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法律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让王国的诸侯处理起土地纠纷和贸易协定来更为轻松。事实上，这些改革深入社会的最底层。1285年的《温切斯特条例》对村一级的刑法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朝廷相信，许多罪犯在村一级逍遥法外，因为陪审团不愿意指控乡邻亲朋、将其判罪，于是庇护他们逃避法律的惩戒。“普通的抢劫、杀人和纵火罪行比以往出现得更为频繁，”该条例写道，“陪审员……对针对外乡人的重罪听之任之，不予惩罚，而不愿意指控罪犯，因为许多罪犯是他们的同乡……国王陛下为惩处此等重犯，在此种案件中确立刑罚，对胆敢庇护或隐匿重犯者严惩不贷。”
《温切斯特条例》要求地方社区负起责任来，检举和揭发重犯，令其无处藏身。如果发生罪案而未能擒获罪犯，那么整个百户邑都将被株连。整个法律和秩序的体制现在变成了每一个臣民都有责任帮助朝廷维护治安。“居住在某地区的居民将对此地区发生的抢劫和其他重罪负责，”《温切斯特条例》严厉地规定，“在有城墙的大城镇，日落至日出之前，城门必须关闭……任何窝藏或接纳破坏治安嫌疑犯的人”都将被视为同犯。
最一目了然的是，《温切斯特条例》改变了英格兰城乡的面貌。就像爱德华一世的工匠在威尔士的林地开辟道路以推动他的征服一样，现在英格兰的所有商业道路都将被肃清扫净，以保障安全：“连接两座贸易城镇的道路，在有树林、树篱或壕沟的路段，应当拓宽；道路两侧200英尺范围内不应有任何壕沟、矮树或灌木丛，以免有歹人潜伏其中。”英格兰的商业动脉被转化成了没有树木的开阔道路，以促进货物和金钱在全国自由流动。
除了法律改革之外，爱德华一世政府还努力精简王室财政。据马修·巴黎说，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货币“由于剪钱币的人和伪币制造者肆虐，出现的严重贬值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不论是本土人，还是外国人，看到这种钱币，只会怒目而视、满腹怨恨”。朝廷在1279年重新铸币，力图改变这种现状。爱德华一世还对王室的会计制度进行了改革。1284年的《里兹兰条例》采取措施，将记录政府金钱往来的卷筒卷宗上的旧债收回，王家法庭加快催债和收缴罚金的进程，王室官吏常常被派遣到全国各地去调查人们欠王室的债务。
即便采取了这些措施，王室财政仍然出现了惊人的赤字。到1289年，爱德华一世的收入严重依赖外国银行家的贷款和向僧俗征收定期赋税。他在统治早期就能向僧俗征收高达十五分之一的财产税，在后来多年中仍然能维持这么高的税率，这足以说明他通过改革项目赢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和公信力。
就像在战争中一样，爱德华一世在法律领域也决心要让他的政府执行激进的、长期性的政策，以便巩固自己百年之后给国家留下的遗产。只有通过这种积极进取的政策，他才有希望将全国团结在自己背后，去支持自己代价昂贵的外交政策。但如果说他的改革是国家急需的，而且对王室的财政和政治安全也至关重要，那么改革也有阴暗面。爱德华一世改革的一个可怕的污点就是他对英格兰犹太人的态度。
12～19世纪英国的财政记录，又称财政部大档。?????驱逐犹太人
1290年10月10日，星期二，伦敦的一群穷苦犹太人登上一艘船，沿泰晤士河而下。他们手中拿着王室签发的安全通行证。他们的外衣上佩戴着黄色的、形状像书本的徽章。法律规定，他们必须随身佩戴这种徽章，以便将他们与基督徒区分开。他们的全部家当都装在自己的包袱里。他们的目的地是海岸，到了那里之后要前往欧洲大陆。他们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英格兰了。
