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挖出来的书稿藏在我们的衬衣下，然后回到了我们的牢房。艾迪那天不去石料场，我们把两包书稿交给了他，让他尽快把它们销毁。要做这件事，艾迪必然会冒着很大的危险。知道挽救了那两包书稿后，我松了一口气，并尽量在那天工作的时候不再去想那包仍然埋在地下的书稿。
当我那天下午从石料场回到牢房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去洗澡，而是直接走到院子的南头。我尽量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我被我所见到的情景吓了一大跳。那些囚犯已经平行着隔离关押区的墙挖好了地基沟，并真的把排水管给挖了出来。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发现了手稿。
我必须以某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退回来或作出反应。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一直受到几名狱警的监视。这些狱警后来说，我的反应证实我知道有什么东西藏在那里。我回到走廊里先去洗脸，并告诉瓦尔特和凯西，我怀疑书稿已经被发现了。还好，艾迪已经对另外两包书稿进行了妥善处理。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监狱长召进了监狱办公室。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刚刚从比勒陀利亚来的高级监狱官员。监狱长直截了当地说：“曼德拉，我们发现了你的手稿。”
我没有回答。然后，监狱长从他的办公桌后面拿出一捆稿子。
“这是你的笔迹，对不对？”他说。我还是没有开口。“曼德拉，”监狱长恼怒地说，“我知道这是你的书稿。”
“那好，”我回答说，“你必须提供证据。”
他嘲笑我的回答，并说，书稿空白处的批注是瓦尔特·西苏陆和阿迈德·卡特拉达加上去的。我再一次指出，如果要兴师问罪，他们必须提供证据。
“我们不需要证据，”监狱长说，“我们有证据。”
尽管那天没有问罪，但是，不长时间之后，瓦尔特、凯西和我被召到监狱管理局副局长路易将军面前。他告诉我们，我们在滥用学习权利，书写非法书稿。因为这个罪过，我们的学习权利被无限期地剥夺了。结果，我们失去了学习权利长达四年之久。
麦克于12月份被释放后，他把记录本寄到了英格兰。在南非被软禁6个月后，他逃出了南非，首先去了卢萨卡，到那里去找奥利佛·塔博，然后又去了伦敦。他在伦敦住了6个月，并同一个打字员一起，重新对书稿进行了整理，最后形成了一份打印稿。然后，他又回到了卢萨卡，给了奥利佛一本。
从那之后就渐渐断了消息。关于书稿的事，我从卢萨卡没听见任何消息，也不知道奥利佛对书稿做了些什么工作。尽管我在监狱里的时候，这个书稿并没有出版，但是，却为这本回忆录打下了基础。
79...
1976年，我接待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访客：吉米·克鲁格。他是国家监狱管理局局长，是总理内阁的重要成员。克鲁格不仅对监狱的政策很有影响力，而且在政府对解放斗争的处理方面也是一个关键人物。
我对他到来的原因多少有点儿了解。当时，政府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行其隔离发展政策和描绘“准独立”国的蓝图。隔离发展政策的样板就是我的侄子、恩人K. D.马叹兹玛领导下的特兰斯凯。当时，他已经成功地把几乎所有的合法反对派都镇压了下去。我记得监狱长最近以嘲笑的方式对我说：“曼德拉，你应该回特兰斯凯好好地休息休息。”
原来，这也正是吉米·克鲁格的企图。吉米身材不高，但很健壮，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他并不像我想象中的一个内阁部长那么干练。我把这次与他见面当做反映我们的抱怨意见的又一次机会。一开始，他似乎在认真地听取我所反映的意见。我首先提醒他，1969年我们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但一直没有听到回音。他仅仅耸了耸肩，然后我又详细地反映了岛上的恶劣条件，并重申我们是政治犯，并不是刑事犯，应该按政治犯对待。但是，克鲁格对此却不以为然，说：“哼，你们都是共产党暴徒。”
然后，我开始给他讲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以及我们转入暴力斗争的原因。显然，他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几乎一无所知，他所知道的仅仅是右翼媒体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反面宣传。当我告诉他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远比国民党的历史长的时候，他竟然无言以对。我说，如果认为我们是共产党人，那他应该再读一读《自由宪章》。他茫然地看着我。看来，他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自由宪章》。我发现一个内阁部长竟然如此闭目塞听。是的，我不应该为此而感到惊奇，国民党政客惯常于对那些他们并不懂的东西一概横加谴责。
