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伙食在前两年就已经得到了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并不能归功于当局。在索韦托暴动之后，当局作出了决定，罗本岛将成为关押南非“治安囚犯”的专门监狱。普通囚犯的数量大幅度地减少。结果，政治犯第一次被分派到伙房工作。政治犯一进伙房，我们的伙食马上有了改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饭的技术更高超，而是因为偷拿食物的现象立即得到了制止。新的炊事员们不再克扣我们的食物或用我们的食物贿赂狱警，而是把我们应得的那份口粮全部分给了我们。蔬菜的数量更多了，我们的汤中和菜中也有了肉味。只有到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多年来应当吃到的是怎样的伙食标准。
85...
1979年夏季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打网球，我的对手打了个让我很难接的斜线球。当我快速地横向移动去接球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右脚跟痛得很厉害，使我不得不停下来。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走路时就一瘸一拐的。
我在岛上找一个医生为我做了检查，他认为我应该去开普敦找一个专家看一看。监狱当局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害怕我们死在监狱里，果真如此，他们就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尽管在正常情况下，我和别人都希望去开普敦，而作为一名囚犯，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戴着手铐被放在船上的某个角落里，周围有五个全副武装的狱警看管着。那天海浪很大，船颠簸得很厉害，当船行驶到罗本岛与开普敦之间的半路上时，我感觉我们的船有倾覆的危险。在两个按年龄足以充当我的孙子的年轻狱警后面，我发现有一件救生衣。我自言自语地说：“如果翻船，我会在这个世界上作最后一次孽，越过两个狱警先抢到那件救生衣。”但是，船最后并没有翻。
在码头上，有更多的狱警在迎接我们，另外还有少量围观的群众。当那些普通市民看到一个服刑的囚犯在他们面前走过时，脸上露出了惧怕和厌恶的表情，看到这种情形，使我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污辱。我真想躲藏起来，但是却又无法躲藏。
一个年轻的外科医生给我做了检查，他问我以前脚跟是否受过伤。事实上，我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时曾经伤过脚。一天下午，我正踢足球，就在我抢球的时候，感觉我的脚跟像烧灼一样疼痛。我被弄到了当地医院，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医院看病。在我生长的那个地方，没有非洲医生，找白人医生看病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
福特黑尔的医生检查了我的脚后跟，他说我需要动手术。这个诊断结果使我十分恐惧，我生硬地告诉他，我不让他给我动手术。在我生命的那个阶段，我认为找医生看病就不是男子汉，接受治疗就更不用说了。“随你自己的便，”他说，“但是，当你年龄大了的时候，这个病肯定会给你带来麻烦。”
开普敦的外科医生用X光对我的脚后跟做了检查，发现里面有碎骨片，这些碎骨片可能自从我在福特黑尔大学时就已经存在。他说，他要通过局部麻醉把碎骨片取出来，这一次我立即就同意了。
手术很顺利。当做完手术后，医生告诉我如何注意保护我的脚后跟，他的话被狱警负责人野蛮地打断了，那个狱警负责人说我必须立即返回罗本岛。外科医生对此非常生气，他以极其威严的语气说，曼德拉先生必须在医院里住一夜。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我离开医院。那个狱警负责人被镇住了，只得默然同意了医生的意见。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一个正规医院里住了一夜，这使我感到非常愉快。护士们一直在为我跑前跑后。那天夜里，我睡得很好。第二天早晨，一伙护士走进我的病房说，我应该穿医院发的睡衣睡裤和病号服。我向她们表示感谢，并告诉她们，我所有的同志们都会因此而羡慕我。
从另一方面说，我认为这次来开普敦也是有启示意义的。因为，在医院里，我感受到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医生和护士都对我很好，似乎他们平生一直都在平等地对待黑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不同的感受，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鼓舞。我再一次坚定了我长期坚持的“教育是偏见之敌”的信仰。这些人都是科技人员，而科技是不分种族的。
