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来可以在杜拉家喝点冷饮，但是，几分钟后，图图大主教就打来了电话，因此，我们只在那里待了几分钟。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他十分着急，说：“纳尔逊，你必须立即回到大广场。那里的人群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如果你不赶快回到这里，我不敢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或许会发生骚乱！”我说，我马上就赶过去。
我们的问题在于司机：他坚决不愿意再回大广场。我说服了他，于是，我们很快就驶上了回市政厅的大路。市政大厦四周都围满了人，不过，好像后门的情况稍好一些，于是司机设法把车开到了后门。当我在别人的带领下登上这座宏伟的、过去都是白人在里面工作的大厦顶层的时候，天几乎已经到了黄昏时分。我走出大厅，来到了阳台上，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群正在不停地欢呼。他们有的手里拿着小旗，有的举着标语，有的则在鼓掌，到处是一片欢笑的海洋。
我向人群举起了拳头，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巨大的欢呼声。这些欢呼声使我重新焕发了斗争精神。“Amandla！”（政权！）我高声喊，“Ngawethu！”（属于我们！）他们应和着。“非洲！”我又喊，“Mayibuye！”（再回来！）他们呼应着。最后，当人群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掏出了我的讲话稿，然后伸手从胸前的口袋里掏眼镜，但眼镜却没在口袋里。匆忙之间，我把眼镜忘在了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里。我知道，温妮的眼镜度数与我的差不多，于是，就戴上了她的眼镜。
朋友们、同志们、南非同胞们：
我以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名义向你们致敬！我在这里，站在你们的面前，不是作为一个先知，而是作为你们——人民的忠实公仆。你们不懈而英勇地作出了牺牲，才使我今天有可能站在这里。因此，我将把我的有生之年交到你们的手中。
说句心里话，我想首先告诉人们，我不是一个救世主，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领导人，实乃特殊的环境使然。我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他们为我的释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感谢开普敦的人民，并向奥利佛·塔博、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民族长矛军、南非共产党、联合民主战线、南非青年大会、南非贸易工会大会、民主运动组织、南非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南非妇女组成的、长期以来一直反映良知声音的“黑腰带”组织致敬。我还公开向我的夫人和家人表达了感激之情，我说：“我深信，与我本人相比，他们遭受的痛苦和磨难要大得多。”
我清楚地告诉大家，隔离制度在南非是没有前途的，南非人民一定不要放弃大规模的行动。“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自由的曙光，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我认为，有必要公开我与政府开始的谈判。“今天，”我说，“我想告诉你们，我与政府谈判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政治形势的正常化。我要强调的一点是，除了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之间就我们国家的未来进行谈判，我自己决不单独与政府谈判。”
我说，我希望很快能够营造一种有益于通过和谈取得一致的气氛，从而为结束武装斗争铺平道路。我说，营造这种气氛的步骤在非洲人国民大会1989年哈拉雷宣言中已经描述过。作为真和谈的一个条件，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并释放所有政治犯。
我告诉大家，德克勒克在实现政治形势正常化方面比任何其他国民党领导人都要开明。当时，我用经常萦绕在我心头的话说，我一直称德克勒克先生是一个“诚实的人”。当德克勒克似乎不想实践他的诺言的时候，我曾经多次想起这些话。
我绝不会屈服，并且斗争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刚刚开始。让我的人民和政府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重申，我是“一个忠诚的、守纪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鼓励大家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加强斗争，共同走过这段最后的路程。
到我讲完话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我们被簇拥着回到汽车上向主教大院驶去。当我们进入那片古朴的建筑群时，我看到几百张黑色面孔正在等待着迎接我。当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大家突然唱起歌来。当我看到图图大主教的时候，我张开双臂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用语言和胆识鼓舞整个国家的人，他使人民在最黑暗的时刻重新燃烧起了希望的火焰。我们被领进屋内，在那里，有更多的亲属和朋友在等候我们。但是，对于我来说，最高兴的还是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从斯德哥尔摩打过来的电话的时候。我立即意识到打电话的人是谁。奥利佛·塔博的声音比较低弱，但是，他的声音绝对不会被人认错。在这么多年之后，能再次听到他的声音使我非常高兴。当时，奥利佛正在瑞典接受康复治疗，他于1989年8月患上了轻度中风。我们约好要尽快见面。
我一直在梦想，一离开监狱就从从容容地开着车去特兰斯凯，去看一看我的出生地，看一看我小时候曾经在那里玩过的山丘及河流，看一看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过的我母亲的墓地。但是，我的梦想必须推迟，因为我很快得知，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为我制订了繁重的工作计划，而在这些计划中，没有一项是去特兰斯凯进行一次轻松的旅行。
101...
