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停止了石料场劳动的同时，一位狱警主张把我们的院子改造成一个网球场。院子的大小倒是正合适。于是，普通犯人监禁区的囚犯把水泥地面涂成绿色，然后，按照传统网球场的样子画上白线。几天后就拉起了球网，我们突然在前院里有了自己的温布尔登球场。
我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打过几次网球，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网球手。我的正手相当有力，而反手却比较弱。但是，我打网球是为了锻炼身体，并不是为了追求风度。这是取代来回去石料场步行的最好的、唯一的一种运动方式。在我们监禁区中，我是第一批打网球的人之一。我是一位后场网球手，轻轻一抽就可以过网。
结束体力劳动后，我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但是，我一直在使用的书现在都读透了。当我所学的那几门课程被取消的时候，我仍然在攻读伦敦大学的法律学士学位。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我就开始攻读这个学位，学习权利被剥夺了四年，这将毫无疑问地使我在攻读这个学位时花费更长的时间。
但是，中止学习权利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使我阅读了许多其他的书籍，如果不中止我的学习权利，我就不会阅读这么多的书。现在，我对小说也十分感兴趣，而不是仅仅钻研一本又一本的合同法。
在罗本岛上，并没有供我随便挑选书籍的图书馆。我们看了许多不易记忆的神话小说、侦探小说和少量达夫妮·杜穆里埃的著作。政治书籍是被禁止的，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书都是绝对不准读的。要借阅一本书名里头有“红”这个字的书，哪怕是《小红帽》，都会被审查官拒绝。尽管H. G.威尔斯写的《星球大战》是一本科幻小说，但也由于书名中有“大战”二字而被拒绝。
开始，我想阅读一些关于南非的书或由南非作家写的书。我阅读了纳丁·戈迪默写的所有当时未被禁止的小说，学到了大量有关白人自由敏感性的知识。我还读了许多美国小说，印象特别深的是约翰·斯坦贝克写的《愤怒的葡萄》。我发现，该书中描写的移民的困境与我们南非劳动人民的处境十分相似。
我多次反复阅读过的一本书是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尽管书名中有“战争”二字，但是，这本书却允许阅读）。我特别喜欢关于库图佐夫将军的描写，俄国宫廷中的每个人都低估了他。库图佐夫之所以打败了拿破仑，正是因为他没有被宫廷大臣们那种目光短浅的观点所动摇，并在对他的将士和人民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决定。这就又一次提醒我，一个人要想真正领导他的人民，那么他必须真正地了解他的人民。
82...
在索韦托学生暴动之后，我得知温妮与我的老朋友恩塔托·莫特拉纳医生一起参与了“黑人父母联合会”的活动。该联合会是一个与当地专业人士和教会首脑有关的组织，他们对学生起到帮助和中间调解人的作用。当局像担心年轻造反派一样，对父母联合会也十分担心。8月份，学生暴动后不到两个月，温妮被依据《国内安全法》逮捕，并未经指控就被关进了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她在那里被关押了5个月。在这期间，我能给她和我的两个女儿写信，表示我对她们的支持和休戚与共的情感。对于她被关押，我感到非常苦恼，尽管这次她显然没有受到虐待。12月份被释放后，她更坚决地投入到斗争事业中去。
尽管被禁止活动，温妮决心从哪儿跌倒还从哪儿站起来，当局为她在索韦托年轻激进分子中有那么高的知名度而感到吃惊。他们试图削弱她的影响，并采取了厚颜无耻的行动：对她实行国内流放。1977年5月16日夜间，多辆警车、轿车和一辆卡车停在奥兰多西我们的房子外面，他们把我们的家具和衣物装上了卡车。这一次，温妮并没有被逮捕、拘留或审问，她被流放到自由邦的一个名叫布兰德福特的小镇上。我从凯西那里得知了详细情况，而他是从一个来探视的叫辛杜的牧师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布兰德福特大约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250英里处，在自由邦布隆方丹的正北面。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温妮、津泽和她们的衣物都被扔在一座三间式锌皮顶的铁皮房子前面。这座房子位于布兰德堡一个荒凉的非洲人居住的乡镇上，是一个非常贫穷、非常落后的地方。那里的人生活在当地白人农场主的控制之下。温妮感到惊恐不安，因为当地语言是塞索托语，温妮不会讲这种语言。