我提出了我们的释放问题，并提醒他1914年发生的南非白人造反案。南非白人尽管在议会中有代表，并且也能召集会议甚至可以投票表决，但他们还是使用了暴力。即使是德·威特将军和凯普将军领导着12000人的武装力量，攻城略地，造成了许多死亡，但他们两人在被判处高级叛国罪之后不久就被释放了。我还提到了劳贝·雷布朗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了地下组织，反对南非支持同盟军，为此，他被判终身监禁，但不久也被释放了。克鲁格对他自己人民的历史中的这些事件就像对《自由宪章》一样，似乎一无所知。与那些没有共同语言的人商讨问题，无异于对牛弹琴。
克鲁格把所有这些事实都搁置到一边，他说：“那只不过是古老的历史。”于是，他提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尽管他以粗暴著称，但是，他却以恭恭敬敬的态度提出了他的建议。他简明扼要地说，如果我承认特兰斯凯政府的合法性，并愿意搬到那里去居住，就可以大大缩短我的刑期。
我也恭恭敬敬地听着，直到他把话讲完。我说，首先我反对班图斯坦政策，我不会给予支持；其次，我来自约翰内斯堡，我回去的地方也应该是约翰内斯堡。克鲁格对我进行了劝说，但是，他并没有成功。一个月后，他带着同样的建议又来到罗本岛，我再一次拒绝了他的建议。这是一个只有叛徒才能接受的建议。
80...
尽管我们在收集新闻和情报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们对现实形势的了解仍然是肤浅的。外界所发生的事件往往被我们首先听到的传闻所蒙蔽，只有随后通过报纸报道或来岛上探望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证实。
1976年6月，开始我们听说国内发生了大动乱。这种谣传稀奇而荒唐：索韦托的年轻人打败了政府的军队，军队的士兵放下武器开了小差。直到第一批参加过6月16日暴动的年轻犯人于8月份来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了真实情况。
1976年6月16日，15000名学生在索韦托集会，抗议政府关于中学要有一半班级必须在接受教育时使用南非荷兰语的规定。学生们不愿意采用压迫者的语言学习，教师也不愿意用压迫者的语言教学，但家长和教师们的恳求和请愿都遭到了拒绝。于是，警察特遣队与群情激奋的学生队伍发生了对峙。警察没有示警就开了枪，打死了年龄只有13岁的学生赫克托·彼得森和其他许多人。孩子们用棍棒和石块进行反抗，接着就演变为群众暴乱，有几百名孩子伤亡，并且有两名白人被用石头砸死。
那天发生的事件震撼了南非的每一个村镇。暴动又进一步在全国引发了骚乱和暴力活动。为政府暴力的殉难者举行的集体葬礼变成了全国联合行动的导火索。南非的年轻人突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反抗精神，而学生们则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联合抵制运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组织者们加入了学生的抗议行列，积极支持学生的抗议活动。班图教育制度弄得其发明者焦头烂额，因为这些愤怒而勇敢的年轻人就是这种教育制度的受害者。
9月份，隔离关押区关押了几位暴动中被逮捕的年轻人。通过在相邻走廊中与他们低声交谈，我对所发生的真实情况有了一定了解。我的同志们和我都特别高兴，似乎在20世纪60年代体现出来的这种群众抗议精神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爆发。在这些年轻人中，多数人都离开南非参加过我们的军事行动，然后又悄悄地回到南非。他们数以千计地在坦桑尼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军训营中接受了军事训练。没有什么事情比知道监狱外的人正在支持我们的事业更让人欢欣鼓舞了，因为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事业而被关进监狱的。
这些年轻人与我们以前见过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样。他们勇敢、好斗，富有攻击性；他们不守纪律，一有机会就喊“政权”。他们的天性就是好斗，而不是合作。监狱当局不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他们把罗本岛搅了个底朝天。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我曾经对安全警察说过，如果政府本身不进行改革，将来取代我们的那些自由战士总有一天会使得当局怀念我们。这一天真的在罗本岛上到来了。
在这些年轻人中，我看到了时代所应有的那种狂热的革命精神。事实上，我早就知道一些。几个月前，我与温妮见面的时候，她就用我们的语言代码设法告诉我，有一个新兴的对社会不满的阶级，他们富有战斗精神，并信仰非洲主义。她说，他们正在改变斗争的性质，我们应该注意他们。
这伙新囚犯对岛上的恶劣条件感到吃惊，他们认为岛上的环境是无法容忍的，他们不理解我们是如何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的。我告诉他们，应该了解一下1964年的罗本岛，但是他们几乎与怀疑监狱当局一样地怀疑我们。他们对我们关于纪律性的要求不予理睬，认为我们的劝告是软弱的、不果敢的表现。
显然，他们认为我们这些曾在利沃尼亚受过审的人是温和派。那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被谴责为激进的革命分子，而现在却被认为是温和派，这是令人感到新奇但又不十分愉快的。我知道，我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责备他们的粗野，或者听听他们要说什么。我还是选择了后一种方式。
