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周期间，我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我的命运。一个自由战士应该与他的人民在一起，而不应在监狱里，我最近在非洲获得的那些知识和关系没有被应用于斗争之中，而是同我一起被禁闭起来。我为不能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创建一支自由军队而诅咒着。
不久，我开始抗议我的监禁环境，要求与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里的其他政治犯关在一起，其中就包括罗伯特·索布克韦。我的要求最后被同意了，但雅各布斯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如果我再放肆就会导致严重后果。我没想到我这辈子竟曾那么渴望吃冷玉米片粥。
我除了希望有人做伴之外，还很想与索布克韦及其他人谈一谈，他们多数都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因为我认为，在监狱中可能会取得在监狱外无法取得的一致。监狱条件有利于化解争议，使大家发现团结一致的因素多于分裂的因素。
当我被带到关押其他犯人的院子里的时候，我们相互热情地打招呼。除了索布克韦，还有“贸易工会南非大会”的领导成员约翰·基茨韦；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艾伦·莫莱特，他是《新时代》的一位雇员；有著名的共产党贸易工会的成员斯蒂芬·德福，他也是“泛非大会”的成员。罗伯特请我就我的非洲之行作个介绍，我高兴地这样做了。我坦诚地介绍了其他非洲国家对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如何理解的。在介绍完情况之后，我说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探讨。但是，当索布克韦与我刚开始取得一定的共识之后，监狱当局就设法把我们隔离开了。我们被关押在同一条走廊的不同的囚室里，而且两个囚室分别位于走廊的两头。
有时，当我们挨靠着坐在监狱院内的地上缝补又脏又破的邮袋时，我们确实有机会说说话。我总是对索布克韦很尊重，并发现他是一个和气而有理性的人。但是，我们对面临的主要问题——监狱的条件显然是有分歧的。索布克韦认为，要改善监狱的恶劣条件，首先就要承认政府是有权把他关进监狱的。而我则认为，在丧失体面的条件下生活总是难以接受的；在整个历史中，政治犯都把为改善监狱的条件而斗争当成了他们责任的一部分。索布克韦认为，只有当国家发生变化时，监狱的条件才会跟着发生变化。我完全赞成这个观点，但是，我不明白在我们现在唯一能进行斗争的地方为什么不去为此而斗争。我们从来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过一致的意见。不过，当我们向监狱当局递交联络信表示对监狱条件不满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有了进步。
索布克韦在监狱内没有屈服过。但是，与在比勒陀利亚相比，他显得有点神经质和暴躁，我把这归咎于斯蒂芬·德福。德福对索布克韦构成了一种刺激，他奚落他、辱骂他，并向他挑战。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德福也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他脾气不好，喜欢争论，专横傲慢。他还能说会道、知识渊博，并且精通俄国历史。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对谁都斗，甚至包括他的朋友。在那些日子里，德福与索布克韦几乎天天吵嘴。
我热心地与索布克韦讨论政策和策略问题，其中与他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那个“1963年获得自由”的口号。当时已经是1963年，自由还是遥遥无期。“我的老弟，”我对索布克韦说，“作为一个领导人，没有比提出自己知道不能实现的目标更危险的了，这会在人民中间引起不切合实际的希望。”
