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对秘密会谈持乐观态度，但是，当时仍然是一个困难时期。温妮刚刚来探望了我，她告诉我，我们在奥兰多西8115号的房子被纵火犯放火烧毁了，那里是我们结婚的地方，我也一直把那里看成自己的家。我们失去了宝贵的家庭档案、照片和纪念品，甚至包括温妮为我将来释放保留的一块结婚面包。我总是想，有一天，当我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通过看到那些照片和书信就能回想起过去。但是，现在却都已经化为灰烬。监狱剥夺了我的自由，但却无法剥夺我的记忆。然而，现在我感到，某些敌人甚至企图剥夺能唤起我记忆的东西。
我患上了严重的、似乎无法摆脱的咳嗽，并且常常感觉身体虚弱，根本无法进行体育锻炼。我不断地抱怨我的牢房太潮湿，但也无济于事。一天，在探视区与我的律师伊斯梅尔·阿尧博见面期间，我感觉身体很不好，并且不停地呕吐。于是，我被带回牢房，并找一位医生为我做了检查，我很快就康复了。但是，几天后，我吃过晚饭正在牢房里待着，忽然来了几个狱警和一名医生。医生给我做了简单的检查，然后，一个狱警让我穿好衣服，说：“我们准备带你去开普敦的医院。”在严格的安全防范下，我上了一辆轿车，另外有好几辆轿车和军车护送，并且至少有十几个狱警陪同。
我被送到位于斯泰伦博斯大学校区的泰格堡医院，那里属于开普敦的一个绿色富人区。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他们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当局害怕我在一所大学医院里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关注。狱警首先进入医院，把入口处的人统统赶走。然后，我被护送到一楼，当时那里已经空无一人，大厅里却有十几名武装警卫人员一字排开。
当我坐在体检室内的一张桌子旁边的时候，一位年轻而友善的医生给我做了检查，他也是这个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他检查了我的喉咙，听了一下胸部，并做了一些常规检查，不大一会儿就给我检查完了。“你什么病都没有，”他微笑着说，“我们明天就让你出院。”我正在担心我的病会影响我与政府之间的会谈，因此，我对这个诊断结果感到很高兴。
检查完后，那位医生问我是否想喝杯茶，我说好的。几分钟后，一位高个子有色人护士端着茶盘走了进来。大厅里全是武装警卫和狱警，这使她非常紧张，她慌慌张张地把茶盘放在我的病床上，茶水溅到了盘子上，她赶忙离开了大厅。
在重兵保卫下，我在那间空荡荡的病房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吃早饭，有一位老医生就来看我，他是这个医院的内科主任。老医生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远没有头一天那位热情的年轻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好。他没有给我做任何常规检查，仅仅是在我胸部敲了几下，然后就生硬地说：“你肺里有水。”我告诉他，昨天那位医生已经做过检查，说我没有病。他有点儿不高兴地说：“曼德拉，你看你的肺部。”他说，我的肺部一侧比另一侧大很多，很可能有积水。
他让一个护士给他拿了一个注射器，干净利落地刺进我的肺部，很快就抽出了一些褐色液体。“你吃早饭了吗？”他问。我说没有。“那好，”他说，“我立即带你去手术室。”他告诉我，我的肺里积有大量的水，他要立即把水抽出来。
在手术室里，我被实施了麻醉。我记忆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医生还在。我感觉有些昏昏沉沉，但是，我听他在说他从我的胸部抽出了两升液体，经过化验，发现有结核病菌。他说，我的病尚在初发期，对肺没有造成什么损害。他又说，尽管重结核病病人正常需要花六个月才能治好，但我应该有两个月的时间就能痊愈。医生还说，可能是潮湿的牢房使我患上了这个病。
我在泰格堡医院又住了六个礼拜，接受康复治疗。12月份，我被转到了康斯坦提亚伯格专科医院。这是一家位于波尔斯穆尔监狱附近的豪华医院，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黑人来这里看过病。我到了那里后的第一个早晨，科比·库依茨就来医院看望了我，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负责照顾我的副监狱长马雷少校。在我们互致问候的时候，我的早饭也被按时送到了我的病房。
