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次会谈从和谈的角度讲并没有取得进展，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博塔先生早就说过，我们必须跨过鲁比肯河，但是，他直到那天上午在图因胡伊斯才亲自这样做了。当时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走回头路。
一个多月之后，即1989年8月，P. W.博塔走上国家电视台，宣布辞去国家总统的职务。在一篇近乎漫谈式的告别演讲中，他指责内阁成员不守信用，对他置之不理，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占了便宜。第二天，F. W.德克勒克作为代总统宣誓就职，并宣布将致力于改变和改革。
我们以前认为，德克勒克先生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在他成为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他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国民党党员，做起事来不偏不倚，他的过去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表明他具有改革精神。作为一位教育部长，他曾经力主不准白人大学招收黑人学生。但是，他一接管了国民党，我就开始密切关注他。我读了他所有的演讲，听了他所发表的谈话，开始明白他真正背离了他的前任。他并不是一个理论倡导者，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改变是必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他宣誓就职的当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他见面。
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德克勒克说，他的政府将致力于和平，将与任何其他致力于和平的团体进行和谈。但是，只有在他就职后，在大主教图图和阿伦·布塞克牧师领导群众在开普敦策划游行示威、抗议警察的野蛮行径的时候，他关于新秩序的承诺才得以显示出来。在博塔总统当政期间，这种游行将遭到禁止，而参加游行的人将会蔑视这种禁止，因此必然会导致暴力。而新总统却实践了不限制政治集会的诺言，允许举行游行示威，只要求游行示威者不诉诸暴力。由此看出，掌舵的是一个新的、与前任不同的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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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德克勒克成了总统，我仍然继续在与秘密和谈委员会接触。宪法发展部部长格雷特·维尔强也加入了我们和谈的行列，他是一个卓越的人物，拥有古典文学博士学位。当时，他的职责是把我们的讨论纳入宪法框架。我竭力要求政府用实际行动证明其美好的动机，并敦促政府释放波尔斯穆尔和罗本岛监狱的政治犯，以显示其真正的诚意。在我告诉谈判委员会必须无条件释放我的同事的同时，我说，释放他们以后，政府就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奉公守法之人。戈万·姆贝基的行为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是在1987年被无条件释放的。
1989年10月10日，德克勒克总统宣布将释放瓦尔特·西苏陆和七名我在罗本岛上的同志，他们是：雷蒙德·穆拉巴、阿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木兰基尼、伊莱亚斯·莫佐莱迪、杰夫·马塞莫拉、维尔顿·穆夸毅和奥斯卡·穆培塔。那天上午，瓦尔特、凯西、雷蒙德和安德鲁来看望了我，他们仍然住在波尔斯穆尔，所以我能够向他们告别。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被释放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五天之后，这些人就被从约翰内斯堡监狱释放了。这是一个立即引起国内、国外称赞的行动，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我的感激之情。
但是，与由于瓦尔特和其他人的释放使我产生的那种兴奋之情相比，我的感激之情显得有点儿苍白。这是我们那么多年一直渴望到来并为之战斗的一天。德克勒克实践了他的诺言，人们被无条件地释放了，他们可以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发表讲话了。显然，对组织的取缔也已经不再有效，这说明我们的长期斗争和我们坚持原则的决心是正确的。
德克勒克着手有步骤地拆除各种隔离制度的障碍，他宣布，南非海滩度假胜地向所有肤色的人开放，并声明，《保留福利设施隔离法》将很快被废除。1953年以来，这项一直被大家称作“小隔离”的法律措施得到了加强，把公园、剧院、餐馆、公共汽车、图书馆、厕所和其他公共设施都按照种族进行分离式管理。11月，他宣布解散“国家安全管理系统”。在当时，这是一个在P. W.博塔执政期间建立起来的专门对付反隔离力量的秘密机构。
12月初我被告知，与德克勒克的会见安排在当月的12日。利用这段时间，我就能够与我的新老朋友进行协商，并在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会见我的老同事和群众民主运动及联合民主战线的领导人。我接见了来自各个地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和来自联合民主战线及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组织的代表团。当时，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西里尔·拉马弗萨，他是全国矿工工会的总书记，也是新一代领导班子中最有能力的一个人。我的罗本岛狱友也来看望了我，其中有“恐怖”勒寇塔和道克尤·赛克斯瓦勒，他们两人还一起与我吃了午饭。他们两人特别能吃，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司沃特准尉抱怨别人太能吃，他说：“那两个人想把我们的家当全吃光！”
