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对塞伦的戏弄也不客气，他无法忍气吞声地对待这种侮辱。“你知道，监狱长，”他说，“你不能对我怎么着，因为我是世界上最革命的政治组织——共产党的一个成员，共产党在为世界被压迫人民服务方面是著名的。当我们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和你的国民党将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在全世界，我比你们愚蠢的全国主席还要著名。你是什么人？不过是一个不值得注意的小芝麻官。到我离开监狱的时候，我将连你的名字都不记得。”塞伦转身就走了。
那位有色人狱警夜间会来探望我们，这对减轻我们在岛上的痛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就是有这样奢侈的条件，斯蒂芬仍然不满足。德福是一个大烟筒，他有时竟然吸一整宿，第二天自然就无烟可吸。但是，基茨韦却总是保留他自己的那份烟，从来不会把当天的烟全部抽光。一天晚上，德福心急气躁地面对着我，“纳尔逊，”他说，“你故意少给我烟，你给基茨韦的烟比给我的多”。
这显然是不对的，不过，我想与他开个玩笑。“那好，”我说，“每天晚上我得到烟的时候，我将先把它分成两份，然后我将让你选择你想要的那一份。”那天晚上，不，是从此之后的每天晚上，我总是把烟分成相等的两份，然后对斯蒂芬说：“你先选。”
德福为难作决断而苦恼万分。每次他都是看着两份烟，头不住地在两者之间摇来摇去。最后，他总是失望地拿起一份，然后躲到一边开始吸起来。尽管我似乎认为这个办法十分公道，但仍然有些滑稽，德福也还是不满意。当那位有色人狱警来到窗边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旁边来回走动，以便看我是否私下把香烟囤积起来，这让那位狱警感到很不高兴。“注意，”他对我说，“我只与你打交道。这是一个安全问题。”我说我理解。然后我告诉德福，当我与狱警接头的时候，不要站在我身边。
第二天夜间，当那位狱警来到窗前时，德福走上前去对他说：“从现在开始，我要我自己的那份烟，请直接给我。”那位狱警感到有些吃惊。“曼德拉，”他说，“你没有遵守你的诺言。算了，我不会再给你带这些东西了。”我把德福嘘走，然后就劝说狱警。我说：“看，伙计，他是一位老家伙，”我的意思是指德福，“他精神不很正常，”我指着我的头说，“请原谅这一次”。这样他软了下来，把烟交给了我。但是，他警告说，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将就此收手。
那天夜里，我认为必须处罚一下德福。我说：“现在，你看，你危及了我们的货源。今天晚上，你不要再指望有烟或三明治。你几乎让我们失去了这些特殊待遇。现在，我准备切断对你的供应，直到你变乖后再给你。”德福无言以对。
我们三个人那天待在囚室的一个角落里，一边吃三明治一边读报纸，报纸也是那位狱警送的，而德福自己则坐在另一个角落里。最后我们都睡着了。大约半夜时分，我感到有人推我的肩膀，把我从睡梦中推醒。“纳尔逊……纳尔逊。”原来是德福。
“纳尔逊，”他轻声说，“你触到了我的软肋。你不给我烟吸，可我是一个老人。我为了我的人民而遭受这般痛苦。你在监狱里是我们的领导，但这样处罚我是不公平的，纳尔逊。”
他也触到了我的痛处，因为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滥用职权。他遭遇的痛苦确实远比我遭遇的痛苦要多。我的三明治还有一多半，我立即把三明治给了他。我又唤醒基茨韦，把烟都给了他，请他与德福共同分享。德福总是喜欢找麻烦，但是，从此之后，他的行为规矩多了。
我们一旦开始工作，我立即对岛上的其他犯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当局也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一些年轻政治犯转移到了与我们的囚室相对的囚室里来。夜间，我们可以通过上了锁的栅栏门与他们谈话。在这些年轻人中，我发现了恩卡贝尼·门耶，他是我的一个外甥，家住在穆克孜韦尼，我上次在1941年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婴儿。
我们谈了一些有关特兰斯凯的事情，并得到了一些关于家庭历史方面的信息。一天夜里，当他的朋友们都围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说：“舅舅，你属于什么组织？”我说，当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我的回答使那些年轻人有点惊慌失措，忽然，他们的面孔从窗子里消失了。等了一会儿之后，我外甥又出现了，他问我是否曾经是一位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会员。我回答说，我没有参加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然后他说他听说我在出访非洲其他国家期间加入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我告诉他，我出访期间也没有加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我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而且将来也还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这又使他们感到非常惊愕，他们又一次消失在窗后。
后来我得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宣传机构声称我在出访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期间加入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尽管我听后不大高兴，但是，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在政治上，我们绝不能过高地估计真正了解形势的人数。不大一会儿，我的外甥又回来了，他问我是否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与索布克韦交谈过。我说谈过，并且与他进行了友好的讨论。这让他们很高兴，他们向我说了声再见，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几个小时后，一个队长来到了我的牢房里，让我们四个人收拾行李。几分钟内，我的同志们都被带走了，牢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在狱中，一个人能与同志们挥手告别是幸运的。一个人能够与另一个人非常亲密地共同生活几个月，然后就再也见不着他了。这是灭绝人性的一幕，因为这样的事情会使你不得不沉默地与世隔绝。