船离开了伦敦城，穿过都城周边的乡村。他们离开的是一座让他们越来越难以生存的城市。在伦敦，朝廷颁布了越来越严厉和苛刻的法律，对他们加以迫害，禁止他们从事贸易或者挣钱，或者甚至不允许他们与基督徒邻居交往，尽管他们的祖先曾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生活。他们的会堂遭焚毁，他们的朋友被毒打或绞死，急性子的布道者们要求他们皈依基督教。伦敦再也不欢迎他们，也不要他们。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背井离乡。
他们顺流而下。行进了数英里之后，河面变宽，右舷的肯特郡土地逐渐变得细碎，出现了许多岛屿和沙洲。前方就是开阔的大海，正在退潮。船长是个基督徒，他将船转向南方的谢佩岛。潮水越来越低，他抛下船锚，让船停靠在泰晤士湾落潮后出现的沙岸上。他告诉犹太乘客们，在涨潮之前，他们没办法继续前进了。他对他们说：“你们可以自由离船，到沙洲上活动活动腿脚。”
所有乘客都听从了他的建议，走下船，在湿漉漉的沙滩上行走。他们没有注意到，潮水已经在上涨了。
船长当然是注意到了。他和他的水手们都知道，在落潮之后，泰晤士河会重新吞没前不久还显露出来的沙滩，将沙滩上的一切都席卷而去。他匆匆跑到船边，爬了上去。犹太乘客们在沙洲上漫步，现在身处险境，孤立无援。船长向他们呼喊，叫他们向摩西祈祷，摩西曾经为他们分开海水，让他们安全通行，那么就让摩西再这么干一次吧！然后，航船扬长而去，乘客们的行李还在上面。潮水汹涌而至，将犹太人卷走，无一生还。
船长和他的水手们后来因为这桩罪行被投入监狱。他们的所作所为是1290年爱德华一世驱逐英格兰的少量犹太人期间发生的最丑恶的行径之一。总的来讲，犹太人是安宁地离开英格兰的，上述的残忍行为并不典型。但它印证了13世纪欧洲基督徒和政府对犹太人的冷酷无情。
爱德华一世在位期间，英格兰犹太人的人口约有2000，居住在大约十五个主要的城市定居点。犹太人仍然像约翰国王时期那样，遵循着忏悔者爱德华的法律：“犹太人的人身及其动产均属于国王。”（这可能是杜撰的）但自约翰统治时期以来，犹太人越来越不受欢迎。1240年，三名犹太人在诺里奇被处决。他们的所谓罪状是为一名五岁男童施行割礼。据说他们计划在复活节将这名男童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案件煽动了民众对犹太人及其财产的侵犯。1255年，一个叫作乔平的犹太人被指控与一群同谋施展巫术，将一名八九岁的基督徒男童折磨致死。据传说，受害男童的尸体在溪流中不会沉下去，也没办法下葬；据说尸体被投入井中后，发出了香甜的气味和明亮的光芒。亨利三世巡视林肯的时候，下令将乔平处决，还逮捕了九十一名犹太人，将其全部押往伦敦、判处死刑。其中十八人被处死，这时康沃尔伯爵理查干预此事，救下了其他人的性命。13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伦敦和北安普敦都发生了类似的案件。
1269年，亨利三世限制犹太人从事贸易活动，并规定犹太人亵渎神明为死罪，应判处绞刑。爱德华一世从十字军东征返回后，通过了《犹太人条例》，禁止绝大多数形式的高利贷（或放债）；限制犹太人只能居住在某些城市；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徽章，以此对其进行羞辱，此徽章“为两张祭桌拼接之形状，以黄色毛毡制成，长6英寸，宽3英寸”；并对所有年龄在十二岁以上的犹太人征收每年3便士的人头税。大约在《犹太人条例》在英格兰颁布的同一时期，太后——普罗旺斯的埃莉诺驱逐了她属地内的所有犹太人。
爱德华一世颁布了严刑峻法，打击剪钱币的罪行（即将银币的边缘剪下一点，积少成多地积攒贵金属），他的法官们在1278～1279年开始惩处此类罪犯，导致犹太人遭受了一场司法屠杀；尽管剪钱币的罪犯中犹太人和基督徒人数差不多，但因此罪行被处决的犹太人的数量却是基督徒的十倍。在13世纪70年代晚期，英格兰的每一个犹太人家庭的户主都曾因剪钱币的嫌疑而坐过牢。在司法恐怖的气候下，常常发生对犹太人家庭敲诈勒索的事件。利欲熏心的邻居们威胁要揭发他们剪钱币，借此讹诈。13世纪80年代出现了更多的大规模逮捕和强征摊派税的情况。1283年，犹太人不再享有法律对普通商人的保护。1284年，大主教佩卡姆颁布敕令，要求摧毁伦敦的所有犹太会堂，只留下一座。两年后，教皇霍诺里乌斯四世要求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禁止基督徒与“受诅咒的、奸诈的”犹太人交往。