在几位同事的指点下，我给德克勒克写了一封信。与曾经寄给P. W.博塔的信不同的是，这封信的主题是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谈判问题。我告诉这位总统，当前的对立正在消耗着南非的生命力，谈判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接受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特别是没有政府要求的那种前提条件：停止武装斗争。政府要求“真诚地致力于和平”，而我指出，我们准备和谈是真心实意的。
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我对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和阐述和解的内容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的话深深地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南非和世界人民，因为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新南非的诞生。我说，通向和解的第一步就是彻底废除隔离制度，以及为加强隔离所采取的所有措施。
但是，我又说，那个讲话精神后来并没有多少见之于行动。许多人把政府的政策理解为以其他方式继续实行隔离制度。我说，政府在与“黑人家园”（班图斯坦）的领袖和其他赞成这种制度的人谈得时间太长了。我断言，这些人是旧的剥削制度的代理人，广大南非黑人是反对他们的。
我重申，我提议的谈判要分两步走。我告诉他，我完全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89年哈拉雷宣言中采取的方针。这个声明把消除政府自己制造的和谈障碍的责任归于政府方面，包括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对组织的取缔和对个人的禁止，结束紧急状态，从各地城镇撤出军队。我强调说，共同达成停火协议、结束相互敌对行动应当是当务之急，因为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进行。这封信在我们会谈的前一天被转交给了德克勒克先生。
12月13日上午，我又被带到图因胡伊斯，在我曾经与其前任喝茶的同一个房间里会见了德克勒克。他的陪同人员有科比·库依茨、威廉姆斯将军、巴纳德博士以及他的同事麦克·洛维。我祝贺德克勒克当选总统，并表示希望我们能一道工作。他十分热情，并对我作出了同样的表示。
我从一开始就发现，在我说话时，德克勒克先生听得非常认真。这是一种新鲜的经历。国民党的领袖在与黑人领袖们讨论问题时，一般都是听他们想听的意见，而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正想听取和理解我们的意见。
那天，我着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刚刚颁行的“五年计划”，其中出现了“团体权利”的概念。所谓“团体权利”思想，意思是没有哪个民族或种族团体高于其他种族团体。尽管他们把团体权利定义为“在南非保护少数种族自由的一种办法”，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意思是想保留白人统治。我告诉德克勒克，这一条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我补充说，保留这个概念也不符合他的利益，因为不放弃这一条，就会给大家造成他要使种族隔离现代化的印象，这会在国内和国际社会进步力量的眼中形成有损于他和国民党的形象。我说，对于一种压迫制度，不能只是改良，而是必须全部抛弃。我提到了最近国民党在开普地区的喉舌——《公民》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其中暗示，团体权利的概念被理解为从后门把隔离制度弄回来的一种企图。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如果他的党报这样理解团体权利，那么，他又会怎么认为我们将如何理解团体权利的概念呢？我补充说，75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反对隔离制度，这只是由于隔离制度有一层伪装。如果他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团体权利这个特洛伊木马来保留隔离制度，那么，他就不是真正想结束种族隔离。
我发现，那天德克勒克的反应有些迟钝。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注意倾听我必须要说的话，并不与我争论。“你知道，”他说，“我的目标与你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区别。你在给P. W.博塔的备忘录中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应当一道工作，去解决白人担心的黑人统治问题，而‘团体权利’的思想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种解释对我有所触动，但是，我说，“团体权利”与其说是减轻白人的担心，倒不如说是增加黑人的担心。然后，德克勒克说：“那么，我们就对它进行修改。”
