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了4个多小时，当时是下午刚过4点，通常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法庭刚刚静下来，德·韦特就立即请下一个证人到庭。他决心减少我的讲话对法庭产生的影响。他不想那天就此结束，只让我一个人作证。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见效。当我讲完话并坐下来的时候，德·韦特最后看了我一眼。
我的讲话在本地和外国媒体上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被逐字逐句地刊登在《兰德每日邮报》上。他们忽视了我所说的话都是被禁止的这一事实。这个讲话既显示了我们的辩护思路，又消除了控方对我们的伤害，因为控方预计我将提供否认对破坏活动担负责任的证言，并完全是在这个预测的基础上准备的指控材料。他们现在明白，我们不想利用法律技巧避免承认对我们的行动负责。我们以自己的行动为骄傲，并且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第二号被告瓦尔特·西苏陆是下一个发表证言的人。瓦尔特不得不首当其冲地面对尤塔为我准备的反诘。瓦尔特顶住了一系列不怀好意的提问。他摆脱了尤塔的雕虫小技，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我们的政策作了说明。他说，《行动计划》和游击战政策并没有作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被采纳。事实上，瓦尔特告诉法庭，由于这个计划还不成熟，他本人就反对采纳《行动计划》和游击战政策。
戈万在瓦尔特之后走上了证人席，他自豪地告诉法庭，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共产党党员。公诉人问戈万，如果他承认对他的几项指控中的许多行动，为什么不干脆认罪？“首先，”戈万说，“我认为我应该在这里如实说明一些导致我加入这些组织的原因，这里面有道义上的责任感。第二，简单的原因是，认罪则说明心中认为道义上有罪。而我不承认在我的回答中存在道义上的罪责。”
像戈万一样，阿迈德·卡特拉达和拉斯迪·波恩斯坦都证实自己就是共产党党员，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尽管拉斯迪是在警察袭击期间在利沃尼亚被逮捕的，但是政府起诉他唯一的直接证据是他在农场帮助架设过无线电天线设施。凯西在证言中聪明地否认了参与和煽动别人进行破坏活动。但是，他说，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斗争行动，他将给予支持。
当第八被告詹姆斯·坎特被逮捕并与我们关押在一起时，我们大家都感到吃惊。除了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和法律合伙人之外，他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或民族长矛军都没有任何牵连。哈罗德通过他的办公室曾经为我们办过几件事，但事实上并没有起诉他的证据。我推测，政府坚持在监狱里起诉他的目的是恐吓进步律师。
在德·韦特法官准备审理吉米一案的那天，我们等候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我对吉米说：“为了吉利，我们交换一下领带。”当他接过我那条又宽又旧的领带并与他给我的那条漂亮的丝绸领带相比较时，他可能想我仅仅是企图改善一下自己的着装。尽管吉米有点讲究穿戴，但他还是戴着我的那条旧领带上了法庭，当德·韦特法官撤销对他的指控时，作为一种告别的礼节，他向我举起了那条领带。
雷蒙德·穆拉巴是东开普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的领导人，但是政府并没有多少起诉他的证据。他否认他是民族长矛军的成员之一，也否认知道有关破坏活动的任何事情。我们认为，第九号被告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和第十号被告安德鲁·木兰基尼都不应该作证，他们是民族长矛军的低级成员，他们不能对已经说过的事情增加多少新的内容。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尽管在监狱中遭到了毒打和折磨，但是他并没有屈服。安德鲁·木兰基尼是最后一个被告，他发表了一个违背誓言的声明，承认曾经为民族长矛军传送过信息和指令，并为了便于做这个工作而把自己化装成了牧师。他还告诉法庭，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曾经遭到过殴打，并被使用了电刑。安德鲁作完证后，辩护方就停止了辩护。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最终的合议判决。
5月20日，尤塔向媒体提交了他最后讲话的皮面精装本，并给了辩护方一个副本。尽管装帧漂亮，但尤塔的讲话是对起诉书篡改性的归纳，并没对控告书作任何的说明或对证言作任何核实，其中充满了对人身的侮辱和攻击。“被告的欺骗性是引人注目的，”他说，“尽管他们几乎代表不了班图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他们却自以为有责任告诉世界，南非的非洲人是被镇压的、被压迫的和被征服的。”就连德·韦特法官也似乎被尤塔的讲话搞得迷惑不解。有一次，他打断尤塔的讲话说：“尤塔先生，你确实承认你没有证实被告决定开展游击战，对不对？”
尤塔愣住了，因为他认为正好相反。我们也感到吃惊，因为法官的提问为我们提供了希望。尤塔吞吞吐吐地告诉法庭，关于开展游击战的准备工作确实已经展开了。
