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警用枪指了指我们要去的地方，用简单的单词发号施令：“走！”“静！”“停！”他们不像我们以前在这里的时候那样虚张声势地威胁我们，而是不再表露任何感情。
老监狱区仅仅是我们的临时住所，当局正在为政治犯建一座完全隔离的、结构最安全的新监狱。当时，新监狱正处于收尾阶段。在那里，不允许我们到外面来或与其他囚犯有任何接触。
第四天上午，我们戴着手铐被押上了一辆封闭的卡车，前往另一个狱中之狱。这个新监狱是一座长方形的单层碉堡式建筑，中间有一个院子，是一片大约长100英尺、宽30英尺的水泥地。它的四周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上有狭小的通道，狱警带着德国牧羊犬在通道上巡逻。
三排牢房分别叫做A、B、C区，我们被关押在B区，位于四边形庭院的最东侧。我们每人住一间单独的牢房，分布在长长的走廊两侧，只有一侧牢房的窗户面对着院子。总共大约有30间牢房，而单个牢房里的囚犯通常有24个。每间牢房有一个窗户，大约有一英尺见方，用铁棂子封着。牢房有两道门：里面是铁门或叫铁栅栏门，外面是厚厚的木门。白天，只有铁栅栏门是锁着的，而夜间外面的木门也要上锁。
牢房建得很仓促，墙仍然是潮乎乎的。当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监狱长时，他刻薄地告诉我，我们的身体可以吸潮气。我们每人发了三条毯子，但都很薄，也很旧，几乎是透明的。我们睡觉的地铺只有一片剑麻席或草席。后来，我们又领到了一个毡垫子，有的人把毡垫子放在剑麻席的上面，以增加一些柔软度。那年月，牢房里很冷，毯子又不暖和，所以我们总是穿着衣服睡觉。
我被关押在走廊头上的一个牢房内。它的窗户面对着院子，高度与眼睛齐平。我三步就能从牢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当我躺下的时候，我的脚和头都能触及水泥墙。牢房的宽度大约有6英尺，而墙的厚度却至少有2英尺。每间牢房外面都有一个白色的卡片，上面写着囚犯的名字和牢房号。我的卡片上写着：“N.曼德拉466/64”，意思是说我是466号囚犯，于1964年来到罗本岛。我当时46岁，是一个被终身监禁的政治犯，这个小天地就是我不知还要住多长时间的“家”。
在普通监狱区里关押的几位犯人很快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原来被关押的地方离B区不远，是一个低矮的砖结构建筑。普通监狱称F区和G区，关押着大约1000名最普通的囚犯。他们中有四分之一是政治犯，只有少数人在B区与我们关押在一起。我们因为两个原因被与普通犯人隔离关押：从安全角度看，我们被认为是危险人物，但是，从政治角度说，我们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当局认为，我们会把我们的政治观点“传染”给其他犯人。
与我们关押在一起的有乔治·皮克，他是南非有色人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叛国审判的涉案人员，最近刚刚成为开普敦市政府的成员，因在开普敦监狱的外面安装爆炸物而被判刑；还有丹尼斯·布鲁特斯，他是一位有色人政治活动家，也是伊丽莎白港的诗人和作家，因违反禁止令而被投进了监狱；另外，比利·奈尔也与我们关押在一起，他是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老会员，因参加民族长矛军从事破坏活动而被判刑。
几天后，我们有了更多的伙伴，其中有内维尔·亚历山大，他是一位杰出的有色人知识分子，是“非欧洲人团结运动组织”的成员，他在开普组建了一个名叫“游击战俱乐部”的激进支部，专门研究游击战术。内维尔在开普敦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了德国文学博士学位。与内维尔一起的还有斐济莱·巴姆，他是开普敦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也是“游击战俱乐部”的一个成员；泽法尼·马托朋则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一直在奥兰多西任教，是班图教育制度的坚决反对者，并且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袖中头脑最清醒的一个；来自特兰斯凯的三位上了年纪的农民因策划袭击特兰斯凯自治政府总理K. D.马叹兹玛，也被判入狱同我们关在了一起。
