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沃尔辛厄姆对黑太子之死的评论是：“英格兰人的希望破灭了。”1376年，很多人感到，爱德华王子的死夺走了英格兰最后一位伟大的英雄。在很多英格兰人心目中，祖国曾赢得的最伟大胜利都是黑太子的功绩：克雷西战役、普瓦捷战役、纳赫拉战役和血洗利摩日。他得到了一场盛大豪华的军事葬礼。他的遗愿是长眠在坎特伯雷，在托马斯·贝克特身边，而不是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他对自己的葬仪做了非常具体和细致的指示：“我的遗体被运送经过坎特伯雷镇前往小隐修院的时候，应当有两匹饰有我的纹章的骏马和两名佩戴我的纹章、戴着我的头盔的武士走在灵柩前。其中一人应佩戴我的全副战时纹章，纹章分为四等分；另一人佩戴我的和平纹章，饰有鸵鸟羽毛。应有一套四面旗帜，每一名旗手都应戴着饰有我纹章的帽子。佩戴战时纹章的人身边应有一名武装军人，举着带鸵鸟羽毛的黑色燕尾旗。”这是一位军人的葬礼。他的陵寝装饰着圣三位一体的象征图案（他对此抱有极大尊崇）、他的甲胄（他的赫赫武德的象征）以及他的箴言“Ich dien”（我效劳）。在辞世前的几年中，黑太子因饱受疾病摧残，心理变得有些病态。他的武士精神竟然不能克服脆弱的肉体，这让他非常忧郁。他的遗嘱要求在他的陵墓（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内）周围雕刻一首法文诗，以警世人：我曾像你一样，享受生命之乐，
终有一日，你也会如我一般。
我还在人世之时，
何曾想过死亡的时刻。
如今我是个可怜的俘虏，
深埋地下，长眠于此。
我的雄伟壮美，已经消逝，
我的肉体业已化作枯骨。
黑太子的去世对爱德华三世的统治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黑太子死后，金雀花王朝的末代君主，一个叫作波尔多的理查的九岁男童被推到了英格兰政治舞台的中心。
贝里公爵的头衔常被封给法兰西王室幼支。当时的贝里公爵是约翰，法兰西国王约翰二世的第三子。?????费边·马克西穆斯（约前280～前203），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统帅。费边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采用拖延战术对抗汉尼拔，挽救罗马于危难之中而著称于史册。所谓费边战术，就是避开强敌的锋芒，不与其正面交锋，利用己方地利，拖延交战，零敲碎打，袭扰敌人补给线，将敌人拖垮。?????这是德语，不过是缩略形式，完整写法应当是Ich diene。黑太子的这句箴言来源不详，有两种说法，不过都没有确凿证据。第一种说法是，这原是波西米亚国王盲人约翰的箴言，他在克雷西战役英勇阵亡，黑太子为纪念他，借用了他的箴言。第二种说法是，英军在克雷西战役得胜，立下大功的是威尔士长弓手。威尔士语“Eich Dyn”（意思是“你的人”）发音接近Ich dien。?????新的国王，老的问题
在好议会上，波尔多的理查来到云集于此的贵族和平民议员们面前。数百人为他欢呼，要求赏赐他头衔和荣誉。四面八方都端坐着衣着华丽的权贵、庄重威严的主教与修道院院长、身穿锦衣佩戴珠宝的商人，以及各郡的骑士。他们全都充满希冀地看着这个孩子。这里有的是老人、智者和富人。小理查一定会意识到，这些人是在为他一个人而欢呼。对王位的新继承人来说，开始公共生活的方式非同寻常。
这一天是1376年6月25日，距他父亲辞世仅过去了两周多一点时间。好议会的议程仍然在进行中，在努力铲除奸佞、清君侧，法办那些把战争搞得一团糟的罪魁祸首。彼得·德·拉·梅尔爵士勇敢地将改革斗争直接推到冈特的约翰面前。黑太子去世了，斗争面临着一个新的紧迫问题：若是老国王随着自己的长子撒手人寰，那么该怎么办？谁能保障金雀花王位安全地传承下去？