当这些人中有人来到我们监禁区的时候，例如南非学生组织的斯特里尼·穆德雷和黑人大会组织的萨特斯·库珀，我要他们向我们提供有关他们的组织及其哲学的资料。我想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参加了斗争，是什么东西对他们产生了激励作用，他们对今后又有什么打算。
他们来到岛上不久，监狱长就来找我，要我帮他一下忙，特别与这些年轻人谈一谈。他要我告诉他们，应该对自己进行约束，应该知道他们是在监狱里，要接受监狱的管教。我告诉他，我不想做这件事。如果我这样做了，他们就会把我看成是压迫者的帮凶。
这些人连监狱里的基本规定都拒绝遵守。有一天，我在监狱长办公室里刚刚与监狱长谈完话。当我与少校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正好遇见一个年轻的囚犯，他正在那里与一位监狱管理人员交谈。这位年轻人大概还不超过18岁，在高级监狱官员面前仍然戴着囚帽，这显然违反了监狱的规定。当少校走过去的时候，他也没站起来，这又违反了监狱的规定。
少校看了看他说：“请把帽子摘下来！”那个年轻囚犯没有理睬。然后，少校生气地说：“摘掉你的帽子！”那个年轻囚犯回头看着少校说：“为什么？”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什么？”这样的反问无疑具有反叛意味。少校似乎大吃一惊，但是，他还是对年轻人的反问作了回答。他说：“这是违反规定的。”那位年轻囚犯反驳说：“你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制订这个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对于少校来说，囚犯提这样的问题是无法容忍的，他生气地跺着脚走出了那个房间，说：“曼德拉，你与他谈一谈。”但是，我不会管他的闲事，仅仅朝那个年轻囚犯点了点头，让他知道我站在他这一边。
这是我们第一次与黑人觉醒运动组织接触。随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共产党被取缔，黑人觉醒运动帮助年轻人填补了真空。“黑人觉醒”与其说是一种运动，倒不如说是一种哲学思想，即黑人必须把自己从长达三个世纪的白人统治造成的自卑感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非洲人民才能增强自己的信心，真正把自己从被压迫状态下解放出来。虽然黑人觉醒运动组织提倡建立一个非种族歧视的社会，但是，他们排斥白人在建设这样的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种思想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可以说与我在25年前创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时的思想十分相似。那时候，我们也是非洲主义者，我们也强调自尊心和自信心，我们也反对在斗争中得到白人的帮助。从许多方面看，“黑人觉醒”集中体现了黑人对从来没有消失的同样的问题的一种相同的反应。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超越了我们的青年团世界观一样，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也将会超越“黑人觉醒”思想的种种束缚。尽管我为他们的战斗精神所鼓舞，但是我认为，他们以黑人为中心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是宗派主义的，它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十分成熟的中间观念。我认为，作为一个老一代政治领导人，我的作用可能会帮助他们树立包容性更强的“大会运动”思想。我也知道，这些年轻人最终将会遇到挫折，因为“黑人觉醒”思想既没有提供行动纲领，也没有提供斗争方式。
尽管我们把黑人觉醒运动组织阶层作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块沃土，但是我们并不想吸收这些人作为我们组织的成员。我们知道，这样会使他们和岛上的其他党派彼此之间的关系有所疏远。我们的政策是对他们友好、热情，并赞赏他们所取得的成绩，而不是让他们改变信仰。如果他们来到我们面前问：“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对班图斯坦是什么政策？”“《自由宪章》关于民族化是怎么说的？”我们会向他们作出回答。他们也的确有许多人都来问过我们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个人也曾用偷偷递条子的方式与他们中的某些人接触过。我同来自特兰斯凯的一些人交谈过，并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我老家的一些问题。来到这个岛上的这些人中，有的在斗争中已经很出名。我听到过关于帕特里克·“泰勒”（恐怖）·勒寇塔斗争如何勇敢的报道。他是南非学生运动组织的一个领导人，我给他传递过一个欢迎他来罗本岛的条子。
“恐怖”这个绰号来源于他在足球场上的威猛。不过，他的辩论能力也非常强。他不赞成他的一些同志存在的种族排他性思想，而是逐步接近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观点。有一次，“恐怖”决定在岛上参加我们的组织，但是，我们却让他很失望。不是我们不想要他，而是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会在普通监禁区造成紧张气氛。