我是用非常尊重他的口气说这件事的，但是，德福闯了进来，并开始指责索布克韦。“老兄，”他说，“你遇见了你的对手曼德拉，你知道他是正确的。”德福沿着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说，使索布克韦非常恼火。他告诉德福说：“不要打扰我。”但是德福就是不停嘴：“老兄，人们正在等着你。他们想杀你，因为你欺骗了他们。你不过是个混子。老兄，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德福也在竭力让我从感情上与他疏远。每天早上，当狱警来检查时，他总是向他们抱怨，抱怨饭菜，抱怨监狱里的条件，说冷道热地不停地抱怨。一天，一个狱警对德福说：“伙计，你为什么每天早晨都抱怨？”
“我之所以抱怨，是因为我有责任抱怨。”斯蒂芬说。
“但是，你看曼德拉，”狱警说，“人家就不每天抱怨。”
“嗨！”他轻蔑地说，“曼德拉是个害怕白人的小子，我甚至连他是何许人都不知道。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每家报纸都在说‘曼德拉，曼德拉，曼德拉’，我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曼德拉指的是谁？’‘我将告诉你曼德拉是谁，他是被你们这些人以某种我不理解的理由树起来的人，曼德拉指的就是他！’”
瓦尔特·西苏陆与我们一起被关押了两个礼拜，当我在比勒陀利亚受审的时候，他也因煽动人们罢工而在约翰内斯堡受审。他被判了6年监禁。我们在监狱里有几次交流的机会，并讨论了瓦尔特的申请保释问题。当时，他的请求被搁置在了一边。对这个动议，我衷心地给予支持。两周后他就被保释了，组织上指示他转入地下，让他在地下继续领导斗争，他干得很好。
瓦尔特走后不久，我正与索布克韦一起去监狱医院的时候，在大约25码远的院子内见到了纳纳·西塔。西塔是著名的印度人运动领袖，曾领导了1952年博克斯堡的反抗运动。他由于拒绝腾房子而被比勒陀利亚地方法官判了刑。他在那所房子里住了40多年，那里紧挨着《社团区域法》公布的“白人区”。他佝偻着身子，尽管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但是却一直赤着脚。这让我这个穿着凉鞋的人很难过。我想走上前去与他打个招呼，但是，在六七名狱警的眼皮底下我只好继续向前走。
我忽然一阵头晕目眩摔倒在水泥地上，我的左眼眉被碰了一道深深的大口子，需要缝三针。早在福特监狱的时候我就被诊断为患有高血压，一直在服降压药。这次晕倒显然是服用过量的药片造成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并坚持吃低盐食物，我治好了这个毛病。
那天下午，温妮来监狱探望了我，这是自从我被判刑以来她第一次来看我。缝不缝伤口倒无所谓，但我不想失去这次机会。她看到我的时候十分着急，但是我安慰她说我很好，并且把摔倒的情况和经过向她作了说明。尽管这样，仍有传言说我的身体已经被搞垮了。
53...
1962年10月在我被审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了自1959年以来的第一次年会。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是非法的，会议在贝专纳边界另一边的洛巴策举行。这次会议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实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长矛军之间的联合。尽管全国执行委员会声明：“我们的重点仍然是采取群众政治行动，民族长矛军只是作为我们斗争的一个军事翅膀。”这是为了制止当时“Poqo”不负责任的恐怖主义行动。“Poqo”是科萨语，意思是“无党派者”或“独立者”。这一组织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有松散的联系。他们采取恐怖行动的对象是非洲人中的通敌者和白人。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人们认识到这一新的战斗特点，同时也要认识到新的军事行动是有节制和负责任的。
