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天大的怪事，一个像迪纳特这样已经判刑的监禁犯人竟然被允许与一个等待审判的政治犯关押在一起。但是，我没说什么，因为我喜欢有个人与我做伴。迪纳特很有钱，对于监狱当局来说，他就是一个财神，作为对他的钱的回报，他享受许多特权：他穿白人犯人穿的衣服，享受白人犯人的伙食，在监狱里根本不用劳动。
一天夜晚，我惊奇地发现监狱长敏纳尔上校和一位著名的南非白人律师来提他。然后，迪纳特离开监狱到外面过夜，直到早晨才回到监狱。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此事，我怎么也不会相信。
迪纳特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内阁部长中间的金融欺诈和腐败的故事，我发现很有趣。这让我确信种族歧视是何等败坏，它使各个领域都从道德上出现了腐败。我小心谨慎地避免与他讨论任何政治或敏感性的问题，以防他或许也是一个线人。他有一次让我告诉他关于我的非洲之行的事情，我干脆搪塞了过去。迪纳特为尽快获释而做了足够的暗中操纵的事情，结果是两年的徒刑只坐了四个月的牢。
越狱逃跑能达到双重目的，它使自由战士避免坐牢，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战斗，而且从精神上对斗争提供巨大的鼓舞，对敌人则是一种很大的公开打击。作为一个被监禁的犯人，我总是企图越狱逃跑。在多次往返于监狱官员的办公室期间，我仔细地观察了围墙、狱警的活动规律和用来锁大门的锁和钥匙的类型。我对监狱的地形特别是监狱医院所处的准确方位和通向监狱外面的大门都画了详细的草图。这个草图被偷偷送给了组织，并告诉组织看过后立即把它销毁。
当时有两套方案：一套是穆萨·迪纳特制订的，对此我没有采纳；第二套方案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制订的，这套方案由乔·斯洛沃告诉了我。这套方案涉及行贿、配制钥匙和准备假胡子，并准备通过把它缝在我的一件上衣的垫肩内设法带进监狱，想法是让我越狱逃跑后装扮成一个大胡子。我认真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它不成熟，失败的可能性太大。这样的失败对组织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在与乔见面期间，我递给了他一张条子，表明了我的看法。我写道，民族长矛军对于采取这样的行动还不具备条件。即使是一支精锐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也可能无法完成这样的使命。我建议把这套方案推迟到对我作出判决、当局对我放松警惕之后再加以实施。我最后写道，请阅后销毁。乔和其他人都采纳了我关于不逃跑的建议，但是，他决定把我写的这个条子作为历史资料保留起来，后来我却在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刻发现了它。
51...
第一次听证会定于1962年10月15日礼拜一举行。组织上成立了“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发动了以“释放曼德拉”为口号的生气勃勃的运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抗议活动，标语口号出现在了建筑物的墙上。政府则以禁止与我的监禁有关的所有集会作为报复，但是解放运动组织没有理睬这种限制。
在准备礼拜一听证会的过程中，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在法院举行了群众示威活动。方案是让群众站立在押送我的囚车将要驶过的道路两侧。通过媒体记者的报道、探视者之间的谈话甚至狱警之间的谈话，我得知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将要举行规模庞大的集会。
礼拜六，我正在准备下个礼拜一的听证会，此时有人吩咐我立即打点行李：听证会被转移到了比勒陀利亚，当局没有任何通知，没有一位有同情心的狱警告诉我，也没有人知道我已经离开了约翰内斯堡。
但是，运动组织的反应是迅速的，到礼拜一上午听证会开始的时候，老犹太会堂里挤满了支持者。叛国审判4年后，老犹太会堂就如同我的第二个家。我的法律顾问乔·斯洛沃由于被禁止仅限于在约翰内斯堡活动，不能出席听证会，我乘机让鲍勃·赫普尔代替乔·斯洛沃。
在那个礼拜一上午，我穿着传统的科萨豹皮服装进入了法庭。支持的人群行动一致，他们挥舞着拳头高声喊着“Amandla!”（政权！）和“Ngawethu!”（属于我们！）。我的豹皮服装令旁观者们感到十分振奋，他们之中有许多朋友和亲属，有的甚至是从特兰斯凯一路赶来的。温妮也戴着传统的串珠头饰，穿着传统的拖到脚跟的科萨裙赶到了法院。
我之所以选择传统服装，为的是加强我是一个黑色非洲人走进白人法庭的印象。我原原本本地把我的人民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背在了我身上。那天，我感觉我自己就是非洲民族主义的化身，是非洲艰难而高尚的过去和命运未卜的将来的继承人。豹皮服装也象征着对白人司法制度的蔑视。我很了解，当局将为我的豹皮服装感到害怕，正如那么多的人害怕非洲真正的文化一样。
当人群安静下来的时候，听证会已经开始了。我正式与公诉人宝施先生和法官范·赫尔顿先生见面，自从当律师的时候我就认识这位宝施先生，也早就熟悉法官范·赫尔顿。我立即提出申请要求推迟两个礼拜再进行审理，因为我被押到比勒陀利亚没有被提供通知我的律师的机会。最后，我被批准延期一周审理。