这些人组成了我们大约20名囚犯的核心团体。他们当中，有的我认识，有的只是听说过，其他人则根本不认识。正常情况下，监狱里很少有的节假日，往往是看望老朋友和新朋友的机会。但是，头几周气氛非常紧张，我们甚至不能相互打招呼。狱警的人数与囚犯的人数一样多，他们以威胁和恐吓强化着每一项狱规。
我们第一周就开始工作，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我们将一直干这项工作。每天早晨，院子的入口处都堆放着大量排球般大小的石头，我们必须用独轮车把它们运到院子中间。监狱为我们配备了4磅重的铁锤，或是用来砸碎较大的石块的14磅重的铁锤。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石块粉碎成石子。我们被划分成四排，彼此相间1.5码，大家双腿叉开席地而坐。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用轮胎做的厚橡胶圈，用来把石块围在中间，以防碎石飞溅。
狱警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不准我们相互说话。在开始的几周内其他监狱区的狱警，甚至其他监狱的狱警都来看我们，好像我们是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稀有动物。这项工作是单调而艰苦的，它不是多么费劲就能使我们感到暖和，但却使我们浑身肌肉酸疼。
在罗本岛上，6月和7月是最冷的月份。空气寒冷，雨季刚刚开始，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华氏40度以上。就是在太阳底下，我穿着卡其布衬衣也冻得直打寒战。这时，我第一次懂得了“透骨寒”这个被用得再滥不过的字眼的含义。中午，我们停下来吃午饭。第一周，我们的伙食全是汤，而且味道很不好。下午，我们被允许在严格的监督下活动半个小时。我们排着队，轻快地绕着院子散步。
在开始砸石子的头几天里，有一次狱警吩咐凯西推着独轮车为停在院子入口处的汽车运石子。凯西身体比较单薄，不适合干重体力活，推不动独轮车。狱警们高声吆喝着说：“Laat daardie kruiwa loop!”（使劲往前推！）当凯西用力推的时候，独轮车眼看着就要翻车，狱警们幸灾乐祸地笑起来。我看得出来，凯西决心不让他们看笑话。我会推独轮车，于是赶忙站起来过去帮他。在狱警命令我坐下之前，我设法教凯西慢慢地往前推，并告诉他，那是一个掌握平衡的问题，而不纯粹是一个力气问题。他点头称是，然后小心翼翼地推着独轮车穿过了院子。狱警们总算是停止了嘲笑。
第二天早晨，监狱当局在院子内停放了一辆很大的运石子的翻斗车，要求我们到周末完成半车石子的工作量。我们努力地干，最终完成了定额。第二周，狱警要求我们完成四分之三车的石子。我们卖命地干，也完成了定额。第三周，狱警要求我们完成满满的一车石子。我们知道根本无法坚持长时间的拼命工作，但是，我们也没有说什么。我们甚至一直埋头苦干。但是，狱警激怒了我们，于是我们悄悄地低声喳咕了一个主意，那就是不要定额。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开始在岛上第一次进行消极怠工：我们的工作速度比以前放慢了一半还多，以此抗议对我们过分的、不公平的要求。狱警立即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并对我们进行威胁。但是，我们就是不加快速度，我们在院子里一直坚持这种消极怠工的策略。
从我1962年在罗本岛待了两个星期之后，罗本岛就发生了变化。1962年没有几个囚犯，罗本岛与其说是个监狱，倒不如说是一个试验基地。两年后，罗本岛俨然成了南非监狱体系中最严厉、最残酷的监狱。它不仅对囚犯来说如此，对监狱管理人员而言也是最艰苦的地方。过去曾经为我们提供香烟、向我们表示同情的有色人狱警都走了。现在的狱警都是白人，都说南非荷兰语。他们要求与囚犯保持主仆关系，命令我们称他们老板，对此我们予以拒绝。罗本岛上的种族划分是绝对鲜明的：没有黑人狱警，也没有白人囚犯。
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总是需要一段调整时间。来到罗本岛，就像来到了另一个国家。孤立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不仅仅是另外一个监狱，而且与我们原来的监狱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离开比勒陀利亚的那种欢快心情完全让罗本岛严酷的气氛窒息了。我们面面相觑，知道我们面对的生活将是严酷的。在比勒陀利亚，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与我们的支持者和家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岛上，我们感觉这种联系被割断了，而且是实实在在地被割断了。我们相互安慰，而且这是唯一的一种安慰。我的失望之情很快被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战斗即将开始的感觉所代替。
