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团许多成员都非常关心我的政治倾向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南非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南非民族主义者，不是一个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承认在南非长期居住的人，不分肤色，都属于南非民族，并且我决心致力于建设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我告诉他们，我相信《自由宪章》，这个宪章体现了民主和人权原则，但它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蓝图。我谈到了我对白人的关注，少数白人在一个新的南非中应当有安全感。我告诉他们，我认为，我们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缺少沟通造成的，有些问题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谈判来解决。
他们广泛地向我询问了暴力方面的问题。尽管我还不打算正式宣布放弃暴力，但是，我尽可能地以最强烈的语言声明，暴力绝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并且不分男女，人在本性上都需要通过某种谈判达到相互理解。我再一次声明，这些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并不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时，我建议，如果政府从各个城镇撤出军队和警察，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同意停止武装斗争，作为谈判的序幕。我告诉他们，仅仅释放我，并不会阻止这个国家发生暴力或带来和平。
代表团结束与我的会见后，他们打算去见一见卢萨卡的奥利佛和比勒陀利亚的政府官员。在我的谈话中，我已经向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传递了信息。我希望政府明白，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与我们举行谈判，并希望奥利佛知道我的立场与他的立场是相同的。
5月份，著名人士代表团准备与我一个人进行最后一次会见。我很乐观，因为他们已经去过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并且我也希望已经播下了谈判的种子。但是，在我们准备会见的头一天，南非政府采取了措施，从而破坏了英联邦代表团刚刚带来的善意。在著名人士代表团计划会见内阁部长们的那天，依照博塔总统的命令，南非国防部队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基地发动了空袭和突然袭击。这完全破坏了和谈的气氛，著名人士代表团立即离开了南非。我又一次感到，我为促进和谈所做的工作遭到了挫折。
奥利佛·塔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号召南非人民举行武装暴动，人民积极响应。动乱和政治暴力达到了新的高潮。群众的愤怒失去了控制，城镇变得动荡不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与日俱增。1986年6月12日，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企图捂住抗议浪潮的盖子。从表面上看，选择这个时间似乎对和谈不怎么吉利。但是，最让人灰心丧气的时候，常常也正是发生转机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往往要寻找走出困境的办法。当月，我给威廉姆斯将军写了一封很简单的信，只是说：“我希望看到你能在国家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作用。”在一个礼拜三，我把信交给了芒罗准将。
那个周末，监狱长通知我做好准备去见威廉姆斯将军，当时他已经在从比勒陀利亚来开普敦的路上。这次会见没有按通常的模式进行。我被带到了他在波尔斯穆尔监狱的住所，而不是被带到探视区与这位将军进行会谈。
威廉姆斯是一个坦率的人，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正题。我告诉他，我要见司法部部长科比·库依茨。他问为什么，我犹豫了一会儿，不想与一个监狱管理官员讨论政治问题，但是，我还是坦率地作了回答：“我想见部长，以便提出在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举行谈判的问题。”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曼德拉，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不是一个政客。我不能与你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然后他停了一会儿，似乎刚刚想起了什么事情。“竟然如此凑巧，”他说，“司法部长现在就在开普敦。你或许能够见到他，我会设法找他的。”
然后，威廉姆斯将军给部长打电话，两个人在电话上谈了好大一阵子。放下电话之后，威廉姆斯将军转身对我说：“部长说，‘把他带到这里来。’”几分钟后，我们坐着威廉姆斯的轿车离开了他的住所，直奔部长在开普敦的住宅而去。安全保卫措施并不怎么严格，只有另外一辆车与威廉姆斯将军的车随行。这次会见安排得如此容易和迅速，这使我怀疑政府可能提前就对这次会晤作出了安排。他们是否提前作出安排并无关紧要，但是，这无疑是一次朝着和谈迈出第一步的机会。
在他的官邸里，库依茨热情地欢迎我，我们在会客厅里那舒适的椅子上落了座。他对没有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换掉囚服而表示抱歉。我与他谈了三个小时，他那种机警老练和愿意倾听我的意见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并且切中要害的问题，这些问题说明，他对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十分熟悉。他问我，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停止武装斗争？我讲话是否能在整体上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对新南非中少数民族在宪法保障方面有什么打算？他所提的这些问题切入了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分歧的核心。
如同我对著名人士代表团所作的答复一样，我以同样的方式对他提的问题也作了回答。然后，我感到库依茨希望得到某种答案。“下一步将怎么办？”他问。我告诉他，我要见国家总统和外交部部长皮克·博塔。库依茨把我的要求记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便笺上，然后说，他会通过正常渠道转达我的要求。然后，我们相互握手告别，我被送回波尔斯穆尔监狱一楼的那个单身牢房。
我很受鼓舞。我感觉到，政府正急于打破国家面临的僵局，并且他们现在开始相信，必须抛弃自己原来的立场。此时，我若明若暗地看到了和解的曙光。
对自己与库依茨的这次会见，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不希望在我与库依茨的会见有任何结果之前就告诉别人。有时候，必须要等到某项政策既成事实之后，才能告诉自己的同事。我知道，一旦他们认真分析了形势，我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和卢萨卡的同事都会支持我。但是，在情况开始有了转机之后，反而又没了音信。几周过去了，然后几个月又过去了，库依茨没给任何回话。于是，我在心灰意冷之中又给他写了一封信。
91...