我唯一的遗憾是，在我去医院前没能有机会与温妮联系。报纸上出现了谣言，说我快要死了，她为此十分担心。但是，当我回到岛上的时候，我立即给她去信，消除了她的担忧。
1980年，我们拥有了购买报纸的权利。这虽然是一个胜利，但是，正如司空见惯的那样，每得到一个新的权利，里面都会包含着意料不到的复杂情况。新的规定要求，A类囚犯可以每天购买一份英语报纸和一份南非荷兰语报纸。但问题是，如果A类囚犯被发现把报纸给了非A类囚犯看，那他将丧失购买报纸的权利。我们对这个限制提出了抗议，但是，抗议也没有用。
我们得到了两份日报——《开普时报》和《公民》，都是比较保守的报纸，特别是后者。尽管如此，监狱审查员每天都要对每份报纸进行审查，把他们认为对我们来说是不安全的文章剪掉。到我们收到这些报纸的时候，上面到处都是“天窗”。很快我们就能用《星报》、《兰德每日邮报》和《星期日时报》对剪掉的内容进行补充。但是，这些报纸却审查得更为严格。
我肯定不可能读到的一篇文章是1980年3月刊登在《约翰内斯堡星期日邮报》上的，标题是“释放曼德拉！”上面还有一个请愿书，人们可以在上面签名要求释放我和我的政治犯同志。尽管报纸上仍然禁止刊登我的照片或任何我曾经说过或写过的话，但是，这份邮报仍然发起了一场关于释放政治犯的公开大讨论。
这个主意是奥利佛·塔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卢萨卡想出来的。这次请愿运动是我们实施新战略的一个基础，而这一新战略将使我们的事业更加深入人心。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通过把这个运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可以使要求释放我们的请愿更有针对性。毫无疑问，后来成为这一运动支持者的数百万人当时还不知道到底谁是曼德拉。（有人告诉我，当邮报刊登的“释放曼德拉！［Free Mandela］”这一消息传到伦敦时，多数年轻人都认为我的教名就是“自由”［Free］。）岛上有少数人对此事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请愿运动针对某个人违背了组织的集体原则。但是，多数人则认为，这是唤起民众的一种策略。
前一年，我在印度获得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人权奖”，这是斗争出现转机的另一个证明。我当然还是被拒绝出席颁奖仪式，温妮也没得到准许，但是，奥利佛还是在我缺席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奖。我们感到，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在复兴。民族长矛军的破坏战正在升级，这支军队已经更加成熟。6月份，民族长矛军战士在约翰内斯堡正南的萨索尔堡大型炼油厂实施了爆炸。同时，民族长矛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精心策划了为期一周的系列爆炸活动。炸弹在东德兰士瓦、杰米斯顿、戴维顿和新布赖顿等地的发电厂，在比勒陀利亚郊外的福尔特莱克霍尔特军事基地遍地开花。这些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很容易引起世人的注意和政府的担心。在P.W.博塔的支持下，国防部长马格纳斯·马伦将军采取了一项被称为“总攻”的政策，这是为对付解放斗争而在全国实行军事化的一项应急措施。
“释放曼德拉”运动也有它的薄弱环节。1981年，我得知伦敦大学的学生提名我作为大学荣誉校长的候选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而我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安妮公主和贸易联合会的会长杰克·琼斯。最终我得了7199票，败给了英国女王的女儿。我给在布兰德福特的温妮发了一封信，告诉温妮，我希望这次投票能有片刻把她那简陋的铁皮房变成一座城堡，使那些小房间像温莎古堡的舞厅那样豪华。
要求释放我们的运动重新让我们燃起了希望。在20世纪70年代初那些艰难的日子里，非洲人国民大会似乎坠入了阴影之中，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不向绝望低头。我们在许多方面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我们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民主的、无种族歧视的南非。但是，随着我们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十年，我们对一个新南非感觉到的希望又重新燃烧起来。有时，我清晨起来走出牢房，进入院子，发现那里的每一种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像海鸥、鹡鸰、小树，甚至小草的叶片，都在阳光下微笑和闪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这个狭小的、封闭的世界角落的美丽。我知道，有一天我的人民和我都将会获得自由。
86...