尽管我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我仍然有些忧虑不安。有时几个人在一起会有安全感，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你也就没有见证人了。我发现没有人给我饭吃，便使劲地撞击地板：“狱警，我还没吃晚饭呢。”
“你必须叫我baas（老板）。”他叫喊道。那天晚上我没吃上晚饭。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押解回比勒陀利亚。监狱管理局通过媒体发表声明说，为了我的安全而把我从罗本岛转移出来，因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犯人要殴打我。这完全是赤裸裸的谎言。他们把我押回比勒陀利亚，自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这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
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被单独关押，但是犯人们是足智多谋的，我很快通过那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收到了秘密纸条和其他信息。我收到了亨利·法兹的消息，他是民族长矛军的一个干部，曾经在埃塞俄比亚接受过军事训练，他在企图返回南非时被捕。他们都是根据《破坏法》被审判的第一批非国大人士。
通过监狱这个暗中传递信息的渠道，我试图在他们的辩护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并建议他们与哈罗德·沃尔培联系。我后来听说，沃尔培也遭到了拘留。这使我第一次感觉事情出了什么严重闪失。有一天，当我在放完风后被带离院子的时候，我见到了安德鲁·木兰基尼。我上次见他，是1961年9月份，当时他正准备出国参加军事训练。我在想，除了沃尔培和木兰基尼，还有谁遭到了逮捕？
1961年初，温妮被实施禁止2年。我从另一名犯人那里听说，最近温妮由于违反对她的禁止而被指控，这会使她坐牢或被软禁。温妮很固执，禁止只能是让她火上加火。我不怀疑她违反了对她的禁止令，我不会劝她不要那么做，但是，她有可能坐牢的消息却让我十分担心。
1963年7月的一个上午，正当我沿着走廊回牢房的时候，我看见了托马斯·马士法尼，他一直是立里斯里夫农场的工头。尽管我知道这毫无疑问是监狱当局故意领着他来到我牢房的走廊里，看我是否认识他，但我还是热情地与他打招呼。我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他的出现只说明一件事：当局已经发现了利沃尼亚。
一两天后，我被召到了监狱办公室，我在那里看见了瓦尔特、戈万·姆贝基、阿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木兰基尼、鲍勃·赫普尔、雷蒙德·穆拉巴——穆拉巴是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他当时刚刚从中国接受培训回国。其他还有伊莱亚斯·莫佐莱迪，也是民族长矛军成员；丹尼斯·戈尔德伯是位工程师，他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拉斯迪·波恩斯坦是个建筑师，也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吉米·坎特是位律师，他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我们都被指控犯有破坏罪，第二天将被送上法庭。这时，我5年的监禁生活刚刚过了9个月。
我零零星星地听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7月11日下午，一辆干洗店的面包车驶进了农场的汽车道，立里斯里夫没有人要送洗衣服。干洗店的面包车被一位年轻的非洲警卫人员拦了下来。但是，从车上下来了十几名武装警察和几条警犬，那个年轻的非洲警卫被他们的气势给压倒了。他们包围了房屋，几名警察冲进了主要建筑和主要附属建筑。在附属建筑内，他们发现有十几个人正围在桌子周围讨论一份文件。瓦尔特从窗子跳了出去，但是却被狂吠的警犬切断了去路。被逮捕的人中还包括阿瑟·戈德里克，在警察进行袭击的过程中，他正好开车来到了农场。
警察对整个农场都进行了搜查，没收了几百份文件和资料，但是，他们没发现武器。有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就在桌子上放着，文件的名称是“Operation Mayibuye”（《行动计划》），是一项关于在南非开展游击战的计划。警察一下子得到了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全部资料。于是，大家都被按照《90日拘留法》逮捕了。
在这次袭击发生时，乔·斯洛沃和布拉姆·费希尔侥幸不在农场。但是，他们经常每天去农场两三次。从事后看，立里斯里夫是一定会暴露的，因为管理越来越严格，管理方式也越来越成熟。由于能实施24小时监听，窃听器成了普通的监听工具。对于政府来说，这次袭击是一次漂亮的行动。
开庭的第一天，我们没有任何机会把情况告诉律师。我们被带到一位地方法官面前，被指控犯有破坏罪。几天后，我们被允许与布拉姆、弗农·贝瑞奇、乔尔·乔菲、乔治·毕佐斯和阿瑟·查斯卡尔松见面，他们都是我们的辩护律师。由于我是已经判过刑的犯人，所以我仍然被单独关押，这些审理程序使我第一次有机会与我的同事们交谈。
布拉姆非常沮丧。他小声告诉我们，我们正面临着极其严厉的指控，政府已经正式通知他，会要求对我们依法实行最重的惩处——死刑。布拉姆说，根据现实情况，这种结局是十分可能的。我们都生活在绞刑的阴影之下，因为这种可能性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死刑是审判的最有可能的结果，因为比我们轻得多的犯人最近都被判了死刑。
监狱官员时刻都在提醒你，你可能被绞死。那天夜里，一位狱警敲着我的牢房门说：“曼德拉，你不必为睡觉而担心，你将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睡觉。”我等了一会儿说：“我们大家，也包括你，都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睡觉。”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55...