政府作出了决定，加速实施“隔离”计划，以便向世界表明，这种隔离允许种族有自己的“自由”。样板地区就是特兰斯凯。1962年1月，沃尔沃德宣布，南非打算批准成立特兰斯凯“自治政府”。1963年，特兰斯凯成为南非“自治政府”的起始地。1963年11月举行了投票，选举特兰斯凯立法议会。但是，特兰斯凯选民选出的三分之一以上的立法议会代表都反对这项政策。
班图体制最终得以实行。实际上选民们都反对，他们仅仅是参加了投票而已。尽管我不赞成班图体制，但是，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利用这一体制及其内部机构作为宣传我们的政策的平台。特别是我们有那么多的领导人当时正在被监禁、禁止或流放，有这样一个平台是十分重要的。
反对班图当局的恐怖活动增加了。随着破坏行动的开展，政府的警惕性也越来越高。新司法部部长约翰·沃斯特是一个特别没有感情的人。他自己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反对政府支持同盟组织而被拘留过。他认为，铁拳是对搞颠覆活动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回答。
1963年5月1日，政府颁布法律，按照沃斯特的解释，目的是“粉碎民族长矛军的脊梁骨”。《普通法修正案》，又叫《90日拘留法》，撤销了人身保护权，授权任何警察只要怀疑任何人有政治犯罪，不需要逮捕证就可以逮捕。凡是被逮捕者，不需要经过审讯、起诉、律师辩护和自我申辩就可以被拘留90天。根据沃斯特的恶意解释，“90天拘留期”可以一直无限期地延长。这项法律使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警察政府，没有哪一个专制者能给当局像“90天拘留”这样多的权力。结果，警察变得更加野蛮：被监禁者常常遭到毒打，我们很快就听到了电击、窒息和其他形式的刑罚。在议会中，只有自由进步党的代表海伦·苏兹曼一人对这一法案投了反对票。
对非法组织的成员增加了罪责，判刑从5年直到继续坚持共产主义或其他被取缔组织的目标可判处死刑。政治犯可以再次被拘留，正如我在1963年所看到的那样，索布克韦3年判刑期满后，政府不但没有释放他，反而再次宣布对他逮捕，然后未经审讯就把他投进了罗本岛监狱。
沃斯特通过在1962年6月出台《破坏法》也创下了立法之最，这项法律允许实施软禁，而且更严厉的处罚也不必通过法院。它严格限制了公民的自由，达到了最极端的法西斯专制的程度。破坏罪本身最轻也需要判处5年监禁，而且不准保释，最高处罚可以判处死刑。由于这项法律管辖面很宽，连“擅自进入”或非法拥有枪支也构成破坏罪。议会通过的另一项法律则禁止被禁止的人继续发表任何言论，我说的或曾经说过的话都不能在报纸上报道。1962年底，《新时代》周报遭到了取缔，而拥有被取缔的刊物也被视为一种犯罪，可以被判处长达2年的监禁。对软禁也作了规定，大家都知道，这种规定曾被用在了白人政治活动家海伦·约瑟夫身上。
54...
5月末的一个夜晚，一个狱警来到了我的囚室，他要我收拾好我的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但他没有回答。不到10分钟，我就被押解到了接待室，在那里我看到了其他三个政治犯：德福、约翰·基茨韦和艾伦·莫莱特。奥卡木博上校三言两语地告诉我们，要把我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哪里？”德福问。“很美丽的地方。”奥卡木博说。“哪里？”德福又问。“海岛。”奥卡木博说。这里说的海岛只有一个，那就是罗本岛。
我们四人被铐在一起并押上一辆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马桶的囚车。我们行驶了一整夜才到达开普敦，到达开普敦海港时已经是下午晚些时候。四个人被铐在一起，并在一辆行驶的囚车中使用一个马桶，那可不是一件安逸或愉快的事。
开普敦港有许多武装警察和神情紧张的便衣官员，我们只好站在一条木制渡轮的船舱里，手上仍然戴着手铐。当船只驶离波涛汹涌的海岸时，站在船舱里是非常困难的。船舱上面只有一个透光、通气孔，当然除了透光、通气外还有另外一个用途：狱警们喜欢从上往下冲着我们溺尿。当我们被带上甲板的时候，天还没黑，我们第一次看见了罗本岛。岛上是一片绿色，十分秀丽，乍看上去，与其说这是监狱，倒不如说是一块度假胜地。