尽管我没有直接从科比·库依茨那里得到答复，但是，另有迹象表明，政府正在为了让我获得另一种生存方式做着准备。在圣诞节前的那一天，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副监狱长加韦·马克斯中校吃过早饭后来到我的牢房，他非常随便地说：“曼德拉，你要不要去看看市容？”我虽然并不十分清楚他心里是什么想法，但是，我觉得说声“是”也没有什么害处。“好吧，跟我来。”他说。我跟着中校穿过从我的牢房到监狱大门之间的15道上了锁的铁门，当我们走出监狱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车正在那里等着我们。
我们驱车沿着漂亮的海滨大道向开普敦驶去。他心中并没有目的地，我们仅仅是围着开普敦市转弯抹角地随意行驶着。看到人们正在从事简单的活动，这种生动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老人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女士们忙着去商店购物，有的人在遛狗。这些正是在监狱里的人最渴望做的再简单不过的日常活动。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来到陌生去处的好奇游客。
转了一个小时左右之后，马克斯中校把车停在了一条僻静街道上的一家小商店门前。“你想喝冷饮吗？”他问道。我点了点头，于是他进了那个小商店。我单独一人坐在那里。开始的几分钟，我并没考虑我的处境，但是，随着秒针滴答滴答地往前走，我越来越感到不安。22年来，我第一次来到了监狱外面的世界，并且没有人看管。我有一种打开车门、跳出车外并一直跑得无影无踪的幻想，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在督促我这样做。我注意到，在道路附近有一片森林，我可以在那里躲藏起来。我特别紧张，身上开始冒汗。中校去了哪里？但是，我后来控制住了自己。对于这样一种行为，先不说它有多么危险，它是不明智的和不负责任的。从整个情况来看，很可能就是人为地在让我逃跑，尽管我认为并非完全如此。一会儿，我不再感到紧张，这时我看见中校朝着车走来，手里拿着两罐可口可乐。
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那天只不过是在开普敦作多次短途旅游的第一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与中校又一次外出旅游，不仅到开普敦市区，而且还去了开普敦市区周围的一些景点，游览了秀丽的海滩和漂亮而凉爽的山区。不久，一些职位更低的监狱官员也被允许带着我出去游览。与他们常去的地方之一是一个被称作“菜园”的地方，那是监狱附近的一些小农场，专门种植农作物供应监狱的伙房。我喜欢到外面的大自然之中，在那里，我能看到远处的地平线，感受太阳照射在我肩头上的美妙。
有一天，我与一位队长一同去了菜园。走进菜地之后，我们信步来到了一个马厩。当时，有两位身穿工作服的年轻白人小伙子正在那里收拾马匹。我走到他们面前，对一匹马称赞了一番，然后对小伙说：“请问这匹马叫什么名字？”那个年轻小伙子似乎很紧张，低着头没有看我。然后，他喃喃地说出了那匹马的名字。但是，他是在告诉队长，而不是告诉我。然后，我又问另一个小伙子，他的马叫什么名字，他的反应也与第一个小伙子完全一样。
在我与队长一起返回监狱的时候，我对队长说，我认为那两个小伙子的行为让人莫名其妙。队长笑了，“曼德拉，你知不知道那两个小伙子是什么人？”我说不知道。“他们是白人囚犯。以前，在白人官员在场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被非洲犯人提问过。”
一些年轻的狱警带我去了相当远的地方，我们在海滩上漫步，甚至在咖啡馆停下来喝上一杯茶。在这些场合，我常常试图看一看是否有人能认出我，但是，从来没有人认识我。报纸上曾经刊登过我的照片，那还是1962年照的。
从几个方面来说，这样的游览都是有益的。我看到在我被关进监狱之后的这段时间内，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去的地方主要是白人居住区，因此，我可以看到白人生活得特别富足和安逸。尽管这个国家正处在动乱之中，并且有些城镇正处于开战的边缘，但白人的生活却十分平静，一点也没有受到打扰。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有一次，一位被称作布兰德准尉的十分文雅的年轻人把我带到他的公寓里，让我认识了他的夫人和孩子们。从那天之后，我每年都给他的孩子们寄圣诞卡。
我非常喜欢这些小小的冒险活动，我非常明白，当局并不是有意让我纯粹地进行消遣，而是有别的想法。我意识到，他们是在让我适应南非的生活，可能同时也想让我先熟悉一下这种有限的自由，这样我将会为了获得彻底的自由而自愿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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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恢复了与科比·库依茨的接触。我在他的住所同他有过几次私下会晤，政府于当年年底提出了第一个具体的建议。库依茨说，政府愿意委派一个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与我单独进行讨论。并且，一切都将在总统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他本人将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成员将包括监狱管理局局长威廉姆斯将军，监狱管理处主任范尼·范·德默韦和前大学教授、时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的尼尔·巴纳德博士。前面三人都熟悉监狱系统，因此，如果谈判失败或走漏风声，双方都能够设法掩盖，完全可以说我们是在讨论监狱的条件，而不是别的什么内容。
