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抱怨房内太潮湿，常常弄得我们患上感冒。而后来，我却听说南非的报纸刊登文章说，我们的牢房里发了大水。我们要求与别的囚犯进行接触，并且一直在提同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求拿我们当政治犯对待。
1984年5月，我发现还有一些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这些事情似乎可以弥补所有的遗憾。有一次，温妮、泽尼和她的小女儿来探视我。准尉官格雷戈里没有带我去正常的探视区，而是让我走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桌子，没有任何隔离设施。他很客气地对我说，当局已经作了调整。从那天开始，他允许我们进行“接触性”探视了。
然后，他走到外面去找我的夫人和女儿，并单独找温妮谈话。当格雷戈里把她叫到一边和她单独谈话的时候，温妮被吓了一跳，认为我可能是得了病。但是，格雷戈里陪同她来到门口，我们两人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同一个房间，然后就相互拥抱在一起。这么多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拥吻我的妻子。这曾是我千遍万遍地梦想的时刻，而在当时，似乎我们仍然在梦中。我拥抱着她，时间似乎不再流动。我们静静地拥抱在一起，除了我们的心脏跳动的声音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尽管我不想放开她，但是，我还是放开了她，去与我女儿拥抱，然后又把泽尼的小女儿放在我的腿上。算起来，我已经有21年没有碰过我夫人的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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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尔斯穆尔，我们与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我们注意到，斗争正在加剧，敌人的镇压也同样在加强。1981年，南非国防军在莫桑比克的马普托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办事处发动了袭击，杀害了我们13个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1982年12月份，民族长矛军在开普敦郊外建成的库伯格原子能发电厂实施了爆炸，并在全国许多其他的军事目标和种族隔离地区放置了炸弹。同一个月内，南非军队又攻击了位于马塞卢和莱索托的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前哨基地，杀害了42个人，包括十几名妇女和儿童。
1982年8月，活动家鲁思·弗斯特在她的流放地马普托打开一个邮递包裹的时候，被邮件炸弹炸死了。鲁思是乔·斯洛沃的夫人，是一个勇敢地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家，并曾经因此被关押了好几个月。她是一位足智多谋、有立场有观点的女士，我是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时第一次认识她的。她的死充分说明了政府镇压我们斗争事业的野蛮程度。
民族长矛军第一次用汽车炸弹进行攻击发生在1983年，攻击的目标是位于比勒陀利亚市中心的一个空军情报部门。这是对政府在马塞卢及其他地方无故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军事攻击的报复，这显然表明武装斗争开始升级。当时有19人被炸死，另有200多人受伤。
杀害公民是一大悲剧事件，我对那么多人在斗争中被杀感到极度震惊。但是，我在为这些悲剧感到不安的同时，也知道这显然是决定开展军事斗争引起的必然结果。人类的错误总是离不开战争，而其代价通常是昂贵的。正是由于我们知道要发生这样的悲剧，我们作出武装斗争的决定时才会那么慎重和无奈。但是，正如奥利佛在发生爆炸时所说的那样，武装斗争是种族隔离政策强加给我们的。
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双方都在两个方面做着努力：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在政治战线上，政府实行标准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企图把非洲人同有色人和印度人分离开。在1983年11月举行的公民投票中，白人选民赞成P. W.博塔关于创建一个所谓的“三方分立”议会的计划，即除了白人以外，还吸收印度人和有色人参加。这是政府为拉拢印度人和有色人并使他们同非洲人分离开所作的努力。但是，这不过是为印度人和有色人提供的一种“玩具”而已。因为所有印度人和有色人在议会中采取的行动，都受制于白人的否决权。这也是欺骗外界、让外界认为政府正在改革种族隔离体制的一种手段。博塔的骗术并没有蒙蔽住人民群众，因为1984年，80%的印度选民和有色选民都抵制参加新的议会选举。