“是的，我知道，”德·韦特不耐烦地说，“辩护方承认。但是，他们说在他们被捕之前并没有决定开展游击战。我认为你没有证据推翻这种说法，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随阁下的便。”尤塔用从喉咙里挤出的声音说。
尤塔最后说，这个案子不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级叛国案，而且还是一个在控告书里没有提及的杀人和故意杀人案。他气势汹汹地宣布：“我不无冒昧地说，控告书中每一项指控都已经被证实。”他知道，即使是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话也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辩护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松第一次站起来就控告方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涉。他反驳了尤塔关于此次审判与杀人有任何关系的说法，并提醒法庭，民族长矛军的政策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阿瑟开始说明其他组织进行的破坏活动也被强加给了被告的时候，德·韦特插话说他已经作为事实予以承认。这是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胜利。
紧接着布拉姆·费希尔发表意见，他准备反驳政府提出的两个最要害的指控问题，即，我们实施了游击战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一回事儿。尽管德·韦特说他相信我们没有开始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并不敢冒这个险。但是，当布拉姆谈到他的第一个问题时，德·韦特忽然有点不耐烦地插话说：“我想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承认在开展游击战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作出决定，或者说没有确定日期。”
当布拉姆开始谈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德·韦特又突然打断他的话说，他也承认两个组织是不同的这个事实。布拉姆准备得非常充分，但却几乎对德·韦特的回答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忽然坐了下来。法官竟然在他说这两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承认我们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感到高兴，也就是说，如果对于正在面临死刑的人来说可以算是高兴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高兴的。法庭宣布休庭三个礼拜，德·韦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考虑对案子作出判决。
57...
全世界一直在关注着利沃尼亚审判。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为此而举行了彻夜的守夜活动，伦敦大学的学生们选举我为学生会的缺席主席，而联合国的一群专家要求为南非召开专门紧急会议，以敦促南非建立真正的代议制议会，并建议对所有种族隔离反对者实行特赦。在德·韦特准备判决的前两天，联合国（有4个国家缺席，包括英国和美国）敦促南非政府结束审判，并对被告给予特赦。
在我们即将重新走上法庭接受判决之前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撰写论文，以便通过伦敦大学的一系列考试而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我要在对我判决之前参加法律考试，这似乎有点荒唐。对关押我的狱警来说，这似乎也有点稀奇古怪。他们说我要去的地方不需要法律学位。但是，我在整个审判期间一直在坚持学习，我要参加这次考试，并专心致志地进行准备。后来我发现，这是使我消除杂念的一种好方法。我知道我很快就不能做律师工作了，但是我暂时不想考虑其他的事情。最后，我通过了这项考试。
6月11日星期四，我们又集中在司法大厦听候最终判决。我们知道，我们当中至少有六人没有定论却被判有罪。问题是判什么刑。
德·韦特没进入角色前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他低声而迅速地说：“我已经把我得出结论的理由记录在案，我建议不再宣读这些记录。第一被告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都有罪。第二被告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都有罪。第三被告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都有罪。”对每一位主要被告，德·韦特都宣布在四项指控方面有罪。凯西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只有一项罪名成立，拉斯迪被宣布无罪并被撤销指控。
“我建议今天不考虑量刑问题，”德·韦特说，“政府方面和被告明天上午10点将被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然后，他宣布休庭。
我们曾经希望凯西和穆拉巴能够逃过判决，但是，那就是另一个信号：如果必要的话，政府将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如果法官能以不多的证据判穆拉巴四项指控都有罪，那么，难道他还不能把我们这些有确凿证据的人判处死刑吗？