从第一天起，我就对被强迫穿短裤提出了抗议。我要求见监狱长，并且起草了一个意见清单。狱警对我的抗议置之不理，但是，到了第二周周末，我发现一条旧卡其布裤子被随便丢在了我的牢房的地板上。这种不带条条的三件一套的衣服从来没有让我如此高兴过。但是，在我穿上这条裤子前，我还要看看我的同志们是否也发了这样的裤子。
他们没有发。我告诉狱警把裤子拿回去，并坚持每个非洲囚犯必须都有长裤子。狱警嘟嘟囔囔地说：“曼德拉，你说你要长裤子，我们给你长裤子你又不要。”这个狱警拒绝碰黑人穿过的裤子，最后，监狱长亲自来到我的牢房，把裤子捡起来。“很好，曼德拉，”他说，“你就等着跟其他囚犯穿同样的衣服吧。”我说，如果同意给我长裤子，那么为什么不给每一个人发一条呢？他没有回答。
60...
在岛上住了两周之后，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律师布拉姆·费希尔和乔尔·乔菲第二天将来罗本岛访问。当他们来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被押到会见地点同他们见面。他们来罗本岛访问有双重目的：看看我们在监狱里生活得怎么样，并确认我们是否仍然不想就我们的判决提出上诉。离上次我们见面只过去了几周，但是，我们却感觉好像分别了很长时间，他们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问者。
我们坐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位少校就在房外监视我们的谈话。我很想与两个律师拥抱，但是，由于那个少校的存在，我们受到了限制。我告诉他们，我们大家都很好，并且说明，因为以前我们列举的那些理由，我们仍然不想上诉，其中包括事实上我们不想因为我们的上诉而影响到其他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被告。布拉姆和乔尔似乎赞成这个意见，尽管我知道布拉姆认为我们应该上诉。
当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顺便向布拉姆询问了他夫人莫莉的情况。没等我说完莫莉的名字，布拉姆就站起来走出了房间。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他还是那么镇定自若，并重新开始谈话。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的会见紧接着就结束了，当我在少校的监视下回我的牢房的时候，他对我说：“曼德拉，你注意到布拉姆·费希尔的举动了吗？”我说，我注意到了。他告诉我，莫莉在上周发生的车祸中遇难了。他说，布拉姆驾驶着汽车，为了躲让马路中间的一只动物而不幸冲进了河中，莫莉是被淹死的。
我们为这个消息感到震惊。莫莉是一位特别好的女士，她慷慨、无私、没有偏见，一直从多方面支持布拉姆。她是他的夫人、同事和同志。布拉姆一生已经历过巨大的不幸：他的儿子因患囊肿性胰腺炎而少年早逝。当我问莫莉的时候他转身离去，这是布拉姆的典型性格。他坚韧不拔，是一个不把自己的痛苦和麻烦留给他的朋友的男子汉。作为一个南非白人，他的良心使他不得不反抗自己的血统，并为此而受到了南非白人的排斥。他显示出一种勇气和牺牲精神，而这种勇气和牺牲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大家风范。我只需反对不公正，而不用与我自己的人民对立。
我告诉少校我想给布拉姆写一封信，他说我可以写。当时，关于写信的规定十分严格。我们只被允许给直系亲属写信，并且每半年才允许写一封不超过500字的信。所以，当少校不反对我给布拉姆写信的时候，我感到既吃惊又高兴。但是，他并没有遵守我们的协议，我写了信并交给了监狱当局，但是，那封信根本就没有寄出。
几个月内，我们的生活总是遵循一个模式，监狱生活千篇一律：每天都与昨天一样，每周都与上周一样。这样，月份和年份有时就被相互混在了一起。任何有违这个模式的事情都会使监狱当局感到不安，因为千篇一律是监狱管理完善的标志。
千篇一律对囚犯也是一种安慰，这就是监狱之所以被看作牢笼的原因。千篇一律就像是一个难以忍受但却又令人愉快的家庭主妇，因为千篇一律能够让时间过得更快。手表和任何计时物品在罗本岛上都被禁止使用，所以，我们绝对不知道什么是准确时间。我们依靠钟声和狱警的口哨及吆喝声生活。每周都与上一周雷同，你必须记住那是哪一月哪一天才行。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我的牢房的墙壁上填日历。没有时间感会很容易使一个人失去注意力，甚至失去判断力。