由于我一直在患病，而且有高血压病史，所以院方要求我严格控制进食高热量的食物。当时，这项医嘱显然还没有来得及通知医院的厨房，因为送来的早餐有炒鸡蛋、三片培根和几块加了黄油的烤面包。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吃到培根和炒鸡蛋了，而且我已经饿疯了。正当我准备享用那些可口的炒鸡蛋的时候，马雷少校说：“不，曼德拉，这些食物有违医嘱。”他走过来想把我的早餐盘子端走。我紧紧地抓着盘子说：“少校，很抱歉。就是这份早餐能药死我，我今天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在康斯坦提亚伯格医院安顿好后，就又开始与科比·库依茨和秘密委员会恢复了会谈。当我仍然在医院里住院的时候，库依茨就说，他想让我处于半囚禁半自由的状态。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仍然知道他说这个话的意图。因此，我只是点了点头。我当然不会那么幼稚地认为，他的建议就意味着自由。不过我也知道，这是朝着让我自由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同时，这个专科医院条件也特别好，我第一次真正喜欢在医院里慢慢地康复。那里的护士们似乎把我宠坏了。她们不是白人就是有色人，但不允许有黑人。她们额外给我送来了甜食和枕头，她们不断地来看我，甚至不在班上的时候也是如此。
有一天，一个护士对我说：“曼德拉先生，我们今天晚上准备举行一次聚会，希望你也能参加。”我说，我很荣幸参加你们的聚会，但是，监狱当局对此事肯定会有说法。监狱当局不允许我去，这使护士们很气愤。于是，她们决定在我的病房里举行聚会，并坚持说，如果我不参加，她们就不举行这次聚会。
那天夜晚，有十几位参加聚会的年轻女士，带着糕点、饮料和礼物一窝蜂似的来到了我的病房。警卫们似乎感到迷惑不解，但是，他们几乎不认为这些活泼的年轻女士会有什么安全方面的危险。当一位警卫企图阻止某些护士进入我的病房的时候，我还开玩笑地责怪他对一位老人引起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女士的注意而心生妒忌。
95...
1988年12月份，监狱当局加强了对我的牢房的安全防范措施，值班的狱警们也比往常提高了警惕，这无疑预示着要发生什么变化。12月9日晚上，马雷少校走进了我的房间，让我准备离开医院。“上哪儿去？”我问他。他没有告诉我。我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四处寻找那些真诚的护士。我为没能向她们说声谢谢和再见而感到失望。
我们匆匆忙忙离开了康斯坦提亚伯格专科医院，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进了一个监狱，我认出这个监狱的名字叫维克多·维尔斯特。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在开普敦东北35英里处，位于美丽的老开普区一个叫做帕尔的荷兰人居住的城镇上，那里是开普省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区。这个监狱拥有样板监狱的“美誉”。我们行驶了很长一段路程，然后沿着穿过监狱后面的相当荒凉的一片密林的泥泞路来到了一座独立的、刷成白色的单层小别墅，别墅周围有混凝土墙和高大的冷杉树。
我被马雷少校领进了那座别墅，我发现里面有宽敞的客厅和与客厅相邻的大厨房，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卧室。里面虽然配备的东西不多，但很舒适。在我到达那里之前，别墅显然一直没有打扫，卧室和客厅里有各种不知哪里来的虫子、蜈蚣、猴面蜘蛛等，有的虫子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那天夜晚，我把床上和窗台上的虫子清除干净，在我将来的这个新家里睡得特别好。
第二天早上，我考察了我的新住处，发现后院里有一个游泳池，另外还有两间小卧室。我走出房间，欣赏着那一棵棵为房子遮阴纳凉的高大树木。整个去处让人感到遥远，似乎与世隔绝。唯一有损这幅田园诗般的图画的，就是墙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和出口处有警卫站岗。尽管如此，它仍然不失为一处美妙的地方，因为这座别墅可以说是介于监狱和自由之间。