国内出现了强大的基层政治运动组织，这些组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有着牢固的联系。其中一个主要的基层组织就是联合民主战线，我被提名担任该组织的负责人。联合民主战线是为了协调反对1983年通过的新隔离宪法和1984年第一次投票选举“三方分立”议会的斗争而创立的。联合民主战线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联合了600多个反对隔离制度的组织，其中包括贸易联合会、社区团体、宗教团体和各地的学生会。
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在经历一次新的振兴——越来越为公众所接受。民意测验表明，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被取缔了25年之久，但是，它在非洲人中仍然是最有群众基础的政治组织。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作为一个整体运动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4年，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我曾向他写信表示祝贺，但是，当局拒绝把我写的信转交给他）。南非政府处在不断加大的国际压力之下，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开始对比勒陀利亚当局实行经济制裁。
几年来，政府一直派“探子”对我进行试探，开始是由克鲁格部长做我的工作，劝我搬到特兰斯凯。做这些工作并不是要进行和谈，而是企图把我与我的组织分离开。克鲁格多次对我说：“曼德拉，我们可以与你合作，但是，我们不能与你的同事合作，请你明智一点儿。”尽管我没有对这些意见作出反应，但是，他们想与我们谈话而不是想攻击我们这个事实可以看作他们真正想与我们谈判的一个序曲。
政府正在试探我们。1984年末和1985年初，两位西方著名的政治家访问了我。他们是尼古拉斯·贝泰尔爵士和塞缪尔·达什。尼古拉斯·贝泰尔是英国上议院的议员和欧洲议会的议员，而塞缪尔·达什则是乔治敦大学的法律教授和前美国国会水门委员会的公诉律师。这两次访问都是由新司法部部长科比·库依茨批准的，他似乎是一位新型的南非白人领导人。
我在监狱长办公室会见了贝泰尔爵士。当时，室内墙上的显要位置悬挂着醒目的博塔总统的巨幅照片。贝泰尔是一位善良而开朗、身体矮小而结实的人。当我第一次会见他的时候，我拿他的体形开玩笑：“你看上去好像与温斯顿·丘吉尔沾亲带故。”我一边与他握手一边说着，他听后不由地笑了。
贝泰尔爵士想了解我们在波尔斯穆尔监狱里的生活条件，我向他作了介绍。我们讨论了武装斗争方面的问题，我向他表明，放弃武力的主动权不在我们一边而在政府。我重申，我们的武力是针对顽固的军事目标，而不是针对人民。“我不会要求我们的人去实施暗杀，例如在座的这位少校。”我指了指弗里茨·范·西特尔特少校。此时，他正在监视我们谈话。范·西特尔特是一个善良的人，寡言少语，但是，听了我的言论，他开始说话了。
贝泰尔访问过后，达什紧接着访问了我。在他的访问中，我提出了作为将来南非非种族歧视的最低要求：建立一个不分故土、不分种族、一人一票选举的中央议会制的统一国家。达什教授问我，政府声明拟废除关于禁止通婚的法律和其他种族隔离法，是否使我受到某种鼓舞。“这是小问题，”我说，“与白人女士结婚或与白人一起游泳并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我要的是政治上的平等。”我十分坦诚地告诉达什，现在我们还不能在战场上打败政府，但是，我们却能给他们的统治制造困难。
两个美国人的来访对我而言可不能算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他们都是保守报纸《华盛顿时报》的编辑。他们似乎不是想了解我的观点，而是想证明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和恐怖分子。他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有这个倾向，而当我反复讲我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恐怖分子的时候，他们却企图通过引证马丁·路德·金牧师从来没有使用过武力来说明我也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告诉他们，马丁·路德·金开展斗争时的环境条件与我们的条件完全不同：美国是一个由宪法保证人人权利平等、保护非暴力斗争的民主国家（虽然美国仍然存在着对黑人的偏见），而南非却是一个其宪法把不平等奉为神圣、其军队以武力对付非暴力的警察国家。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基督徒，并且一直是一个基督徒。我说，即使是基督，当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他也会被迫驱赶圣殿里的放债人。他并不是一个崇尚暴力的人，但是，他除了使用武力对付邪恶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当时我想，我并没有能说服他们。
面对国内的麻烦和国外的压力，P. W.博塔采取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折中措施。在1985年1月31日的一场议会辩论中，这位国家总统公开说，如果我“无条件拒绝以暴力作为政治手段”，我就可以获得自由，并且这种宽宏大量可以延伸到所有的政治犯。然后，他好像向我公开挑战似的说：“因此，阻碍曼德拉先生走上自由之路的并不是南非政府，而是他本人。”
