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得知，亨利三世将用这笔数额庞大、海市蜃楼一般的巨款资助一支军队，穿过法兰西，开赴西西里，取道阿尔卑斯山隘道（由于亨利三世和萨伏依家族的亲戚关系，他可以使用这些隘道），然后从意大利南部发动一场两栖入侵，夺取西西里王位。有鉴于亨利三世平庸的军事才干，这个计划的确是过于雄心勃勃了。雪上加霜的是，亨利三世还同意，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些义务，英格兰将被处以停止圣事的禁令，他本人则将遭到绝罚。
局面真是一塌糊涂。然而，亨利三世对他的新事业却自信满怀、踌躇满志。他在正式宣布此计划时大张旗鼓。他接纳了西西里教士进入英格兰。1256年，他的弟弟康沃尔伯爵理查当选为德意志国王，于次年就任。亨利三世认为自己在西西里计划中得到了一个有利的盟友，为之欢呼雀跃。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1257年3月，亨利三世将自己十二岁的儿子埃德蒙——所谓的西西里国王——引见给他的诸侯和高级教士们，令大家目瞪口呆。那孩子穿着全副阿普里亚装束。
真相是，西西里冒险没有一个方面是实际可行的。“王国的贵族们悲哀地看到，仅仅一个人的头脑简单就将他们拖到了这样的败局。”马修·巴黎如此写道。亨利三世的新“十字军东征”不仅没有得到贵族们的支持，他还因如此鲁莽愚蠢的冒险遭到鄙夷。权贵们不愿意为他的计划付出一个铜板，并且一有机会就指出该计划的一连串漏洞。但亨利三世已经发誓要去征服这个实用价值微乎其微的遥远岛屿。而且他和父亲不一样，是打算信守诺言的。
到1257年，全国对亨利三世究竟有没有治国能力越来越感到怀疑。他的金库空空如也。吕西尼昂家族不得人心。亨利三世致力于完成疯狂的征服西西里的计划，将自己的王国和灵魂都抵押了进去，而没有任何办法偿付军费。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发出不祥的（尽管或许并非是完全当真）的威胁，要执行停止圣事的禁令和对国王的绝罚令。1258年，亨利三世希望能够发生奇迹，于是寄希望于诸侯会帮助他为西西里计划付账，将他们召集到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但诸侯心意已决，要进行一场激进的改革。
如果有任何一个场景能够概括亨利三世在他统治的第四十年的心态，那么一定是在1256年，他命人在威斯敏斯特宫衣帽间内绘制的图画。衣帽间是一个非常私密的房间，国王在这里洗头，有时会在这里度过几个钟头最私密的时间。在这幅图中，国王的臣子密谋反对他，是一群狗营救了国王。亨利三世年幼时曾目睹父亲的王国遭受入侵。1216～1217年，孩提时代的他曾亲眼看到他自己的诸侯起兵反对他的家族，并且恳求一位法兰西王子来当他们的国王。四十年之后，英格兰诸侯又一次蠢蠢欲动，这些可怕的记忆显然又回来折磨他了。亨利三世终于证明自己的确是继承了约翰的血脉。
理查在德意志并无实权，仅数次到访德意志，也没有被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意大利南部一地区?????