1963年10月9日，我们被押上一辆加强了保安设施的警车。沿着车的中心线装有钢制隔板，把白人犯人和非洲人犯人相互隔开。我们将被送到比勒陀利亚的司法大厦，最高法院就设在那里。“政府对（民族长矛军）全国最高司令部及其他人员”的指控将在那里开庭。后来，这次审判被大家称作“政府诉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的审判，而更多的人把这次审判叫做“利沃尼亚审判”。在法庭附近，矗立着保罗·克鲁格的雕像，他是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总统，在19世纪曾经领导人民抗击过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入侵。在这位布尔英雄雕像的下面，有一段从他的讲话中选出来的语句：“我们满怀信心将我们的事业置于全世界的面前，无论我们是获胜还是死亡，自由将像太阳一样从清晨的云雾中在非洲升起。”
我们的警车行驶在装满警察的卡车护送队中间。在护送队的前面行驶的是几辆坐着高级警察官员的豪华轿车，司法大厦周围到处是武装警察。为避开聚集在大厦前面的我们的支持者，我们被押解到大厦的后面，通过大铁门进入大厦。在审判大厦周围，虎视眈眈地站着手握机枪的警察。当我们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听到群众的歌声。一进入大厦，我们就被关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等候开庭。这次审判被国内外的报纸描绘成南非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审判。
当我们从牢房里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位被告都由两名全副武装的法警押解。当进入装饰华丽、天花板很高的法庭时，我们每个人都握紧拳头向人民群众致非洲人国民大会礼。在旁听席上，我们的支持者高呼“Amandla！Ngawethu！”和“Mayibuye Afrika！”这是鼓舞人心的口号，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口号。因为警察把每个旁听者的姓名和住址都记录了下来，并且在他们离开法庭的时候，都被拍了照。法庭上有许多国内和国际记者，还有几十名外国政府代表。
我们就位后，警察在我们与旁听者之间形成了一条严密的警戒线。我为必须在法庭上身穿卡其布短裤和做工粗劣的拖鞋而感到气愤。作为一名已经判了刑的犯人，我不能穿正常人穿的衣服，许多人后来评论说，我当时看上去是何等的一副惨相。这不仅仅是由于我的那身打扮，还因为我几个月来被出出进进地单独关押，我的体重减了25磅多。当我步入法庭的时候，我痛苦地向旁听席微笑，看到我的支持者是我能得到的最大安慰。
安全防范特别紧，因为仅仅在几周前，阿瑟·戈德里克、哈罗德·沃尔培、摩西·穆拉和阿布杜雷·扎赛特贿赂了一位年轻狱警而逃出了监狱。阿瑟和哈罗德扮成牧师逃到了斯威士兰，然后又去了坦噶尼喀。当时，他们的出逃在地下组织中引起了一场兴奋，成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这件事使政府十分尴尬，但是它却大长了我们的士气。
在利沃尼亚审判中，我们的法官是德兰士瓦的大法官夸突斯·德·韦特先生。他身穿红色长袍，坐在一片木制华盖下。德·韦特是在国民党执政前由合众党任命的最后一批法官之一，大家并未把他当成政府的走狗。他是一个不动声色、对蠢人没有耐心的法官。公诉人是珀西·尤塔博士。他是德兰士瓦的副检察长，当时正野心勃勃地要当南非的检察长。他身材矮小、秃头顶、衣冠楚楚，当生气或感情冲动的时候，他说话就会尖声尖气。他具有表演的天赋，或者用不很确切的话说，他天生就是一个夸大其实的人物。
尤塔站起身来向法庭发表讲话：“阁下，我把这个案子称作‘政府起诉（民族长矛军）全国最高司令部及其他人员案’。”我是第一号被告。尤塔递上了控告书，并被授权立即对我们起诉和即决审判。这是他们第一次向我们出示控告书，而公诉书则没给我们看。但是，他们却把公诉书给了《兰德每日邮报》社。该报社把它刊登在当天出版的报纸上，并四处散发。他们在控告书中指控我们11人共同密谋搞了200多次破坏活动，目的是促进暴力革命和对国家实施武装攻击。政府声称，我们是密谋推翻政府活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