监狱里的时间过得很慢，正所谓度日如年。时间过得慢通常与不得不闲散和没有生气相联系，但是，在罗本岛却不是这样，我们几乎总是忙于工作、学习和解决争端。然而，时间仍然过得很慢。部分原因是，在外面花几小时或几天就能解决的事，在监狱里要花上几个月或几年。请求发一个新牙刷可能要六个月或一年的时间才能实现。阿迈德·卡特拉达曾经说过，在监狱里几秒就像监狱外几年，而年却像分秒那样流逝。在院子里砸一下午石子可能感觉时间无限长，但是，一年的时间又感觉忽然就结束了，你不知道那些岁月都是怎么过的。
对每一位囚犯的挑战，特别是对政治犯的挑战，是如何完好地在监狱里生存下来，如何完整地从监狱里走出来，并如何保持甚至加强自己的信仰。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我要完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做一些为了生存而必须做的事情。为此，你必须知道敌人的目的，然后再采取策略去破坏敌人的图谋。监狱就是要摧毁你的精神和决心，为此目的，监狱当局企图利用你的每一个弱点摧毁你的所有念头、消灭你的全部个性。他们就是想扑灭我们每个人保持人性和本来面目的火花。
我们的生存有赖于知道当局打算对我们作何处理，并且在我们之间共同分享这些信息。任何个人的反抗，就算不是不可能的，那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一直是孤家寡人，我就不能做这件事。但是，当局最大的错误就是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因为在一起，我们增强了决心和信心。我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不管我们知道什么情况和获得什么消息，我们都一起分享。通过一起分享，我们个人的勇气得到了提升，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对我们遭受的困难的反应是完全一致的。人的能力有差别，对压力的反应也不一样。但是，强者要帮助弱者，使强者和弱者在这个过程中都变得更强。最终，我们不得不在监狱里创造自己的生活，以监狱当局认可的方式去创造，秩序不是由监狱当局维持，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维持。
作为一位领导人，他有时要采取不受欢迎的行动，或是那些多少年后方见效果的举措。有时候，成功的荣耀仅仅在于取得这些成功的人知道这些成功。这对监狱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在监狱里，你必须在忠于你的理想之中寻求安慰，哪怕是没有任何人知道。
我现在是在外围，但是，我知道我将不会放弃战斗。我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比较小的角斗场，其观众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压迫者。我们把在监狱里的斗争作为整个斗争的一个缩影。我们将如同在监狱外坚持进行战斗一样，在监狱里进行战斗。种族歧视和镇压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将不得不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战斗。
监狱及其当局阴谋剥夺每个人的尊严，但我完全有信心生存下去，任何想剥夺我的尊严的个人和团体都将会失败，因为无论以任何代价或在任何压力下，我都不会放弃生存的希望。对于我将终身被监禁的可能性，我决不会太看重，我决不认为终身监禁就真的意味着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并必然死在监狱里。也许我否认这样的前景，是因为这样太令人不愉快，也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不过，我总是相信，有一天，我将再次作为一个自由人感受走在阳光下的草地上的心情。
我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说不清这种乐观主义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起来的。这种乐观部分地来自迎着太阳勇往直前的勇气。有许多黑暗的时刻，人道主义信仰一时经受了痛苦的考验，但是，我将不会也不可能向悲观低头。向悲观低头就意味着失败和死亡。
61...