《牛津条例》
1258年4月30日清晨，一大群贵族、骑士和他们的扈从向威斯敏斯特宫的御座厅走来，甲胄和身侧佩带的宝剑铿锵作响。领头的是四个人：王后的舅舅萨伏依的彼得、格洛斯特伯爵理查·德·克莱尔、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和莱斯特伯爵西蒙·德·孟福尔（他越来越成为亨利三世最深恶痛绝的人物）。
这些人拂晓便已起床，对即将展开的冲突期待已久，高度紧张。他们走向亨利三世金碧辉煌的厅堂的大门时，深知自己将给国王送去的信息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他们此次前来，表面上是要回复国王前不久提出的让他们支援远征西西里的要求。但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清君侧，将国王与佞臣吕西尼昂家族分隔，并处理一场已经无法继续忽视的政治危机。他们紧密团结起来，组成一个联盟，“互相帮助……对抗任何敌人，主持正义，杜绝无礼无义之事，挽救对我们的领主——英格兰国王和王权的信心”。
此时，英格兰陷入了一个可悲的乱局。1257年夏季，一种呼吸道疾病横扫全国，后来秋季又大雨瓢泼，毁掉了庄稼，随后又是天寒地冻的严冬，导致开春之后无法耕种土地。疾病和瘟疫在全境肆虐，村庄中有成千上万人饿死。“到处是肿胀而瘀青的死尸，三三两两地倒毙在猪圈内、粪堆上或泥泞街道上。”马修·巴黎记述道。
三周前，伯爵们及其追随者被传唤出席议会的时候，威尔士爆发了叛乱，叛军的领导者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格温内斯亲王——格鲁菲兹之子罗埃林；教皇使节阿尔洛特仍在喋喋不休地威胁，如果国王不付清征服西西里所需的军费，就将执行绝罚令和停止圣事的禁令；吕西尼昂家族则肆无忌惮、横行霸道。4月初，温切斯特主教艾默尔的扈从杀死了重要贵族约翰·菲茨杰弗里的一名追随者，而亨利三世拒绝惩罚凶手。议会在威斯敏斯特召集以回应国王的新一轮募款要求时，诸侯普遍认为，国王已经无力制裁把持朝廷、为非作歹的吕西尼昂派系。
4月30日发生的事情被记载在蒂克斯伯里修道院的编年史中。这部编年史连续记载了这座修道院及全国的历史，其作者或许是从当天事件亲历者口中得知了当时的情况。“将近上午九点，贵族、权臣、伯爵、男爵和骑士们来到威斯敏斯特宫，”编年史家记载道，“他们将自己的剑放置在国王大厅的入口处，然后来到国王面前，忠顺有礼地向他致敬。”这些人可不是叛贼。他们在亨利三世面前表现出自己是英格兰王室的朋友，忠于王室理应代表的价值观。但亨利三世看到他们全副甲胄，还是不能释怀。剑或许被放在了门口，但一大群势力强大的诸侯身披铠甲出现在王座前，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诸位爱卿，这是为何？”他问道，“你们要俘虏我这可怜人吗？”
“并非如此，”诺福克伯爵答道，“但是，让可耻的普瓦图人（指吕西尼昂家族）和所有外邦人从陛下面前、从我们面前逃走，就像从狮子面前逃走一样，那么‘天上的上帝将尽享荣光，在陛下的土地上，善心的人们也将享有和平’。”
亨利三世或许很震惊，但肯定也有所预料。几乎所有人都仇恨吕西尼昂家族，而且冲到他面前的这些人或许还得到了王后的幕后支持。休·比戈德说，他代表英格兰的所有诸侯，要求国王宣誓遵从他们的建议；他还要求组建一个包括二十四名诸侯的委员会，其中一半人由国王指定，一半由权贵们推选，亨利三世和爱德华王子应手按福音书起誓，要遵从这个委员会的决定；亨利三世还应许诺，不再尝试征税；他还应当将御玺——政府的终极工具——交给一名负责任的人士，此人将由二十四名诸侯的委员会选出。该委员会还将选举产生十五人的长期议事会，来辅佐国王的日程政务，同时议会将三年召开一次，以任命各部大臣。
这些要求真是非同寻常，但在这个4月的早上，国王似乎没有绕过它们的办法。诸侯们的集体政治意志是无法抗逆的。当天，亨利三世和他的儿子爱德华手按福音书起誓，唯比戈德马首是瞻。在灾难重重的十年之后，王权将由一个委员会来行使，其核心功能被交给了诸侯来掌控。