根据计划安排，我释放后的第二天下午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上午，我会见了许多同事，与他们商量招待会的议程和策略。我收到了一大堆贺电，并尽可能一封封地亲自拆看。这些贺电来自世界各地，有的是总统发来的，有的是首相发来的。但是，我特别记得有一位开普敦白人家庭妇女发来的一封贺电，她的贺电使我尤为开心。贺电说：“释放你我很高兴，你将回到你的朋友和家人中，但是，你昨天发表的讲话却很令人厌烦。”
在进监狱前，我从来没有举行过那天举行的那种记者招待会。过去没有电视摄像机，而非洲人国民大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绝大多数都是秘密进行的。那天下午，有那么多的记者，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我不知道是在向谁说话。在这些记者中，我发现黑人记者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使我很高兴。在记者招待会上，我还着重重申了几个主题：首先，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忠诚、守纪律的成员。我对许多资深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在国外观察我被释放的这一事件很留心，他们一直试图从远处评价我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我知道他们听到了一些谣言，说我偏离了组织，放弃了原则，所以，我每次都要先澄清这一点。当有的记者问我在组织中将起什么作用时，我告诉他们，非洲人国民大会让我起什么作用我就起什么作用。
我告诉记者们，在我继续支持武装斗争和提倡和谈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正是武装斗争的现实和威胁，才迫使政府走到了谈判桌前。我补充说，当政府停止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实施暴力的时候，非洲人国民大会也会以和平回报政府。有人提到制裁问题，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没有要求减轻制裁，因为导致制裁的主要形势——黑人没有政治自由——仍然没有任何改变。我说，我虽已经走出了监狱，但是，我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还被问及白人的担心问题。我知道，人们预计我会拿白人撒气。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在监狱里，我对白人的愤怒已经有所缓和，但是，我对这种制度的仇恨却变得越来越强烈。我要让南非人明白，尽管我仇恨这个使我们相互仇视的制度，但是，我甚至对我的敌人也不乏爱意。
我想让记者们知道，白人在新的权力分配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我也绝不会忽略这个问题。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还没有得到解放就先遭到毁灭，而驱赶白人无疑将会使这个国家毁于一旦。我说，在白人的担心和黑人的希望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地带，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会找到这个中间地带。“白人也是南非的同胞，”我说，“我们想让他们感到安全，并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对他们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不分男女，只要是放弃隔离制度的人，都将被团结在我们为建设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而进行的斗争之中。我们必须尽我们的所能，说服我们的白人同胞，一个新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对所有的南非人都将是一个更好的国家。
在我第一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发现，正如记者们很想了解我的政治思想一样，他们也很想了解我的个人感情和我的亲属。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新鲜事儿，当我走进监狱的时候，一个记者绝不会想着询问关于我夫人和家人的问题，关注我的情感和最隐秘的时刻。尽管媒体对这些事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发现要满足他们的这种好奇心是很困难的。我不是，并且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谈论自己的情感的人。记者们常常问我获得自由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描述这类不好描述的事情，并且，我通常是不成功的。
