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芦沟桥事变”发生半年以后，日本不但未能如杉山 向昭和保证的，可以３个月以内结束战争；而且投入中国战 场的总兵力，已超过预定限度的三分之二。日本军部所拟定 的战略指导原则是，全部陆军５０个师团，以１５个动用于中 国战场；其余３５个师团，用来防俄；而至１９３８年初，日军 在南京方面有１４个师团，华北１０个师团，山西一个师团，恰 为总兵力的一半；而且情势显示，尚须增兵。石原与板垣在 中国的阴谋活动，一向捡便宜惯了的，认为这样打仗法，即 令战胜，亦将大丧元气；所以必须改弦易辙；由力战改为智 取。板垣之入阁，象征着谋略战的开始。
影佐祯昭之脱颖而出，即在此时；他担任陆军参谋本部 第八课课长，主管的就是谋略工作。
在石原莞尔的指导之下，开始挽救由第一次近卫声明：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停 战失败所造成的僵局。
第一个行动是利用”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与 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的同学关系，试探和平。当 时军事委员会对敌情报工作的原则是，不放弃任何可以探索 敌人真相的机会，所以董道宁被允许可以秘密赴日。 １９３８年２月，董道宁到了南京，与影佐见面，影佐表示， 当近卫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时，他曾强烈反 对，且一度想恳求参谋长多田，直接向日皇陈述，中止发布 此一声明，这话不知真伪，但董道宁在日本逗留两周回国时， 影佐托他带了两封亲笔信给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军政部长何 应钦，这却是一个足以为他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的不平凡的举 动。
于是４月初，高宗武与西义显在香港会谈，提出了中国 方面的和平条件。当然，这是以谋略对谋略，虚与委蛇，藉 此一则多了解敌人的意向；二则为缓兵之计，但日本方面却 很认真；石原打算由这条路线，逐步进行，修正近卫自己所 承信的，平生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发布了那个国际惯例所仅 见的声明。
那知，４月６日台儿庄大捷，日本第十、第五两个师团被 击溃，伤亡三万人之多。东京军部大受刺激，封闭了西义显 的这条路线。
于是接下来便有”宇垣工作”；而以近卫内阁逐渐改组， 杉山”退阵”、板垣登场，及宇垣任外相、荒木任文相为”宇 垣工作”的开始。
当时日军已打到徐州，下一个目标是开封与郑州，夺得 平汉，陇海两路交叉点的中原要冲，循平汉线长驱南下，直 达武汉三镇，打一个大胜仗以后，谈和更为有利。那知国军 已准备了一个根据中国最古老的战略而设计的陷阱，等在那 里了。 ６月上旬，日军攻陷开封；它的机械化部队正计划一鼓作 气，直下武汉时，开封、郑州间的花园口决堤，黄河横决，滚 滚南下，淹没了河南省东南的大平原，以及淮河以北的地区， 浸水地区约一公尺，农民还可以步行往来；中国政府当然也 有必要的赈济行动。而日军的灾情惨重，百倍于当地的中国 百姓；他们的车辆、大炮、坦克，皆尽陷于泥沼，动弹不得， 不但阻遏了日军对武汉的攻势，而且逼迫日军修改作战计划， 并改组华中的战斗序列。
这对刚刚开始的”宇垣工作”，虽说是兜头一盆冷水：但 也有好处，那就是正好配合宇垣的”低姿势”，在６月１７日， 他就任外相后所举行的第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中，公开修正 了第一次近卫声明，说”大局根本变动时，可以重新考虑日 本的态度。”在此以前，中国政府已获得情报，宇垣就任外相 有４个条件：加强内阁统一；对华外交一元化；迅速决定和 平方针；不拘泥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近卫完 全接受。因此，本乎谋略战的原则，中国国防会议秘书长张 群，以私人身分向宇垣发了一个贺电，宇垣复电道谢，并建 议可否请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到日本商谈谋和的可能性？及至 ６月１７日的公开声明，无异进一步表明求和的诚意；于是，１０ 天以后，孔祥熙的代表乔辅之首先在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中村 丰一会谈，为孔祥熙赴日的行程作安排。