爱德华王子死后，他的长子波尔多的理查是王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但问题是，他会不会被允许和平地继承王位。这孩子年仅九岁。爱德华三世多次中风，现在卧床不起，神志不清，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未来的国王要过很长时间才能亲政。自诺曼征服以来，孩童当政的情况只出现过一次。了解英格兰王室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亨利三世冲龄期间，英格兰横遭法兰西侵犯，还发生了漫长而损害极大的内战。此外，爱德华三世1327年至1330年也是幼年执政，大权旁落，朝政被贪婪的罗杰·莫蒂默和伊莎贝拉太后把持，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国民，尤其是伦敦市民，普遍担心冈特的约翰会图谋不轨、攫取王位。这种看法是很不公平的。冈特的约翰虽然缺乏政治智慧，而且是个残忍无情而雄心勃勃的权贵，却几乎没有篡位的念头。他内心深处是个保王党人。但在1376年，在威斯敏斯特开会的许多人可不是这么想的。平民议员们要求将波尔多的理查带到他们面前，以便（按照官方档案的说法）“贵族和平民议员可以面见并礼拜理查，尊他为王国的真正当然继承人”。理查在他未来的子民面前登场的时候，空气中一定弥漫着焦虑和绝望的气氛。
他站在议员面前时，花甲之年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萨德伯里的西蒙向在座的贵族和平民代表发表了讲话。他告诉众人，国王已经授意他代表国王讲话。根据议会档案记载，他说：“尽管前任威尔士亲王，尊贵而强大的爱德华王子已经与世长辞，魂归上苍，但他仿佛还在我们身边，因为他身后留下了如此高贵而优秀的儿子，与父亲一模一样，如同镜像。”
西蒙话音刚落，平民代表便大声疾呼，“一致要求国王陛下将威尔士亲王的头衔和荣誉赏赐给理查”，就像曾册封他的父亲那样。代表们得知，只有国王一个人才有权册封如此崇高的头衔。但理查就像簇拥在他身边的其他人一样，一定知道，他很快就会享有与他的新地位相称的所有头衔和荣誉。
差不多整整一年之后，被一连串中风摧残得头脑昏聩的爱德华三世驾崩了，临终前身边只有一名神父。托马斯·沃尔辛厄姆记载道，艾丽斯·佩勒斯在最后一次离开国王之前，将他手上的戒指偷走了。他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是接见一群伦敦市民代表。他们从泰晤士河上来到位于西恩的王宫，却发现国王羸弱不堪，只能用金线织物捆缚着身体，才能在椅子上坐起身来。1377年6月21日，国王终于与世长辞，得年六十四岁，享国五十年有余。
7月5日，老国王入土为安，他的葬礼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奢华的葬仪之一。葬礼为期三天，耗资数千镑。几乎整个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都以黑布装点，数千名身着黑衣的火炬手照亮了城市。大主教萨德伯里的西蒙主持葬礼。国王的遗体穿着红色锦缎，饰有白色十字，被安放在棺木内，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长眠于妻子菲利帕王后身侧。在下葬时，一名骑士走进修道院教堂，呈上一支剑和一面盾牌，作为供奉。在温莎，另一支仪式宝剑被放置在圣乔治小教堂的王室专用座位上方。随后，英格兰和金雀花王朝的命运被托付给了他的孙子。整个国家将目光投向理查二世。
他的加冕礼就在一周多之后的7月16日，星期四。前来伦敦观摩王室葬礼的人们看到城市变成了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轴心。圣戴维斯主教亚当·霍顿在议会演讲中称，理查二世是上帝赐给英格兰的，正如上帝派遣耶稣基督到世间拯救万民一样。都城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以至于在加冕礼前夜，王室从伦敦塔前往威斯敏斯特的途中，冈特的约翰不得不拔剑，才在人群中开出一条路来。在齐普赛大街，即横亘全城的东西向通衢大道上，一根管道输送葡萄酒达三天之久，这条暗紫色的河流通向街道西端的一座大型城堡模型处。在城堡模型的塔楼上坐着一些与理查二世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全都身穿白衣，仿佛象征着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位新国王登基所带来的重生和净化之感。