那天下午，科比·库依茨来看望了我。他带来了一箱开普葡萄酒，作为为我的新家“温锅”的礼物。一个监狱官员给他的囚犯带来这样的一件礼物，对我们双方都具有讽刺意味。他非常热心，并希望核实一下我是否真的喜欢这个新家。他亲自察看了房子，唯一的建议就是房外面的墙应该加高，他说是为了不让我受到干扰。他告诉我，维克多·维尔斯特这座别墅将是我成为一个自由人之前最后的一个家。他说，这次搬家的理由是想让我有一个安闲、舒适的地方举行私下会谈。
这座别墅确实让我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我可以随意睡觉和起床，愿意什么时候游泳就什么时候去游泳，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吃的也都是可口的饭菜。白天可以随便到外面走走，在我希望散步的时候去散散步，这是一种自我感到荣耀的时刻。窗子上没有铁棂子，也没有叮叮当当的钥匙，因为不再需要锁门和开锁。在那里，处处都使我感到愉快，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那只是一个镀了金的笼子。
监狱为我配备了一个厨师，都叫他司沃特准尉。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性情安静的南非白人，曾经是罗本岛监狱的狱警。我并不记得他曾经在罗本岛上工作过，但是他说，有时候他开着车送我们去石灰石料场，并故意开着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不过是为了让我们在车上坐不稳当。“那就是我对你们干的事。”他腼腆地说，并且笑出了声。他是一个正派的、性情十分温和的人，并且没有偏见，在我看来就像是我的一个小弟弟。
他每天上午7点过来，下午4点离开，为我做早饭、午饭和晚饭。医生为我制订了食谱，他按照食谱准备饭菜。他是一位可爱的厨师，当他回家的时候，他会把我的晚饭放在微波炉里，以便加热，微波炉当时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玩意儿。
司沃特准尉为我烤面包、酿造清淡啤酒和其他美味佳肴。当有人来看我的时候，他会准备精美的饭菜。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来看我。他们总是称赞饭菜做得好，我敢说我的厨师让所有来看我的人都有些羡慕。当当局开始允许我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同志、联合民主战线（UDF）和群众民主运动（MDM）组织的人来看我的时候，我敢说他们就是冲着美味的饭菜而来的。
有一天，吃过司沃特先生做的精美饭菜之后，我走进厨房去洗盘子。“不，”他说，“那是我的工作，你一定要回会客厅。”我坚持说，我必须干点活儿，你做饭，我洗盘子，这是合情合理的。司沃特先生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他最后还是让了步。他也反对我早上起来自己整理床铺，说这些活儿都是他应该干的。但是，多年来，我一直自己收拾自己的床褥，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有时，我们也从另一方面互相取长补短。像许多讲南非荷兰话的狱警一样，他也很希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而我则总是在寻找提高我的南非荷兰话的方法。我们两人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与我讲英语，而我则用南非荷兰语回答，这样，我们两人都能有机会练习自己说得最差的语言。
我经常点几个菜让他做。我有时要吃玉米粥和大豆，这些是我从小就喜欢吃的东西。有一天，我说：“你知道，我想让你给我做一些糙米。”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竟然问：“糙米是什么？”司沃特是年轻人，我向他解释，糙米就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粗米。在战争年代，当没有白米吃的时候，我们常常吃糙米。我说，吃糙米远比吃白米有利于身体健康。他对我说的话有些不大相信，但是，他仍然设法为我找了一些糙米。我亲自指导他把糙米做熟，我吃得有滋有味。但是，司沃特先生不喜欢吃这种糙米饭，并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我再要吃这种糙米，我必须自己去做。