她的新处境使我感到悲伤和愤怒。当她在索韦托的家中的时候，我至少能想象她在厨房里做饭和在休闲室里阅读的情景，我还能够想象她在房内醒来时的身影。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也是我感到安慰的源泉。在索韦托，即便是她被禁止活动，周围也有朋友和亲属。而在布兰德福特，她和津泽却是孤立无援的。
我在去布隆方丹的路上走过那个乡镇，但是当时并没有怎么注意它。在到处充满了贫穷和荒凉的地方，也确实没有什么可记忆的。当时我不知道布兰德福特802号这个地址有一天对我来说会是如此的熟悉。我又一次感觉到，似乎温妮和我同时都被关进了监狱。
通过温妮的来信，我知道她们在布兰德福特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她们没有取暖设施，没有卫生间，也没有自来水。乡镇上没有商店，而镇上的小卖部对非洲顾客都是充满敌意的。大多数白人讲南非荷兰话，并且十分保守。
温妮和津泽一直处在警察的监视下，并且经常遭到他们的骚扰。几个月内，津泽被安全警察的恐吓搅得十分烦恼，但津泽并没有遭到禁止。9月份，在温妮的律师们的帮助下，我提交了一份紧急申请，要求禁止布兰德福特的当地安全警察对我女儿进行骚扰。书面材料递交给了法官，描述了警察闯入房间对津泽进行恐吓的详细情况。法官认为，津泽应该在安静的状态下接受探视者。
温妮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没过多长时间，她就赢得了镇上人们的好感，其中也包括周围的一些有同情心的白人。她在“反饥饿组织”的帮助下向镇上的人提供食物，还为镇上的儿童兴办了一个托儿所，并募集资金，在很少有人见过医生的地方建立起了一家诊所。
1978年，泽尼与斯威士兰的索布胡萨国王的儿子图布姆兹王子结了婚。泽尼是我的第二年轻的女儿，也是我与温妮生的第一个孩子。那时，他们两个是在学校里认识的。由于身陷囹圄，我无法履行一个父亲的传统责任。按照我们的风俗，新娘的父亲必须与没过门的女婿谈一次话，对他的前途作出评价。他还必须确定送多少聘礼，然后要新郎亲自送到新娘的家中。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女方的父亲必须把女儿交给新郎。尽管我对新郎没有任何不放心的地方，但是，我请我的朋友和法律顾问乔治·毕佐斯代替我履行了父亲的职责。我请乔治与王子谈一下，问问他打算如何照顾我女儿。
乔治在他的办公室里与王子见了面，然后安排在罗本岛上与我商量此事。由于泽尼不到21岁，在法律上我必须同意她结婚才行。我在咨询室与乔治见了面，他看见一个狱警和我在一起而感到吃惊。我解释说，这是按规定办事，因为这次被认为是家人探视，而不是一次法律访谈。我开玩笑地对乔治说，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对我的警卫人员保守秘密。
乔治对我说，两个孩子如何互相爱慕，我未来的女婿又是如何有前途，等等。他的父亲索布胡萨国王是一个开明的传统领袖，同时也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当乔治转告我新郎家所提的条件时，他不厌其烦地指出，新郎是斯威士兰的王子。我让乔治转告新郎，他要娶的也是一位泰姆布的公主。
泽尼成为斯威士王室的成员有许多好处：她立即被授予了外交特权，可以随便探视我。那年冬天，她与图布姆兹结了婚之后，他们一起来看我，还带着他们的新生女儿。由于王子的社会地位，我们被允许在咨询室里相互见面，而没有用那个用墙和玻璃隔离开的探视室。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当他们走进咨询室的时候，那确实是一个美妙的时刻，我站起身来，当泽尼看见我的时候，她把她的小女儿递给丈夫，穿过咨询室来拥抱我。自从她大约与她自己的女儿那么大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抱过我这个已长大成人的女儿。这是一场令人激动的经历，时间似乎就像科幻小说中过得那么快，转眼之间，自己的孩子就已经长大成人了。然后，我又与我的女婿拥抱，他把我的小外孙女递给我，在整个探视期间，我再也没有把她放下过。用我一双长期以来一直在握着镐头和铁锹的粗糙的大手托着那么脆弱、那么柔软的新生婴儿，是那么令人由衷地高兴。我想，任何一个男子汉抱着一个婴儿时，都不会比那天的我更高兴。
那天见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给小外孙女起个名字。在南非，由外祖父起名是一种风俗习惯。我给她起的名字是扎孜蔚，意思是“希望”。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在监狱里那么多年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现在，我也决不会放弃希望。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是南非新一代的组成部分，对他们来说，种族隔离将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这就是我的梦想。
83...