然后，我提出了我的自由问题，并说，如果他认为我准备竭尽全力争取自己获得释放，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重申，如果我被释放后，环境条件与我被捕时的环境条件仍然一个样，那么我还会去干我被逮捕前所干的同样的事情。我向他挑明，向前推动和谈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禁令，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释放政治犯并让被流放的人士回来。如果政府不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取缔令，那么我一走出监狱，将仍然是在为一个非法组织工作。“那么，”我说，“你一定会在我走出监狱大门之后重新把我逮捕。”
他又一次认真倾听了我所说的话。他肯定对我说的话不感到奇怪，因为他说他将考虑我所说的一切，但是，他不会作任何承诺。这次会谈是一次试探性的会谈，我知道，那天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谈，就像我刚到罗本岛的时候试探监狱长一样，我对德克勒克进行了一番试探。我可以给卢萨卡的同志写信，告诉他们，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的与以往的国民党政客不同。我说，德克勒克先生印证了撒切尔夫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著名描述：他是我们能够与之共事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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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2日，F. W.德克勒克站在议会前致了传统的开幕词。他要做一些别的南非国家领导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真正开始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从而为建设一个民主的新南非奠定基础。他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宣布：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其他31个非法组织的禁令，释放非暴力活动的政治犯，停止实行死刑，取消紧急状态法及其规定的各种限制。他说：“和谈的时刻已经到来。”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他真的一下子就使南非的形势实现了正常化。我们的世界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40年的被迫害和被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现在又成了一个合法组织。我和我的所有同志不会再由于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由于高举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绿黄黑三色旗、由于说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名字而被逮捕了。近30年来，我的照片、我说的话和我所有被禁止的同志们的照片及言论第一次可以出现在南非的报纸上。国际社会为德克勒克的勇敢行为喝彩。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好消息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然对德克勒克先生没有完全取消紧急状态并命令军队从各城镇撤离表示反对。
2月9日，也就是德克勒克在议会致开幕词七天之后，我又一次接到了去图因胡伊斯的通知。下午6点，我到达了总统府。我与微笑着的德克勒克在他的办公室里见了面，当我们握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准备第二天就把我从监狱里放出来。尽管南非和全世界的媒体几周来一直在推测我即将被释放，但是，这个宣布无论如何对我来说都算是一个惊喜。并没有人告诉我，德克勒克要见我的原因是告诉我他打算让我获得自由。
我感觉我的内心和大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很想尽快离开监狱，但是，根据如此简短的一个通知就离开监狱却是不明智的。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感谢，然后说，冒着看上去不领情的风险，我宁愿让大家再关注一周，以便让我的家庭和组织对我的释放做好准备。我说，明天就这样出去，可能会引起混乱。我请求德克勒克，从那天算起一周后再释放我。等了27年后，我当然能够再等上一个礼拜。
德克勒克对我的反应感到吃惊，他没有对我的要求作出答复，而是继续讲述释放我的计划。他说，政府会用飞机先把我送回约翰内斯堡，并正式在那里释放我。没等他说完，我就告诉他，我强烈反对以这种方式释放我。我想步行走出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大门，并能向那些关照我的人表示感谢，向开普敦的人民表示问候。尽管我来自约翰内斯堡，但是，我已经在开普敦待了接近30年。我要回约翰内斯堡，但是，我会自己选择在什么时候回去，而不是在政府要我回去的某个时候回去。“一旦我获得自由，”我说，“我会自己照顾自己。”
德克勒克又一次显得不知所措。但是，他这次还是对我的拒绝作出了反应。他说了声“对不起”，就离开他的办公室去与别人商量。10分钟后，他满脸不高兴地回来说：“曼德拉先生，现在太晚了，计划已经无法改变了。”我回答说，这个计划是无法接受的，我想一周后在维克多·维尔斯特被释放，而不是在约翰内斯堡。这是一个十分紧张的时刻，当时，我们两人都没有顾得上琢磨其中的讽刺意味：一个囚犯要求待在监狱里，而监狱警当局反而催他快走。