“Esiquithini”（岛上），这是科萨人对这座距离开普敦海岸18英里的、狭窄的、被风吹得岩石裸露的小岛的称呼。每个人都知道它指的是哪个岛，我孩提时代也曾第一次听说过这个岛。自从1819年第四次科萨战争中科萨军队那位6英尺6英寸高的统帅马卡纳（也被称作恩凯乐）被英国人囚禁在那里之后，科萨人对罗本岛就十分熟悉。此前，马卡纳曾经领导一支万人军队在格雷厄姆斯敦作战。后来，他试图驾小船逃离罗本岛，但是在快抵达岸边的时候被淹死在海中。这个不幸的记忆融入了我们的语言之中，我们科萨人用成语“Ukuza Kuka Nxele”表示“渺茫的希望”。
马卡纳并不是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第一位非洲英雄。1658年，奥祖茂（欧洲历史学家称他为“海滨之波”哈里）在考伊考伊与荷兰之间的一场战争中被俘后就曾经被简·范·里贝克囚禁在那里。我从对奥祖茂的记忆中而得到安慰，因为他被视为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从罗本岛脱逃的人。当时，他是靠摇着小船逃到大陆上去的。
罗本岛的命名来自荷兰语中的海豹，曾经有数百只海豹腾跃在冲刷海岸的本格拉寒流中。后来这个岛先后被用作麻风病人居住地、精神病医院和海军基地。现在，政府刚刚又把这个岛变成了监狱。
迎接我们的是一伙身材魁梧的狱警，他们高声喊着“Dis die Eiland！ Hier gaan julle vrek！”（这里是罗本岛！你们将在这里死去！）在我们前面是一个院子，四周有几间狱警住的房子。全副武装的警卫兵站在通向院子的路上，气氛特别紧张。一位高个子、红脸膛的狱警冲我们高声说：“Hier is ek jou baas！”（注意，我是你们的老板！）他是臭名昭著的克雷汉斯兄弟之一，大家都知道，他对被监禁者十分残忍。狱警总是说南非荷兰语，如果你用英语回答，他们会说：“Ek verstaan nie daardie kaffirboetie se taal nie”（我不懂你们这些喜欢卡非尔语言的人说的话）。
当我们朝着监狱走去的时候，警卫兵高声说“两个！两个！”意思是让我们两个两个地排着队走。我与德福排列在了一起。警卫兵开始尖声叫喊“Haas！ Haas！”在南非荷兰语中，“Haas”是“往前走”的意思，但是，这种喊声通常用来赶牛。
狱警们要求我们跑步前进，我转身低声对德福说，我们必须做一个榜样，如果现在屈服，我们将来会受他们的气，德福点头表示赞成。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普通的犯人，而是由于信仰被惩处的政治犯。
我示意德福，我们两人应该在前面带头。我们一到了前面就放慢了步伐，故意慢慢地走。警卫兵产生了怀疑。“听着，”克雷汉斯说，“这里不是约翰内斯堡，也不是比勒陀利亚，这里是罗本岛，我们这里不允许调皮捣蛋。Haas！Haas！”但是，我们继续慢条斯理地走着。克雷汉斯命令我们停下来，站在我们面前说：“注意，伙计，我们将会杀掉你们，我们不是在骗你们，你们的夫人和孩子以及你们的父母将不会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最后一次警告。Haas！Haas！”
于是我说：“你有你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决心不屈服，我们也没有屈服，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监狱里。我们被赶进一个长方形石头建筑内，并被带到了一个空旷的房间里。地面上有几英寸深的水。警卫兵喊叫着：“Trek uit！ Trek uit！”（脱衣服！脱衣服！）当我们一件一件地脱下衣服的时候，狱警们就拿过去迅速地进行搜查，然后把衣服扔进水中。就这样，每件衣服都脱掉了，每件衣服都经过了检查，每件衣服都被扔进了水中。然后，狱警命令我们穿上衣服，他们的意思是让我们把湿衣服穿在身上。