我不知道索韦托动乱之后到底是监狱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还是监狱外我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1976年以后的一两年里，我一直处于朦胧、怀旧的心绪之中。在监狱里，一个人有许多时间回忆过去。可以说，记忆既是一个朋友，也是一个仇敌。我的记忆把我带到了一个既大喜又大悲的时刻。我梦中的生活非常富有，我似乎在重新经历过去的那些令人高兴和令人悲伤的旧时光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
我做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在梦中，我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不过，那个监狱并不是罗本岛，而是在约翰内斯堡。我走到进入市区的大门之外，发现没有人迎接我。事实上那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人，没有汽车，也没有出租车。然后，我开始步行去索韦托，我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达奥兰多西，然后转弯来到了8115号，最后我看到了我的家。但是，那里却是一座空房子，是一个鬼屋，所有的门和窗子都敞开着，但却一个人也没有。
不过，并不是我所有被释放的美梦都是那么黑暗。1976年，我给温妮写信，向她诉说了一个比较愉快的梦：
2月24日夜里，我梦见开着车回到了8115号，发现房子里有许多青年人在跳摇摆舞和银莫巴舞。我的突然到来使他们感到非常吃惊。有人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其他人则悄悄离去，我看见，卧室里同样挤满了家人和关系密切的朋友。你正在床上休息，马卡托（我儿子）看上去很年轻，正面朝着墙躺在那里睡觉。
可能我在梦中回想起了1956年12月份那两周的情景，当时马卡托才6岁，我把马库鲁（艾韦琳的母亲）一个人留在家中。当时，马卡托与他母亲还住在奥兰多西，但是，我回家前几天，他来到了他姥姥的身边，并睡在了我的床上。他非常想念我，睡在我的床上一定能多多少少地减少他对我的思念之情。
我在详细叙述那些愉快时刻并感到幸福的同时，也为因我不在家经常给我的家庭带来痛苦而感到懊悔。下面是我在1976年写的另一封信：
当我2月25日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正在像往常一样地深深思念着你和孩子们。这些天来，我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在想念你们母子，也想念母亲和亲朋好友们。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如何一直在思念，并且实际上经常想象使你身心保持良好状态的所有的一切，其中包括每天都要说的那些充满深情的话和使别的女人灰心丧气的那些令人恼火的事……我甚至还记得，有一天，当你正怀着津泽的时候，你在费力地修剪指甲。我现在满怀羞愧地回想这些事情，对于这些事情，我本应该替你去做。不管我是否意识到了这些事情，我的看法是，我尽到了我的职责，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现在由于你的身体状况而面临的一切困难都只能由你一个人承担。我唯一的安慰是当时我所过的那种生活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去想这些事情，也不知道我回去的时候，情况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美丽的照片仍然悬挂在我的左肩上方2英尺高的墙上，我每天早晨都仔细地把上面的灰尘拂去，这样做能使我感到高兴，就像以前我正在对你爱抚的感觉一样。我甚至用我的鼻子去触你的鼻子，以便重新感受过去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在我的血液中产生的那种通电的感觉。诺利莎的照片正对着我在桌子上放着。当我得到这样两位漂亮的女士的脉脉注视的时候，我的情绪怎么会低落呢。
诺利莎不是我的家庭成员，但我一直保存着她的照片。我在1976年给我女儿津泽的信中透露了有关她的身世的秘密：
顺便告诉你，你母亲告诉过你关于我的牢房中那个来自安达曼群岛的女士诺利莎的事情吗？她曾一直与你、泽尼、恩丁迪、南迪、曼拉（后三位是我的孙子、孙女）、马基和你母亲做伴。这是你母亲很少向你们提及的一件事，因为她在某些程度上把俾格米美女当做情敌了，几乎不会怀疑我是从《国家地理》杂志上把她的照片裁下来的。
当我自由散步的时候，我不停地思念着那一天。我一遍又一遍地幻想着，自己可能做些什么。这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最好的办法。我于1976年再一次把这些白日梦写在了纸上：
我希望能开着车拉着你进行一次很远很远的旅行，就像我在1958年6月12日所做的那样。不同的是，这一次我更喜欢我们两个单独旅行。我离开你已经有那么长的时间，我回去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你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环境，自由自在地开着车与你在一起，使你有机会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看南非的美丽景点，看一看那些绿草和树木、鲜艳的野花、波光粼粼的河水以及在草原上吃草的动物，并能与沿途我们遇见的那些淳朴的村民聊聊天。我们的第一站就是你父母安息的地方。我希望，他们互相靠着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样，我就能向使我可以像现在这样愉快而自由的人表示敬意。也许，这些年来我很想告诉你的这些故事就是从这里作为开始。这种气氛可以使你的耳朵更灵敏，并使我把精力集中在吸引人、启迪人和有建设性的那些方面。然后，我们就停下来，然后接着去穆帕卡尼斯瓦和诺塞凯尼（我的父母）居住的地方，那里的环境也是同样美好。我相信，当我驾车回到8115号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将更加饱满，意志将更加坚定。