德克勒克又一次说了声“对不起”，便离开了他的办公室。10分钟后，他带回了一个折中办法：“好，我可以在维克多·维尔斯特释放你，但是，释放时间不能往后延了。”政府已经告诉国外的媒体，我第二天将被释放，他们认为不能违背自己作出的声明。我觉得，不能再在这件事上争论。最后，我同意了这个折中办法，德克勒克为我们每人倒了一杯威士忌以示祝贺。我举起威士忌呷了一口，但仅仅是假装喝而已，因为这样的烈性酒对我来说劲儿太大了。
我直到接近午夜的时候才回到了我的别墅，一到了那里，我立即给我在开普敦的同事们捎信，我将在第二天被释放。我又设法给温妮捎信，并给住在约翰内斯堡的瓦尔特打了电话。他们都将于第二天乘包机飞到开普敦。那天晚上，几位来自被大家称为全国接待委员会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士来到我的别墅，为我起草我将在第二天发表的声明。他们一早就离开了我的别墅，尽管我心情十分激动，但我当晚还是好好地睡了一觉。
第十一部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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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我的那天，我4点半就醒了，只睡了几个小时。那天是2月11日，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也是开普敦结束夏季的一天。我做了一番简单的常规锻炼，然后洗漱并用了早餐。早饭后，我给几位住在开普敦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战线人士打了电话，让他们来我住的别墅为我的释放做准备工作，并帮助我写讲话稿。监狱里的医生过来给我做了一次简单的身体检查。当时，我并没有老是在想我被释放后的前景，而是在想释放前我必须要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正如人生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重要关头往往使人感到千头万绪、不知所措。
有许多必须要讨论和解决的事情，但又几乎没有时间去做。接待委员会的几位同志，其中包括西里尔·拉马福萨和特雷弗·曼纽尔，高高兴兴地一大早就来了。我想首先向帕尔区人民发表讲话，他们在我被囚禁期间一直对我很好。但是，接待委员会坚持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如果我首先向那些富有的帕尔区白人发表讲话，会让人感到奇怪。确实，按照计划，我首先应该在开普敦大广场向开普敦人民发表讲话。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夜晚在什么地方度过。我倾向于在开普公寓区度过那个夜晚，因为那里是开普敦黑人和有色人居住区，可以显示我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但是，我的同事和我的夫人都坚持认为，为了安全，我应该在主教大院与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住在一起，那是位于白人居住区内的一座豪华住宅。在我被关进监狱之前，一直不允许我住在这个居住区。我想，在一个高档的白人居住区度过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夜晚，可能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但是，接待委员会解释说，主教大院已经成为图图领导下的多种族居住地，是开放的、包容的非种族主义的象征。
监狱为我提供了箱子和盒子，以便收拾行李。在我被囚禁的大约头20年里，我几乎没积累下什么东西。但是，最后几年我却攒了足够多的财产——主要是书和资料，足以弥补过去几十年的不足。我这些家当装了十几个箱子。
我释放的准确时间定在下午3点，但是，温妮、瓦尔特及其他从约翰内斯堡乘包机过来的人直到下午2点多才到达。房子里已经有几十个人，整个场面呈现出了一片喜庆的景象。司沃特准尉为我们大家准备了最后一次美餐。我对他表示感谢，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做了两年的饭，更是因为他和我做了两年的伴。詹姆斯·格雷戈里准尉也来到了现场，我热情地与他拥抱在一起。几年来，从波尔斯穆尔到维克多·维尔斯特，他给了我许多关照，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政治，但是，我们的友谊是不言而喻的，我会怀念他给我带来的安慰。司沃特、格雷戈里和布兰德准尉这些人使我更加坚定了对基本人性的信仰，甚至也包括那些把我关押了27年半的人。
当时，几乎没有多少告别的时间。根据计划安排，温妮和我乘车去监狱的前大门。我已经告诉了监狱当局，我想与关照过我的警卫人员和狱警告别，我请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前门等着我，在那里，我将与他们一一道别。
下午3点过几分，一位著名的南非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给我打电话，他要求我在距离大门前几百英尺处走下车来，这样，他们就能够为我拍摄正在走向自由的情景。这个要求似乎是合理的，于是我同意了。这是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认识到，事情可能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平静。
到了3点30分，我开始紧张起来，因为已经过了计划安排的时间。我告诉接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的人民一直等了我27年，我不想让他们再等了。将近4点时，我们乘车离开了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大约在距大门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车子慢慢地停下来，温妮和我从车上下来，开始朝监狱的大门走去。
