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多言，麦芽糖糖浆就相当于一个盖子，能完全覆盖住砒霜，把它“封印”在杯底。
假设真凶进入厨房，从给我们六人准备的咖啡杯中挑选了一只，并按着这种方法下毒呢？
杯底的砒霜呈白色粉末状，麦芽糖糖浆本身就是无色透明的，因此不必担心患有白内障又视物不清的澄江女士瞧出异样来，她应该会毫不怀疑地往每只杯中都倒入咖啡。
就算从上方淋入热咖啡，麦芽糖糖浆也不会溶化。而且和红茶不同，咖啡的颜色很深，不会透出杯底的麦芽糖糖浆，所以没有暴露的风险。
于是，澄江女士用推车把这六只咖啡杯送进了起居室，将它们分给在场的客人。
这时，凶手又会做什么呢？答案已很明确。
首先，凶手只需相信概率，并等待其余五人中有人出现砒霜中毒的症状即可，毕竟其他人喝到毒咖啡的机会高达六分之五。不过就算自己承担的风险概率仅为六分之一，凶手在中毒者出现之前也不可能喝光自己的咖啡。
不过砒霜和氰化钾不同。从服下砒霜起到出现中毒反应，最快也需要几分钟。而根据实际情况，亦有可能会花上几十分钟。凶手必须考虑到这一状况。
如此一来，该如何在不引起周遭疑心的情况下拖延时间呢？答案唯有不加砂糖和稀奶油。换言之，也就是不用勺子搅动咖啡，直接小口啜饮。
如果其余五人始终没有异常反应，而自己的杯底出现了麦芽糖糖浆，届时凶手便只得默默中止计划，找个借口，迅速洗净咖啡杯；若是有人出现呕吐等反应，那就成功了，凶手可以若无其事地喝完自己的咖啡。
说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了吧？
那天被分到咖啡的六人里，只有一个人是小口小口地喝着黑咖啡的。没错，就是兵藤。除他以外，包括我在内的五人都往杯中加了很多方糖和稀奶油，用勺子把咖啡搅匀，接着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
凶手只可能是兵藤。想到这里，我非常兴奋，整个人在被子里颤抖了起来。
这个计划的高明之处还是在于把麦芽糖糖浆当成小道具使用。调查命案时，警方势必会检测被害人胃里的东西，但麦芽糖糖浆是当天的点心—拔丝红薯的制作材料之一，即使在泽子胃里检测出麦芽糖糖浆的成分也不会有可疑之处。兵藤考虑得十分周全，这当然在他的算计之内。
不过，兵藤是凶手的论调也并非毫无破绽。其中最关键之处在于，没有人能证明兵藤在案发当天进过厨房。而他正是因此才会被排除嫌疑。
但是仔细想想，兵藤一定要亲自去厨房才能作案吗？
我反复思考以后，终于回忆起自己走进厨房时，偶遇了偷喝果汁的芳雄。
他被我撞个正着，想必相当惊慌，还打翻了果汁。其实在我来之前，厨房里只有他一个人，同时料理台上还摆着六个空咖啡杯和装了麦芽糖糖浆的广口瓶。我尝试着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突然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假设。
兵藤没有亲自往杯中下毒，而是把芳雄送去厨房，代他执行了犯罪计划。
接着，芳雄趁澄江女士走开的间隙，按兵藤教他的方法，用砒霜和麦芽糖糖浆在杯中做了点手脚，却被突然出现的我吓到了，不小心打翻了果汁。
芳雄当时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有足够的能力担任“实行人”的角色。更何况下命令的人还相当于他的父亲，他应该压根儿没考虑过拒绝。
要是事实如此，那么芳雄不久之后因吃了有毒的巧克力而身亡一事，便也拥有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兵藤觉得芳雄活在世上是很危险的。他只能尽早将危险扼杀在萌芽阶段。没错，就是所谓的“灭口”。于是，芳雄惨遭兵藤毒杀灭口。
你觉得我的推理如何呢？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假说。
尽管我不认为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但光凭上述推测是无法追究兵藤的罪行的。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我的假说，而且最关键的是，兵藤怎样才能偷偷往我的上衣口袋里放入巧克力包装纸的碎片呢？我完全找不出答案。
橙子，你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吧？我之所以决心给你写信，就是因为聪慧的你，应该能够找出被我忽略的事实，让我有幸听到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推理，把我从推理的迷宫中解救出来。
这其实是我脑中的“另一个我”对自己的耳语，而我仔细聆听了这番话。
写了这么多，也是时候搁笔了。
劳你读到这里，我不胜感激。但愿你能感受到我的真实想法，为我答疑解难。
当然，即使你不予回复，我也绝不会心怀怨恨。
我是从四十年前的世界复活的亡灵。虽然不得已联系了你，但若打乱了你平静的生活，那么我唯有抱歉，并深以自己为耻。
我深爱的橙子啊，希望你永远健康、幸福。
这是我如今最大的心愿。
平成二十年十月十日
榆治重
[1] 日本古代传说中的人物。此人是一个渔夫，因救了龙宫中的神龟，被带到龙宫，并得到龙王女儿的款待。—译者注