20世纪70年代初，当局开始允许我们接收直系亲属的照片，温妮给我寄来了一个影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收到温妮、子女或孙子、孙女的照片，我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贴在影集里。我珍视这本影集，通过它，我就可以随时看到我所爱的人了。
但是，在监狱里，任何权利的获得都会伴随着烦恼。尽管我被允许接收照片和保存影集，但是，狱警们却经常搜查我的牢房并没收温妮的照片。最后，当局终于不再没收照片，我也最终整理好了我的影集。影集厚厚地集了一本，其中有全家所有人的照片。
我不记得谁是第一个请求借我的影集的人，但肯定是我们监禁区的人。我高兴地借给了他，随后还有两个人也曾经借过。很快，许多人都知道我有一本影集，因此，就连F区和G区的人也来借阅我的影集。
一般情况下，F区和G区的人很少有人探视，甚至很少有人来信，拒绝让他们通过这个窗口观察外面的世界未免有点儿太吝啬。但是，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发现我那本宝贵的影集被弄得破旧不堪，并且有许多绝版照片被人取走了。这些人在他们的牢房里见到某些个人的东西就会引发绝望的情绪，因而无法控制自己。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我就会下决心重新整理一本影集。
有时候，人们仅仅是向我要一张照片，而不是整个影集。我记得有一天，一个普通犯人监禁区的黑人觉醒运动组织的年轻人给我带来了食物，并把我拉到一边说：“马迪巴，我想要一张照片。”我说：“好啊，就给你一张。”“什么时候给？”他十分直率地问。我回答说，我可以在周末给他。这似乎使他感到满意，于是就想离去，但是，他忽然又转身说：“注意，不要给我老太太的照片。你要给我一个年轻姑娘的照片，津泽或泽尼的照片。记住了，不是老太太的照片！”
84...
1978年，经过将近15年要求听新闻广播和读报的权利的斗争终于有了结果，监狱当局向我们作了妥协。他们开始为我们提供自办播放新闻的服务，但仍然不允许我们得到报纸和听新闻广播。他们所提供的所谓服务，只是每天通过监狱内部的播音系统广播一下经过筛选的新闻摘要。
这种新闻广播既不客观也不全面。岛上的几个信件审查员只是通过其他的每日新闻编一个简单的新闻摘要。所以，播放的内容针对政府来说都是好消息，而对政府反对派来说则是坏消息。
第一次广播以关于罗伯特·索布克韦之死的报道开始，其余的早期报道则大都是关于伊恩·史密斯的军队在罗得西亚打了胜仗和在国内拘留政府反对派的新闻。尽管全是歪曲事实的报道，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得到这些新闻。从字里行间去解读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并且，我们还可以根据明显的删节进行种种猜测。
那一年，我们通过内部消息得知，P. W.博塔已经接替约翰·沃斯特出任总理。狱警没告诉我们的是，沃斯特的辞职是媒体揭露信息部滥用政府基金这一丑闻的结果。除了知道博塔一直是一位霸气十足的国防部长并曾经在1975年支持军事入侵安哥拉之外，我对他并没有多少了解。我绝对不认为他会是一个改革者。
我刚刚看了一本沃斯特的官方自传（这是一本不在监狱图书馆收藏之列的书），发现他是一个肯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代价的人，并且曾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德国而进过监狱。对沃斯特的下台，我们一点儿都不感到惋惜，因为他把反对自由的战斗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过，就是没有这种经过删改的广播新闻，我们也能知道当局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得知，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于1975年取得了解放斗争的胜利，从而成为拥有革命政府的独立国家。时代的潮流正在冲刷着南非的路。
随着岛上开放程度的提高，我们此时也有了自己的电影院。我们几乎每周都能在与我们的走廊相邻的大房间里通过挂在墙上的一面床单凑合着看电影。后来，我们有了正规的银幕。电影是一种奇妙的娱乐方式，对凄凉的监狱生活来说无疑是一种逃避。
我们最初看的电影都是好莱坞的无声、黑白动作片和美国西部片。这些电影甚至是我们之前那个时代的产品。我记得其中有一部电影是《佐罗的面具》，影片中有一个闯荡江湖的道格拉斯·范朋克斯（佐罗扮演者）。这部电影是1920年拍摄的。当局似乎有些偏爱历史电影，特别是对有严肃道德寓意的电影更是偏爱有加。我们看过的早期电影现在都已经拍成了彩色片，并且都配上了音，像由查尔顿·赫斯顿主演摩西的影片《十诫》、尤·伯连纳主演的《国王和我》、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埃及艳后》。