然而，巴纳德博士的存在让我感到不安。他相当于南非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也负责军事情报。我能够向我的组织证明与其他官员谈判的正确性，但是不能证明与巴纳德谈判也是正确的。他的存在使谈判变得更为棘手，同时也意味着扩大了讨论的范围。我告诉库依茨，我将利用一个夜晚的时间对这个建议进行认真考虑。
那天夜里，我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知道P. W.博塔设立了一个被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构，这是一个由安全事务专家和情报官员组成的影子秘密部门。根据媒体报道，他创建这个部门的目的是遏制内阁影响，从而扩大自己的权力。巴纳德博士是这个内部机构的关键人物，并且据说还是总统的门客。我想，如果拒绝巴纳德参加谈判，就会因此而疏远博塔，所以我断定这样一个策略太冒险。如果总统放弃谈判的计划，那将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早晨，我给库依茨传话，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知道，我有三个重要问题需要讲明：第一，我要在往下进行之前与我三楼上的同事沟通；第二，关键是把将要发生的情况告诉卢萨卡的奥利佛；第三，我打算给P. W.博塔起草一个备忘录，把我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摆在世人面前。这个备忘录将为今后举行任何谈判列明谈判要点。
我申请与我的同事见面，让我吃惊的是，当局立即予以拒绝。这是很不正常的，因此我推测，这反映了我本人与政府之间的秘密谈判的前景，仍然笼罩着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我又向更高一级的官员提出了这个要求。最终当局同意了，但却附带了一个条件：我只能一个一个地分别与我的同事见面，而不是与他们全体一起见面。
我与他们在探视区见了面。我决定忽略一些细节，仅仅准备征求一下他们关于与政府谈判的意见，而不提政府实际上已经组成了谈判班子。我第一个见的是瓦尔特，我把我给监狱管理局局长写信和与库依茨见面的事告诉了他。我说，我已经与库依茨讨论了与政府开始谈判的想法，政府对此很感兴趣。然后，我问他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
我一直与瓦尔特同甘共苦，他是一个聪明而有理智的人，并且他对我也最了解。在所有的人中，我最相信他，也最尊重他的意见。瓦尔特对我告诉他的事情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能看得出，他很担心，或者说只能算是反应冷淡。“原则上讲，”他说，“我不反对和谈。但是，我希望政府主动与我们和谈，而不是我们主动与他们和谈。”
我回答说，如果你原则上不反对和谈，那么谁主动与谁谈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取得谈判成功，至于如何开始谈并没有多大关系。我告诉瓦尔特，我认为，我们应该推动和谈，不必担心谁先敲谁的门。瓦尔特看出我的决心已定，他说他不会阻止我，但是，他希望我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到心中有数。
紧接着，我见到了雷蒙德·穆拉巴。我像对瓦尔特一样，全面地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雷蒙德总是少言寡语，当时，他对我所说的话考虑了许久。然后，他看着我说：“马迪巴，你一直在等什么？我们早在几年前就应该开始这样的谈判。”安德鲁·木兰基尼的意见与雷蒙德的意见完全一致。我最后会见的人是凯西。他的意见正好相反，坚决反对而不是像雷蒙德和安德鲁那样坚决支持我的提议，他比瓦尔特还要坚决，认为主动与政府和谈，会显得我们是在有条件地投降敌人。像瓦尔特一样，他说他原则上不反对和谈，我对他给予了与给瓦尔特一样的答复。但是，凯西很固执，他认为我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不过，尽管他十分担心，但是他说他不会当我的拦路石。
此后不久，我收到了奥利佛·塔博通过我的一个律师秘密捎给我的一个纸条。他已经知道，我正在准备与政府秘密地进行谈判，他对此十分关心。他说，他知道我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做什么，并且没有与我的同事关押在一起。他肯定一直在想：曼德拉怎么样？奥利佛的条子很简单，但很重要：他要知道的是我打算与政府谈什么？奥利佛不会相信我会背叛，但是，他可能认为我会犯判断上的错误。事实上，他的条子的大体意思已经透露了这样的想法。
我用一封非常简短的信对奥利佛作了答复，告诉他我准备只与政府谈一件事，而且是唯一的一件事：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与政府之间举行一次会晤。我没有作详细说明，因为我不能保证这种通信方式的保密性。我仅仅说，这种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背叛组织。