理查二世在王室队伍的中心，沐浴着群众的颂扬。在他身边骑行的是他的教师和父亲式人物西蒙·伯利爵士，这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军人，曾追随他父亲在阿基坦南征北战，曾在纳赫拉建功立业，还参加过血洗利摩日。理查二世自幼便熟识他，而伯利在小国王加冕前的几年中对他悉心培养和教导。应当就是他辅导理查二世为自己的加冕礼游行做准备。但他也没有办法帮助小国王为大街上人山人海的嘈杂和激动情绪做好心理准备。
十岁的理查二世立在全国人民面前，庄严宣誓要维护祖先的法律和风俗习惯，保卫教会，为所有人主持公道，并遵守他的人民“公正而合理地”选择的法律。然后，他被带到整个修道院人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欢呼。这与惯例颠倒了过来，因为一般的情况是人们在国王宣誓之前为他欢呼。这样的安排是为了清楚地表明，这位国王是凭借家族世袭继位的，而不是由群众推举产生的。欢呼平息之后，理查二世接受了涂圣油礼。其间，一块金线布匹挡住了众人的视线。他的手、胸膛、双肩和头部都接受了圣油，这个仪式将他与所有其他人区分开。他接受了象征王权的权杖、宝剑和戒指，然后由大主教萨德伯里的西蒙和马奇伯爵为他加冕。对这个小男孩来说，这是一次令他心生敬畏的仪式。理查二世心中也明确地知晓，他的王权来自神授。他被西蒙·伯利爵士高高地扛在肩膀上，带出修道院。周围人潮汹涌，以至于他丢失了一只鞋。
这是他早期岁月的一个典型事件。在一次又一次的公共场合，人们向他欢呼，尊崇他为基督一般的救世主，要来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达官贵人多次呼吁国民服从新国王。加冕礼次日，罗切斯特主教布林顿作了布道，要求所有人为了江山稳固，服从理查二世的统治。在内廷，他常常被装扮成他父亲的形象，周围簇拥着他父亲的老友，并被告诫，一定要成为黑太子没有机会成为的那种英明君主。
尽管国民为了新国王欢欣鼓舞，但对他也有十万火急的要求。英格兰处于严重的危难之中，安全危机愈演愈烈。被称为“伊夫舍姆僧人”的编年史家写道：这一年……与法兰西的和谈彻底破裂；法兰西人拒绝和平，除非能够达成对他们特别有利的协定……同一时期，苏格兰人烧毁了罗克斯堡……此后，法兰西人于8月21日在怀特岛登陆：他们烧杀抢掠，然后索取1000马克，作为该岛的赎金。然后，他们回到海上，沿着英格兰海岸持续航行，一直到米迦勒节。他们烧毁了许多地方，杀死了……他们能找得到的所有人……人们相信，这一时期英格兰遭到的创伤比此前四十年中敌人攻击造成的损失的总和还要大。（在刘易斯与法兰西海盗作战期间）抓获了一名法兰西人……他在临死前宣称，“如果英格兰人选择兰开斯特公爵做他们的国王，现在就不会遭到法兰西人这样的侵犯了。”
孩童国王能做些什么，来应对这局面？
他能做的实在太少。英格兰需要一个自治的机制，等待它的救世主长大成人。很自然的一个先例就是亨利三世幼年时，由威廉·马歇尔摄政。但在1377年，能够摄政的唯一人选就是冈特的约翰。尽管他与议会的平民代表已经和解，但人们还是很怀疑他的动机和能力。1377年2月，冈特的约翰的门客，激进的学者约翰·威克里夫在伦敦受审。冈特的约翰强硬地插手庭审，在都城引发了暴乱。他的行为令人恼火和恐惧，因此他不适合在新政府中扮演一个官方角色。
英格兰做了一个糟糕的选择。理查二世从加冕起便被视为一位亲政的国王。大臣们假装他有能力亲政。由十二名权贵组成的一连串御前会议受命辅佐他理政，但是令状和特许状都加盖理查二世本人的御玺。政府以他的名义运作，但权力实际上来自他的内廷。国王最亲信的人都是黑太子先前的扈从和仆人，如西蒙·伯利爵士、吉夏尔·德·安格勒爵士（加冕礼之后被擢升为亨廷顿伯爵）和奥布里·德·维尔。这远远谈不上一个完美的安排，但是南海岸处于危急中，而在法兰西和阿基坦，英格兰控制的最重要的两个海港——加来和波尔多也受到了严重威胁。为了保卫英格兰以及金雀花王朝在欧洲大陆的越来越少的残存领地，政府必须快速运作起来。一个紧迫需求就是找到足够的军费去抵抗法兰西人。必须向全国征税。但不幸的是，这次征税激发了英格兰历史上最暴烈的一次民变。