[2] 刑事裁判指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下达有罪，包括应当施以何等程度与哪些种类的刑罚措施，以及无罪审判的程序。—译者注
[3] 布朗神父（Father Brown）是英国著名侦探作家G.K.切斯特顿（1874.5.28—1936.6.14）笔下的著名侦探。代表案件有《狗的启示》《蓝宝石十字架》。—译者注
[4] 赫尔克里·波洛（Hercule Poirot）是英国女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所著系列侦探小说中的主角，登场作品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译者注
[5] 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是美国推理小说家曼弗雷德·班宁顿·李和弗雷德里克·丹奈表兄弟二人使用的笔名，同时也是二人小说中虚构的主人公的名字。—译者注
[6] 哲瑞·雷恩（Drury Lane）是推理小说中的名侦探，由作家艾勒里·奎因于1932年到1933年间以笔名巴纳比·罗斯所创作。—译者注
[7] 菲洛·凡斯（Philo Vance）是欧美推理小说黄金时代代表作家之一范·达因笔下的侦探。—译者注
[8] 明智小五郎（Akechi Kogorou）是日本推理小说家江户川乱步所创造的一个小说人物，对犯罪学和侦探学的造诣很深。1925年1月，在《D阪杀人事件》初次登场。—译者注
[9] 金田一耕助（Kindaichi Kousuke）是日本著名侦探推理小说作家横沟正史笔下的名侦探，也是侦探小说《金田一探案集》系列的主人公。—译者注7 神津恭介（Kamizu Kyosuke）是日本推理小说作家高木彬光笔下虚构的名侦探，是浪漫主义正统解谜侦探小说中最典型的天才名探。在日本，神津恭介、明智小五郎和金田一耕助被称为“日本三大名侦探”。—译者注
第3章 橙子写给治重的信
治重哥：
当我从榆宅的信箱里取出信件，看着信封上那用蓝黑色墨水写就的端正字迹时，我该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呢……
我不可能看错，那是治重哥你的笔迹，是你用心爱的万宝龙钢笔所写下的。绝对是你。
治重哥，你真的回来了。
我不曾料到你会有假释的一天。突然得到你的音信，我简直喜出望外，但当我拿到这封厚实的信件时，却在原地呆站了一会儿。
尽管你已获得假释，可是从当年到今天，这期间的岁月又是何等漫长啊！
你把自己比作《浦岛太郎》的主人公（虽然你是从监狱回来的，而非故事中的“龙宫”），可在你入狱的这些年里，与世隔绝的并不止你一人。
我虽不在囹圄之内，然而我的心却被暗无天日的牢狱禁锢着。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活在那里面。
我忘都忘不掉，自那天起，榆家就完全改变了。我们不再受人追捧，又屡次经历震荡。如你所闻，案发后，我的家人们也一个接一个地与世长辞。
结案之后仅仅过了七个月，我的丈夫庸平就去世了。
你也知道，榆氏法律·税务事务所设在商务大厦的二楼，那里有一条直接通往楼下的楼梯，坡度很陡。庸平大概是一不留神踏空了，径直摔到了一楼，最终驾鹤西去。
由于事故发生在夜里，因此没有目击者。将近晚上十一点时，正在巡逻的大厦管理员发现了庸平倒在地上。听他说，那时庸平的身体还是热的，可见坠楼事件就发生在不久之前。
我在家接到警方联络，赶往收治庸平的医院。然而当我赶到时，他已经死了。
为此，我难免觉得很遗憾，心想要是管理员来得再早些就好了，但庸平颈椎骨折，几乎是当场死亡的，或许早就回天乏术了。
说实话，在那桩毒杀案发生之后，榆氏法律·税务事务所的经营绝对算不上顺利。
无论如何，我的父亲都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律师，声名在外，远近皆知。而治重哥你的工作能力很强，口碑也好。事务所里少了你们，怎么可能继续客户盈门呢？这世道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哪怕庸平再认真、诚实，扛起知名事务所的招牌依然是沉重的负担吧。另外，他与佐仓之间还有争执，他的处境真称得上是“内忧外患”，于是每晚都在事务所努力工作到深夜，回家后也很难入睡。
按警察的说法，庸平是意外死亡，不构成案件，便将他的遗体送回家中，连解剖工作都没有做。这样看来，也许他一生都从未受到过关注。再加上那桩毒杀案之后，世人对我们的看法都变了，最终，庸平的葬礼非常冷清，完全无法与父亲去世时相比。
有件事我只告诉你一人，虽然这只是我的假想……
其实庸平当时正处于重度神经衰弱，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死于自杀而非意外。因此，他应该也算是当年那桩案件的受害者之一。
庸平逝世以后，我下了决心，把结束姻亲关系的申请书交给大贺家，与他们断绝亲属关系，恢复旧姓。这就是世人所说的“死后离婚”，尽管晚了些，不过我总算能做回“榆橙子”了。