当局一直在提醒我，政府准备提出一项关于释放我的动议，但是，我却对国家总统在议会中提出这个动议没有作任何准备。根据我的记忆，在过去十年中，这是政府第六次提出有条件释放我的建议。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建议后，便要求监狱长允许我的夫人和律师伊斯梅尔·阿尧博立即到监狱里与我见面，以便让我对国家总统的建议作出反应。
一周后，温妮和伊斯梅尔并没有获得批准。在此期间，我致信外交部部长皮克·博塔，拒绝释放我的条件，同时，我也准备公开作出反应。我急于通过作出这种反应做几件事，因为，博塔之所以提议释放我，只不过是想通过引诱我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接受的条件，从而在我与我的同志之间打入一个楔子。我要向整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特别是奥利佛·塔博证明，我对组织的忠诚是不容怀疑的。我还希望给政府传递一种信息，让他们知道我拒绝他们的提议是因为附加的条件，但是，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谈判，而不是战争。
博塔想把暴力的责任强加在我的身上，而我则想向世界重申，我们只是以暴力反对暴力。我想说清楚的是，如果我从监狱出来后又陷入我过去被捕时的那种境地，我将被迫继续开展我被捕之前曾经采取的各种行动。
在一个礼拜五，我见到了温妮和伊斯梅尔。礼拜天，联合民主战线大会将在索韦托雅布拉尼体育场举行，在会上，我将把对国家总统的提议所作出的反应公布于众。我不熟悉的一些狱警在监视我与温妮和伊斯梅尔的会见，当我们开始讨论我对国家总统的提议作出反应时，其中一个十分年轻的狱警插话说，只准讨论家庭事务。我没理会他，几分钟的工夫，他叫来了一个我刚刚认识的年龄大些的狱警。这位年长的狱警说，我必须停止讨论政治问题。我告诉他，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回答国家总统提议的有关国家的大事。我警告他，如果他想停止我们的讨论，他必须得到国家总统本人的指令。“如果你不愿意给国家元首打电话要求得到这种指令，”我严肃地说，“那么就请你不要干预我们的讨论。”还好，他没有再做傻事。
我把我准备的讲话稿交给了伊斯梅尔和温妮。除了对总统的提议作出反应外，我还想公开感谢联合民主战线工作做得好，并祝贺图图大主教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我强调，他的荣誉属于全体人民。1985年2月10日礼拜天，我女儿津泽在一个群情激昂的集会上宣读了我的这个讲话。二十多年来，人民群众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以合法的方式听到我的声音。
津泽像她母亲一样，也是一个善于演讲的演说家。她说，她的父亲应该到体育场亲自讲话。知道是她代我演讲，我感到非常自豪。
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我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在我的生命停止之前，我将仍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奥利佛·塔博胜过我的亲兄弟。近50年来，他一直是我最伟大的朋友和同志。如果你们中有人珍视我的自由，那么奥利佛·塔博就更加珍视，并且我知道，为了看到我获得自由，他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
我对政府想加在我身上的条件感到吃惊。我不是一个喜欢暴力的人……只有在所有其他形式的反抗都不再适合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转向了武装斗争。要让博塔显示他与马伦、斯揣敦和沃尔沃德到底有什么不同，让他声明放弃暴力，让他自己说出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让他承认人民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让他释放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关押、禁止、驱逐和流放的人士，让他确保人民的自由政治活动，以便人民能够自己决定将来让谁管理自己。
我十分珍视我自己的自由，但我更珍视你们的自由。自从我进了监狱之后，已有太多人牺牲了生命；因为热爱自由，已有太多人遭受了苦难。我感激他们的遗孀、他们的遗孤、他们的母亲和他们的父亲，是这些人为他们承受了痛苦。在这些漫长、孤独、荒废的年月里，不仅仅是我遭受了痛苦。在热爱生命方面，我一点也不比你们逊色。但是，我不能出卖我与生俱有的权利，我也不想出卖人民与生俱有的享受自由的权利……
在人民的组织仍然处于被取缔状态的同时，政府能给我什么自由？当我可能在某个通行检查站被逮捕的时候，政府能给我什么自由？当我亲爱的夫人仍然在布兰德福特遭到禁止的时候，政府会给我什么样的家庭生活的自由？当我必须请求被允许居住在某个城市的时候，政府会给我什么自由……当连我的南非公民身份都没受到尊重的时候，政府又会给我什么自由？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讨价还价，囚犯又怎么能谈和约……当我和你们，我的人民，还没有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不能也不会提供任何承诺。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是分不开的。我会回来的。
89...