苏塞克斯郡城镇，亨利三世曾在此与西蒙·德·孟福尔大战，详见前文。?????英格兰群情激愤
大叛乱，或者用历史学家们更常用的说法，农民起义，是英格兰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民变。起义的源头是1381年5月底和6月初在艾赛克斯和肯特郡发生的一系列农民暴动。1380年11月，议会宣布征收一笔人头税，次年春天开始执行，但收获甚微。王室税吏和法官在各郡对此展开调查的时候，遭到了激烈的反抗。有王室官吏被杀死，而艾赛克斯和肯特的郡长被绑架。
抵抗力量越来越声势浩大，成群起义军聚集起来，开始骑马扫荡肯特郡的主要城镇，抢掠和烧毁梅德斯通、罗切斯特和坎特伯雷的政府档案。起义军的来源是乡村的普通农民，领导人则是“地位较高”的自耕农——教区神父、乡村警官和富农。起义军以律师、王室官吏，尤其是地主恶霸为敌，但其行动有节，有政治意识。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起义军发布了一道命令，“居住在离海岸12里格范围之内的人不准参加他们的队伍，而须留在海岸，准备抵御敌人”。
到6月中旬，肯特郡起义军有了一位领袖，瓦特·泰勒。后来有传闻说，他曾是法兰西战争的老兵，但我们对他的真实生平几乎一无所知。泰勒的副手是来自约克郡的叛教神父约翰·鲍尔，他与罗拉德派运动有联系，对教会权威和教条极其不满。鲍尔曾因在星期日在教堂之外鼓吹异端和煽动性教义而多次被萨德伯里大主教囚禁。他用朗朗上口的歌谣和通俗易懂的口号来宣扬一种无阶级的理想社会：废除领主地位，土地和财富由全民共享。他最有名的一句口号是：“亚当耕种、夏娃织布的时候，哪有什么贵族？”
肯特和艾赛克斯的起义军劫掠自己的地区时，也与伦敦城的一些心怀不满的群体建立了联系。14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伦敦城一直处于派系斗争和宿怨世仇的血雨腥风之中。互相竞争的商人团体和行会之间不共戴天；本土商人与外国商人互相敌视；牛津学者约翰·威克里夫（在很多方面，他算得上是罗拉德派之父）的支持者和敌对者之间仇隙极深；更普遍的是，学徒阶层和他们的富裕师傅之间也有莫大矛盾。在伦敦人的邀请下，起义军于6月11日向伦敦进发。肯特郡起义军取道格林尼治和布莱克希思，从东南方进军；艾赛克斯起义军则途经麦尔安德，从东北方前往伦敦。
在此期间，理查二世一直在威斯敏斯特。围绕在他身边的有他的内廷谋士、好几位伯爵和商人，以及他的一些亲人，包括他的母亲琼、他的同母异父哥哥托马斯和约翰·霍兰，和他的堂弟——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冈特的约翰的年幼儿子）。在起义的初始阶段，国王的谋臣向各郡派遣了武士，企图通过威吓令起义军屈服。武士们被起义军逐退，有的武士甚至被杀。政府终于认识到了起义的规模之大，但已经晚了。萨德伯里大主教惊慌失措，辞去了大法官的职位，交出了大印。王室躲进伦敦塔以求自保。他们向起义军发出消息，要与他们会谈。6月12日，来自肯特郡的数万名起义军抵达布莱克希思，在那里扎营过夜。当晚，十四岁的国王乘船沿泰晤士河而下，去罗瑟海斯与他的部下磋商，但他的谋臣看到河岸上起义军的庞大人群，手足无措，于是带着国王原路返回了。
瓦特·泰勒和他的部下为此愤怒不已，他们声称自己对国王忠心不贰，目的是除奸臣、清君侧。“平民之间有一句英语的暗号，”《阿诺尼玛莱编年史》的作者写道，“那就是‘你站在哪一边？’回答是：‘站在理查国王和真正的平民那边。’答不出暗号的人就被斩首……”起义军被剥夺了与他们爱戴的国王会谈的机会，恼羞成怒，当晚纵火烧了萨瑟克。次日，即6月13日，星期四，他们说服了伦敦城内的同情者，让他们放下伦敦桥处的吊桥。他们欢呼雀跃地蜂拥进城，开进河岸街。此处是伦敦与威斯敏斯特之间的富庶郊区，星罗棋布着宫殿和豪宅。最雄伟奢侈的宫殿是萨伏依宫，即冈特的约翰在伦敦的宅邸。起义军纷纷越过这座宫殿的围墙，纵火焚烧其附属建筑，然后开始破坏宫殿。他们在宫殿内奔来跑去，捣毁能够找到的一切东西，将贵重物品拖到大街上，投入篝火中。他们在地窖内发现了成桶的火药，于是将宫殿彻底炸毁了。