但是，这些诸侯的父辈在兰尼美德的经验表明，国王或许会在纸面上同意受到新的约束，但要具体执行这些约束，却有很多困难。亨利三世就像之前的约翰那样，签字画押之后就变了卦，努力利用自己任命二十四人委员会一半人选的权力，拼命把吕西尼昂家族的人往里面塞。但他这番努力没有奏效：他甚至连十二个仍然支持他的王权并且拥有足够的地位和衔级的人都找不到。八周之后，另一次议会在牛津召开。这座城镇挤满了斗争双方的骑士们，个个武装到牙齿，他们都打着讨伐威尔士的旗号，但实际上都是在那里准备应对全面内战的爆发。在牛津，亨利三世的抵抗瓦解了。诸侯们竹筒倒豆子一般数落他的罪过，并指控他没有遵守《大宪章》。“议会启动议程之后，权贵们的建议和不容改变的意愿通过了，坚定不移地要求国王真诚地遵守英格兰的自由宪章。”马修·巴黎记载道，“他们还要求任命一位首席政法官，以主持公道，扶助贫弱，无论对方富贵或贫贱，皆应不偏不倚。他们还就其他国政，为了国民的福祉、和平，以及国王与王国的荣誉，提出了一些要求。”
亨利三世和爱德华还发出了另一个誓言，即支持诸侯的改革。但吕西尼昂家族坚决拒绝放弃国王赏赐给他们的土地和城堡。诸侯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继续抵抗，将会遭到严厉惩处。据马修·巴黎记载：“威廉·德·瓦朗斯最为气势汹汹。莱斯特伯爵（西蒙·德·孟福尔）回答他说：‘你不必怀疑，你要么交出从国王那里得到的城堡，要么掉脑袋。’”吕西尼昂家族惊恐万状，逃离牛津，躲到艾默尔的温切斯特主教辖区避难。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他们被正式驱逐出境，但在此之前，按照编年史家的说法，议会“在犹疑不决、充满不确定性的气氛中”解散了。
诸侯在牛津提出的建议是征询了英格兰各郡的骑士们之后做出的，提出了涉及范围极广的改革。它的目的不仅是管理中央政府，还要处理郡一级的严重腐败问题。提出的措施被称为《牛津条例》，几乎和在兰尼美德签订的更为闻名遐迩的宪章一样，涉及了极广的范围。《牛津条例》规定，每个郡由四名骑士负责调查王室官吏的不端行为，并建立了二十四人委员会来监管王国政府。权贵们任命休·比戈德为首席政法官，而所有的主要王室官吏——从财政大臣和大法官到各郡的郡长，以及在各郡执行王权的执行吏、充公产业保管人和城堡总管——都将由议会任命。
1258年10月18日，诸侯以国王的名义向英格兰人民和爱尔兰臣民发布宣言，宣告业已建立的新秩序，要求人民恪守本分，遵守该秩序。集结在牛津的骑士们后来并没有出征威尔士，那里的战争被搁置了。宣言是用法语、拉丁语和中古英语起草的，这凸显了此次改革的全国普遍性质。宣言写道：“望我国子民皆知，我特此认可，我的诸位谋臣，或其中的大部分人，由我本人或国民选出；他们为了上帝的荣光，秉承对我的忠诚，为了国家的福祉，业已做出或即将做出的决断，理应坚定不移、世世代代永久有效。若有人胆敢违逆，我将命令所有忠诚臣民，视其为不共戴天之敌。”两天后，又发布了另一项宣言，核准了一个具体程序。根据此程序，每个郡将根据《牛津条例》，指派四名骑士调查王室官吏的腐败行为。
这两道宣言都是以亨利三世的名义发布的，但事实是，政权已经被从他手中夺走了。诸侯在骑士们（这些骑士将自己的利益写进了《牛津条例》）的支持下，牢牢地掌控了权力。
亨利三世的朋友们被驱逐出境，在随后三年内，诸侯议事会执掌朝纲，诸侯的使节接管了与威尔士和法兰西的和谈，并努力说服教皇，请他忘记西西里那桩讨厌的事情。西蒙·德·孟福尔的地位非常突出，他在政治中心具有专横跋扈的影响力，虽然还算不是摄政，但在新政权中处于主宰地位。
亨利三世在遇到危机时往往会选择逃避，并沉溺于宗教。这一次他依然如此。牛津会议之后，他游览了自己最喜爱的圣所——圣奥尔本斯、贝里圣埃德蒙兹和沃尔瑟姆修道院，哀悼自己挚爱的亡女凯瑟琳，她出生时便有严重的残疾，在前一年夭折了，年仅三岁。在国王不理朝政的时候，诸侯继续加速改革进程。1259年10月发布的《威斯敏斯特条例》制定了法律和政府方面影响深远的改革计划，并设立了一个时间表，将会派遣巡回法庭，系统性地调查王室官吏的滥用职权和贪腐罪行。到1259年底，亨利三世已经到了不知所措、完全被架空的地步。
1259年12月4日，路易九世在巴黎的奢华宫殿的果园内，五十二岁的亨利三世跪在苹果树饱经风霜的枝干之间，站在他面前的是比他年幼七岁的法兰西国王、欧洲最圣洁的君主。这两个非常虔诚的男人将执行王权中最神圣的仪式之一。亨利三世花了很长时间才抵达巴黎，而且在前往巴黎途中，他试图每遇到一座教堂就停下来听弥撒，所以原本可能会更慢。就连路易九世也厌倦了英格兰国王的强迫症，于是命令将他途中的教堂尽可能都关闭，这才加快了他的行程。