这一切并非英格兰的特殊情况。13世纪或许是整个中世纪反犹浪潮最为汹涌的世纪。欧洲各国君主都采取了类似的压迫措施，镇压各自国内的犹太人。弗里德里希二世命令西西里的犹太人佩戴T形的蓝色徽章，并将胡须留长。腓力·奥古斯都以来的法兰西诸王要求法兰西犹太人佩戴轮子形状的徽章。不管犹太人居住在何方，虐犹、屠杀、隔离、歧视性法律、迫害和虐待都愈演愈烈。爱德华一世所信仰的基督教咄咄逼人、强悍有力而缺乏宽容，他的所作所为顺应这个充满偏见的年代的大潮。
尽管遭到越来越严重的虐待，并且他们的贸易遭到法律阻挠，犹太人仍然几乎掌控着英格兰的财政领域。他们继续进行非法的放债，还买卖债权。投机商们购买债权，一旦债务人不能按期清偿债务，就将其作为抵押的土地占为己有。显然，落入这个陷阱的地主阶层十分憎恶犹太人。爱德华一世在位时受到了宗教和政治上的极大压力，去一劳永逸地消灭犹太人的放债行当。国王一方面非常虔诚，另一方面又急于充实自己空荡荡的国库，因此很容易被这种压力所左右。
爱德华一世从英格兰犹太人那里捞到了不少私人油水。他的父亲为了十字军东征，从犹太人那里一共征收了6000马克。1272～1278年，爱德华一世的财政部试图再从他们手中征敛2万镑以上，但没有成功。爱德华一世也是一位曾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君主，他对其他宗教的权益的鄙夷很容易被激发出来。他是个传统的抱有成见的人，并不比他的英格兰同胞更开明，他的态度也并非不寻常。大部分英格兰人的观点与大主教佩卡姆及赫里福德主教托马斯·德·坎蒂卢普相同——犹太人要么皈依基督教，要么承受迫害。
犹太人遭驱逐的直接导火索，就像爱德华一世治下的许多事情一样，是财政。平定威尔士之后不久，国王不得不亲自驾临加斯科涅，去整顿自己对这个公国的统治。他于1286年5月13日离开英格兰，在加斯科涅待了三年多，重新确立自己的封建权利，建设新城镇，并对公国政府进行系统化。加斯科涅经历了一场范围广大、井井有条、管控有序的爱德华一世风格的改革，当然这都需要金钱做后盾。爱德华一世离开公国的时候，已经欠了卢卡的里卡尔迪银行家族10万镑以上的巨款。
他于1289年8月12日返回英格兰，发现那里的政治气氛高度紧张。他的一些重臣，包括英格兰的两位最高级的法官——王座法庭和民事诉讼法庭的主审法官，被指控犯有严重的腐败罪行。国王的官吏深入调查已经失效的王室权益，招致许多不快和风波，有好几位英格兰伯爵在咕哝着提出质疑——爱德华一世身处国外，却要求诸侯对其在国外的事业提供经济支援，这么做是否合法？10月，爱德华一世不得不写信给英格兰的每个郡，邀请所有对王室大臣或官吏有怨言的人都到威斯敏斯特，向他的专员们申诉。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如果不做出重大的让步，他没有办法向议会索要更多金钱。
爱德华一世在思忖金钱的问题，因为他开始考虑重返圣地、再来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可能性。蒙古人通过外交途径发出讯息，询问他是否会返回圣地、讨伐马木留克王朝，而他高度信赖的盟友奥托·德·格朗松已经在去往圣地的途中，执行侦察任务。爱德华一世已经开始与教廷谈判，以便征收一笔十字军税，但如果他的这次东征要比第一次更成功，就必须从诸侯和国内较小的地主那里获取相当规模的资金。囊中羞涩，并且为了筹资愿意采纳任何政策，于是他采取了金雀花王朝惯用的手段：向犹太人要钱。地主阶层希望除掉犹太人；爱德华一世对这个主意的态度模棱两可，有可能甚至是举双手赞成的。他在1287年驱逐了加斯科涅的所有犹太人。现在，他要在英格兰落实同样的措施。这会为他赢得政治资本，征收一笔赋税，或许还能没收离去的犹太人的财产，从中获取一笔收入。