同一天，圣殿区域（都城许多律师的住宿地和大本营）遭到市民洗劫，成堆的法律档案被烧毁在大街上。全城的监狱都被打开，曾经逍遥法外的臭名昭著的恶棍被群众揪住，在群众自发组成的法庭上被斩首。白天的暴乱是有目标的，到了晚上，就蜕变成了恣意放荡和酗酒闹事，火舌舔着夜空，抢来的葡萄酒桶被滚到大街上，随意泼洒。
在暴乱的第一夜，理查二世郁闷地站在伦敦塔的一座塔楼上，俯视着在要塞城墙下原野上宿营的这支乌七八糟的大军，那些人都是他的子民。伦敦在燃烧的时候，他和他的谋臣们事实上就是战战兢兢的囚徒，被圈禁在伦敦塔内。尽管14世纪下半叶欧洲爆发了一些类似的起义——1358年法兰西的扎克雷起义是其中最糟糕的例子——但国王的谋臣们还是没有想到，伦敦和东南部的普通百姓竟然会如此凶暴地犯上作乱。遥远的约克和萨默塞特也发生了暴动，情况最严重的是剑桥郡、赫特福德郡、萨福克郡和诺福克郡。仅仅四年前还异口同声地支持新国王的英格兰人民现在似乎是陷入了目无法纪的无政府状态。
是什么促使英格兰人民如此暴跳如雷？在某个层面上，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1377年至1381年，朝廷征收了三次人头税，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试验，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对国民财富征收过直接税。以前是对财产和土地进行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征税，如今却是按人头征税。尽管第二次人头税是根据纳税人的社会地位分级征收的，富人缴税最多，穷人负担最小；但是第一和第三次却是统一税率的，而且显然是累退税，穷人受到的打击比富人要严重得多。起初人头税就招致了群众的不满，后来朝廷派人调查非常普遍的逃税现象，对逃税者加以严惩，于是人们愈发怒不可遏。
自14世纪中叶以来，英格兰城乡就在积累怨恨的情绪，而人头税激发了国民的愤怒。1379年，黑死病再次横扫英格兰，这次瘟疫一直持续了四年。此次黑死病爆发，再加上1348年和1349年的第一波黑死病，以及1361年和1362年的儿童疫病，撼动了中世纪社会的整个结构。在这个曾经人口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变得稀少而昂贵。为了应对地主受到的威胁，爱德华三世的政府通过了约束性的劳工法律，制定工资限额，严惩那些索取或接受超过法定工资水平薪金的人，不管其从事的工作是给农田除草、收割庄稼、修理屋顶还是装马蹄铁。
这些法律的执行者是地区性的法律委员会，其成员中有很多人属于富裕的乡绅阶层，也就是劳工法律的受益者。他们惩罚那些雇佣邻人为自己工作的中富农，还要惩罚这些工人，罪名就是收取非法的工资。为了保障农村精英阶层保有自己的特权地位，律师和王室官吏忙得不可开交。劳工法律委员会的成员往往同时也担任郡长、议员和治安法官。人们真切地感到，整个腐败的阶级在压迫英格兰的平头百姓。14世纪末，农奴制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濒临灭绝，但在1381年揭竿而起的很多人看来，新的制度和农奴制一样具有极强的剥削性，律师和法官利用这种新制度残酷地压榨穷苦农民，他们的生活和之前作为依附于土地的农奴时一样凄惨。
对穷人打击最大的人头税；阻止穷人获得合理工资的劳工法律；对瘟疫的恐惧；惨败的战争，其间艾赛克斯和肯特郡的老百姓直接遭到游弋在海峡的法兰西海盗舰队的威胁；人们普遍担心，原本应成为英格兰救世主的年轻国王被其身边的奸臣腐蚀了。这一切，足以在1381年掀起一场撼动英格兰根基的起义。理查二世站在伦敦塔目睹英格兰燃起熊熊大火的时候，对起义的根本原因究竟理解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确感到自己受到了鞭策，要采取行动，承担起国王（何况他还是金雀花王朝的国王）的责任。驱散农民起义军的过程告诉我们，这个面色苍白的十四岁男孩拥有极大的个人勇气，以及对统治的胃口。但此事也对他的一生造成了负面影响。