亨利三世从来就没有快活过，现在是特别地庄严肃穆。尽管西蒙·德·孟福尔和爱德华王子强烈反对，诸侯议事会还是与法兰西缔结了和约。把两国之间的战争继续打下去对德·孟福尔本人有利；至于爱德华王子，虽然只有二十岁，但坚决抵制任何对王权的削减。和约的代价是非常沉重和苛刻的：亨利三世被迫向路易九世俯首称臣，永远放弃对帝国的权利主张，并承认自己是以一名法兰西贵族的身份，而不是以国王的身份，继续保有在法兰西境内的土地。当然，过去的英格兰国王也曾向法兰西国王臣服过——1156年，亨利二世在其征服的第一阶段曾向路易七世称臣，以便争取路易七世的支持，去镇压自己的弟弟若弗鲁瓦；约翰在登基之前，为了篡夺兄长理查一世的王位，也曾代表诺曼底向法兰西国王宣誓效忠。但这些仪式都不像亨利三世的臣服那样一边倒。
在典礼上，鲁昂大主教高声朗读《巴黎条约》的条文。他的嗓音回荡在整个果园。亨利三世放弃了对亨利二世和理查一世曾经统治的许多领地——诺曼底、曼恩、安茹和普瓦图——的权利主张。在法兰西南方，他仅拥有加斯科涅和他妻子的领地（在内陆，包括圣通日和阿热内，在波尔多以北和以东）。为了自己大大削弱的地位，亨利三世还不得不向路易九世“感恩戴德”，向其支付1.5万马克，并向法兰西国王提供五百名十字军骑士两年的军费。就这样，英格兰国王被接纳进了法兰西贵族的班列：他不再是一位只臣服于上帝的君主，而是一名公爵，受命于他的领主——法兰西国王。
聚集于此、见证仪式的人们离西方世界的一些最神圣的圣物遗迹只有几百码远：圣礼拜教堂收藏着耶稣受难时所戴的荆冠和真十字架的一个碎片。然而，在亨利三世跪在法兰西国王面前的时候，即便是周围环境的神圣和辉煌，也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英格兰王政的一个伟大章节宣告结束了。
亨利三世一直到死都认为自己是个诺曼人和安茹人。但世人再也不能假装英格兰国王与勒芒、昂热、鲁昂或图尔这些城市有任何关联。就连独立于法兰西并以此为豪的阿基坦公国的残余部分，现在也被承认是一个封建采邑。亨利三世的诸侯确保了这一点。在离真十字架只有几百码的这座果园内，金雀花帝国从地理上、政治上和封建关系上被宣布寿终正寝。
13世纪，整个欧洲的趋势是巩固和守成。路易九世完成了他的祖父腓力二世开启的洪业，将法兰西主权从佛兰德扩张到了图卢兹。在12世纪，欧洲版图瞬息万变，这种情况不复存在，疆界逐渐稳定成形。西西里的惨败表明，金雀花王朝统治的早期年代——当时它的王权和亲缘关系从苏格兰一直延伸到“海外”——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已经无以为继。英格兰的视野变得狭窄了许多。
从某种意义上讲，《巴黎条约》是亨利三世统治最初四十三年中王政性质的根本性演变的必然结果。国王频繁地重新发布《大宪章》和《森林宪章》，以此换取在海外作战的资金，这就重新划定了王权的界限，重写了王权的规则，构建了国王与诸侯之间治理国家的一个新契约的基础。亨利三世异想天开、雄心勃勃地致力于收复在欧洲大陆的失地，这促进了上述的进程，使得他不断地与诸侯发生矛盾，最终导致诸侯发动了合法的“叛乱”，出现了《牛津条例》。国王和贵族的关系曾经是严格的等级制，现在却变成了合作伙伴的关系。王权被纳入英格兰政府的结构，虽然仍具有普遍性，但受制于越来越抽象的法律，如果误入歧途，就可能会受到诸侯的纠偏。
与亨利三世差不多生活在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五花八门。1258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恭维他是“极其虔诚的国王”。然而流传至今的是但丁对他的描述：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用荣华富贵和光辉灿烂将自己打扮为一位光荣的国王，但事实上他软弱无能，有艺术鉴赏力，对政治却毫无感觉，始终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也不能有效地决断行动。