尽管我不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但是，来了客人，我总是喜欢用葡萄酒招待我的客人。有时，为了让我的客人感觉舒适，我也会喝上一点儿。但是，我唯一能喝的是一种南非的“半甜”葡萄酒，这种酒实际上很甜。
在我的客人到来之前，我会让司沃特先生去弄一种尼德堡葡萄酒。这种酒以前我曾经喝过，知道它是一种真正的半甜酒。有一天，我期待着我的朋友和律师杜拉·奥马尔、乔治·毕佐斯和伊斯梅尔·阿尧博来吃午饭，因此，我让司沃特先生去买一些尼德堡葡萄酒。乔治·毕佐斯不是穆斯林，他可能会在吃饭的时候喝点儿酒。我发现，当我让司沃特去买酒的时候，他苦着脸，我问他出了什么事。
“曼德拉先生，”他说，“我总是给你买这种酒，只是因为你老是让我去买这种酒，但是，这种酒是一种很便宜的饮料，并不怎么好。”我提醒他，我不喜欢干葡萄酒，我认为乔治无论如何也喝不出有什么差别来。司沃特听着我说的话有点儿好笑，于是建议折中一下：他出去买两瓶酒，一瓶是干葡萄酒，另一瓶是我要的尼德堡葡萄酒，然后我可以问问我的客人到底喜欢哪一种。“那好，”我说，“让我们试一试你的主意。”
当我们四个人都已入座准备吃午餐的时候，司沃特拿着两瓶酒走到我的客人们面前询问：“先生们，你们喜欢哪种葡萄酒？”乔治看都没看我，就指向那瓶干白葡萄酒。司沃特准尉笑了。
96...
与谈判委员会的会谈仍在继续，但是，我们总是在一些相同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使我们无法往下谈。这些问题依旧是：武装斗争、共产党和多数原则。我一直在敦促库依茨安排让我与P. W.博塔会谈。这时候，当局已经允许我与我在波尔斯穆尔、罗本岛和卢萨卡的同志们进行最起码的沟通。尽管我知道我比我的同事们先行了一步，但是，我并不想走得太远，一味地孤军奋战。
1989年1月，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四位同志来看我，我们讨论了我准备提交给总统的那份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我们在秘密会谈中所谈的多数内容，但是，我仍然想让总统直接听听我的想法。他会明白，我们并不是怒目相向的恐怖分子，而是有理性的人。
3月份，我在致博塔先生的备忘录中说：“正如其他南非人都毫无疑问地感到不安一样，我为南非分裂成势不两立的黑人和白人两大阵营互相残杀而感到不安。”为避免这种局面并为和谈奠定基础，我建议政府同意放弃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三项要求作为和谈的前提条件，即，放弃暴力、与南非共产党决裂和放弃多数原则。
关于暴力问题，我写道，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放弃暴力并不是主要问题，“问题在于政府还没有做好与黑人分享政治权力的准备……”我解释说我们愿意把南非共产党放在一边，并重申我们并不处在南非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我写道：“哪一个有尊严的人会在共同的对手仍然存在的时候抛弃仍然与他们保持一定程度的信任的终身朋友？”我说，政府反对多数原则只不过是试图维护统治的一种不太巧妙的托词。我建议他要面对现实。“多数原则和国内和平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白人统治的南非必须承认，只有多数原则得到充分实行，这个国家才会有和平和稳定。”
在信的末尾，我提出了关于和谈的粗略框架。
有两个政治问题必须要进行讨论。首先，在统一的国家中要求实行多数原则；其次，白人对这种要求的担心以及白人坚持在政权结构上得到保证，即多数原则并不仅仅意味着少数白人受大多数黑人的统治。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所面临的最关键任务就是要在这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我建议，完成这个关键任务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坐下来讨论，创造与和谈相适应的条件；第二步是实际和谈本身。“我必须指出，我的动议为你提供了打破目前僵局的机会，并且可以使国家的政治形势正常化。我希望，你能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