随后发生的事件极富戏剧性，超乎人们的想象。6月14日，星期五上午，理查二世说服了起义军的一大群代表，让他们离开伦敦，前往麦尔安德的原野，他许诺将在那里与他们面谈，商讨他们的请求。起义军散去后，国王一行立刻穿过仍然处于动荡中的城市，召开会议。陪伴理查二世骑行的有他的同母异父哥哥们（他的母亲肯特的琼与托马斯·霍兰的儿子们）、他的年轻叔叔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现在是白金汉伯爵）、沃里克伯爵、牛津伯爵、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思、老将罗伯特·诺尔斯爵士，还有其他一些人。太后肯特的琼坐着马车跟在他后面。她在伦敦城颇得民心，在国王亲政之前一般能够起到促进和解的政治作用，但即便是她，面对暴民也束手无策。在他们周围，激动不安的起义军和市民们叫嚷着，呼喊着，但国王一行人稳步奔向麦尔安德。他们知道，起义军希望杀掉萨德伯里大主教、财政大臣黑尔斯和几名王室官吏，于是把他们留在伦敦塔内。他们打算以国王的出行转移起义军的注意力，掩护这些人从河上逃命。
这个想法落空了。躲在伦敦塔内的人胆战心惊地从塔门处登上一艘小船，准备逃跑，却被岸边的一名老妇发现。老妇发出了警报，于是他们不得不撤回要塞。与此同时，在麦尔安德，理查二世答应了起义军的所有要求。他命令发布特许状，保证绝不会重新回到农奴制，劳动力将获得自由，并且土地租金不得超过每英亩4便士。他还天真地答应泰勒及其部下，允许他们自由地抓捕他们鄙夷的所有卖国贼，并将他们押到国王面前审判。
萨德伯里和黑尔斯的命运就这么注定了。他们未能逃出伦敦塔，后来暴民冲进要塞，将他们杀死。他们的首级被挑在长竿上，于伦敦各地示众，然后被插在伦敦桥上，俯视城门数天之久。萨德伯里的红色主教冠被野蛮地钉在他的头骨上。还有另外八人被暴民杀死，包括冈特的约翰的私人医生和理查二世的保镖约翰·莱格。冈特的约翰的儿子——博林布罗克的亨利当时也在伦敦塔内，幸亏一名机智的士兵将他藏在壁橱内，他才逃脱了起义军的屠刀。此事将对王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据编年史家托马斯·沃尔辛厄姆说，暴民的吵嚷“不像人类的喧哗，而远远超过所有的人声，只能与地狱居民的哭号相提并论”。
伦敦塔陷落后，都城一片混乱。在齐普赛大街，几年前曾有葡萄酒之河流淌的地方，现在树立起了一座木制刑台，地面浸透了被暴民杀害的牺牲者业已凝结的血液。在温特里区的圣马丁，超过一千名佛兰芒商人被杀害，尸体被堆积在大街上。他们曾在教堂避难，但也无济于事，被暴民拖出来屠戮。暴民们认为佛兰芒人从朝廷那里得到了特殊待遇，因此对外国人非常憎恨。整座城市淹没在烧杀抢掠的狂潮中。有目标、有选择的暴动很快蜕化成了普遍骚乱。“暴乱持续了整个白天和随后的夜晚，丑恶的呼喊此起彼伏，动荡不安，非常恐怖。”《阿诺尼玛莱编年史》的作者如此写道。
到星期六，局势很明显，必须采取强力措施了。金雀花王家陵寝最神圣的部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忏悔者爱德华圣龛遭到了亵渎。马歇尔希监狱臭名远扬的狱长躲在那里，被一群起义军拖到齐普赛大街，在那里斩首示众。有传闻说，瓦特·泰勒和约翰·鲍尔打算将整个伦敦城烧毁，俘虏国王，将他作为新秩序的傀儡；在这个新秩序中，除了泰勒和鲍尔之外，没有任何领主。
国王及其谋臣（人数已经缩减不少）躲在黑修士区的沃德罗布（这是一家储备丰富的兵器店），制定了一个新的绝望计划。官衙的书记员们快速抄写特许状，大量发布出去，授予英格兰人民自由，同时国王向伦敦的起义军传话，说国王要在城外的史密斯菲尔德的演武场与他们再次面谈。理查二世在忏悔者爱德华的圣龛前祷告，为自己鼓劲打气，以便去面对自己有生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起义军曾在这座圣龛抓走又一名受害者。下午三点左右，他抵达史密斯菲尔德的时候，伦敦市长沃尔沃思陪伴在他身边。沃尔沃思和诺尔斯已经通知城内的保王党人，很快就会需要他们。预计会发生武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