当然乔辅之首先要探明的是，日本方面的条件；乔辅之 问：”日本是不是会要求蒋委员长下野？”
中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急电外务省请示。宇垣亲自拟 了复电，明确指示：”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外务省东亚局 长石射立即提出警告：倘或如此，和谈一开始就不必希望有 结果。
宇垣的答复是：”最后并不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但目前 日本朝野反蒋的空气很浓厚，所以不能不在一开始作一个姿 态。”
事实上是很清楚的，蒋委员长已成为中国唯一的领袖，不 论和战，都非他主持不可。但石原莞尔所策划的谋略战以暂 时”倒蒋”为整个谋略的核心；其中包含着亦和亦战，对内 对外的重重阴谋：
第一、如果蒋委员长”下野”，中国再无第二个人能领导 抗战；那时中国战场将形成一片混乱，日军在华中、华北、华 南、河东——山西各个战场，发动全面攻势；或许杉山元所 作”３个月内结束战争”的狂妄大言竟得实现。这也就是统制 派甘于退让，容一个长于设计，一个重在实行的石原与板垣 这一对搭档，来试一试的主要原因。
第二、即或不能达成使中国订立”城下之盟”式的”和 约”；但打一个大胜仗，不会成问题，”和片”亦一定可以实 现。
第三、军部虽知数十万陆军陷入中国战场这个大泥淖的 危险；但下级军官至士兵，以及民间为数众多的狂热右派分 子，对战略上的严重危机，不会了解，只看到”皇军”节节 进展，会反对谈和。鉴于日俄战后，订立《朴资茅斯条约》引 平民间大暴动的往事，就必须在”反蒋的感情”上，使大家 有所发泄，才能接受与中国谈和这一决定。
因此，以宇垣出任外相，决非偶然，而是出于精心的设 计；因为宇垣以”倒蒋”出名，但其他中国政府的要人，则 颇多为宇垣的旧识。是故，打出宇垣这张牌，在一般的感觉 上，便有”日支终必和平；但蒋介石不会再成为中国领袖”的 印象。
石原的谋略最深刻之处，便在不独要造成日本人有此印 象；同时要使中国的政府，亦能产生这样的误解——汪精卫、 周佛海便是有此误解，怦怦心动，钻入石原的圈套，旋即省 悟，而悔之已晚的人。
至于石原谋略的具体手段，是建立一个”内阁中的内 阁”，由首相及陆、海、外务、大藏四大臣，组织”五相会 议”，作为”最高国策研讨机关”，６月１０日成立，在一个半 月中开了４次会议，制订了”今后支那事件指导方针”；”因 应时间的对支谋略”；”支那政权内面指导大纲”３个文件。
“指导方针”是”集中国力于１９３８年内达成战争目的”。 如何”达成”，就要看”对支谋略”了。
“谋略”的核心，即是使中国”中央政府崩坏，蒋介石下 台”。主要的手段一共６项；尤其重要的３项是：起用”支那 一流人物”，酿成”新中央政权”的机运；利用并操纵”反蒋 实力派”，在敌中树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促使中国 法币制度崩溃，取得中国在外财产，从财政上去彻底击败中 国。
至于第三个文件，所谓”支那政权”是指日本炮制的 “新中央政权”而言；既有”内面指导”，则此”新中央政 权”必成傀儡，自不待言。
不过宇垣虽建议请孔祥熙赴日本会谈，但以孔祥熙对国 家的纪录，及与蒋委员长的亲密关系，绝不可能期望他能为 “新中央政权”的领导者；而且亦难望与孔祥熙的谈判中，获 致如何有利于日本的和平条件。因此，虽然乔辅之与中村丰 一第二次在香港会谈，大致已达成可由孔祥熙前往长期谈判 的结论；但板垣一变初衷，认为这样的谈判，并无好处，便 趁近卫请假休养的机会，利用”帷幄上奏权”，谒见昭和后， 接见外国记者，发表”倒蒋”的声明，接着进一步表明了强 硬的态度，明白反对宇垣的外交方针。石原的谋略，遭到严 重的挫折；同时这对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亲密搭档，亦就 此分道扬镳了。
促使板垣态度变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们找到了一个 “支那一流人物”，就是汪精卫。他早就在唱”低调”了；当 “宇垣工作”刚开始时，想去说明蒋委员长，放弃”抗战到 底”的决心——那天蒋委员长因为重感冒，必须卧床休息，便 在病榻前面，接见汪精卫。