开完记者招待会之后，图图大主教的夫人从约翰内斯堡打电话说，我们必须直接坐飞机去约翰内斯堡。温妮和我都希望在开普敦放松几天，但是，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约翰内斯堡的人民越来越焦躁不安，如果我不立即赶过去，那边就会出乱子。那天晚上，我们乘飞机到了约翰内斯堡，但是，我被告知，当时有数千人围在我的老家——重新建成的奥兰多西8115号，去那里是不明智的。我勉强同意了，因为我渴望在自己的家里度过我释放后的第二个夜晚，但是，温妮和我还是住在了北郊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的家里。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直升机飞往索韦托第一国家银行体育场。我因而能够在上空转一圈儿，看一看索韦托这个由火柴盒式的房子、铁皮棚子和尘土飞扬的道路组成的大都市，这里是南非黑人的母城，也是我作为一个男人走进监狱之前所知道的唯一家园。尽管索韦托有了发展，有的地方也很繁华，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十分贫穷。他们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在像南非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里，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在许多地方，人们比我进监狱时还要贫穷得多。
我们绕着挤满了12万人的体育场上空盘旋了一周，然后降落在运动场的中央。体育场里到处都挤满了人，看上去好像要挤爆了。我表示，回到他们中间我很高兴，但是，随后我就对那些给城市黑人生活造成各种严重损害的人进行了谴责。我说，学生们必须回到学校，犯罪行为必须得到控制。我告诉他们，我听说有的犯罪分子装扮成自由战士，骚扰无辜，焚烧汽车，这些流氓在斗争中绝没有好下场。没有教化的自由，没有和平生活的自由，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自由。
今天，我满怀愉快的心情回到了索韦托。同时，我也怀着悲伤的心情回到了索韦托，我悲伤地得知你们仍然在野蛮的制度下遭受痛苦。没有房子，没有学校，没有工作，犯罪率依然居高不下……虽然我作为索韦托社区的一个成员而感到自豪，但我也为从报纸上看到索韦托的犯罪统计数字而深感不安。尽管我理解我们的人民被剥夺了权利，但是，我必须说清楚，城内的犯罪率居高不下是有害的，必须作为当务之急予以解决。
最后，我向所有善良的、怀有良好愿望的南非人张开了我的双臂，作为讲话的结束，我说：“不分男女，只要是放弃隔离制度的人，都不会被排斥在我们的运动之外，我们的运动正朝着按照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建设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团结、民主的新南非向前发展。”这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使命，这就是我多年寂寞地在监狱生活期间一贯坚持的目标，这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要坚持的目标，这也是我44岁走进监狱的时候珍藏在心底里的一个梦。但是，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人，现在我已经71岁了，我已经浪费不起任何时间。
那个夜晚，我同温妮一起回到了奥兰多西8115号，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感到自己已经离开了监狱。对于我来说，8115号是我的人生世界的中心，是在我的精神地理中标有“X”标记的地方。当时，这套四室的房子在被付之一炬之后已经被重新建好。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为它比我记忆中的那个家小得多又那么简陋而感到吃惊。与我在维克多·维尔斯特住的那座别墅相比，8115号只比得上别墅后面那个供佣人住的小房子。但是，一个人获得自由后居住的任何房子，与哪怕是最豪华的监狱相比，都会让人感到就像是一座城堡。
那一夜，尽管我回到家中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自己最需要、最渴望的事还是否定现在的自己。我希望恢复一种正常而普通的生活，重新去做我年轻时做的工作，能够早上去我的办公室，晚上回到我的家中；能够出去逛逛，到杂货店里买一些牙膏；能够在晚上出去转转，看看自己的老朋友。这些普普通通的事情正是一个在监狱里的人最向往的和获得自由之后最想干的事情。但是，我很快意识到，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的。那天夜晚，不，而是随后几周、几月中的每个夜晚，房子周围总是围着数百位希望表示良好祝愿的人。人们在那里歌唱、跳舞和欢呼，他们的愉快情绪感染了我。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民，面对他们，我没有权利也不希望否定我自己。但是，在把我自己交给我的人民的过程中，我也明白，我将再一次把自己从我的家中分离出来。
那个夜晚，我没有睡多少觉，因为歌声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战线负责警卫我这所房子的人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以便让我们好好休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许多人劝我搬到迪普克鲁夫扩建区去住，因为在我蹲监狱的时候，温妮已经在那里建了一处房子，离8115号只有几条街。按照索韦托居住水准，它算是一个很气派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说，它却是一所没有任何意义或留下任何记忆的房子。不仅如此，由于面积太大，费用太高，似乎也不适合一个人民的领导人居住。我尽可能地拒绝了那个建议，我不但要住在我的人民中间，而且还要像人民一样住下来。
102...