开始，我没能看到我们前面有什么动静，但是，当我们走到距离大门大约150英尺的时候，我看到一大群人正簇拥在那里。当时，现场有数百名摄影记者、摄像记者、新闻记者，以及数千名满怀希望的人。我为此感到震惊，并且有点紧张。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场面，我想象至多会有几十个人，可能主要也就是狱警和他们的家人。但是，这个场面原来仅仅是开始。我发现，我们没有充分做好应付要发生的这一切的准备。
在距离大门大约有20英尺的地方，照相机开始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那种声音听起来就像“金属动物”发出的噪音。新闻记者开始大声地提问题，电视记者也开始向前挤，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则在叫喊和欢呼。即使这种混乱稍稍让我感到有点儿不知所措，但它仍然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场面。当一个电视台记者把一个长长的、黑糊糊、毛茸茸的家伙对着我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还以为那是在我被关押期间发明的一种什么最新式武器呢！温妮告诉我，那是一种麦克风。
当我来到人群当中的时候，我举起了右拳，紧接着是一片欢腾。27年来，我一直不能这样做，现在，它似乎给了我一种涌动的力量和激动。我们只在人群中待了几分钟，然后，就回到车上向开普敦驶去。尽管受到这样的接待使我非常高兴，但是，由于没有机会向监狱的管理人员说声再见，这还是使我感到十分苦恼。当我最后通过一道道大门从另一侧进入汽车的时候，尽管已经71岁，但我仍然感到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想，长达一万个日夜的囚禁生活终于结束了。
开普敦位于维克多·维尔斯特西南方35英里处，但是，由于没预料到在监狱门口有那么多人，司机选择了别的路线。我们的车队绕到监狱的后面，抄小路和近路向市区驶去。我们穿过美丽的绿色葡萄园和一方方的农田，我尽情地欣赏着周围的风光。
农村一片繁荣，而且管理得很好，但是，让我吃惊的是竟然有许多白人家庭全家人都站在路旁观看我们的车队。他们从收音机里已经知道，我们要选择另一条路线。有的人，可能有十几个人，甚至举起他们的右拳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礼，这让我吃惊不小。这些来自保守的农业地区的少有的勇敢人士，表示了团结一致的愿望，这使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在一个地方，我停下车并从车里走出来，向一个白人家庭打招呼，感谢他们的支持，并告诉他们，他们的支持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不由地想到，我正在返回的南非与我离开时的那个南非已经完全不同了。
当我们进入开普敦市郊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向市中心蜂拥而去。接待委员会在开普敦大广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那里是一个十分开阔的广场，直通到旧市政厅的前面。我将在旧市政厅的阳台上向群众发表讲话，因为站在阳台上可以俯视整个广场。我们听说，成千上万的人自从上午就一直等候在那里。根据计划，我们的车队将避开人群，转到市政厅的后面，我要从那里悄悄地进入大厦。
驱车到开普敦只用了45分钟，当我们行驶到大广场附近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司机想右转弯绕过广场，但是，他却莫名其妙地直接闯入了人海之中。人群立即拥了过来，把我们的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慢慢往前移动了一两分钟，然后被群众的身体挡在了那里。人们开始敲打车窗，然后又敲行李箱盖和车顶。在车里，听着外面就像是下冰雹一般。然后，人们开始兴奋地往汽车顶上爬，另有一些人则开始摇晃汽车。这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感到，这种爱的表达方式可能会置我们于死地。
司机比温妮和我更着急，他叫嚷着要从车里下来。我告诉他，先保持冷静待在车内，我们后面车内的那些人会来救援我们。阿伦·布塞克和其他人开始想把人们从汽车周围推开，为我的车清出一条路，但是并没有成功。我们坐在车内，就是想打开车门也是徒劳的，因为有那么多人挤在汽车周围。就这样，我们的数千名支持者围困了我们一个多小时。不用说，我计划开始发表讲话的时间早就已经过去了。
几十名会议执行官员最终赶过来实施救援，并慢慢地清出了一个通道。当我们最后挤出人群的时候，司机加大油门朝着与市政厅相反的方向驶去。“伙计，你打算去哪里？”我有些不安地问。“我不知道！”他说。从他说话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他十分心焦。“我以前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说。然后，他继续漫无目标地往前行驶着。
当他静下心来的时候，我告诉他去我朋友杜拉·奥马尔律师家的方向，他当时住在该市的印度人居住区。我说，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放松一下。这句话使他的情绪好了一点儿。很幸运，杜拉和他的家人都在家，但是，他看到我们感到很意外。27年来，我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他们并没有向我们表示问候，而是有些关心地说：“你们不是去大广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