像我父亲一样，我一直是作为泰姆布国王的参事接受培养的。尽管我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但是我仍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实践我一直被培养的那个角色的责任。在监狱里，我努力与泰姆布国王保持联系，尽最大努力去劝说他。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我的心思也经常回到特兰斯凯的那些青山绿水之中。尽管我不会在政府的劝诱下到那里去，但是，我梦想有朝一日能回到一个自由的特兰斯凯。1980年，我听说泰姆布的最高首领萨巴塔·达林迪叶波国王被特兰斯凯的首相、我的侄子K. D.马叹兹玛罢黜了王位，对此我感到十分震惊。
一群泰姆布酋长紧急要求与我见面，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当局的批准。当局通常愿意让我与那些传统领导人见面，因为他们相信，我越是参与部落和特兰斯凯的事务，我对斗争事业的参与就越少。
政府提升了那些传统领导人的权力以便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相抗衡。尽管我的许多同志认为，我们应该拒绝承认那些传统领导人，但我仍然倾向于对他们加以关注。做一个传统领导人还是当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这个问题在岛上引起了一场最持久、最复杂的论战：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否应该参加政府设立的机构。许多人认为这是通敌行为。我又一次想，有必要在原则和战术之间加以区别。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一个战术问题：我们的组织是通过参加这些机构才能更强大，还是拒绝参加这些机构才能更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还是通过参加这些机构，我们的组织才会更强大。
我在探望区的一个大房间里与酋长们见了面，他们向我介绍了他们进退两难的处境。尽管他们从内心里赞成萨巴塔，但是他们都害怕马叹兹玛。听了他们的介绍之后，我劝他们支持萨巴塔，反对马叹兹玛，因为马叹兹玛正在非法地、厚颜无耻地篡夺国王的权力。我同情他们的处境，但是我却不能宽恕马叹兹玛的所作所为。我请他们转告我对萨巴塔的支持和对马叹兹玛的反对态度。
马叹兹玛也要求探视我，以便与我讨论萨巴塔和家庭问题。作为我的侄子，他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想安排这样的探视。尽管马叹兹玛声称要讨论家庭问题，但是，这样的探视无疑会引起政治后果。从马叹兹玛第一次提出这种要求的那一时刻起，我就征求过我监禁区内的最高组织机关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意见。有的仅仅耸耸肩说：“他是你的侄子，他有权来探视你。”但是，雷蒙德、戈万和凯西则坚持认为，尽管这样的探视可以被解释为家庭事务，但是，里面和外面的人都会认为这是我对一个人及其政策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马叹兹玛想来看我的原因，也是我不能接受这种探视的原因。
我理解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赞成他们的观点，但是，我还是想见见我这位侄子。我也许总是过高地估计面对面探讨问题的重要性和我自己在这种探讨中能够说服对方改变观点的能力。我一直希望，我能说服马叹兹玛更改自己的政策。
最终，我们监禁区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决定，不反对马叹兹玛来岛上探视我。为了发扬民主，我们然后又就这个问题征求了F区和G区里我们的人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坚决反对。斯蒂夫·茨韦特说，这样的一次探视将在政治上帮助马叹兹玛，因此是不能接受的。斯蒂夫·茨韦特是普通犯人监禁区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他们许多人都注意到，马叹兹玛已经设法通过任命温妮的父亲——哥伦布·马蒂奇泽拉为其政府的农业部部长来拉拢我。他们说，如果马迪巴不同意他来探视，这对他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接受了普通犯人监禁区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意见，遗憾地告诉监狱当局，我不接受我侄子的探视。