我们每天早晨5点30分由值夜班的狱警叫醒，他总是在走廊头上敲着铜铃喊：“Word wakker! Staan op!”（醒来！起床！）我一贯起得比较早，这个时间起床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负担。尽管我们5点30分起床，但是，直到6点45分才让我们从牢房里出来，我们在这段时间打扫牢房，并卷起我们的席子和毯子。我们的牢房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卫生间，但是有被称作“ballies”的马桶。这种马桶直径有10英寸长，上面有中间凹的陶瓷盖，盖子上面可以盛水。盖子上的水是用来刮脸、洗手、洗脸的。
6点45分，当我们被允许走出牢房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走廊头上的洗涤槽内彻底清洗马桶，不然会产生一种臭气。在早期的那些日子里，清洗马桶唯一令人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小声与我们的同事说句话。清洗马桶的时候，狱警不喜欢在旁边逗留，所以是相互说话的一种机会。
有那么几个月，早饭由普通监禁区的囚犯负责送到我们的牢房。早饭是玉米片粥，是用玉米加工而成的食物。普通囚犯笨手笨脚地把玉米片粥舀到碗里，然后，从牢房栅栏门递进牢房。这是一个技术活，要想不把粥洒在外面，手必须灵巧些才成。
几个月后，我们的早饭被用旧金属油桶盛着送到院子里，然后我们用简易的金属碗自己盛饭。我们每人发了一袋被叫做咖啡的饮料，实际上只是一种烤糊了的玉米粉而已，我们可以用热水冲着喝。后来，当我们能进入院子为自己打饭的时候，我会在院子里绕着院子散散步，直到早饭送到为止。
像在监狱里的一切事物一样，伙食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有色人和印度人的伙食比非洲人的伙食好，不过差别并不大。当局总是说我们的伙食是均衡的，也的确是均衡的——介于不可口与不能吃之间。伙食是我们许多次抗议的原因，但是，在那些日子里，狱警说：“伙计，你们卡非尔人在监狱里吃的比在家中吃的都好！”
在吃过早饭后，狱警吆吆喝喝地说：“Val in! Val in!”（集合！集合！）我们都要站在牢房外面接受检查。监狱当局要求每个囚犯，必须把卡其布夹克上的三个扣子扣好，当狱警走过时还要求脱帽。如果我们的扣子没扣、没脱帽或者牢房内部不整洁，我们就因违反了狱规而受到惩罚，不是被罚单独监禁就是不让吃饭。
检查过后，我们就在院子里砸石子，一直干到中午，中间也不休息。如果我们慢下来，狱警们就会喊着让我们加快速度。中午，监狱里会响起午饭的铃声，盛午餐的金属圆桶将被运进院子里。对于非洲人，午餐有煮玉米，即煮粗玉米粒。印度人和有色人的午餐则是玉米片，或玉米饭，这种玉米饭只不过是用一种磨过的玉米做成的粥。玉米片有时还给配上蔬菜，而我们的煮玉米则只能干啃。
我们午饭常领到一份phuzamandla，意思是“健力饮”，是一种用玉米片加少许发酵粉做成的粉状物。它需要用水或牛奶冲起来喝，如果浓一点，味道还不错。但是监狱当局只给一点点儿，仅仅能改变一下水的颜色而已。我通常把我的那份省下来，直到积攒几天后，足够冲一碗地地道道的饮料才把它喝掉。如果当局发现你积攒饮料粉，就会把它没收，你也会受到惩处。
午饭后，我们一直工作到下午4点，当狱警们吹响刺耳的哨子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排队报数和接受检查。然后，我们被允许有半小时的洗漱时间。我们的走廊头上的洗澡间里有两个海水淋浴喷头，一个咸水水龙头和三个用来洗澡的大电镀金属桶。没有热水，我们只能站在或蹲在桶里用咸水打打肥皂，洗掉一天的灰尘。当外面很冷的时候，用冷水洗澡不怎么舒服，但是我们洗得还是很开心。有时，我们边洗边唱，这样感觉水就不那么凉。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我们唯一能说话的时间。