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向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汇报情况。2月27日，也就是我出狱两周多之后，我乘飞机去卢萨卡会见全国执行委员会。能与几十年没见面的老同志见面，无疑是一次令人高兴的重逢。有许多国家的黑人领袖也参加了我们的聚会，我分别与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赞比亚的肯尼思·卡翁达、博茨瓦纳的奎特·马西雷、莫桑比克的华金·希萨诺、安哥拉的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乌干达的约韦里·穆塞韦尼进行了短暂的会谈。
在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为我的获释感到高兴的同时，他们也很想对我这个被释放的人进行评价。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出他们有许多问题要问。曼德拉还是27年前走进监狱的那个人吗？或者，这是一个不同的曼德拉，还是一个被改造了的曼德拉？他挺过来了，还是垮掉了？他们听到过我与政府对话的报道，对此，他们当然十分关心。我不仅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而且自从1984年开始，我甚至不能与监狱内的同事们进行沟通。
我认真而严肃地说明我与政府谈判的真实情况，并讲述了我提出的要求和所取得的进展。他们看过我给博塔和德克勒克写的备忘录，知道这些文件坚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我知道，前几年有些被释放的人去了卢萨卡，并散布谣言说：“曼德拉现在软下来了，他已经被监狱当局收买了。他穿着三件套的西装，喝葡萄酒，还吃上等食品。”我听说过这些谣言，也想过予以驳斥。但我知道，驳斥这些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截了当、老老实实地把我所做的一切讲清楚。
在全国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我被选举为副主席，在奥利佛康复疗养期间，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阿尔弗雷德·恩佐担任执行主席。在我们见面之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被问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长期支持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博士所提的建议：既然我已经被释放，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应该在南非暂时停止武装斗争。我回答说，尽管我高度评价卡翁达博士的智慧和支持，但是，停止武装斗争还为时太早，因为我们还没有实现我们之所以拿起武器的目标。我说，帮助德克勒克安抚他的右翼支持者并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要做的工作。
我开始访问非洲，这次出访包括许多国家。在我释放后的头6个月里，我在国外度过的时间比在国内度过的时间还要长。凡我所到之处几乎都有大批热情的围观者，尽管我十分疲劳，但仍然有许多人围观和护送，他们用这种方式鼓励我。在达累斯萨拉姆，我受到了大约50万人的热烈欢迎。
我的旅途十分愉快。我要看一看新的和老的景观，品尝一下不同的食物，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一下。我必须尽快地使自己适应与我离开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随着旅行、通信和传播媒介的变化，世界的变化也在加速。现在，事物变化得如此之快，有时使你很难跟上这种变化。温妮想让我把速度慢下来，但是，要做的事情简直是太多了，实在无法放慢速度，组织上也要我好好利用一下由于我的释放所带来的欢快气氛。
在开罗，与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进行私人会晤后的那一天，根据计划安排，我要在当地会议大厅举行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当我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挤满了人，但安全方面却准备得并不充分。我对一位警察说，我认为应该加强安全措施，但是，他仅仅耸了耸肩了事。温妮和我在大厅后面的一个房间里等候，在约定的时间，警察挥手示意让我走进大厅。我告诉他，可以先护送我们代表团的其他人进去，因为我害怕当我走进大厅时会引起混乱，使他们无法进入大厅。但是，那个警察却催促我先进入大厅。情况确实如此，我一走进大厅，人群就拼命往前挤，并冲过警察组成的警戒线。他们热情地把我挤得东倒西歪，我感觉有些紧张，在混乱中还被挤掉了一只鞋。几分钟之后，秩序开始恢复正常。我发现，不光找不到自己的鞋，连我的夫人也找不到了。最后，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温妮才被领上了演讲台，回到了我的身边。这时，她已经被搞得心神不安。我再也无法向人群发表讲话，因为他们那么疯狂地喊叫着“曼德拉！曼德拉！”根本无法听清我的讲话。最后，我只好赤着脚与我难得如此安静的夫人一起离开了大厅。
我在开罗的时候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考虑停止对抗”。这是给政府发出的一个信号，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都在尽力制造一种成功地进行谈判的气氛。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政府结束实行紧急状态，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废除所有的种族隔离法律，以便使国家的形势正常化。同时，政府则坚持先说服非洲人国民大会停止武装斗争。尽管我们还不准备宣布停止武装斗争，但是，我们想为德克勒克先生提供足够的勇气，以使他能坚持自己的改革战略。我们知道，我们最终将停止武装斗争，一方面是为更重要的谈判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就可以使德克勒克先生能走到他的支持者——南非的白人选民面前，说：“看，这就是我的政策取得的成果。”
在完成非洲旅行之后，我又飞往斯德哥尔摩去看奥利佛。看望我的老朋友、律师和合伙人，这是我一直在盼望的一次重逢。奥利佛身体不太好，但是，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像是草原上的两个孩子，从彼此的爱中找到了力量。我们开始时谈了一些往事，但是，当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组织的领导班子问题。“纳尔逊，”他说，“你现在必须接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你知道，我仅仅是一直在代你工作。”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告诉他，他在流亡中领导着组织，工作远比我过去做得更好。再说，以这样的方式变更职务，既不公平也不民主。“你已经被组织选举为主席，”我说，“让我们等到下一次正式选举时再说吧，到那时可以由组织决定。”奥利佛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也不肯让步。他要我出任主席，这说明了他为人谦让和无私，但是，这不符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原则。
1990年4月，我飞往伦敦参加为我在温布利举办的音乐会。许多国际艺术家都将参加演出，但多数我都不认识，同时，这次音乐会还将向全世界进行电视转播。我利用这个机会衷心感谢全世界为反对种族隔离所作的努力，他们在对南非实施制裁、督促南非政府释放我本人和其他政治犯，以及对我国被压迫人民给予的真诚支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03...