1982年3月，监狱当局告诉我，我的夫人出了车祸，并住进了医院。他们了解的情况很少，我对她的情况可以说一无所知。我谴责监狱当局封锁消息，紧急要求允许我的律师来看我。监狱当局把这个消息作为一件武器，并且被证明是一件很管用的武器。我一直对我夫人的健康状况忧心忡忡，直到3月31日温妮的律师和我的朋友杜拉·奥马尔来探视，我才感到好了一些。
很快，杜拉就使我不再担心温妮了。她乘坐的车确实翻了车，但是，她一点儿也没伤着。我们见面的时间很短，当我被带回B区的时候，我心里仍然老是想着温妮，我为自己无能为力和不能帮助她而烦恼不已。
我刚回到我的牢房不久，监狱长和其他监狱官员就来探望我。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因为监狱长一般不到牢房里看望囚犯。当我刚刚站起身来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并且监狱长真的进了我的牢房，而我的牢房却几乎无法容纳下我们两个人。
“曼德拉，”他说，“我要你收拾起你的东西。”
我问他为什么。
“我们准备把你转移到别的地方。”他简单地说。
“转移到哪里去？”
“我不能说。”他回答道。
“我要求知道为什么。”他只告诉我，他接到来自比勒陀利亚的指示，要求立即把我转移出罗本岛。监狱长走出了我的牢房，然后又去了瓦尔特、雷蒙德·穆拉巴和安德鲁·木兰基尼的牢房，向他们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我的心里很不安。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将到哪里去？在监狱里，一个囚犯只能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驳，但却不能违抗命令。我们既没有得到警告，也没有任何准备。我在岛上被关押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8年，难道就这样突然地离开？
我们每人发了几个大硬纸盒，以便装我们的东西。我在近20年中所积攒的全部家当用这几个纸箱就可以装得下。我们收拾了半个多小时。
当其他人知道我们将离开这里的时候，走廊里出现了一阵混乱，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向我们这些年的同志好好地道别。对监狱来说，这是又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与其他囚犯结成的友谊和忠诚关系，对监狱当局根本就不算什么。
几分钟之内，我们都上了渡船，向开普敦驶去。我借着落日的余晖回头看着那座小岛，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再见到它。一个人对任何事情都能够习以为常，我就已经习惯了罗本岛。我在那里生活了将近20年，虽然它不是一个家——我的家在约翰内斯堡，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能够使我感觉舒服的地方。我一直认为，改变是困难的，离开罗本岛也不例外，不管当时它是多么令人可怕。但是，我不知道在企盼什么。
在码头上，我们在武装狱警的包围下被推上了一辆闷罐车。闷罐车似乎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四个人就一直在黑洞洞的车厢里站着。我们通过了一个又一个检查站，最终闷罐车停了下来。车的后门被打开了，我们下车后摸着黑沿着水泥台阶向上走，通过几道铁门后，进入了另一个安全设施。于是，我设法问一个狱警我们来到了什么地方。
“波尔斯穆尔监狱。”他说。
第十部 与敌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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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斯穆尔是最大的安全监狱，它位于开普敦东南几英里处一个名叫陶凯的、由绿草坪和整齐的平房构成的繁华的白人住宅区附近。监狱本身坐落在开普敦一个十分漂亮的风景区，北面有康斯坦提亚伯格山脉，南面有数百公顷葡萄园。但是，我们在波尔斯穆尔监狱那高高的水泥墙后面，却看不到这种自然美。在波尔斯穆尔，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奥斯卡·王尔德关于囚犯称天空为蓝色帐篷的绝妙比喻的真实性。