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几十年以来曾经呼吁过与政府进行谈判，但是，我们却从来也没有面对过真正的谈判。从理论上考虑谈判是一回事，而真正面对谈判则是另一回事。在我打算给奥利佛回信的同时，我也在开始起草给P. W.博塔的备忘录。我要确保也让奥利佛能理解这件事。我知道，当奥利佛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同事们看到我的备忘录的时候，他们对我偏离正确道路的担心会随之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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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工作组的第一次正式会晤于1988年5月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区的一个最高档的官员俱乐部举行。尽管我认识库依茨和威廉姆斯，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范·德默韦和巴纳德博士。范·德默韦是一个沉默寡言、没有成见的人，只有当他有重要事情要说时才开口讲话。巴纳德有35岁左右，是一个极其聪明、机智而又严于律己的人。
会谈一开始，大家都有些古板，不过，后来再谈，大家讲话就自由、坦率得多了。几个月中，我几乎每周都和他们会谈。后来，间隔时间就不怎么固定了。有时一个月谈不了一次，然后，忽然又每周谈一次。会谈通常由政府安排，但有时我也要求安排会谈。
在我们早期会谈期间，我发现，除了巴纳德之外，其他会谈伙伴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知道的并不多。他们都是精明干练的南非白人，远比其他南非白人思想更开明。但是，他们都是南非片面宣传的牺牲品，因此有必要让他们了解事实真相。即使是巴纳德博士，他虽然研究过非洲人国民大会，但是，他的绝大多数资料都是从警察部门和情报部门的卷宗中得到的。由于搜集者们的偏见，这些资料基本上都是歪曲事实的。所以，他也同样无法避免这种偏见的感染。
我首先在简要介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方面花了一些时间，然后，又介绍了我们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之间的主要分歧所坚持的立场。澄清了这些基本问题之后，我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某些关键问题上，如武装斗争、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的联盟、多数原则的目标和种族和解的主张等。
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武装斗争问题，从各个角度讲，这都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讨论这一问题。他们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首先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政府才同意正式和谈，即由博塔总统出面进行谈判。他们的论点是，暴力是政府所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
我反驳说，政府要对暴力负责，因为总是压迫者，而不是被压迫者热衷于这种斗争形式。如果压迫者使用暴力，被压迫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暴力进行反击。就我们的情况而论，暴力仅仅是一种自卫的合法形式。我大胆地表示，如果政府决定使用和平方式，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将使用和平的方式。我说：“放弃暴力的主动权在你们的手中，而不是取决于我们。”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但是，问题很快从哲学讨论转向了实践方面。正如库依茨部长和巴纳德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反复强调，不会同任何提倡暴力的组织和谈。因此，如何忽然宣布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谈判而又不使自己失信呢？他们说，为了使我们能够开始谈判，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作出一些让步。这样，政府就不至于在他们自己的人民面前丢面子。
这种说法是合情合理的，我能够理解，但是，我没有办法为他们找到别的出路。“先生们，”我说，“解决你们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是我的工作。”我索性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告诉他们的人，不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坐下来谈判就不可能有和平，也不可能解决南非面临的问题。“人民是通情达理的。”我说。