那天夜里经过讨论后，瓦尔特、戈万和我告诉律师，不管我们被判什么刑，甚至是死刑，我们也不上诉。我们的决定使我们的律师感到迷惑不解。瓦尔特、戈万和我相信，上诉将有损我们的道德立场。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不管我们干什么，我们必须问心无愧，必须坚持道德原则。我们现在不准备在上诉中发表我们的意见。如果我们被判死刑，我们将不再约束必然爆发的群众运动。根据我们一贯坚持的、大胆的、具有挑战性的路线，上诉似乎会表明我们虎头蛇尾，甚至表明我们是令人失望的。我们要传达的信号：为了自由，即使在斗争中牺牲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律师对我们的决定感到不满，想与我们谈谈上诉的事。但是，戈万、瓦尔特和我却要求讨论第二天判决程序的细节问题。如果我们被判处死刑，将会履行哪些程序？律师告诉我们，德·韦特宣布死刑后，他将问我这个第一被告：“你是否还有任何理由认为死刑不该被通过？”我告诉布拉姆、乔尔和弗农，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会有许多话要说。我将告诉德·韦特，我准备去死，并知道我的死将对我为之献身的事业是一种鼓舞。我的死，我们的死，都不会白费。如果作为烈士为我们的事业而死，比活着服务于我们的事业更好，那么，我们就会去死。律师说，这样的话对上诉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而我重申我们将不上诉。
即使是，或者说特别是，如果我没被判处死刑，我们也有现实的理由不上诉。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可能会失败。上诉法庭可能会认为德·韦特一直太宽容，判我们死刑是罪有应得。上诉将会有碍于国际社会为释放我们而继续施加压力。
对于政府来说，死刑可能是最现实的判决。我们听说，司法部长约翰·沃斯特告诉他的朋友们，总理史末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因为他的叛国而把他绞死。他说，国民党人将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做好了被判处死刑的准备。一个人如果真正对某件事已经做好准备，他一定真的企盼这件事的到来。而一个人如果没能为某件事做好准备，他就会暗暗地相信这件事不会发生。我们都做好了准备，不是因为我们勇敢，而是因为我们注重现实。我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能够抱着必死之念，那么活果然好，死也无所惶虑。”
58...
1964年6月12日礼拜五，我们最后一次来到法庭上。自从在利沃尼亚遭到逮捕，将近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安全防范依然特别紧，我们的护卫队鸣着汽笛穿过大街。通往法院的路都被封锁了，不准正常通行。对任何企图走近司法大厦的人，警察都要检查其身份。他们甚至在当地的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设立了检查站。尽管有种种威胁，仍然有2000人打着旗帜和条幅聚集在法院前，写着“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们”之类的标语，法院里面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本地媒体和外国媒体的记者只有站着的空间。
我挥手向温妮和我母亲致意。看到她们在场，我十分高兴。我母亲是从特兰斯凯赶来的。来到法庭看自己的儿子是否被判处死刑，一定让她心情十分沉重。尽管我猜想我母亲不了解将要发生的全部情况，但是，她的支持绝不会动摇。温妮也一样坚定，她的支持给我增添了力量。
书记员高声喊出案子的名称：“政府诉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员案”。在宣判前，收到了两份减刑申请。一份是哈罗德·汉森提交的；另一份则是作家艾伦·佩顿提交的，他也是自由党的全国主席。汉森口才很好，他说全国上下的不满情绪不能被压制，人民总是要找到申诉不满情绪的途径。“犯罪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汉森说，“只是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汉森说法官应该很好地回想一下，他自己的人民，非洲白人，为了他们的自由也曾顽强地进行过斗争。
尽管佩顿本人不支持暴力，他说只有两种选择：“低头屈服，或以暴力对抗。”被告应该得到仁慈，他说，不然南非的前途将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德·韦特似乎对两个人的申诉根本没有听进去，在他们两个申诉时，他既不抬头看，也不做记录，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索当中。他显然是已经作出了决定，他仅仅是在那里等待宣布他的决定。
他点头让我们站起来，我试图盯住他的眼睛，但是，他连看都不向我们这个方向看。他的两眼盯在法庭正中的前方，脸色苍白，粗粗地喘着气。我们相互看了看，似乎知道将被判死刑，不然这位通常冷静的人为什么那样紧张？然后他开始讲话。
在审理这个案子期间，我听到很多关于非欧洲人不满的事情。被告告诉我，他们的律师告诉我，这些被告都是非欧洲人的领袖，他们是在希望减少不满情绪的动机的驱使下而变成罪犯的。我完全相信被告的动机，就像他们希望法庭相信的那样他们是毫无私心的。组织革命的人往往试图取代政府，个人野心不能排除在动机之外。
德·韦特中间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是为了缓口气。他的声音以前就很低，但现在仅仅是可以听得到而已。