波尔斯穆尔监狱表面上很摩登，但内里却很原始。楼房特别是监狱管理人员住的楼房既整洁又新潮，但是，囚犯住的牢房却陈旧而又污浊。除了我们几位，波尔斯穆尔监狱里的囚犯都是普通犯人，他们的待遇很差。我们被同他们隔离开，待遇也不一样。
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们才对周围的环境有了全面的了解。我们四人被安排在监狱的一个顶层公寓里居住。那是一个位于三楼的宽敞的房间，整个三层楼上只有我们四个囚犯。主房间干净而且时髦，是一个50英尺长、30英尺宽的长方形房间，并有单独的卫生间，里面有马桶、小便池，还有两个水池和两个淋浴头。房间里有四张正规的床，床上有床单和毛巾被。对于18年来多数时间都睡在铺着薄席的石头地板上面的我们来说，这是十分奢侈的。与罗本岛相比，我们就像住进了五星级大酒店。
我们的楼层有一个L形阳台，是一个露天的、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户外场所。白天，我们可以在阳台上活动一下。阳台垒着大约12英尺高的白色混凝土墙，因此，我们只能看见蓝天。在一个角上，我们可以看到康斯坦提亚伯格山脉的山梁，特别是那个叫“象眼”的山头。我有时认为，这个山头就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冰山之巅。
没说明原因忽然就被转移到一个新地方，这一点令人感到十分迷惘。一个人在监狱里必须做好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但是，对于这样的变化我们却从来没有料想到。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大陆上，但是，我们却感觉更加孤单。对于我们来说，罗本岛现在已经成为斗争的中心。我们从眼下尚能彼此为伴而得到一些安慰，并在我们为什么被转移的沉思中度过了几周的时间。我们知道，当局早就对我们在青年囚犯中所产生的影响而感到不满和惧怕。但是，似乎更合逻辑的理由是，我们认为监狱当局企图通过把领导班子转移出来以斩断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岛上的龙头。罗本岛本身正在斗争中变成支撑斗争事业的神话，他们要通过把我们转移到别的地方消除某些象征性的意义，因为像瓦尔特、雷蒙德和我都是最高组织机关的成员。但是，有一件事不太好理解，那就是木兰基尼也在这次转移之列。安德鲁不是最高组织机关的成员，也不在罗本岛上的主要领导人之列。我们认为，监狱当局可能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关于我们的组织的情报时常不够准确。
我们的推测几个月后似乎得到了证实。这时，凯西也被转移到了波尔斯穆尔监狱，他的确一直是最高组织机关的成员。更重要的是，凯西一直还是我们联络工作的负责人，正是由于他所做的工作，我们才能与新的年轻囚犯进行沟通。
凯西到来几周后，还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甚至不是来自罗本岛。帕特里克·马库贝勒是一个年轻的律师，也是东开普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他之前与格里菲思·穆森基签了约，成了格里菲思的入门弟子。格里菲思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律师，他曾经为许多被扣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担任过辩护律师，而于去年在德班附近遇刺身亡。马库贝勒因叛国罪被判刑20年，是从约翰内斯堡的迪普克鲁夫转到波尔斯穆尔监狱来的。原因是他在迪普克鲁夫监狱组织囚犯兴风作浪。