慰问了病况以后，汪精卫有片刻的沉默。他一向以长于 词令见称，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冷场的局面，当然是有一 句非常重要而难于措词的话在考虑。蒋委员长虽在发高烧，却 是神智湛明；见此光景，便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杯白开水，喝 一大口，舒口气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和平条件，将来 喝口水都不会有自由。”
汪精卫默默不答；敷衍了一会，告辞离去；他已知道蒋 委员长的决心是决不可动摇的，与日本谈和的话，不必再提。 但日本方面积极”引诱”的手段，终不免使他”春心荡漾”了。
就在板垣发表强硬声明，亦就是”芦沟桥事变”将届周 年的前两天，近卫销假视事；同时昭和分别召见了板垣、宇 垣、近卫及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决定了扶植汪精卫的路线。 平时高宗武已私下到了横滨；由于扶植汪精卫的路线已经确 定，所以高宗武才得由影佐祯昭的引见，与近卫及板垣会谈。 他要求近卫亲笔写一封”日本政府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 心”的保证函；这是国际交涉惯例绝不容许的事，结果改由 陆相板垣出了这样的一封信。
但高宗武这条路线，还是表面的；另外有条秘密路线，由 石原亲自领导，出面执行的则是参谋本部情报课的中国班长 今井武夫中佐，早在宇垣、板垣未入阁前的４月间，便跟汪 系的梅思平，在香港作了秘密接触，那是典型的特务政治，一 切表面文章都不必谈，赤裸裸地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 需”的”合作”计划。但梅思平知道汪精卫多少还有点”头 巾气”，所以他跟今井武夫接触的结果，报知汪精卫的只是比 较冠冕堂皇的一部分；真正的秘密，只有陈璧君一个人知道。
当然，日本方面希望高宗武这条路线能够成功，也就是 一反近卫的第一次声明，以蒋委员长为对手，谈成”中日和 平”。但一方面鉴于蒋委员长的意志坚决；另一方面发觉高宗 武并不如梅思平那样纯粹以拥汪为目的，而他另有他的一套 想法，希望以汪精卫为过渡，影响蒋委员长，改变政策，愿 意谈和，所以起初虽是擅自行动，未经政府许可，秘密赴日， 但回国以后，整理出《东渡日记》、《在东会谈纪录》、《个人 观感》３个文件，函呈驻节汉口的蒋委员长，并特别陈明： “倘有可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在 日本军部看来，高宗武便是相当危险的人物，因为跟汪精卫 的秘密交涉，蒋委员长都会知道；从此对高宗武器了戒心，同 时也决定了加紧利用秘密路线的原则。
由于对这条秘密路线，深具用心，因而以统制派为主的 对华事变扩大派，采取了两项重大行动：对外是加速进行对 武汉的攻击，由东久迩稳彦中将的第二军，及冈村宁次的第 一军，配合海军第三舰队，分两路进攻，水路十一军自安徽 入江西，在九江突击登陆；陆路由第二军自大别山北侧，直 指汉口。
对内，则是展开倒宇垣运动；主要的手段是要来设置 “对支院”，统一处理所有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 题；换句话说，是陆军要从外务省中夺取对中国部分的职权。
这是个老问题。外交职权之被分割，是一件绝对无法容 忍的事，宇垣的前任广田弘毅，就因为这个问题之不能解决 而挂冠求去；宇垣被邀入阁时，所提的４项条件，第二项 “对华外交一元化”，亦即为针对此问题而发。现在陆军旧事 重提，而且态度坚决，明明是反对”宇垣工作”的强烈表示； 宇垣作了一些让步，提出”对支院”的职权只限于日军占领 地区，但陆军坚持如故，近卫亦有屈服在军部压力之下的明 显趋向。这一来，宇垣就不能不辞职；平时为９月２９日。
两天以后，日本阁议通过设立”对支院”；后来改名”兴 亚院”，直属于首相，兼任总裁，而实权操诸”总务长官”，直 接受军部的指挥。第一任总务长官是统制派的要角，指挥金 山卫登陆的柳岭平助中将。