其实，我这么做也没有用。“死后离婚”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离婚，我无法撤销自己的婚姻，至今仍是大贺庸平的遗孀。我很清楚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但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母亲原本非常担心榆家断绝在她手里，看我恢复旧姓，重新回到榆家，她便安下心来。她的晚年如此不幸，那我至少也该为她尽点孝心吧？
后来，我的母亲、千华子嫂嫂，以及常年掌管着厨房的澄江阿婆都相继去世，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接着，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福水市里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知道“榆氏一族”了。
虽说现代社会已不再那么重视家族姓氏的传承，可榆家确实断在了我这一代。就在我静静地做好了心理准备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你的来信。
我实在无法靠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感受。
我是如此深爱着你，你却没有一句解释、没有一句告别，直接从我的眼前消失，去了我无法触及的远方……你可知道，在你离开之后，我每一天都抱着怎样的心情吗？
而这样的日子，我已过了整整四十二年。
毫不夸张地说，从你离开的那天起，我的生活便宛如活地狱。我一次次地尝试与你接触，但每一次都得不到你的应允。后来你的辩护人岸上律师联络我说，你坚持要求断绝与榆家人的所有联系。
既然这是你本人的意愿，那么我不会再有怨言。
我也曾想和警方、拘留所交涉，但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知自己到底能做什么。我找庸平商量过，可他逃避了，说不希望与那些事扯上关系。
我四处碰壁，无论有多么想为你出力，凭我一个人却什么都办不到。结果只能默默地关注着审判的发展。
接着我就收到了法院的传话，称你被判无期徒刑。
一听说你能免遭死刑，一股安心感便涌上心头，我整个人都快瘫倒了。只不过我同时也心想着，或许无法再次迎接你回到榆家。在我眼里，这比听到自己被判死刑更加痛苦……
然后，四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
其实我明白你是主动认罪的，却仍心存侥幸，幻想着你说不定能被判无罪。只是到了最后，我那隐秘的期待还是化作了绝望。如今忆起那份心情，依然让我感到阵阵苦闷。
但你果然是清白的。
你在信中写道：
我终于能向你坦白—我是无辜的。
你应该无法想象，我等你这句表态究竟等了多久。
而且你还写道：
橙子，其实你应该也是这么认为的。
确实，我从头至尾都明白—你没有犯罪。
没错，我不是“相信”你没有犯罪，而是“明白”你没有犯罪。不然我又怎么会一直爱着一位可怕的杀人犯呢？毕竟你“杀死”了我的亲生姐姐，甚至连我年幼的侄儿都不放过。
正如你所说，那时我们才刚起誓，无论之后发生什么，都要坚定地爱着对方。
当然，要说我们对泽子姐一点怨言都没有，那肯定是在扯谎。
如果没有她，或是她与前夫生下了孩子，哪怕只有一个孩子，我们的不幸也就不会发生。
你也清楚的吧，父亲仅仅把我和姐姐看作是可以自由操控的筹码。
在他眼里，只有男人才是人。他不承认女人也有人权，甚至否认女人的人格。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被他如此看待，可想而知，他会怎么对待别人的妻子。
他就是这样一位在家中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我们姐妹俩一直以来只能看着他的脸色过活。
如果非要说他爱谁，就只有他引以为豪的儿子—伊久雄哥，以及哥哥的遗子芳雄吧。伊久雄哥死后，我觉得父亲唯一的愿望即是让芳雄继承榆家。
泽子姐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位市议会议员，他是父亲的政治伙伴。
听说他出身于一个不逊于榆家的名门世家，因此男尊女卑思想也根深蒂固。结婚五年后泽子姐还是没生出一儿半女，便被夫家打上了“不育”的烙印。不难想象，她的婚姻生活该有多么不安。
离婚的理由是对方找其他女人生下了孩子。
但即使在法律制度落后的古代，一旦正妻有了孩子，就不会轻易被逐出家门。所以泽子姐之所以会被赶走，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对方怀着“无子即休妻”的观念。
当时的公婆叫泽子姐回娘家住一阵子，泽子姐非常高兴，以为这只是省亲，但是回来之后，夫家便把她的东西都一股脑地送了过来。泽子姐惊呆了。当然，双方家长之间估计已经谈妥，直到最后，她的前夫也没有向她说过一句道歉的话。
还有什么人比无力谋生的女性更为凄惨呢？
不论家世多么显赫，未婚未育都是成就一段好姻缘的先决条件，不然“市价”就会跌入谷底。那时人们把错过最佳婚期的姑娘称为“老处女”，说她们“嫁不出去”，我虽不清楚她们是怎样被嘲笑的，但想必很不好过，然而离婚回娘家的女人却远比她们更丢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