这个法庭的功能，正如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庭的功能一样，旨在加强法律和秩序，并且加强其所在国的所有法律。被告被判的主要罪名是阴谋叛国罪，实际上是高级叛国罪。政府决定不以高级叛国罪提起公诉。考虑到这种情况，并对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我决定不使用最高刑罚，像这样的案子通常是应该判处最高刑罚的，但是，按照我的职责，这个判决是我能表示的唯一从宽惩处。这个案子的被告将全部被判处终身监禁。
我们相互看了看，脸上露出了微笑。当德·韦特宣布他不判处我们死刑的时候，法庭上的群众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是，在一些旁听者中，有的感到惊惶，因为他们没能听清德·韦特的宣判。丹尼斯·戈德堡的夫人叫着他的名字高声说：“丹尼斯，是什么刑？”
“终身监禁！”他回答说，脸上堆满了笑容，“终身监禁！没有判处死刑！”
我回头面对旁听席，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四下搜寻温妮和我母亲的面孔。但是，法庭内太乱，人们在喊叫，警察不知所措地对群众指手画脚，我无法找到她们。当许多旁听者冲出法庭向外面的群众通报宣判结果的时候，我向他们伸出拇指行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礼。押解我们的警察开始把我们从被告席上驱赶出来，并押解着我们朝通向地下的门口走去。我又一次寻找温妮的面孔，但是在我低头穿过那个通往下面牢房的门口之前仍然没有看见她。
我们戴着手铐，待在法院下面的牢房里。面对外面的人群，警察们十分紧张。他们让我们在地下的牢房里待了半个多小时，希望人群散去。我们被从司法大厦的后面押送上囚车。我们能听见护送的摩托车在我们两边行驶的声音。为了躲避人群，囚车选择了另外的路线行驶，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听到群众高喊“Amandla！”的口号声和高唱“Nkosi Sikelel’ iAfrika”那节奏缓慢、曲调优美的歌声。我们通过加了防护条的囚车窗子挥动拳头，希望群众能看到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看到了我们。
我们都成了判过刑的囚犯。我们与丹尼斯·戈德堡分离关押，因为他是白人，他被带到了另外的牢房。我们其余的人都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的牢房里，与其他囚犯隔离开来。在这里，我们无法听到呼喊声和歌唱声，现在只能听到牢房门和监狱大门的吱呀咣当声。
那天夜晚，当我躺在铺在地板上的席子上的时候，开始思索德·韦特作出这个判决的原因。毫无疑问，南非的全国性示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使他难以承受。国际商会对审判提出了抗议。全世界码头工人联合会威胁不再装卸南非的货物。苏联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给沃尔沃德博士写信，要求对我们宽大处理。美国国会议员们提出了抗议。英国议会的50名议员在伦敦举行了游行。有传言说，英国外交大臣亚历克斯·道格拉斯－霍姆在幕后支持我们的事业。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艾德莱·史蒂文森写信说，他的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阻止我们被判死刑。德·韦特曾经承认，我们还没有开展游击战，并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两个独立的组织，因此，对他来说，判处我们死刑是有难处的，似乎显得太过分。
沃尔沃德告诉议会，判决并没有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电报和呼吁的影响。他吹嘘说，他把所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报都扔进了垃圾桶。
在审判快要结束的时候，德·韦特法官顺便对布拉姆·费希尔说，辩护在这个案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宣传作用。这可能是他自己承认受到压力影响的一种方式。我知道，如果我们被判死刑，那么大多数人将会把他视为杀害我们的凶手。
他也受到了来自他所属种族的巨大压力。他是一个南非白人，是一个受南非体系影响的人，也是一个有思想倾向的人。他不想违背自己的信仰体系去行事。他屈服于让我们生的压力，而顶住了判我们死的压力。
我对德·韦特给卡特拉达、莫佐莱迪和木兰基尼的刑罚感到吃惊和不满。我原来期望他会解除对凯西的指控，并给伊莱亚斯和安德鲁较轻的刑罚。后两位是民族长矛军职位比较低的成员，他们三人的罪过加在一起也没有我们其余任何人的罪过大。但是，由于没有上诉，我们深信凯西、安德鲁和伊莱亚斯为此付出了代价：上诉法庭可能会为他们减刑。
每天晚上熄灯前，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都会回荡着非洲囚犯歌唱的自由歌曲。我们也加入了这支情绪激昂的大合唱队伍之中。但是，每天晚上，人们似乎是遵循一个无声的命令，大家在熄灯前的几秒钟，都会立即停止歌唱，整个监狱会变得一片寂静。然后，从整个监狱的十几个地方，人们会高呼“Amandla”，从而引来数百人高喊“Ngawethu”！我们经常自己喊这个应答式的口号，但是，在那天晚上，其他所有不知名姓的囚犯带头喊这个口号还是第一次。来自监狱四周的声音似乎特别响亮，好像在鼓励我们坚强地迎接面前的考验。
第八部 罗本岛：黑暗的岁月
59...