于是，1290年7月，英格兰的贵族和骑士们在威斯敏斯特召开议会的时候，他们与国王做成了一笔交易。议会批准国王征税，条件是驱逐犹太人。1290年7月18日，《驱逐敕令》被公之于众，命令英格兰的犹太人在11月1日前出境，违者格杀勿论。这道敕令被发布到全国各地，在犹太会堂中高声宣读。犹太人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反抗。他们在夏季开始离开，到秋天的时候，大部分犹太人要么已经离去，要么，就像10月10日乘船沿泰晤士河而下的那些不幸的人一样，丢了性命。
近一个世纪以来，爱德华一世及其先辈对犹太人的敌意越来越强烈，《驱逐敕令》是这敌意的必然结局。被逐出英格兰的犹太人蒙受了极大痛苦，流离失所，他们抵达的欧洲大陆对他们同样不欢迎。但是，驱逐犹太人的行动在英格兰颇得民心，取得了极大成功。在爱德华一世统治的最初十八年中逃脱了死亡或破产的大约两千名犹太人接过通行证离开英格兰的时候，王室税吏开始对留在国内的基督徒民众征税。英格兰的地主阶层，或者至少是那些在议会中得到代表的人，欢呼雀跃，批准爱德华一世向所有动产征收十五分之一的赋税。王室最后收到了令人惊愕的11.6万镑巨款，这是英格兰在整个中世纪收到的最大一笔税款。“人们痛苦不堪，哀鸿遍野，”欧斯尼编年史家对这笔赋税给普通英格兰人造成的负担作了这样的描述。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离散的时候，发出了更为凄惨的哀鸣，但没有人理会他们。爱德华一世又一次表现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他愿意施行立法、践行改革。
苏格兰的大业和法兰西的诡计
1290年秋，犹太人离开英格兰的时候，一切迹象都表明，爱德华一世也将启程，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收复在“海外”的失地。他的税吏强取豪夺、压榨僧俗财产的时候，这位“新的理查”似乎即将开启新的死亡与光荣的年代，为耶路撒冷而战。但几个月之后，国际形势就决定，他不会远征东方，金雀花王朝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也不再会有新篇章了。爱德华一世的统治在余下的时间里将主要处置离家乡更近的事务：威尔士再次发生叛乱，新近变得咄咄逼人的法兰西王室企图将金雀花王朝逐出加斯科涅，以及与苏格兰的最为血腥的新战争。“所有的威尔士暴君被镇压下去的时候，衣衫褴褛的苏格兰人举起了长矛。”这是1298年流行的一首歌谣中轻松活泼的一句，简明扼要地描述了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过半的时候，他的战略转折：从对威尔士人的战争改为对苏格兰人的战争。当然，真相往往并非如此简单明了。
1290年9月初，一支船队从挪威西南海岸的卑尔根起航，前往苏格兰。船上的乘客是位大贵人：一个名叫玛格丽特的女孩，年纪只有六岁。她被称为“挪威的少女”，时局决定，她即将成为苏格兰的女主人。一个处于困境的国家的希望和安全就寄托在她的肩膀上。玛格丽特是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1286年驾崩）的外孙女。亚历山大三世死后，他的国家陷入一场混乱。王位没有显而易见的继承人。亚历山大三世的妻子约兰达王后在国王死时身怀六甲，但那孩子后来胎死腹中，而他们没有其他的儿女。
邓凯尔德王族无嗣，这对国家来说意味着灾难。14世纪的编年史家——温顿的安德鲁在几十年后追溯国无君主的动荡时期，写道：“童贞女所生的基督啊，援助和拯救苏格兰吧，这个国家现在一片混乱。”
1286～1290年，苏格兰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一群摄政者组成的议事会执掌朝纲，努力维持局面，等待找到合适的继承人。他们最终选择了玛格丽特。1290年夏季，英格兰和挪威朝廷与苏格兰权贵们经过漫长的谈判，同意将玛格丽特送到苏格兰。让一个小女孩来统治当然无法解决宪法危机，于是苏格兰人说服了爱德华一世，让他的儿子，也就是六岁的卡那封的爱德华与玛格丽特结婚。这将是三个王朝的联姻，将英格兰、苏格兰和挪威王族结合起来。1290年7月18日签订的《伯厄姆条约》确认了此次联姻，并保证“苏格兰王国将独立于英格兰王国……永享自由，不臣服于后者”。