1985年，监狱里的医生给我做完一次常规健康检查后，我被转诊到一个泌尿科专家那里。他诊断我患有前列腺肿大，并建议我做手术治疗。他说这是普通手术。我征求家人的意见后，决定接受手术治疗。
在严密的安全措施下，我被转到开普敦人民医院。温妮乘飞机赶到开普敦，赶在我进行手术前看望了我。当时，还有另一位探视者，也是一位让我感到吃惊和没有预料到的探视者——司法部部长科比·库依茨。不久前，我曾给库依茨写过信，敦促他安排一次见面的机会，共同讨论一下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之间进行谈判的问题。他并没有作任何答复。但是，那天上午，他像是看望一位几天没见的老朋友一样，没有预先通知就忽然来到了医院。他总体来说是既热情又友好，多数时间我们都在开玩笑。尽管我假装把这件事当做世界上最正常的一件事，但实际上，我仍然感到吃惊。政府正在以缓慢、试探的方式希望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某些方面实现和解。库依茨的到访无疑就是一根橄榄枝。
尽管我们没有讨论政治，但我确实提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那就是我夫人的处境。8月份，就在我住院前不久，温妮不得不回约翰内斯堡接受治疗。当时，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从布兰德福特去看我或她的医生。当她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她在布兰德福特住的房子及其后面的诊所都因遭受到了火焰弹的袭击而被破坏，温妮已经没有地方安身。尽管约翰内斯堡对她来说是禁区，但是，她还是决定继续留在约翰内斯堡。她连续在约翰内斯堡住了几周，没发生任何问题。紧接着安全警察就写信通知她，布兰德福特的房子已经修好了，她必须返回布兰德福特。但是，她拒绝回去。我请库依茨允许温妮留在约翰内斯堡，不要强迫她回布兰德福特。他说，他不能作任何承诺，但是，他会实实在在地处理这件事。我向他表示感谢。
我在医院里住了几天，以便身体在手术后得到恢复。当我出院的时候，芒罗准将把我从医院里接了出来。监狱长一般是不到医院里接囚犯的，因此，我立即产生了怀疑。
在开着车返回监狱的路上，芒罗就像与我闲聊那样随便地对我说：“曼德拉，我们现在不准备把你送回到你的朋友中间去。”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从现在起，你将单独住在一个地方。”我问他为什么。他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我仅仅是服从监狱管理局的指示。”这一次又是事先既不警告又不解释原因。
我一回到波尔斯穆尔监狱，立即被带到监狱一楼的一个新的牢房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侧楼，上面还有三层。我一共有三间房子，还有一个单独的卫生间。一个房间可以用来睡觉，一个房间在大厅的对面，用来做书房，另一个房间可以锻炼身体。按照监狱的标准，这有点儿过于奢侈了。但是，这些房间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潮湿发霉，只能见到很少的自然光线。我对准将没说什么，因为我知道这并不是他的决定。我需要时间考虑他们把我转移到这里的意图。政府为什么要采取这一步呢？
称作一次新发现或许有点儿牵强，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到几周的时间内，我悟出了把我转移到新住处的原因。我认为，这种变化也许并不仅仅是一种倾向，而是一种机会。与我的同事分开，我当然很不高兴，我也怀念我的菜园和三楼上的阳台。但是，我单独居住也为我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我决定用这个机会做我长期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情：开始与政府谈判。我认为，通过谈判把斗争向前推进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如果我们不立即开始对话，双方都将很快陷入镇压、暴力和战争的黑夜。单独居住无疑为我提供了一次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的机会，如果不认真地审时度势，有可能导致这种努力归于失败。
我们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历史已有大半个世纪之久，我们进行武装斗争也已经有20多个年头。双方有许多人已经死去。敌人强大而坚决，他们虽然拥有各种轰炸机和坦克，但是，他们一定感觉到自己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尽管我们还不算强大，但是，正义却在我们这一边。我很清楚，军事胜利即使有可能，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双方在没有必要的冲突中使成千上万的人牺牲生命，这是毫无道理的。他们也一定知道这一点，是到了和谈的时候了。
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双方都认为，和谈是软弱和背叛的象征。没有一方会在另一方作出重大让步之前走到谈判桌前。政府一遍又一遍地声称我们是共产党恐怖组织，而他们不可能与恐怖分子或共产党人谈判，这是国民党的信条。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同样一遍又一遍地声称政府是法西斯和种族歧视主义者，除非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取缔令，无条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把军队从各个城镇撤走，否则就没有什么好谈的。
与政府进行谈判的决定是极其重要的，所以这个决定只能在卢萨卡作出。但是，我认为谈判的程序需要先着手安排，可是，我却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与奥利佛进行全方位的沟通。我方需要有人迈出这第一步，而单独居住既为我提供了这样做的自由，又可以至少暂不让别人知道我所作的一切努力。