午夜时分，我醒来并注视着天花板，审判的情形仍然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浮现，此时我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我被单独关在我的牢房里，和别人不在一起。忽然有人敲我的牢房门，我能从栅栏门认出是奥卡木博上校。“曼德拉，”他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你醒着吗？”
我告诉他，我醒着。“你是一个幸运的人，”他说，“我们准备把你带到一个你可以享有自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四处走走，能看见海洋和天空，而不是每天只能看见灰墙。”
他并不是故意嘲笑，但是我十分清楚，他所指的那个地方并不会给我我所渴望的自由。然后他神秘地说：“只要你不惹麻烦，你将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然后，奥卡木博叫醒了其他犯人并命令他们收拾东西，他们都在独立的牢房里。15分钟之后，我们直接向比勒陀利亚地方法院的钢铁迷宫走去，铁门的叮当声不绝于耳。
一走出牢房，我们七个人就都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警车的后车厢。其中有瓦尔特、雷蒙德、戈万、凯西、安德鲁、伊莱亚斯和我。午夜已过，但是我们却没有人感到疲倦，气氛一点都不忧伤。我们坐在满是尘土的车厢地板上，唱歌、聊天，重新回顾审判的最后时刻。狱警给我们提供了三明治和冷饮，中尉范·威克与我们一起坐在后车厢内。他是一个乐呵呵的人，在唱歌的间歇，他主动就我们的前途谈了他的看法。“好，”他说，“你们这些家伙不会在监狱里待多久。释放你们的要求太强烈了，一两年你们就可以从监狱里出来，将作为国家的英雄归来。群众将欢迎你们，每个人都想做你们的朋友，女士们会希望嫁给你们。嗨，你们这些家伙真行。”我们听他唠叨着，没作任何评论。但是我承认，他的话让我非常高兴。不幸的是，他的预言过了将近30年才得到证实。
深更半夜，我们在警察的押解下静悄悄地离开了比勒陀利亚。我们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了市外的一个小型军用机场，然后被押上了一架达库塔（Dakota）大型军用运输飞机。飞机上没有暖气，我们在飞机里冻得瑟瑟发抖。有的人以前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他们似乎对坐飞机比对我们的目的地还要惧怕。飞机在15000英尺的高度突然上升和下降，似乎比关押在高墙里面的牢房里还要危险得多。
大约在空中飞行了一个小时，飞机下面的大地开始出现了黎明的曙光。飞机上有舷窗，我们刚刚能看到飞机外面那柔和灰暗的光线，同志们就立即纷纷把脸贴在玻璃上向外看。我们是朝东南方向飞行，越过了奥兰治自由邦那干旱的平原和翠绿而多山的开普半岛。我也伸长脖子通过舷窗向外看，但是，我并不是作为一个旅游者观看风景，而是作为一个战略家进行观察，看游击队在哪里能找到隐藏自己的地方。
自从组建民族长矛军以来，关于南非的农村是否适合游击战，一直存在争论。多数最高司令部成员都认为不适合。当我们飞过开普地区一个叫默里斯堡的山林的时候，我向同志们说，这里是我们可以进行战斗的地方。大家感到十分高兴，都伸长脖子想看个明白。真的，这片茂密的山林看起来完全可以隐藏一支新生的游击队。
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达了开普敦郊外的上空。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开普平原上那火柴盒式的房子、市中心闪烁灯光的高楼和桌山的平顶。然后，在桌湾、在大西洋那湛蓝湛蓝的碧水之中，我们模模糊糊地看见了罗本岛。
我们降落在位于罗本岛一端的飞机跑道上。那是一个阴暗多云的日子，当我们走出飞机的时候，寒冷的冬风刺透了我们单薄的囚服。我们受到了带自动武器的狱警们的迎接，气氛十分紧张，但非常安静，不像我两年以前到达这个岛上所受到的接待那样喧闹。
我们被押送到老监狱区，那是一个孤零零的石头建筑物，在那里，我们被命令脱光衣服站在外面。监狱生活侮辱性的仪式之一就是当你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时，第一件事就是脱下原监狱的囚服换上新监狱的囚服。当我们脱光衣服时，他们扔给我们每人一套罗本岛监狱的平纹卡其布囚服。
种族隔离甚至也体现在着装方面。除凯西之外，我们每人都是一条短裤、一件质地很差的紧身上衣和一件帆布夹克。凯西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印度人，他领到了一条长裤子。一般情况下，非洲人会领到一双用汽车轮胎做的拖鞋，但是，这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双鞋。只有凯西一人还额外领到了一双短袜。给非洲人发短裤子的意思只不过是在提醒我们是“男仆”。那天我穿上了那件短裤子，但是，我发誓不会长时间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