开始，我们对这个新来的囚犯抱有戒心，怀疑他有可能是监狱当局安插在我们中间的密探。但是，我们不久就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帕特里克是一个聪明、和蔼、勇敢的人，我们与他相处得很好。对于他来说，与一伙20年来一直在一起生活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的老年人在一起生活，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个混凝土世界之中，所以，我更怀念罗本岛上的自然景观。但是，我们的新家也有许多令人感到欣慰的东西。首先，波尔斯穆尔监狱的伙食远比罗本岛的伙食好，经过多少年一日三餐全是玉米片粥的生活之后，我们感到波尔斯穆尔的伙食就像是宴会，能正常地吃到肉和蔬菜。允许我们看的报纸和杂志也相当多。我们可以看诸如《时代》杂志和每周从伦敦发来的《卫报》之类的报刊，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了解世界的窗口。我们还有一台收音机，但是，只能收当地的电台，听不到我们一直想收听的BBC世界广播电台。我们可以整天随意地到阳台上活动，但是，12点到下午2点狱警们吃午饭期间却是例外。我们甚至不需要去装装样子参加劳动。我们的大房间附近还有一个小房间，那里可以当做学习的书房，里面有椅子、书桌和书架，我白天就在那里读书和写东西。
在罗本岛上，我在自己狭小的牢房里做锻炼，而现在，我们有了锻炼的地方。在波尔斯穆尔监狱，我早晨5点起床，然后在我们的公共房间锻炼一个半小时。我每天重复着同样的锻炼内容：跑步、跳绳、仰卧起坐、俯卧撑。我的同志不喜欢早起，所以我的这些锻炼项目很快使我在牢房里成了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
我到了波尔斯穆尔监狱不久，温妮就来探视我。看见探视区远比罗本岛上的探视区好，并且设施先进，她很高兴。我们有一个大玻璃隔墙，通过它可以看到探视者的上半身，麦克风也远比以前的更先进，所以，我们不费劲就可以听清彼此讲的话。这样的窗子至少给你一种更加亲近的幻觉。在监狱中，幻觉可以让人感到舒服。
我夫人和家人到波尔斯穆尔监狱远比到罗本岛容易得多。这样一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对探视的监督也显得更人道了一些。温妮来探视时，通常总是由准尉詹姆斯·格雷戈里负责监视，他曾经做过罗本岛上的信件审查官。我对他不怎么熟悉，但他对我们却十分了解，因为他一直负责检查我们的来往信件。
在波尔斯穆尔，我越来越熟悉格雷戈里，发现他与普通狱警不大一样。他处世圆滑，说话和气，对温妮也很客气、很尊重。探视时间快结束的时候，他会说：“曼德拉太太，你还有5分钟的探视时间。”而不是厉声喊叫：“时间到了！”
《圣经》告诉我们，先有菜园后有园丁。但是，在波尔斯穆尔，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那里，种植菜园成了我最愉快的消遣，也是我逃避周围单调乏味的混凝土世界的一种方式。经过几周的考察，我发现我们的楼顶上整天都能见到阳光。于是，我决定在那里开辟一个菜园，并且得到了监狱长的批准。我请求监狱后勤部门给我提供了16个大油桶，并让他们把油桶锯成两半。然后，他们又在桶内装上潮湿、肥沃的土壤，制成了32个大花盆。
我种上了各种蔬菜，如洋葱、茄子、卷心菜、花菜、豆角、菠菜、胡萝卜、黄瓜、球茎甘蓝、甜菜、生菜、番茄、辣椒、草莓等。最多时，我在这个小小的“农场”里种了接近900棵植物，这个菜园远比我在罗本岛上经营的菜园要大得多。
有的种子是我买来的，有的则是监狱长芒罗准将给的，例如球茎甘蓝和胡萝卜种子。监狱长特别喜欢这些蔬菜，狱警们也给我一些他们所喜欢的蔬菜种，并且也有足够的粪肥可供使用。
每天早晨，我戴上草帽和手套在菜园里工作两个小时。每个礼拜天，我都会向伙房里提供蔬菜。这样，他们就能为普通囚犯做一顿特殊的饭菜。我有时也把我种的相当一部分菜送给狱警，他们通常用书包把新鲜蔬菜带走。
在波尔斯穆尔监狱，我们的问题似乎比罗本岛上遇到的问题少得多。芒罗准将是一个正派、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他特别尽职尽责地确保让我们得到所需要的东西。然而，小的问题也时有发生。1983年，在温妮和津泽来探视期间，我对我夫人说，我发了一双鞋，号码太小，挤得脚趾生痛。温妮对此非常关心，并且我不久就听说，有媒体报道我的一个脚趾被切掉了。由于通信比较困难，来自监狱里的消息常常在监狱外被夸大。如果我能打一个电话，告诉我夫人我的脚没有毛病，这样的乱子也就不会发生。不久，海伦·苏兹曼被允许来探视我，她问了我关于我的脚趾的问题。我认为最好的回答就是让她看一下。我脱下袜子把脚放在玻璃墙上，扭动着我的脚趾让她看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