由宇垣的垮台，明白表示日本陆军决意贯彻今井——梅 思平——陈璧君之间的那条”秘密路线”；三星期以后，梅思 平由香港飞重庆，告诉汪精卫说：“日本希望汪先生脱离重庆， 别组新政府，谈判和平条件。”于是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 博密议；由于武汉恰好在此时沦陷，所以议而不决。但最后 是由陈璧君作了决定，接受日本的意向。于是对华阴谋的 “秘密”、”公开”两条路线合流了。１１月初，近卫发表第二次 声明，”倘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政策，参加东亚新秩序，日本并 不拒绝”。修正了第一次”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作 为汪精卫得以发起”和平运动”的起藉。
很快地汪精卫表示”应该根据日本政府的声明，和日方 开始和平谈判”。
事实上秘密会谈已经开始，代表秘密路线的是今井和梅 思平；代表公开路线的是影佐和高宗武。会谈的地点是上海 虹口公园附近，后来成为土肥原住宅的”重光堂”；日子是１１ 月１９、２０日。
９长沙浩劫
”两大方案一把火；三颗人头万古冤。”
不争气的就在一个星期以前，长沙发生大火——是湖南 省主席张治中的主意，如果日军进攻，采取”焦土战术”，烧 光长沙再撤退。根据计划，将士兵编成了３人一组的无数 “放火队”，如见市内起火，一起对重要目标动手。１１月１２日 那天，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放火队”以为是信号到了，纷 纷纵火，事先既无疏导措施，军警之间的联系又不够；大火 烧到天亮，长沙成了一座空城。
４天以后蒋委员长由设在南岳的统帅部，到长沙慰问居 民，目击心伤，忍不住堕泪；想设一个茶会招待留在长沙的 外侨，哪知道连茶叶都买不到。
当然，这件案子是非严办不可的。长沙警备司令，”复兴 社”的中坚分子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 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张治中却不知是何神通，竟得无事。 于是出现了抗战其中最有名的一副嵌上”张治中”三字的谐 联：”治积何存？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 冤。”横额是：”张皇失措”。
长沙大火案，在当时对民心士气的打击，确是很大，有 不少人的内心中，因此而有一个问号，这样愚蠢不负责任的 将领带兵，能打胜仗吗？尤其是为此案而特组的高等军法审 判庭，”三堂会审”以后，对罪魁祸首的张治中，仅不过由政 府方面予以”革职留任，责成善后”的行政处分，令人误以 为原来军法中也有”刑不上大夫”的观念，兴起无限的悲愤 与失望。
当然，延安趁此机会作了振振有词的抨击。而汪精卫亦 资以为口实，大作文章，字里行间起有这样一种意味：”你们 看，照这样的情形，还能打；还不该谈和吗？”这种语气，自 然是能打动人心的；问题是，即使没有长沙大火案，汪精卫 在陈璧君的全力主张之下，脱离重庆另组日本所希望的”新 中央政权”，亦已成为定局。
成为”定局”的日子，可以定为１１月３０日——重光堂 会谈以后，双方人马，各奔前程，梅思平、高宗武及情报司 的科长，担任正式通译的周隆庠经香港飞往重庆；影佐祯昭 及今井武夫，则径返东京，带去３个书面文件；一个口头协 议。 ３个文件以《日华协议纪录》为主，日本方面所希望的缔 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满洲国”；以及承认在”经济提 携”方面，日本有优先权等等，都包括在内。唯一可使”新 中央政权”自炫为成就的”日本于两年以内撤兵”这一条，军 部一看就把它涂掉了。
口头协议是由纸上作业化为具体行动的步骤，首先是日 汪双方认可《日华协议纪录》；然后，汪精卫于１２月５日前 后发表离开重庆，到达昆明，此时日本政府应该发表一个声 明，汪精卫紧接着通电响应，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并要求 国民支持他的”和平运动”。此外还带回去一个乐观的估计， 在中国的党政要人中，极可能还有几个人，追随汪精卫的行 动；包括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内。
这些文件与协议，经过军部及内阁五相会议研究以后，作 成一个《日支关系调整方针》的文件，提经１１月３０日所召 开的御前会议裁定，立即就进入行动阶段了。
在汪精卫这方面，１２月２日由高宗武通知东京，汪精卫 已承认《上海协定》——《日华协议纪录》；预定１２月１０日 到达昆明，随即取道河内，转飞香港。过了四五天，又派周 隆庠到香港跟西义显接头，说汪精卫可能由昆明直飞香港；也 可能一到香港就会要求日本予以”政治庇护”。现任日本驻港 总领事中村丰一，不太熟识；希望能在１２月１０日以前，调 派熟悉中国情况，并为汪精卫所相熟的，外务省调查部长田 尻爱义，接替中村丰一。