但是，时机还是失去了。1月份，P. W.博塔忽然身患中风。尽管中风并没有使这位总统丧失执政能力，但是，却使他更虚弱了，并且据他的内阁讲，中风使他变得更加急躁。2月份，博塔出人意料地辞去了国民党主席的职务，但仍然保留自己作为国家总统的职务。这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出现了一种不协调的局面：按照南非议会制度，处于多数的党的主席才能担任国家总统。博塔现在仍然是国家总统，但却不再是他自己那个党的主席了。有些人把这件事看成是一种积极的措施：为了给南非带来真正的变化，博塔想要“超脱政党政治”。
政治暴力和国际社会压力仍然在不断加强。全国被扣押的政治犯成功地举行了绝食斗争，要求司法部下令释放900多名在押的政治犯。1989年，联合民主战线与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结成了同盟，组建了群众民主运动，当时正准备着手组织全国性的“反抗运动”向隔离制度挑战。在国际战线上，奥利佛·塔博与大不列颠政府和苏联举行了会谈，并于1987年1月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美国承认，非洲人国民大会是解决南非问题不可缺少的因素，对南非的制裁仍然在继续，并且正在进一步加强。
政治暴力也有其悲剧性的一面。随着索韦托暴力的不断加强，我的夫人找了一伙年轻人做她在索韦托活动时的保镖。这些年轻人没有接受过训练，组织纪律性很差，参与了一些与解放斗争的宗旨不相符的活动。后来，温妮由于她的一个保镖受审而在法律上受到了牵连，这个人当时被指控杀了一位年轻的同志。这个案子使我非常担心，因为这样的丑闻在团结为重的时期只能会使运动组织发生分裂。我全力支持我的夫人，并坚持认为，尽管她判断有误，但是，对她的任何严重指控，她都是无辜的。
那年的7月，为了我的71岁生日，几乎我全家都到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来看望了我。这是我第一次与我的夫人、儿子、女儿、孙子和孙女团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令人高兴的时刻。司沃特准尉尽其所能地准备了宴会，而当我让我的一些孙辈在吃正餐之前先吃些布丁时，他甚至一点都不感到麻烦。吃完饭后，我的孙辈们跑到我的卧室去看恐怖录像片，而成年人则在客厅里闲聊。我的全家人都围绕在我的身边，这使我感到特别高兴，唯一的痛苦就是多年来我已经失去了许多这样的机会。
97...
7月4日，威廉姆斯将军又来看望了我。他告诉我，第二天我将被带去见博塔总统。他把这次与博塔的会面说成是一种“礼节性拜访”，并告诉我第二天早晨五点半动身。我告诉威廉姆斯将军，尽管我期待着这次会见，但是，我认为去见博塔先生应该有一套像样的西服和领带（著名人士代表团来访问时的那套西服早就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威廉姆斯将军同意给我做一身西服，不大一会儿，一位服装师来给我量了尺寸。当天下午，我就得到了新的西服、领带、衬衣和鞋。在动身前，威廉姆斯将军还问了我的血型，以防万一第二天会发生任何不幸的事情。
我尽可能仔细地为这次会见做了准备。我又看了一遍我的备忘录和为起草这个备忘录所做的笔记。我尽可能多地看了一些报纸和刊物，以便了解时事。博塔总统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后，F. W.德克勒克当选为新的国民党主席，据说两人之间一直在耍政治手腕。有的人可能把博塔愿意会见我解释为抢先于其对手的一种方式，但是，我对此并不担心。我还演练了一番总统可能要坚持的主张以及我如何作出反应。每次与对手会谈，你必须确保能够把要给对方留下的印象准确地留给对方。
我对去见博塔先生有些紧张。大家都叫他“die Groot Krokodil”（大鳄鱼），我对他那狂暴的脾气曾多次有所耳闻。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守旧、固执、倔强的南非白人的典型，认为与黑人领袖没有多少好商量而只能服从他们的。他刚刚发生的中风显然只会加剧他的这些倾向。我决心已定，如果他对我指手画脚，我将不得不告诉他，我对这种行为是不能接受的，然后我将站起来，中止与他的会谈。