有两名狱警走进了房间，其中那位年轻的狱警就是队长格里克。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出，他在有意粗暴地对待我们。这位队长指着我们四人中最年轻的艾伦·莫莱特说：“你的头发为什么留那么长？”艾伦是一位非常温和、非常文雅的人，他什么也没有说。队长大声说：“我在与你说话！你的头发为什么那么长？这不符合规定。你应该把头发剪短。为什么不留……”他然后停顿了一下，扭头看着我，并指着我说，“……像这小子那么长的头发？”我开始讲话了：“好了，看这里，我们的头发的长度是由规定决定的……”
没等我讲完，他不高兴地大声说：“小子，不能那样对我讲话！”然后开始向前走。我感到害怕——知道有人想要打你，并且你又不能自卫，这不是一种好的感觉。
当他离我只有几步的时候，我尽量镇定地说：“如果你对我行凶，我将带你去大陆上的最高法院，当我打赢了你，你将会成为穷光蛋。”我说话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等我讲完后，他吃惊地看着我。我自己也有点吃惊，我已经被吓住了，因为我这样讲话不是出于勇气，而是出于一种虚张声势。这时，你必须装腔作势，不管你内心怎么想。
“你的票在哪里？”他问，我把票递给他。我能看出他有些神经质。“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冲着我的那张票点了点头，说：“票上写着呢。”他说：“你被判了几年？”我又指了指票说：“票上写着呢。”他低头看了看票说：“5年！你被判了5年，还那么傲气！你知道判你5年意味着什么吗？”我说：“那是我的事，我准备坐5年牢，但是不准备被人欺侮，你必须依法办事。”
没有人告诉他我们是什么人，没有人告诉他我们是政治犯，也没有人告诉他我是律师。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但是，另一位狱警在我们冲突期间突然走了出去。后来我发现他就是罗本岛的指挥官斯特恩上校。那位队长随后也走开了，走的时候比进来的时候要安静得多。
然后，只有我们四人在一起，斯蒂芬喋喋不休地说起来，并且是没完没了。“我们已经向布尔人进行了挑衅，”他说，“现在，我们在监狱里的日子大概就不会好过了。”正当他说话的时候，一位人称普雷特利叶斯中尉、身材不高但十分健壮的人走了进来。让我们吃惊的是，他竟然对我们讲科萨语，看来他十分熟悉科萨语。“我看了你们的档案，档案里写得不怎么坏。除了这一位，”他向斯蒂芬点了点头说，“你的档案是不干净的。”
斯蒂芬非常生气。“你是什么人，竟然对我这样说话？你说我的档案不干净，你一定是看过我的档案了，对不对？那么，你会发现所有对我的那些指控都是我为人民的权利而战斗的事实。我不是一名罪犯，你们才是罪犯。”那位中尉警告斯蒂芬，如果再那样对他讲话，他就起诉斯蒂芬。在离去之前，普雷特利叶斯说他准备把我们放在窗子朝外的一间单独的大房子里，然后又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但是，我不想让你们通过窗子对任何人说话，特别是你，曼德拉。”
然后，我们被带到了囚室。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一间囚室，窗子很大并且也不算高。通过一面墙上的几扇窗子，我们能看到其他犯人和狱警在外面走过。这是一间宽敞的、足够我们四个人住的大囚室，并且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冲澡的地方。
那是十分令人疲惫不堪的一天，晚上吃过凉玉米片粥后不久，其他三人就都睡着了。我躺在地板上面的毯子上，忽然听到有敲打窗子的声音。我抬头一看，发现一个白人招呼我到窗子跟前去。我记得那个排长的警告，因此，躺在那里没动。
然后，我听见那个人低声说：“纳尔逊，你过来。”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因此我决定碰碰运气。我走到窗子前，要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他一定是认为我把他当成了白人，因为他低声说的第一件事是：“我是一个来自布隆方丹的有色人狱警。”然后，他向我透露了我夫人的消息。在约翰内斯堡的报纸上有报道，说我夫人曾经去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探视我，但是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没告诉她我已经被转移到了罗本岛。我对他的通风报信表示感谢。