他志大才疏，有雄心勃勃的计划，却没有执行的才干，因此陷入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深重灾难。他身边虽然有一群良臣勇将，却往往在错误的时间从错误的人那里接受错误的建议。他缺乏理智和判断力，自己招来了麻烦之后，从来没有办法摆脱。而危机降临的时候，这位“极其虔诚的国王”一般会选择逃避，去游览他最心爱的圣所。亨利三世在幼年没有父亲相伴，又被母亲抛弃，在成长过程中始终没有机会观察和学习另外一位国王治理国家。他一生中都被他人支配，因此从一开始就是君主的糟糕人选，因为身为君王，需要极端的自信和自我约束。
奇怪的是，如果形势需要的话，亨利三世可以完美地扮演最高祭司的公共角色，而且显然乐在其中。他理解王权的形象应当是怎么样的，尽管他并不知道它应当如何运作。在他处于大危机的一个年头铸造的金币很能说明问题。这些金币作为货币是非常不合适的，上面闪耀着亨利三世的肖像，将他画作忏悔者爱德华（英格兰古老王政的代表）和未来的民族圣徒。这些钱币还企图将英格兰王权与神圣罗马皇帝的威严比肩，效法神圣罗马帝国的货币——奥古斯都金币。亨利三世的思维很宏大，并且创建了一种对王室的崇拜，其具体表现为彩色玻璃画和檐壁雕刻、改建后变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威斯敏斯特宫殿和修道院，以及不计其数的王室宅邸，包括克拉伦登宫（在索尔兹伯里附近）。亨利三世的王朝宣传工作做得极好，这是他最珍贵的遗产。
但在1259年之后，他在很多方面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傀儡。他老迈衰弱，受尽屈辱，被局势压垮。德·孟福尔和诸侯努力以国王的名义统治的时候，王权的核心逐渐但不可避免地从亨利三世转移到了他的二十岁的儿子——进取心很强而颇具军人气概的爱德华王子手中。爱德华要再等十年时间才能成为国王，他无疑是金雀花王朝的未来，如果这个显赫王族还能有未来的话。
即下文所说的“末代罗埃林”。?????
休·比戈德（约1211～1266）是第四代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的弟弟，反对派诸侯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担任首席政法官，但后来对西蒙·德·孟福尔的新政权不满，倒戈加入了保王党，参加了刘易斯战役。?????指的是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位时发布的augustalis金币，在西西里王国铸造，在意大利普遍流通。正面为戴桂冠的皇帝胸像，反面为帝国的鹰徽。?????刘易斯之战
1264年5月14日破晓后不久，一支小规模军队鸦雀无声地肃立在苏塞克斯郡刘易斯镇外的山丘上。他们兵力不多，但斗志昂扬。在前一宿夜深人静之时，他们溜过茂密的林地，占据了有利地形。现在他们做好了准备，要进行中世纪军事行动中最罕见的正面交锋。
这支军队仅有数百名骑兵，步兵和仆役的数量是骑兵的好几倍。清晨的太阳升起在天际时，他们俯视着下方人数众多的敌军。在从刘易斯小隐修院到附近城堡之间的将近一英里的战线上，一支王家军队正在排兵布阵，其中有一千多名装备精良的骑士，就像是为讨伐威尔士做准备一样武装到牙齿，还有数千名步兵，由王亲国戚指挥。他们怒火中烧，嗜血好战，一心要向这些玷污王权太久的逆贼复仇。叛军提出谈判。王军冷嘲热讽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说，除非叛军自己脖子上绕着绞索来投降，否则不会与其议和。