在我回牢房的路上，一位非常神经质的白人狱警告诉我，监狱长雅各布斯上校要我交出豹皮服装。我说：“你可以告诉他，他不可能得到它。”这个狱警是一个胆小鬼，他开始颤抖起来。他苦苦乞求我，说他拿不到那套豹皮服装就会被解雇。我有些同情他，说：“请注意，告诉你的监狱长，告诉他这是曼德拉说的。”不大一会儿，雅各布斯上校亲自来到我的面前，他要我交出被他叫做“毯子”的那套服装。我告诉他，对于我选择在法庭上穿什么服装，他无权干涉，如果他想没收我的豹皮服装，我将把这件事一直告到最高法院。上校再没有继续索要我的“毯子”，但是当局只允许我在法庭上穿它，不允许在往来法庭的路上穿，以防止“影响”其他犯人。
当一周后重新开庭的时候，我被允许在我被要求辩护前可以向法庭申诉。“我希望能够简单地说明，”我解释说，“这个案子是对非洲人民的远大理想的审判，因此，我想自己辩护是正当的。”我想让这个审判班子、旁听者和媒体明白，我要把政府推上法庭。然后，我申请取消法官的审理资格，因为我认为，我从道义上不一定必须遵守我没有代表的议会制定的法律，我也不可能从一个白人法官那里讨得公道。
我为什么要在法庭上面对白人法官、白人公诉人，并被白人法警押解？有哪位能够坦诚而认真地说在这种气氛中正义的天平能够摆平？为什么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非洲人被他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难兄难弟审判的荣誉？我将告诉阁下这是为什么：这种铁板一块的种族歧视性司法制度确保了由法庭主持的正义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政策，不管这种政策是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文明世界所接受的正义规范相抵触……阁下，我十分憎恨种族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各种表现。我将与种族歧视战斗一生。我现在与它战斗，直到我的生命结束，我将一直与它战斗。我极其痛恨我周围摆出的这种架势，因为这让我感到我是白人法庭上的一个黑人。这是大不应该的。
在审理期间，公诉人从全国各地，其中包括特兰斯凯和西南非，找了100多位证人。他们当中有警察、记者、乡镇负责人和印刷商。他们大多数都证明我非法出国和煽动非洲工人在1961年5月举行了三天罢工。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上我也没有争辩。从技术上讲，我对两种指控都不否认。
公诉人叫总理的私人秘书巴纳德证明我曾经给总理寄过信，要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告诉他如果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将组织三天的大罢工。在对巴纳德进行反诘中，我首先向法庭宣读了我寄给总理的那封信，这封信要求总理代表全南非人民大会起草一个非种族歧视的新宪法。
曼德拉：是你把这封信放在了你的总理面前的吗？
证 人：是的。
曼德拉：那么，总理对这封信有任何答复吗？
证 人：他没有给写信人任何答复。
曼德拉：他没对这封信给予答复，那么，你同意不同意说这封信提出了对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最关心的问题？
证 人：我不同意。
曼德拉：你不同意？你不同意人权问题、人民自由问题对非洲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证 人：是的，的确是如此。
曼德拉：这些事情在其中被提到过吗？
证 人：是的，我认为提到过。
曼德拉：……你已经同意这封信提出了像自由权利、国民自由等问题？
证 人：是的，这封信提出了。
曼德拉：那么，你当然知道非洲人不享有信中所要求的权利？他们被政府否定了这些权利。
证 人：有些权利。
曼德拉：有没有非洲人是议会的议员？
证 人：没有。
曼德拉：也没有非洲人能当上省和市政府的官员吧？
证 人：是的。
曼德拉：非洲人在这个国家里有没有选举权？
证 人：就议会而言，他们没有选举权。
曼德拉：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正在讨论国家的议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其中包括省政府和市政府。他们有没有选举权？
证 人：没有，他们没有选举权。
曼德拉：你会不会同意我说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作为一个总理不回复提出关系到国内大多数公民的重要问题的信将是令人愤慨的，你同意吗？
证 人：我不同意这一点。
曼德拉：你不同意作为一个总理不理睬提出关系该国多数公民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不正常的吗？
证 人：总理没有不理睬这封信。
曼德拉：请你仅仅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作为一个总理不回答关系到这个国家多数人的重要问题的请求是正常的吗？你说那是不是错误的？
证 人：总理对这封信作出了答复。
曼德拉：巴纳德先生，我不想对你不礼貌。你应该仅仅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提出的问题是，你同意不同意作为一个总理不回答关系到国家大多数人的重大问题是极其不正常的？
巴纳德先生和我绝对无法达成共识。最后，他只是说那封信的口气是挑衅性的、不礼貌的。因此，总理没给予答复。
