人已经在王室政府中任职。国王不信任他的公共权威机器；他感到自己需要私人的、可见的、仪式性的方式，将国民与自己维系起来，成为他们的直接领主。
在盛大的公共场合中，有时理查二世的典礼会带有一种恶意。1392年，他与伦敦市民因为一笔贷款的事情闹僵，为了和解，需要举行一场正式加冕礼那种规模的大型盛典。理查二世国王和安妮王后身穿华服，走过街头，而城市行会的人们逢迎巴结地恭候着。国王夫妇得到了奢侈的礼物：打扮成天使的小男孩们向他们送上金币；在圣殿区域，有人呈上了一张黄金桌子；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感恩礼赞，包括前往忏悔者爱德华圣龛的游行。一连几个月，伦敦市民仍然在向国王赠礼，以表忠心；1393年的主显节，理查二世收到了一头骆驼，王后得到的礼物则是一只鹈鹕。
在某种意义上讲，接受臣民的卑躬屈膝，是君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金雀花王朝最成功的国王们——亨利二世、理查一世和爱德华三世都倾向于和臣民们亲热地打成一片，而不是高高在上、和他们隔绝。亨利二世对王权的尊贵不感兴趣，而是喜欢骑马四处奔走，住在临时搭建的营地里，与所有面见他的人嬉笑打闹。爱德华三世乔装打扮为普通人，在比武大会上和自己的骑士打斗，而且非常强调平民在政府中的作用。即便是恶名昭彰的约翰国王也曾亲自审理涉及最低贱臣民的案件。然而，理查二世似乎打定主意，要通过宫廷的豪华排场来突出自己的独一无二和优越。
到14世纪90年代中期，国王渴望得到尊崇的欲望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他的心理一直非常脆弱和敏感，现在似乎已经开始精神失常。1394年6月7日，安妮王后在西恩去世，年仅二十七岁。她多年来一直是理查二世的好伴侣，他对她感情甚笃。悲痛之中，他命令将她去世时所在的宫殿拆毁，尽管他曾花费巨资来改建这座宫殿作为他们的家。然后，他发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誓言：一年之内，绝不踏入任何他曾与亡妻一起待过的房屋，教堂除外。他极其关注仪式，为了等待从佛兰德进口合适的蜡烛，竟然推迟王后的葬礼两个月之久。但这远远不止是对亡妻的哀悼。安妮的去世似乎触发了什么，理查二世又变回了那个急躁暴跳的孩子。他召唤所有权贵于7月29日到伦敦参加葬礼。阿伦德尔伯爵迟到了，来到国王面前的时候，理查二世竟猛击他的面部，打得他满脸流血地倒在地上。
这不是唯一一场国王严重失态的葬礼。1392年，罗伯特·德·维尔在法兰西流亡期间被一头野猪弄伤，不治身亡。他的遗体被施以防腐处理，最终于1395年11月被送回英格兰。许多英格兰权贵拒绝参加他的葬仪。那些参加了葬礼的人看到，国王命令打开他朋友的棺材，给德·维尔冰冷僵死的手指戴了金戒指，并最后一次凝视这个已经死了三年的人的面庞。
安妮去世以及德·维尔下葬之后，理查二世对爱德华二世的生平越来越痴迷。他鼓励格洛斯特修道院（爱德华二世的安葬地）的僧侣每年纪念这位被谋杀的国王。1395年，他请求教皇将自己的曾祖父封为圣徒。同一年，他命人为自己在威斯敏斯特的墓穴制作了一道奇怪的碑文：“他打倒了所有侵犯王室特权的人；他消灭了异端分子，驱散了他们的党羽。”这可以解释为理查二世对罗拉德派（遵循约翰·威克里夫教导的基督教改革派）的警惕，但也有些潜在的令人不安的成分。
就像他希望封圣的那位先祖一样，理查二世始终没有真正懂得成功王政的本质——将他的公共权威和王国的需求与他私人的意愿、朋友和品味平衡起来。他对爱德华二世五体投地，而这位国王给国家带来的只有分裂、暴力、腐败和流血，这足以说明理查二世对君主义务的理解是何等扭曲。他感到有必要维持他自己的公务人员，说明他有植根于内心深处的迫害妄想狂，他在幼年时便已经有了这种毛病。