但是，“恐怖”绝不会以“不”字作为回答，反而公开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表示拥护。随后不久，对他不满的黑人觉醒运动成员用园丁叉袭击了他。他被救治之后，监狱当局指控了袭击他的那些人，并想把他们送上法庭。但是，为了和睦相处，我们劝说“恐怖”不要提起诉讼。他听从了我们的劝说，并拒绝承认遭到过他们的袭击。于是，这个案子就这样被搁置了起来。我认为，这样的审判正中监狱当局的下怀。我想让这些年轻人知道，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像一个巨大的“帐篷”，能够容纳许多持不同观点和不同身份的人。
发生这件事之后，闸门似乎已经被打开，许多黑人觉醒运动组织的年轻人都决定加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其中也包括那些曾策划袭击“恐怖”的人。“恐怖”在普通犯人监禁区中上升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最上层，不久就开始向其他囚犯宣传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像他这样的人，他们的勇气和眼光都可以证明，我们的观点仍然是有说服力的，仍然在总体上代表了统一解放斗争的最良好的愿望。
政治斗争在F区和G区仍然在继续。我们听说，在普通犯人监禁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黑人觉醒运动组织之间发生了冲突，有数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遭到了殴打。另外，一大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被监狱当局指控，审判将在罗本岛行政法庭进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岛外请了一位律师来处理这个案子。尽管我没有亲眼看见这次冲突，但是，我仍然被邀请作为人格证人参加审判。当然，这不是一个好差使。虽然我非常愿意为我们的同志提供证词，但是，我不想采取会使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黑人觉醒运动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的任何行动。
我认为，我在监狱内的角色不仅仅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而且也是团结的促进者、忠诚的中间人以及和平的使者。我不愿意在这次争端中袒护任何一方，甚至是我自己的组织。如果我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作证，那将危及我在不同党派之间进行协调的可能性。如果我要竭力维护团结，我就必须担当起协调员的职责，尽管这可能会导致我自己的某些同事因此而疏远我的后果。
因此，我决定不去作证。我的这个决定使我的一些同事感到失望，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足以使他们产生不满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必须让黑人觉醒运动组织的年轻人明白，斗争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
81...
当局只顾对付这些年轻的“雄狮”，而或多或少地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我们在石料场进行的消极怠工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我们要求彻底结束一切体力劳动。我们要求得到的权利就是，要做对我们的时代有用的事情，例如研究或学习一门手艺。我们甚至不想去石料场走走过场、装装样子，但我们也仅仅是在我们自己的人中间谈谈而已。在1977年年初，监狱当局宣布结束体力劳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可以在监禁区打发我们的日子。他们为我们安排了一些在院子里干的活儿，但是，这不过是一块掩盖他们“宣布投降”的遮羞布。
这个胜利是我们不停地进行抗议和当局的后勤管理跟不上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结果。监狱当局一般是每三个囚犯配备一名狱警。在索韦托事件的囚犯到来之前，狱警的人数就显得不够用，而富有造反精神的年轻学生来到岛上之后，就需要更多的人对他们进行管理。他们是那么勇敢，似乎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专门的狱警才能应付得过来。如果我们都在自己的监禁区里，这样就只需要较少的狱警。
对我们来说，体力劳动的结束是一种解放。现在我可以读书、写信，与我的同志们讨论问题，或者处理法律文件。自由时间允许我去追寻我在罗本岛养成的最大的业余爱好：收拾菜园和打网球。
要在监狱里存活下去，你必须要找到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满足的办法。你可以通过许多办法去实现这种满足，例如：洗衣服，使自己的衣服特别干净；打扫走廊，使走廊上没有一点儿灰尘；收拾自己的牢房，使自己的牢房尽可能有更大的空间。一个人在监狱外干大事会感到自豪，而在监狱内干小事同样会感到满足。
几乎自从我在罗本岛上开始服刑，我就要求监狱当局允许我在院子内开辟一个菜园子。几年中，他们毫无理由地拒绝了我。不过，最终他们总算同意了，我在对面的墙根处开垦了一片狭长的小块土地，搞了个小菜园。