玛格丽特从挪威去往苏格兰的旅途并不特别，也不算危险。两国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只有一小段北海相隔，有频繁的贸易往来。海上路线的停歇点是奥克尼群岛，这个群岛在苏格兰高地的外海，此地的伯爵们同时向苏格兰和挪威国王效忠。玛格丽特于1290年9月第一周出海，到第三周已经在奥克尼群岛登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外交渠道不断交换着她驾临的消息，以达勒姆主教安东尼·贝克为首的英格兰外交官们携带着贵重珠宝前往苏格兰，作为欢迎这位少女的礼物。
英格兰外交官们永远没有机会向这个孩子呈上爱德华一世为她准备的厚礼了。9月的最后几天，噩耗从奥克尼群岛传到苏格兰：玛格丽特在岛上患病一周，随后死去了。死因至今不详，但很可能是在海上吃了腐败食物导致严重的食物中毒。玛格丽特这么一死，拥有近三百年历史、可以上溯到千年之交邓肯一世时代的邓凯尔德王族就灭绝了。苏格兰真正是无父无君了。寻找一位新的统治者的努力几乎令国家分崩离析。
从最初得知玛格丽特的死讯开始，爱德华一世的宫廷与苏格兰的显要权贵之间就频繁传递着信函和请求。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城的主教写的一封书信表明，在玛格丽特死后，苏格兰人普遍担心会爆发内战。权贵们在秣马厉兵，准备用鲜血来填补权力真空。只有爱德华一世这样实力雄厚且威名赫赫的国王能够阻止苏格兰陷入无政府状态。“恳请陛下屈尊俯就，前往边境地带，安抚苏格兰人民，制止流血冲突，好让王国的忠臣良民……拥立依法享有继承权的人士为王……”这位主教如此写道。他暗示，如果没有爱德华一世这样的极大权威来主持，那么就没有推举新国王的合法程序可言。
玛格丽特的死讯送抵爱德华一世那里的时候，他刚得知埃莉诺王后于1287年访问加斯科涅时染上的一种热病复发了。她原本在前往林肯与他相见的途中，却于1290年11月28日在诺丁汉郡的哈比村病倒。爱德华一世快马加鞭地去见她，在她病逝前赶到了她身边。埃莉诺享年四十九岁；这对夫妇度过了三十六年的婚姻时光，她为他生了十六个孩子。
爱德华一世在世人面前毫无避讳地为爱妻哀悼，他在次年写道，对于这位妻子，“我的爱永无停息之日”。埃莉诺的遗体被做了防腐处理，体腔内塞入大麦，然后被分十二段旅程辗转运回威斯敏斯特。爱德华一世命令在遗体曾停放的地方树立起一些大型分层石制十字架，其顶端有尖顶。这些所谓“埃莉诺十字架”是非常公开的哀悼纪念碑，受到了为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而建的蒙茹瓦十字架的启发。另外，爱德华一世慷慨地提供资金，举办奢华的弥撒，帮助埃莉诺王后的灵魂尽早通过炼狱；埃莉诺去世六个月之后，约克大主教向国王吹嘘说，已经为了他亡妻的灵魂举办了4.7万次弥撒（这个数字不大可能是真实的）。
有多达十三人宣称自己对苏格兰王位享有继承权。他们之间复杂的法律斗争被称为“大业”，爱德华一世对监管“大业”抱有极大的兴趣。争端持续了两年，最后两名竞争者是巴纳德城堡（在达勒姆郡）领主约翰·巴里奥和罗伯特·布鲁斯（一位年迈的贵族，曾担任坎伯兰郡的郡长，还曾陪伴爱德华一世参加十字军东征）。在玛格丽特去世后写的一封吊唁信中，爱德华一世自称是苏格兰的“朋友和睦邻”，但他显然把“大业”当作增强自己对苏格兰事务影响力的良机。他坚信英格兰国王对苏格兰王室拥有封建宗主权，而在此前，英格兰国王只是间或地宣示过自己的这种宗主权。爱德华一世将尽一切努力，宣告自己是整个不列颠群岛的领主和主人。
“大业”的最终司法判决结果对约翰·巴里奥有利，但这个案件错综复杂，如同迷宫一般难以把握。谁有资格对一位国王的任命做出判决呢？争夺王位的人们最后不情愿地得出结论，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爱德华一世臣服。但这个决定不是轻率地或漫不经心地做出的。挪威的少女去世一年之后，一次会议在英格兰—苏格兰边境上的诺勒姆城堡召开，苏格兰人在此次会议上承认了爱德华一世的宗主权。到1292年11月，案件已经做出定夺。11月30日，巴里奥在苏格兰的古都斯昆登基，成为苏格兰的约翰国王。