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和法官反复地询问我准备叫多少证人出庭作证。我总是回答说：“我打算至少叫与政府叫的证人一样多的证人。”当政府最终结束起诉的时候，法庭上静悄悄的，期待着我开始辩护。我站了起来，不但没叫第一位证人出庭作证，反而实事求是地宣布我根本没叫任何证人，这时我突然宣布结束辩护。法庭上一片议论声，公诉人则禁不住感叹了一声：“我的上帝！”
我从一开始就误导了公诉人和法官，因为我知道对我的指控是准确的，政府说的是实实在在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叫证人出庭作证和为自己辩护。通过我的反诘，目的是迫使法官放弃自己的审判资格。我已经对法庭的不公正发表了自己的声明。我认为，企图叫证人否认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法官对我的行动感到吃惊，他带有几分怀疑的口气问我：“你有没有别的什么事情要说？”
“阁下，我认为我并没有犯罪。”
“这就是你要说的全部？”
“阁下，恕我直言，如果我还有什么别的要说的话，我早就说了。”
公诉人然后匆匆忙忙地整理了一下他的资料，试图准备发表他根本没有预料要发表的讲话。他简单地在法庭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并提请法官在两项指控的问题上判我有罪。然后，审理被延期到第二天进行，那时我将有机会在法官判决前发表请求从轻判决的陈述。
第二天上午开庭前，我在一个办公室里与鲍勃·赫普尔谈话，他一直在就这场官司为我提供咨询。我们高度赞扬了头一天发生的事实，即联合国大会第一次投票赞成对南非进行制裁。鲍勃还告诉我，在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实施的破坏活动既是对联合国投票表决结果的庆祝，也是对审判我的抗议。我们正在讨论的时候，公诉人宝施先生走了进来，并请鲍勃原谅他打断了我们之间的谈话。
“曼德拉，”他等鲍勃走后说，“我今天不想到法庭上来了。这是我在我的生涯中第一次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请求法庭判你坐牢是对我精神上的一种伤害。”然后，他伸出手与我握手，并表达了一切将证明我无罪的希望。我感谢他对我的好意，并向他保证我决不会忘记他所说的话。
当局那天提高了警惕。法庭里的人似乎比第一天开庭时还要多，150个“非欧洲人”坐席全都坐满了。温妮也来到了法庭，并且穿上了科萨民族服装。另外还有来自特兰斯凯的一些亲属。几百名示威群众站在法院的门口，警察的人数似乎与旁听者的人数一样多。
当我走进法庭时，我举起右拳高呼：“Amandla！”（政权！），然后迎来了大家强有力的回应：“Ngawethu!”（属于我们！）法官敲着木槌，让大家遵守秩序。当法庭静下来的时候，他对指控进行了总结，然后我有了说话的机会。我要求从轻判决的请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实，那根本不是一个法律请求，而是一个政治信仰的声明。我要向法官说明，我为什么成了现在这样的人，我为什么做了我已经做过的事情，以及如果有机会我为什么还去做这样的事情。
许多年前，我还是特兰斯凯一个村子中正在成长的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听过部落长者所讲述的白人没来之前的好日子。那个时候，人们在他们的国王和权威人士的开明领导下和睦相处，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在这个国家自由地、满怀信心地迁徙。国家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从权利上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拥有这块土地、这片森林、这些河流，我们拥有土壤下面的矿藏和这个美丽国家的财富。我们建立和管理着我们自己的政府，控制着我们自己的武装，我们组织我们自己的商贸活动。老人们给我们讲我们祖先在保卫祖国的过程中与入侵者进行战斗的故事，以及在那些英雄年代涌现的英雄人物……
我很欣赏这个国家的早期非洲社会结构和组织，这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政治观的演变。土地是当时的主要生产资料，它为全部落所拥有，无论什么东西都不属于某一个人。没有阶级，没有贫富差别，也没有人剥削人。所有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平等是政府的基础。对这些基本原则的承认可以在政务院章程中看得到，这种章程有各种各样的叫法：有的把它叫做“Imbizo”，有的把它叫做“Pitso”，还有的把它叫做“Kgotla”，用这种章程治理部落的事务。政务院十分民主，部落里的每个成员都能够参加审议议题。酋长和大臣、将军和巫师都参加意见，并努力影响政务院的决定。政务院是一个举足轻重并很有影响的机关，部落每采取一项重大措施，都要有它的介入。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许多原始的和不可靠的东西当然不能符合现代的要求。但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已经有了民主革命的萌芽。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人沦为奴隶或苦役；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贫穷、短缺或不安全感。这是一段至今仍然使我和我的政治斗争中的战友们都受鼓舞的历史。