“你吸烟吗？”他问我。我告诉他我不吸烟，他看上去有点失望。我立即有了主意：“但是，我的同志吸烟。”他听了后很高兴，说，他几分钟后就给我们送烟和三明治来。这时，大家都醒了。德福和约翰·基茨韦吸烟，我就把烟分给了他们两人，把三明治分给我们四个人。
接下来的几周，这位有色人狱警几乎每天夜里都给我们送烟和三明治。我总是把烟均等地分给德福和基茨韦。这位狱警冒了很大的风险，他提醒我说，他直接同我一个人打交道，不然的话，他将无法对我们进行照顾。
刚来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岛上到底有多少囚犯。几天后，我们得知，大约有1000人，他们都是非洲人，而且都是最近几天才来的。多数人都是普通犯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政治犯。我很想与他们接触，但是，我们是完全彼此隔离的。开始几天，我们被关在我们的那间囚室里，甚至不准出囚室的门。我们要求像其他囚犯一样去工作，这个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但是，我们被单独从囚室里带出来，并且由克雷汉斯看管着。我们干的第一个工作是把新铺设的管道盖起来，工作地点位于一座小山上，在那里可以看到岛上的一些荒凉而美丽的景致。
第一天，我们工作很卖力。但是到了第二天，克雷汉斯却催促我们更加努力地干。他非常粗野，就像是在驱赶牛马。“Nee, man, Kom aan! Gaan aan!”（“不，伙计，快干！快些干！”）斯蒂芬比我们其余三人年龄都要大，有一次当他放下手中的铁锹时，立即遭到克雷汉斯的威胁。但是，斯蒂芬用南非荷兰语回敬说：“你不学无术，连自己的语言都讲不好，你用不着告诉我如何做。我将按我们的节奏工作，我们就是想这么干，我所能干的只有这么快。”然后，他十分威严地拿起锹重新开始工作。斯蒂芬一直是一位南非荷兰语教师，他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南非荷兰语，而且还可以讲南非荷兰语的母语——荷兰语。斯蒂芬能以十分谦逊而夸张的口气对狱警讲话。他们对他说的话可能不怎么理解，但是他们知道最好不要与他打嘴仗。
岛上有两个克雷汉斯，他们都身背殴打犯人的恶名。大克雷汉斯负责看管我们，他一定知道我们不是那么好欺侮，因此有些收敛，因为后来他再也没有惹我们。小克雷汉斯就没有那么老实。有一天，我们干完活后沿着一条路往回走，中间路过一支数百名犯人组成的劳动大军，他们正在用独轮车运沙子。他们不是政治犯，我们两伙人都被命令停下来，克雷汉斯兄弟俩聊了起来。小克雷汉斯一边聊，一边让他手下的一个犯人给他擦皮靴。我认出另一伙人中有一些是在1958年塞库库尼兰农民起义中被判死刑的人，于是我回转身来仔细地看着他们。小克雷汉斯粗暴地命令我回头朝别的方向看。如果我不是站在那里处于其他犯人的众目睽睽之下，我可能还知道如何作出反应。但是，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拒绝回头。小克雷汉斯朝我走来，显然是想殴打我，但是，当他走到离我几步远的时候，他的哥哥跑过来拦住了他。他们小声嘀咕了几句，一场风波就过去了。
有一天，监狱长塞伦来看我们，他负责管理整个罗本岛，当时是来听取我们有什么抱怨的。塞伦是一个脾气不怎么好的人，不喜欢面对面地与犯人交流。我既不想表现得对他不友好，又不想阿谀奉承他。我代表我们一伙人说：“你来看望我们，这使我们十分感激。我们有几个问题想对你反映，相信你一定能解决。”我列举出了我们的问题，当我说完后，他说：“我看看我能为你们解决什么问题。”
可能他认为自己太好说话了，因为，当他正准备往外走的时候，他转身对德福说：“Jou groot pens sal in die plek verdwyn”，意思是“你这个大肚子会在这里消下去的”。“pens”意思是指肚子，不过这个词常常用来指牛羊之类动物的肚子，人类的肚子则要用“ma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