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联盟这个问题似乎与武装斗争一样，让他们感到棘手。国民党接受了20世纪50年代最顽固、最保守的冷战思维方式，把苏联当做邪恶的帝国，把共产主义当做恶魔的作品。我没有办法能让他们从这种错误观念中解脱出来。他们坚持认为，共产党支配和控制着非洲人国民大会，所以要开始谈判，我们必须首先同共产党决裂。
我说，首先没有哪个有自尊心的自由战士会服从他正在与之斗争的政府的命令，或仅仅为了取悦于对手而抛弃自己长期的盟友。然后，我又作了大量的解释，说明共产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两个组织的短期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推翻种族压迫，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但是，我们的远期目标却是不同的。
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个月。像绝大多数南非白人一样，他们也认为，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共产党人都是白人和印度人，因此，他们正在控制着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黑人。我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在政策方面是不同的，并且，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我的话似乎没能打动他们。最后，我愤怒地对他们说：“你们认为你们自己是理智的，对不对？你们认为你们自己人多势众又能说会道，对不对？那么，你们有四个人，而我只有一个人，你们不能左右我，或者说让我改变我的想法。是什么东西让你们认为共产党人能成功而你们则会失败呢？”
他们对国有化的思想也很担心，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自由宪章》都在支持南非经济的全盘国有化。我解释说，我们主张更合理地分配某些工业的收益，即那些已经成为垄断行业的工业部门，可能要实行国有化。但是，我们建议他们看一看我在1956年为《解放》杂志写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中说，《自由宪章》不是社会主义的构想，而是非洲式资本主义的蓝图。我告诉他们，从那时起，我的这个思想一直就没有改变。
讨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多数原则。他们认为，如果有了多数原则，少数民族的权利就可能会受到践踏。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如何保护少数民族白人的权利？他们要求搞清楚这一点。我说，在南非历史上，没有哪个组织在努力团结南非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种族方面能比得上非洲人国民大会。我请他们读一读《自由宪章》的前言：“南非属于一切居住在南非的全体人民，没有黑人和白人之分。”我告诉他们，白人也是非洲人，在将来任何形式的治理中，处于多数的民族都需要少数民族。我说：“我们并不想把你们赶进大海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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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8年冬天，有人告诉我，博塔总统打算在8月底之前与我见面。（南半球的时令变化与北半球相反。）国家仍然处在动乱之中，政府在1987年和1988年两次宣布实行国家紧急状态。国际社会的压力也在加强，有更多的公司离开了南非。美国国会通过了全面制裁南非的法案。
1987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庆祝成立75周年，并于当年底在坦桑尼亚举行了庆祝大会。当时，有50多个国家派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奥利佛宣布，武装斗争将会进一步加强，直到政府准备和谈、废除隔离制度为止。两年前，在为纪念《自由宪章》诞生30周年而在赞比亚的卡布韦举行的大会上，其他种族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首次被选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宣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全部领导人被从监狱释放出来前，非洲人国民大会不会再与政府举行谈判。
尽管暴力仍然在到处弥漫，但国民党却从来没有如此强大过。在1987年5月份举行的白人大选中，国民党以压倒性多数赢得了大选。情况更糟糕的是，自由进步联合党作为官方反对党被保守党所取代，这正好符合国民党人的利益，便于政府打一场以政府对黑人太宽容为主题的宣传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