我们对《国王和我》一片十分感兴趣，因为它描写了东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似乎说明，西方有许多东西需要向东方学习。对于《埃及艳后》大家是有争议的，我们许多同志对埃及王后由一个黑头发、紫眼珠的美国女演员扮演有异议，这不仅仅是个漂亮不漂亮的问题。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坚持认为，该电影是西方宣传的一个例证，他们企图抹杀克利奥帕特拉是一个非洲女人这个事实。我向他们讲述了我去埃及时，曾亲眼见过年轻、黑肤色的克利奥帕特拉的漂亮雕像。
后来，我们也看到了黑人影星演的南非本土电影，我们以前都知道这些黑人影星。在那些夜晚，我们那个简陋的剧院里回荡着喊叫声、口哨声和欢呼声，有时是在为一位老朋友出现在银幕上欢呼。随后，我们被允许自己选择看纪录片。我喜欢纪录片，从此之后，我开始跳过传统电影（但我绝不漏过片中有索菲亚·罗兰的任何电影）而选择看纪录片。纪录片要从国家图书馆租用，通常由阿迈德·卡特拉达挑选，因为，他是我们监禁区的图书管理员。我看过的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历次大海战的纪录片，它对我影响很大。这部纪录片展现了被日本人击沉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威尔士王子号”的特写，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当温斯顿·丘吉尔听说英国舰艇被击沉而流泪的那个镜头。这个镜头在我脑海里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向我展示，有时一个领导人也可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自己的悲伤，而这并不会影响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我们还看过一个关于长期存有争议的美国摩托车俱乐部——“地狱天使”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把地狱天使们描写成为一群不顾后果、崇尚暴力和反社会的人，而把警察们描绘成正派、正直和值得信赖的人。当电影结束时，我们立即开始讨论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大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批评地狱天使们无法无天的举动。但是，一位名叫斯特里尼·穆德雷的黑人觉醒运动组织的年轻成员站起来，谴责大家看问题脱离了时代这个具体条件。因为，摩托车骑手代表的是1976年反抗当局的索韦托学生。他还责备我们就像影片中的右翼当局，属于落后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代表摩托车骑手。
斯特里尼的责备引起了轰动，许多人起来谴责他，认为地狱天使们没有辩护的余地，把我们的斗争与这帮反社会分子相比拟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一种侮辱。但是，我对斯特里尼所说的话进行了思考，虽然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我仍然为他进行了辩护。即使地狱天使们冷漠无情，并且他们都是令人讨厌的反叛者，但是，他们针对的却是统治者当局。
我对地狱天使并不感兴趣，但是正如斯特里尼认为的那样，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是，我们的革命意志是否出了问题。我们被关在监狱里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5年，而我自己则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将近18年。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危险就在于思想已经僵化。监狱在这个转动着的地球上是一个静止点，在世界滚滚向前的同时，我们在监狱里很容易停留在原来的地方。
我一直努力接受新的思想，从不拒绝接受任何新的或不同的观点。在岛上的那些岁月里，我们始终就我们的信仰和思想不断进行对话，并就此开展辩论和提出问题，因而使我们的信仰和思想得到了净化。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停滞不前，我们的思想已经有所进步。
尽管罗本岛越来越开放，但仍然没有迹象表明政府正在改变自己的看法。即使如此，我仍然不怀疑我们总会有一天将获得自由。我们也许受制于某个地方，但是，我们深信世界将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转动，而不是背离我们而去。这部影片又一次提醒我，当有一天我真的走出监狱时，我不想成为一块年代久远的政治化石。
经过了漫长的15年之后，当局终于于1979年通过岛上的内部广播系统宣布，从此之后，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享受一样的伙食标准。但是迟到的正义就像被否定的正义一样，一种如此滞后、如此勉强宣布的改革似乎并不值得庆祝。
所有的囚犯早晨都可以得到同样多的糖：一调羹半。但是，当局并非仅仅给非洲人增加定量，而是在为每个非洲人增加半调羹糖的同时，少给了每个有色人和印度人半调羹糖。没有多长时间，非洲囚犯早晨开始有了面包，但是，并没更多的改善。几年以来，我们狱友之间一直把分得的面包集中起来，然后再共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