但在理查二世的性格里还有另外一种本能，主宰了14世纪的最后几年，而且与国王的爱好和平的自我标榜格格不入。那就是，睚眦必报，复仇的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
理查二世的复仇
理查二世统治的最初十年中，国家动荡不安。在第二个十年里，他花了很大精力让国民恢复对他统治的信任。14世纪90年代上半叶，国王与御前会议紧密合作，朝政运转良好。议会没有试图清洗行政部门，也没有再羞辱国王。王室财政好转。1394年，理查二世花了七个月时间远征爱尔兰，带去了不计其数的年轻贵族和七千士兵。他在一封信中宣示了此次远征的目标：“讨伐那里的叛贼，建立良好的政府，公正地统治我们的忠实臣民。”这次行动非常成功。理查二世在爱尔兰取得的成就（至少在短期看来）超过了自亨利二世以来的任何一位国王。
1396年3月，英格兰终于和法兰西缔结了为期二十八年的停战协定，并敲定了联姻：理查二世将迎娶查理六世年仅七岁的女儿伊莎贝拉，嫁妆丰厚，高达80万法郎。1396年10月，新娘被送来时，理查二世与查理六世在阿德尔（离加来不远）会面，庆祝协定的达成。这是一次富丽堂皇的盛会，原野上到处搭建着华美的帐篷，随处可见珠宝和礼物：黄金的船模、配有银鞍具和珍珠项圈的骏马。两位国王以基督教世界的救星自诩，因为英格兰和法兰西终于和平了，或许能够选出一位教皇，结束罗马—阿维尼翁的宗教大分裂。会议还谈到了发动一次斯的十字军东征，这一次是反对突厥人。在托马斯·沃尔辛厄姆看来，英格兰终于“沐浴在和平中，但愿能够借助国王的光辉，享有一个繁荣昌盛的未来”。
1397年1月6日，理查二世三十岁了。三十而立，这是他成年旅途中最后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国王终于成了一个男子汉。或者，他真的是男子汉了吗？即便在他最成功的时候，也有一些不祥的迹象，表明理查二世在内心深处仍然受到很多困扰，他过于敏感，缺乏安全感，觉得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往往会大发雷霆、进行血腥的报复。在与法兰西谈判过程中，他的严重的迫害妄想狂的一个早期症状暴露了出来。国王希望在和约中加上这样一条：若有必要，查理六世有义务提供军事援助，帮助他镇压英格兰人民。和约的最终文本没有包括这一条，但仍然令人担忧。1386年，理查二世曾向阿伦德尔主教和他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托马斯咆哮，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邀请法兰西人入侵英格兰，来保障他的王位。这表明，借助法兰西之力维护自己地位的想法始终萦绕在他心头。
在1397年1月的议会上，国民的不满情绪更明显地表露了出来。这届议会是在与法兰西签订停战协定之后召开的，有人向国王明确表示，并非所有人都像国王一样，对新的和约感到满意。有人在发牢骚，主要是格洛斯特公爵（据傅华萨记载）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希望打仗。没有战争，他们就没办法体面地生活。对他们来说，和平百无一用。”其他人则抱怨，国王已经三十岁了，至今膝下没有一男半女，王后年仅七岁，于事无补。还有人对阿德尔庆祝活动的奢侈排场表示不满，因为它耗资高达1.5万镑，差不多是一场相当规模的军事入侵的经费了。理查二世向议会要钱以帮助法兰西国王远征米兰，被议会冷冷地拒绝了。他焦躁起来，亲自到议会为了这项政策摇旗呐喊。“教士托马斯·哈克西”向议会呈送了一份请愿书，抱怨王室官吏的流氓行径、苏格兰边境的糟糕状况、国王在各郡持续维持私人军队的行为以及国王内廷的“过分奢靡”。理查二世看了请愿书，当即发作，命令将哈克西逮捕，以叛国罪处死（后来考虑到哈克西是教士，撤销了这个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