正好4点30分，走廊头上会响起咚咚的敲门声，这意味着晚饭已经送来了，普通犯人给我们打饭，然后我们回到牢房里吃。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份玉米片粥，有时，玉米片粥里面有少量的胡萝卜、卷心菜或是甜菜，但通常是少得可怜。我们一旦吃上一种蔬菜，通常是连续几周都吃同样的蔬菜，直到胡萝卜或卷心菜不再新鲜或者发霉，我们彻底吃够为止。每隔一天，我们的粥里面会有一小块肉，那块肉通常大部分是软骨。
晚餐时，有色人囚犯和印度人囚犯每人有一块面包（通常叫katkop，即“猫头”，因面包的形状而得名）和一块人造黄油。一般认为，非洲人不喜欢吃面包，因为面包是“欧洲食品”。
通常，我们得到的食物比本来规定的那点不多的食物还要少，这是因为伙房里盛行克扣之风。伙夫都是普通犯人，他们往往把最好的食物留给自己吃或给他们的朋友吃。他们还常常把最可口的放在一边留给狱警，用来换取狱警的好感或优待。
晚上8点，值夜班的狱警会把自己锁在走廊里与我们在一起，钥匙则通过门上的小孔递给外面的狱警。然后，值班狱警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命令我们睡觉。在罗本岛上从来不喊着让关灯，因为我们牢房里的带网罩的灯泡白天黑夜都亮着。后来，那些攻读更高学位的囚犯被允许学习到晚上10点或11点。
走廊上的传音效果不错，所以我们睡觉前总是设法相互聊几句。但是，如果我们能十分清晰地听见低声说话，那么狱警也就能听见，他就会喊“Stilte，in die gang!”（走廊里不准说话！）狱警一般会来回走上几趟，以确定我们不再读书或写字。几个月后，我们沿着走廊撒上了一些沙子。这样，我们就能听见狱警的脚步声，也就有停止说话或隐藏非法物品的时间。只有当我们都静下来的时候，他才在走廊头上的小办公室里坐下来，一直瞌睡到第二天早上。
62...
一天上午，我与布拉姆和乔尔见面后不几天，我们被带到了监狱办公室。这里距离我们的牢房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远，是个与我们的监狱十分相似的石结构建筑物。一到了那里，我们就排着队按手印，这是监狱里的惯例。但是，在等候的时候，我看见一旁有一个拿相机的狱警。按过手印后，狱警吩咐我们排队照相。我示意我的同事不要动，并向狱警说：“我希望你出示监狱管理局局长让我们照相的文件。”根据规定，给囚犯照相要有授权。
熟悉规定总是有好处的，因为狱警也常常不知道这些规定。当你知道的比他们知道的多时，他们就多少有点儿胆怯。狱警对我的要求感到吃惊，但却不能提供任何说明或书面文件。他威胁说，如果我们不同意照相，他将控告我们。但是我说，如果没有授权，就不能为我们照相，这就是问题所在。
作为一条原则，我们反对在监狱里给我们照相，因为，身为囚犯照相是不体面的。但是，有一次我确实同意照了一张相，那是我在罗本岛上同意照的唯一一张相片。
几周后的一个上午，狱警队队长不是发给我们铁锤在院子里砸石子，而是为我们每人发了针、线和一堆破囚衣，让我们缝补。但是，我们发现这些衣服多数已破得无法缝补，因而认为这是一个不好干的活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们换了工作。大约到了上午11点钟，前门开了，我们发现监狱长带着两个穿西装的人进了院子。监狱长说，这两位来访者，一个是记者，一个是摄影师，他们来自伦敦《每日电讯报》。他说话的语气，好像国际媒体的访问对我们来说将是常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