当时继宇垣一成为外相的是，曾任驻华公使而升格为大 使的有田八郎。他对这个西义显转过来的要求，相当兴奋，亲 自安排将在休养中的田尻爱义自河原温泉召回东京，由陆军 派专机飞往广州；换乘炮舰于１２月１０日到达香港履新。但 是，汪精卫却还留在重庆。
原来汪精卫从重庆脱走，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在蒋 委员长不在重庆的时候；当时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决定， 开始部署第二时期的抗日战争。蒋委员长认为日军利于速战 速决，现在经过中国１８个月的坚忍不屈，敌人”驱兵深入”， 到了孙子所谓”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地步；上驷亦成下 驷。加以日军进入长江上游地区，进入孙子兵法中所说的 “挂形”与”险刑”之地，正是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 于困境而莫能自拔的地位。
今后一方面要诱敌深入，相机歼灭；一方面更要在敌后 展开大规模的游击活动。因此，他在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即 由衡阳转桂林，指挥设置行营。策划华南的抗日战争，预计 总要１２月１０日以后，才能回到重庆；哪知蒋委员长由于桂 林的工作顺利，１２月７日飞回重庆。这一下，自然是将汪精 卫镇慑住了。
接到汪精卫延期脱出重庆的报告，近卫大感狼狈。因为 这件事已经上奏昭和；同时为了配合汪精卫的行动，而又要 掩饰预先勾结的痕迹，近卫预定发表的第三次声明，不经由 记者招待会，而用在”大阪公会堂”发表演说的方式去透露。 由于汪精卫的临事中变，对于昭和无法交代；”大阪公会堂” 的演说亦无法发表，岂不得已只好装病，取消大阪之行。同 时托宫内省大臣松平恒雄，向日皇作了解释。
这只是应付了眼前的窘境，对于汪精卫究竟能不能如双 方约定那样，顺利展开行动？近卫深恐受骗；有田的信心亦 大为动摇。这件事，在日本高层政治圈内，知道的人并不算 少；如果闹出一场笑话，不仅颜面有关，而且极可能爆发倒 阁的风潮；所以近卫在那几天，真有食不甘味之感。在重庆， 蒋委员长召集党政两方面重要人士，重申”我不言和则日本 决不能亡我”的看法，也昭示了”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 决心。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中，汪精卫不敢公然谈和，不过他 的词令一向很巧妙，意在言外而见仁见智可作多样解释；他 说：”敌国的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国的困难，在如何支 持战争。”意思是，如果我国肯结束战争，困难即可解除；同 时由于这也是解除日本的困难，因而可以争取到比较有利的 条件。但从另一方面看，亦可说只要我国能设法支持战争，则 日本的困难即无法解除，终必拖垮敌人而后已。由于这扑朔 迷离、莫衷一是的两句话，更使得日本外务省的”专家”，大 起警惕，认为汪精卫可能是跟蒋委员长在”唱双簧”，愚弄日 本，行一条缓兵之计。
到了１２月１４日，近卫接到通知，汪精卫决定在１８日那 天，脱出重庆；据说，这一次一定不会变卦了。
决定１２月１８日这个日子，是不难理解的，第一、蒋委 员长定在这一天飞到西安去主持军事会议；第二、正好是星 期日，利用各机关休假，联系一定不够迅速周密的空隙，利 用脱逃。所以汪精卫不但通知了日本，而且特派一名副官到 成都，通知新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务必于１８日赶 到昆明。 １２月１７日星期六，汪精卫亲自打电话给交通部次长彭 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客机的座位，彭学沛的政 治背景，本就属于汪系，自然唯唯称是；立刻通知欧亚公司 照办，而且将机票送到了汪公馆。但第二天得到消息，西安 方面天岂不好，蒋委员长决定延期两天飞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