我现在处于一种貌似受到优待实则孤立无援的境地，尽管我的同事们与我相隔只有三层楼，但是，就像他们是远在约翰内斯堡一样，为了见到他们，我必须提出正式要求探视的申请。这种申请还必须由比勒陀利亚总部批准，常常需要几周的时间才有回音。如果得到了批准，然后我才能在探视区与他们见面。这岂不是咄咄怪事：狱友之间现在竟然也成了探视和被探视的关系。多少年来，我们一天就能谈上几个小时，现在我们却必须正式提出申请进行约定，并且我们的谈话也要受到监视。
我住进新牢房几天之后，我请监狱长安排一次这样的会见，他很快就作了安排。我们有四人参加了讨论，主要是关于我的转移问题。瓦尔特、凯西和雷蒙德对我们被分开关押感到十分气愤。他们要提出强烈的抗议，要求我们重新生活在一起。我的反应却出乎他们的预料。“伙计们，”我说，“我认为，我们不应反对这件事。”我说，我的新牢房条件更优越，这完全有可能为所有的政治犯树个先例。然后，我又含糊其辞地说：“这可能也是出于好意。我现在的处境更便于我们与政府接近。”他们并没有怎么关心我后面的解释，我知道他们也不会关心。
对于我打算做的事，我决定先不告诉任何人，既不告诉楼上的我的同事，也不告诉卢萨卡的那些人。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集体，但政府却让这个集体无法发挥集体的作用。我没有把握或时间与整个组织讨论这些问题。我知道，我楼上的同事可能会因我提出这样的建议而谴责我，甚至没等我的这种进取精神发挥作用就把它扼杀掉。有时，作为一位领导人，他必须在前面站出来，带领大家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前进，并确信自己正在带领大家走上正确的道路。最后，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的孤立处境可以为我的组织提供一个借口：老人被单独关押，完全与外界断绝了联系，他的行动完全属于个人行为，不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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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楼上搬到楼下几周之内，我就致信科比·库依茨，建议就谈判问题进行一次对话。正如以往的情况一样，我没有得到答复。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还是没有回音。我发现这件事很奇怪，并且有点儿泄气。我意识到，我必须寻找别的机会与他取得联系。1986年初，这种机会终于等来了。
1985年10月份，在拿骚举行的一次英联邦会议上，与会领导人在是否参与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制裁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原因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坚决反对这样做。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同意组成一个“著名人士”代表团出访南非，并对制裁是否有助于结束种族隔离写出报告。1986年初，由七位著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在尼日利亚前军界领导人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将军和前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的带领下，肩负着实事求是的使命到达了南非。
2月份，奥巴桑乔将军访问了我，向我简要介绍了代表团访问南非的真实目的。他迫切希望我能与代表团全体团员见上一面。经政府批准，会见安排在5月份进行。代表团与我见面后将与内阁交换意见，所以我把这次会见看成是提出谈判问题的一次机会。
政府对我与代表团的会见显得异乎寻常地重视。在我与代表团会见的前两天，芒罗准将探望了我，并带来了一位服装师。“曼德拉，”监狱长说，“我们希望你以平等的身份与这些人见面，不希望你穿那些破旧的囚服，因此，这位服装师要给你量量尺寸，做一套正规的服装。”这位服装师一定是个高手，因为第二天，我就试了一套已经裁剪好了的完全合体的服装。我还领了一套衬衣、领带、鞋、袜子和内衣内裤。监狱长似乎十分欣赏我的新服装。“曼德拉，你现在看上去像是一位总理，哪像是一个囚犯。”他笑着说。
在我与著名人士代表团会见的时候，另外还有两位重要观察员也参加了会见，他们就是科比·库依茨和监狱管理局局长W. H.威廉姆斯中将。像那个服装师一样，这两个人似乎也在那里对我“量体裁衣”。但奇怪的是，会见开始后不久他们就走了。我请他们留下来，说我没有什么事情要保密。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走了。在他们离开之前，我告诉他们谈判的时刻到了，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不是要打仗，而是要坐下来谈判。
著名人士代表团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暴力问题、谈判问题和国际制裁问题等等。开始，我为我们的讨论定下了几条基本原则。“我不是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我告诉他们说，“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是卢萨卡的奥利佛·塔博。你们一定要去见见他。你们可以告诉他我是什么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些观点甚至不能代表我在监狱中的同事。说到底，我赞成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与政府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