如果巴里奥认为自己当了国王之后，就可以与南方的“朋友和睦邻”平起平坐，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爱德华一世主持的是选举一位封臣的会议，而不是选举一位和他地位相等的君王。亨利二世和约翰都仅仅让苏格兰国王对他们宣誓效忠，满足于理论上的而非实际上的权力。许多代苏格兰国王都和英格兰朝廷和睦相处，保有英格兰的伯爵头衔（主要是亨廷顿伯爵），并在英格兰的封建制军队中服役。但爱德华一世认为这都还不够。他要求苏格兰国王完全地、公开地臣服于他，不仅仅是在仪式中，在实践中亦是如此。
在登基十天之前，巴里奥用法语向爱德华一世宣誓效忠，承认他以英格兰王室的臣属的身份保有苏格兰，并“对您忠心不贰，恪守人世间的荣誉，反对您的一切敌人……”10月26日，他在二十三位苏格兰权贵面前，向爱德华一世俯首称臣。
这并不是罕见的事情，但除了王权的简单仪式之外，爱德华一世还提出，作为最高宗主，他有权听取人们对苏格兰国王做出的法律决定的上诉。这直接违背了1290年的《伯厄姆条约》设想的局面。根据这项条约，尽管卡那封的爱德华和挪威少女将共同统治苏格兰，但有条文规定“苏格兰王国在国内和边境地带的一切权益、法律、自由和习惯，将完整地、彻底地、永久性地得到保全，不受任何侵犯”，并且“苏格兰王国的任何子民，无论缔结任何契约，或犯有任何罪行，或由于其他任何事务，都不受该王国境外任何法律的约束”。今非昔比，爱德华一世决定要更严格地行使自己的权威。在涉及苏格兰权贵——法夫的麦克达夫（他声称自己享有法夫北部一些土地的继承权，但这继承权被人夺走了）的一起案件中，爱德华一世传唤约翰·巴里奥本人到1293年米迦勒节的英格兰议会答话。巴里奥拒绝承认英格兰议会有权听取来自苏格兰的上诉，但在爱德华一世的威胁下，他不得不让步，撤回了自己的抗议，再次宣誓效忠。这奇耻大辱令巴里奥抱恨终身，始终未能从这打击之下恢复。这位附庸国王和所有服从他的王权的人很快认识到，有了爱德华一世这样一位跋扈的邻居，苏格兰国王只是个虚衔。
但爱德华一世做得太过头了。将英格兰的意志强加于苏格兰王国固然不错，但他丝毫不肯妥协的立场使得巴里奥在两个不可调和的位置之间左右为难。苏格兰国王一方面要满足爱德华一世的亚瑟王式的雄霸天下的野心，同时又要捍卫苏格兰王室的独立性。最终结果就是，巴里奥的王权土崩瓦解，而整个苏格兰掀起了对英格兰人的激烈反抗。爱德华一世远远没有巩固自己对苏格兰事务的权威，反而将苏格兰人推进了法兰西人的怀抱。
蒙茹瓦十字架是中世纪法兰西的一种路标或界碑，碎石堆上方有十字架。“蒙茹瓦”（montjoie）是中世纪法兰西军人惯用的战斗口号，据说源自查理曼时代，其意义并不明确。法兰西王国的纹章上就有“蒙茹瓦”的字样。?????第五代安嫩代尔领主罗伯特·布鲁斯（约1210～1295），他的孙子也叫罗伯特·布鲁斯，最终率领苏格兰取得独立，成为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征服苏格兰
在13世纪，横跨英吉利海峡的航道以及法兰西的大西洋沿海的航道，都是主要的贸易动脉。欧洲富裕国家的商人们在相距遥远的地区之间转运货物，克服恶劣的条件，冒着茫茫大海的风险，在从佛兰德到伊比利亚半岛，甚至更遥远地方的诸多港口城镇和市场经营获利。商业活动欣欣向荣，各国商人络绎不绝。但在13世纪90年代初，英格兰、诺曼底、佛兰德、加斯科涅和卡斯蒂利亚的众多航海商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贸易战。它导致从五港同盟到葡萄牙的里斯本的广袤地区争斗不休，还发生了许多海盗劫掠活动。战旗扯起，私人之间的海战爆发，各民族的鲜血飞溅到大海中，这些海上通道和海湾成了危险的杀戮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