当我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因卡塔自由党主席、夸祖鲁班图斯坦首相M. 布特莱齐正是南非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但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圈子内，他却远远不是受大家欢迎的角色。布特莱齐酋长是大祖鲁国王塞奇瓦约的后裔，塞奇瓦约曾经在1879年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打败了英国人。他青年时就读于福特黑尔大学，然后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我把他看作运动组织未来的年轻领导人之一，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暗中支持下，他当上了夸祖鲁班图斯坦的首相；即使是他创办了因卡塔自由党，作为一个祖鲁文化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几年来，布特莱齐酋长却脱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尽管他坚决反对隔离制度，并拒绝按照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把夸祖鲁变成“独立的”班图斯坦，但他在民主运动中却是个刺儿头。他反对武装斗争，批评1976年索韦托暴动。他反对国际制裁，并向南非统一思想提出了挑战。但是，布特莱齐酋长仍然一贯要求释放我，并拒绝在释放我和其他政治犯之前与政府谈判。
布特莱齐酋长是我出狱后首先给他们打电话的人士之一，我应该感谢他对我的一贯支持。我的想法是尽快与他见面，以便设法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在我首次出访卢萨卡期间，我就产生了会见他的想法。但是，我的这个想法被否决了。在我被关押在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时候，祖鲁国王古德威尔·斯维里斯尼一直邀请瓦尔特访问夸祖鲁班图斯坦首府乌伦迪，当时我曾敦促瓦尔特接受他的邀请。我认为，这是影响南非最受人尊敬、最有实力的王室首脑的好机会。瓦尔特要去的地方是诺格玛王宫，全国执行委员会有些勉强地批准了这次访问，因为去乌伦迪也就意味着承认班图斯坦当局。
当我从卢萨卡回来的时候，我与布特莱齐酋长和国王都通了电话，告诉他们，瓦尔特将去诺格玛看望国王，但不会去乌伦迪。国王说，他只能接受瓦尔特去首府看望他，其他地方都不行。“我是国王，”他说，“我邀请他到乌伦迪来看望我，他没有权利说要到别的什么地方看我。”我说：“阁下，我们面对着我们的全体成员构成的一堵墙，他们根本不让西苏陆先生去夸祖鲁。我们想方设法才使这个折中办法得到了批准，你能不能也通融通融？”但是，他没有让步，拒绝与瓦尔特见面。
从此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5月份，我说服非洲人国民大会让我去拜访夸祖鲁国王和布特莱齐。国王同意见我，但是，在我出访前一周左右，我收到了他的来信，说我必须一个人去。这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不可能屈服于这样的要求。我告诉国王，除非在我同事的陪同下，否则我不会去与他见面。夸祖鲁国王把这个要求当做对他的又一个冒犯，于是就取消了这次拜访。
我的目标是与夸祖鲁国王建立一种独立的关系，以便和我与布特莱齐酋长之间的关系分开。夸祖鲁国王是祖鲁人真正的世袭领袖，他们一直非常热爱他、尊敬他。在夸祖鲁，有更多的人忠于国王，而不是因卡塔自由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