这支小小的叛军的指挥官是五十六岁的西蒙·德·孟福尔，他一条腿断了，所以是坐在大车上亲临战场的。自《牛津条例》签订以来，已经过去了六年，德·孟福尔仍然是国王的死敌。1262年，亨利三世从教皇那里获得了一份允许他不遵守《牛津条例》义务的诏书，德·孟福尔短暂地离开了英格兰。但在1263年，他又回国，率领一群诸侯发动了叛乱，因为他坚信只有用武力才能迫使亨利三世遵守《牛津条例》。从那以后，他无论行至何处，均不遗余力地煽动反对国王的烈火。年轻的贵族蜂拥而至，云集在他周围。他们对他的军事声望和对抗昏君的决心肃然起敬。敌视亨利三世的作家们将他描述为昏庸堕落、败坏国家。战争起初进展良好，叛军成功地占领了英格兰南部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但在1月，战局转为对保王党有利。亨利三世和爱德华在牛津召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一系列攻城战中打击了德·孟福尔的叛军。到复活节，王军已经收复了大部分地区，只有伦敦还被叛军占据。德·孟福尔打算在刘易斯最后摊牌。
这是一个绝望的行动。英格兰本土已经近五十年没有打过正面交锋的对决了。与主要的战争模式——攻城和劫掠——相比，正面交锋浪费兵力，不确定性太大，而且非常混乱。中世纪的军事指挥官们都努力避免两军对垒，因此双方都很少有骑士曾经参加过这样的作战，或许一个人也没有。两军在山丘边缘面对面的时候，算总账的时间显然已经到了。德·孟福尔部下的衣服上配有白色十字徽记，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高涨。王军的情绪则坚定不移、不肯让步，这也反映了其指挥官——爱德华的精神。
爱德华王子此时还差一个月就到二十五岁生日了。在诸侯起事反抗他父王的六年中，他已经目睹了太多的暴力流血和棘手难题。他曾亲眼看到父亲挣扎反抗德·孟福尔遏制和改革王权的企图，还见证了父亲的君主特权的瓦解。叛乱诸侯为了控制王室，迫害王族中被他们认为影响太坏的成员，将法律强加于国王。
爱德华对于改革的态度是反复无常的。1258年，他站在自己的吕西尼昂亲戚一边。次年，他又与改革派结盟。在1260～1263年，他还改换了三次阵营。但到了1264年，爱德华是一位铁杆的保王党。
《刘易斯之歌》的作者大体上概括了爱德华对他的敌人的看法：在德·孟福尔的影响下，“曾经侍奉国王的英格兰民族，如今堕落败坏了，颠倒了自然的秩序，统治着国王和他的儿女”。在战斗的前一天，爱德华命人将一封信送到德·孟福尔军中，指控这位伯爵是“奸诈的逆贼、说谎的恶徒”，并向叛军发誓，“从此刻起，我们将以全副精神和力量，寻找一切机会，竭尽我们所能，去伤害你们的身体和财产”。爱德华负责指挥军队的右翼，在他借宿的刘易斯城堡前方。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群好战的边境领主——来自威尔士边境的久经沙场的诸侯，爱德华在少年时代便与他们交好。他的叔叔——康沃尔伯爵理查作为德意志国王的地位垮台后，便返回了英格兰，现在指挥着中军。爱德华的父亲，亨利三世国王亲自统领左翼，在小修道院前方。
面对爱德华的是一群来自伦敦的叛军。他们不是军人。在爱德华看来，这是一群不堪忍受的乌合之众。前一年，爱德华的母亲，即王后，在伦敦街头被暴民用垃圾投掷，这是奇耻大辱。战斗打响之后，爱德华的骑兵发出一声振聋发聩的咆哮，向这些伦敦人杀去。
爱德华率领骑兵奋勇冲锋，声势极其猛烈，足以佐证他是一位热爱近距离混战的经验丰富的好骑手。他少年时在国外度过了多年，在欧洲贵族举办的时髦的比武大会上拼搏良久。现在的混战是真实的，而不是比武了。他的攻击如此凶悍，轻松地冲垮了对方的骑兵，将其驱赶过山谷，一直追杀到乌兹河边。他们把叛军战线杀得七零八落，继续追击溃败的伦敦人，在苏塞克斯乡间一直追逐了好几英里，他们触手可及的敌人非死即伤。爱德华的人马重新集结并返回战场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时分。他们所向披靡，因此估计剩余的叛军都已经被斩杀殆尽或者俘虏。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王军土崩瓦解的惨状。
爱德华离开己方战线，去追击叛军的左翼，这导致战局转为对王军不利。亨利三世的左翼在叛军的冲锋下败退到了小修道院的墙后。康沃尔伯爵理查率领王军的中路猛攻敌人，但冲到高地上之后发现自己被包围了，于是不得不躲避在一座磨坊内。爱德华返回战场时听到叛军粗哑地唱着歌，对他的躲在这临时城堡内的叔叔大发嘲讽。爱德华还得知，他的父亲也被包围，实际上已经被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