我们被指控犯有破坏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而没有指控我们犯有高级叛国罪，原因是法律对破坏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不要求进行长时间的预审（预审程序对辩护是很有帮助的），而法律规定，叛国罪则必须进行长时间的预审。而且量刑标准是一样的，最高都可以判处绞刑。对于高级叛国罪，政府必须证明犯罪事实毋庸置疑，并且每项指控都需要有两人作证。按照《破坏法》，举证责任要求辩方必须证实被告无罪。
布拉姆·费希尔站起身来，请求法庭羁押候审，因为辩方没有时间准备辩护材料。他说，几名被告一直长期在监狱里被单独关押。政府已经准备了三个月，而我们则刚刚收到控告书。德·韦特给了我们三周的准备时间，案子推迟到10月29日开庭审理。
我发现第一天温妮未能到庭，并为此感到心烦意乱。因为她当时正处于禁止期，仅限于在约翰内斯堡活动。她若要到庭，则需要经过警察批准。她申请过，但遭到了拒绝。我还获悉，我的家遭到了袭击，警察拘留了温妮的一个年轻的亲戚。事实上，温妮并非唯一遭受这种烦恼的非国大人士的妻子。阿尔博提娜·西苏陆和卡罗丽尼·莫佐莱迪都依据《90日拘留法》被拘留，瓦尔特的小儿子马科斯也遭到了逮捕。这是政府施加压力时使用的最野蛮的伎俩，他们把自由战士的妻子儿女也投进了监狱。许多人在监狱里能忍受对他们自己所进行的任何打击，但是，想到政府对他们的家人也进行如此的打击则几乎是无法忍受的。
温妮后来上诉到司法部部长，部长批准她出席旁听，但条件是不能穿传统服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我们保护家乡文化的政府却不同意温妮穿科萨民族服装进入法庭。
在接下来的三周时间里，我们被允许在一起准备辩护材料。现在我又回到了我的被告同事中间，与我的同事们在一起是令人振奋的。作为等候审判的犯人，我们每周有两次30分钟互访的权利，并且被允许每天从监狱外面送一次饭。吃着皮利太太做的可口的饭菜，我很快恢复了失去的体重。
在我们准备辩护材料的同时，政府企图把案情交给报社报道。正常情况下，尚未判决的案子是不能公布于众或在报纸上报道的。但是，既然在利沃尼亚遭逮捕的人都是被依据《90日拘留法》逮捕的，因此，无法从法律意义上判罪，只能把这项法律原则丢到一边。从司法部长以下，大家都说我们是暴力革命分子，报纸经常使用的标题是“用军事手段进行革命”。
10月29日，我们又一次走进了司法大厦，这里仍然有大批群众，还是那样一种令人激动的场面。安全防范还是特别严格，法庭上也有许多来自国外使馆的重要人物。与我们的同志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周之后，我感觉精神焕然一新，甚至感到在法庭上远比住在一个套房里舒服。我们的律师反对法官让我们穿着囚服走上法庭，我们因此获得了在法庭上穿我们自己服装的权利。我们向旁听席挥拳致意，当局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再这样无理取闹就强迫我们穿着囚服上法庭。为了避免暴乱，当局一改让被告先上法庭的正常次序，开庭那天，法官首先进入法庭，这样，当我们走上法庭的时候，法庭就已经进入了审判程序。
我们立即发动攻击，布拉姆·费希尔批评政府的控告书是卑劣的、胡编滥造的。控告书竟然断言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坐牢的时候参加了破坏活动之类的荒唐事，尤塔被搞得乱了方寸。德·韦特法官指望他回答布拉姆的质疑，但是，他不但没有提供特别说明，而且开始发表演讲，法官把他的演讲嘲笑为“政治性演讲”。德·韦特对尤塔的支支吾吾很不耐烦，并且直接告诉他：“你的论点的全部基础，据我理解，应该是希望被告有罪。”德·韦特然后撤销起诉，把木槌一敲，宣布闭庭。
当时，我们在法律意义上仍然是自由的，法庭上一片沸腾。但是，没等德·韦特法官离开他的座位，我们就又被逮捕了。斯瓦尼普尔中尉拍着我们每个人的肩膀说：“我们准备按照破坏罪指控重新逮捕你。”这样，我们就又被带回我们的牢房。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对政府的一次打击。因为，当时不得不回到本案的起步阶段，所有的审判都要停下来。
政府撤回起诉后，我们直到12月初才又回到法庭上。我们都感觉德·韦特法官在休庭期间对我们敌意渐深。我们怀疑，他先前的秉公执法招致了政府的不满，政府因而对他施加了压力。新的指控是，我们被认为招募人员进行破坏活动和开展游击战，以便发动暴力革命。根据他们的断言，我们计划帮助外国军队入侵南非共和国，以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为此，我们争取并接受了资金援助。尤塔耸人听闻地说，被告订购的弹药足以把约翰内斯堡炸掉。