院子内的土地非常干旱，而且有很多石块。院子是用废渣垫起来的，为了开辟菜园，我必须把大量的石块挖出来，使植物有生长的空间。那时候，我的一些同志与我开玩笑，说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矿工，因为我白天在石料场挖石灰石，而业余时间又在院子内挖石头。
监狱当局为我提供了种子。开始，我种植了番茄、辣椒和洋葱，都是一些不需要沃土或精心照料的耐寒植物。第一茬收成不怎么好，但后来收成很快增加了。当局并没有为允许我开辟这个小菜园而感到后悔，因为这个小菜园绿色满园之后，我常常为狱警提供最好的番茄和洋葱。
虽然我一直喜欢种植蔬菜，但是直到我被关进监狱后我才能够得到一小块土地种植蔬菜。我第一次在菜园里种菜是在福特黑尔大学学习的时候。在那里，作为大学要求体力劳动的一部分，我曾经在我的教授的一个菜园里劳动过。作为脑力劳动的一种调节，我喜欢与土坷垃打交道。到了约翰内斯堡后，一开始是学习，然后是工作，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去施展我的园艺才能。
我开始订购种植蔬菜和园艺方面的书籍。我学习了各种种植技术和施肥技术。但是，我没有那么多书中介绍的材料，只能通过试验并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学习种植技术。有一段时间我想种花生，用了不同的土壤和肥料，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这是我遭遇的唯一一次失败。
对我来说，种植蔬菜是监狱中为数不多的自己能说了算的事情之一。先是播种、观察各种植物的生长，然后是照料植物，最后就是收获。这样的劳动过程可以提供一种简单但是经久的满足。作为这一小块土地的主人，它为我提供了一点自由的感觉。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把菜园作为我的生活的某些方面的象征。一位领导人也必须管理好自己的菜园，他也要播种、看护、耕作，最后才能去收获。像一个园丁一样，一个领导人必须对他所培育的东西担负起责任。他必须关心自己的工作，要驱赶敌人，要保留可以保留的东西、除掉不应保留的东西。
我给温妮写了两封信，介绍一棵长得特别漂亮的番茄。我告诉她，我如何精心地侍弄它，从播种一直到长成一棵结出深红色果实的大番茄树。但是，后来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或缺乏护理，那棵番茄开始凋零、枯萎，而我对此却毫无办法。当它最终枯死的时候，我小心地把它从地里拔出来，洗干净后“埋葬”在菜园的一个角落里。
我用很长的篇幅叙述了这个小故事，不知她是否读懂了那封信。但是，当我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我不想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像那棵番茄一样枯死，但是，我又感觉没有能力培养我们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关系。对于一些必定要消亡的事物，有时你是无力回天的。
结束人工劳动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我的体重增加了。尽管我们在石料场很少干得满身是汗，但是，来回步行去石料场足以使我保持着原来那修长的体形。
我一直认为，体育锻炼不仅对身体健康十分重要，而且对心情平和也非常关键。以前，很多时候我只能通过击打沙袋而不是拿同志或警察消除气愤和驱赶烦恼。锻炼能消除紧张，而紧张是心情平静的敌人。我发现，当我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我的工作也会好，而且脑子也好使。因此，锻炼成为我生活中雷打不动的活动。在监狱里，有一种驱除烦恼的方式是绝对重要的。
就是在罗本岛上，我仍然坚持我以前的拳击训练模式，从礼拜一到礼拜四，我坚持跑步和体能训练，然后，休息三天。礼拜一到礼拜四早晨，我在牢房里跑45分钟，然后做1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50个下蹲运动和其他各种体能训练活动。
在我给孩子的信中，我经常督促他们坚持做锻炼，参加像篮球、足球或网球之类的快速体育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就可以消除一切可能发生的烦恼。尽管我在督促我的孩子们坚持身体锻炼方面不能算是那么成功，但是，我仍然设法影响我那些更不愿意活动的同志去参加锻炼。对于我这个年龄的非洲人，锻炼身体通常不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一种运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瓦尔特早上也开始在院子里跑上几圈。我知道有些年轻同志看我在那里锻炼，他们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那个老年人能锻炼身体，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他们也开始锻炼。
从一开始与监狱外的探视者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来访者见面时，我就在强调为我们提供适当的锻炼时间和设施的重要性。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国际红十字会的资助下，我们才得到了像网球和乒乓球台这样的运动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