早晨5点30分，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监狱长马雷少校准时来到我住的那座别墅。他走进了客厅，我穿着新做的西服站在他面前让他看一看。他围着我转了一圈，然后一个劲地直摇头。
“不，曼德拉，你的领带……”他说。我在监狱里很少戴领带，我知道那天早上系领带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如何正确地打结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了个结，并希望没有人会注意到它。马雷少校解开了我的衣领，松开并取下领带，然后站在我身后，给我打了一个双温莎结。然后，他走到我的面前欣赏他自己为我系的领带。“好多了。”他说。
我们乘车从维克多·维尔斯特到波尔斯穆尔，然后又到了威廉姆斯将军的家里。在他家里，将军的夫人为我们准备了早餐。吃过早饭后，在一个小型车队的护送下，我们乘车来到了总统府图因胡伊斯。我们把车停在地下停车场，在那里谁也不会看到我们。图因胡伊斯是一座优美的19世纪开普荷兰式建筑，但是，那天我并没有能好好地看看这座建筑，而只是悄悄地直接进了总统府。
我们在地下停车场乘电梯来到总统办公室前面的一个华丽的、木板镶壁的大厅。在大厅里，我们受到了科比·库依茨、尼尔·巴纳德和一批监狱随从官员的迎接。我早就已经就这次会见与库依茨和巴纳德博士广泛地交换过意见，他们一直在劝我避免与总统谈有争议的问题。在我们等候在那里的时候，巴纳德博士向下看了一眼，发现我的鞋带没系好，便立即蹲下来为我把鞋带系好。当时，我只注意他们如何紧张，却也没有使我自己镇定下来。然后，门开了，我带着最坏的打算走进了总统办公室。
P. W. 博塔从他气派的办公室对面朝我走过来。显然，他事先已经对自己的步幅作过演练，因为我们正好到达房中间的时候走到了一起。他笑容满面地伸出了手，事实上，从这一时刻开始他完全使我放松了下来。他客气、恭敬而友好，显得有点儿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很快就摆好姿势，两人握着手拍了照，然后与科比·库依茨、威廉姆斯将军和巴纳德博士一起坐在了一张长桌子旁。有人给我们倒上茶，然后我们就开始谈判。似乎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陷入紧张的政治争议之中，而是双方进行生动而有趣的交流。我们没有讨论实质性的问题，而是谈了一些诸如历史和南非文化方面的话题。我提到自己刚刚在一份布尔语杂志上阅读了一篇关于1914年南非白人叛乱的文章，也提到了他们如何占领了自由邦的城镇。我说，我把我们的斗争看作与这次著名的反叛相类似的斗争。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讨论这些历史插曲。对南非的历史，黑人和白人当然有很不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那次反叛只是兄弟之间的吵架，而我们的斗争则是一种革命斗争；我说，也可以把我们的斗争看作肤色不同的兄弟之间的一种斗争。
这次会谈进行了不到半个小时，自始至终都充满着友好而轻松愉快的气氛。就在这个时候，我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请博塔先生无条件地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其中也包括我自己。这是会谈中唯一比较紧张的时刻，博塔先生说，他恐怕不能满足我这个要求。
然后，就会谈的消息如果透露出去我们将如何解释这个问题进行了简短的讨论。我们很快就起草了一个轻描淡写的声明，把我们的会谈说成是促进国家的和平而在一起喝茶。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意见后，博塔先生站起来与我握手，并说我们一直谈得很愉快。的确一直很愉快。我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沿着我们来的路线离开了总统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