然后，书记员要我们进行第一次答辩。我们已经同意不按传统方式进行辩护，但是，我们将利用这种机会说明我们鄙弃这种诉讼程序。
“第一号被告，纳尔逊·曼德拉，你服不服罪？”
我站起来说：“阁下，受审的不应该是我，而应该是政府。我是无罪的。”
“第二号被告，瓦尔特·西苏陆，你是否服罪？”
西苏陆说：“政府应该对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负责。我是无罪的。”
德·韦特法官说他对政治演讲不感兴趣，只要求我们表示服罪或不服罪。大家对他的要求不予理睬，每位被告都在表示不服罪之前说政府有罪。
为了加强诉讼程序的宣传效果，政府安排通过南非广播电台现场转播尤塔的讲话。公诉人和法官面前都放了麦克风。正当尤塔清理一声嗓子准备讲话时，布拉姆·费希尔站起来申请法庭把麦克风拿掉。因为这种转播会使人们对案子产生偏见，并且有失法庭的尊严。尽管尤塔声嘶力竭地要求保留麦克风，但是，法官德·韦特还是命令把麦克风拿掉了。
尤塔在他的讲话中争辩说，自从非洲人国民大会被赶入地下后，该组织就着手实行暴力政策，准备以游击战的形式进行破坏，直至对国家进行武装侵害。他声称，我们计划在全国部署数千支经过训练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准备担任暴动的先锋，然后让外国军队武装入侵。“在造成混乱、动乱和无序之后，”尤塔声称，“被告计划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接管和控制这个国家。”实施这个计划的引擎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政治领导下的、司令部设在利沃尼亚的民族长矛军。
在其夸夸其谈的演讲中，尤塔描述了我们如何招募民族长矛军成员，如何计划在1963年举行全国起义（这里他把我们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混淆了），如何在利沃尼亚建立强大的无线发射系统，以及我们如何应该集体对222次破坏行动负责。他说，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和安德鲁·木兰基尼负责招募人员，丹尼斯·戈德堡在开普开办了招募人员的专门学校。他详细描述了各种炸弹的制造和到国外募集资金的情况。
在后来的三个月中，政府提供了173名证人，收集归档了数千份文件和照片，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游击战争史料、地图和大卫·莫扎马义的出国护照。第一位证人是一名警察摄影师，他拍摄了利沃尼亚的照片。然后是戈德里克家的佣人们，他们当时一直被拘留，尽管他们与户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联系。这些佣人对我们多数被告都算是熟悉，但是，老杰利曼先生试图保护我，当他被要求指认第一号被告时，他假装不认识我。公诉人说，再仔细看看，请认真端详每一位被告。“我认为他不在这里。”杰利曼平静地说。
我们不知道政府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有罪。在实施利沃尼亚计划期间，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国外和监狱里。当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见到瓦尔特的时候，我已经被判刑，我催促他一定把我的所有书籍和笔记都从农场转移出来。但是，在审理的第一周，当拉斯迪·波恩斯坦申请保释的时候，珀西·尤塔突然出示了我在福特监狱坐牢时画的福特监狱草图和关于越狱逃跑的笔记。尤塔声称，这就是我们所有被告企图越狱逃跑的证据。这说明，我的东西都没有从利沃尼亚转移出来。后来我被告知，我在利沃尼亚的同事决定保留我画的逃跑路线草图，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草图具有历史价值。但是，现在，拉斯迪·波恩斯坦却因此而不能获得保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