我告诉法庭，我如何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民主和非种族歧视主义如何成为我的最高信仰。我也说明了自己作为一名律师常常不得不在服从法律还是服从良心之间进行选择。
我要说，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有思想的非洲人的一生都会被迫不断地面对一面是他的良心另一面是法律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这当然不是这个国家特有的一种冲突，在每个国家中，有良心、有思想、有感触的人们都会面临这种冲突。最近在英国，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或许是西方最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伯爵被判刑，他正好犯了与今天我所犯的同样类型的罪，因为他为了自己的良心而触犯了法律，抗议他的政府坚持核武器政策。他只能违背法律并承担违背法律带来的后果。我也只能这样做。这个国家中的许多非洲人也只能这样做。作为正实施的法律，作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被逐步修改的法律，特别是作为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律，按照我们的观点，它是一种不道德的、不公正的、不可容忍的法律。我们的良心促使我们必须对法律表示抗议，表示反对，并设法修改法律……我认为，人们不能对正义无所作为、无所表示、无所反应，不能不抗议压迫，不能不为建设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生活而作出努力。
我详细地列举了政府多次动用法律，通过禁止、限制和审判等形式干扰我的生活、事业和政治工作。
是那样的法律让我变成了一个罪犯，但是我的罪并不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我的主张，因为我的思想，因为我的良心。
这样的状况使一个人成为社会的罪犯，难道还有人会对这件事有任何怀疑吗？由于政府的原因使这样一个人做好了准备去过违法者的生活，就像根据这个法庭所提供的证据证明我几个月中所过的生活一样，这难道不让人感到奇怪吗？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我一直是艰难的。我离开了我的妻子儿女，告别了美好的生活，结束了我的律师事业，我有时盼望在饭桌上与家人团聚，而不是去过连续不断地被警察追捕的生活，远离我最亲近的那些人，在我自己的国家里，不断地面对侦察与逮捕的危险。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远比坐牢还要困难的生活。没有哪个有理性的人会放着文明社区中正常的、有家有业的社会生活不过，而自愿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
但是，这样的时期到了，就像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在这样的时期，一个人被否定了过正常生活的权利，只能过违法者的生活，因为政府那么热衷于使用法律，把罪行强加在他的身上。眼下，我就是被逼到了这个境地。但是，我对自己的决定并不后悔。在这个国家里，还会有其他人在警察的迫害和政府的管理下被逼上同样的违法道路，继承我的事业。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我列举出许多次我们把我们的冤枉申诉交给政府，而每次都被忽视或撇在一边。我解释说，我们1961年举行的罢工是在政府既不采取任何措施，又不与我们对话或者满足我们的要求之后所作的最后努力。政府通过使用暴力对付我们的非暴力要求，从而挑起了新的暴力。我申明，政府的行动使我们采取了更具有战斗性的立场。我说，在我的整个政治生命中，我特别想与那些其能力和贡献都远比我自己大的同仁并肩战斗。许多人已经在我之前为他们的信仰付出了代价，在我之后也将有许多人会这样做。
我在宣判之前告诉法官，不管政府强加给我什么样的惩罚，都不会改变我献身于斗争的决心。
阁下，我并不认为，这个宣判我的罪名并强加刑罚于我的法庭应该会被这样的信念所打动，即刑罚将会吓倒那些坚信其道路正确的人。历史表明，刑罚吓不倒已经唤起良心的人们，也吓不倒我的人民和以前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仁。
我准备接受对我的判决，尽管我知道一个非洲犯人在这个国家的监狱中的处境是多么悲惨和绝望。我已经领教过这种监狱生活，知道即使是在监狱的高墙后面种族歧视也是何等的恶劣。但是，这些考虑不会让我偏离我所走过的道路，也不会使像我这样的其他人偏离他们的道路。因为对他们来说，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自由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任何东西都不能让这些被判刑的人丢掉他们的最高理想。我对监狱外全国人民所遭受到的令人畏惧的处境的憎恨，驱使我宁愿走进监狱去承受令人恐惧的痛苦。
不管阁下在这个法庭上决定给我定什么罪，请你们放心，我将在刑满后继续前进，就像人们总会凭着他们的良心在前进一样。当我从监狱中走出来的时候，我将凭借我对种族歧视的憎恨而继续前进，重新振作起来，为消除那些不公正而奋力斗争，直到最后把这些不公正彻底消灭，并永远地把它们消灭……
我已经为我的人民和南非尽到了我的责任。我相信我们的子孙将会宣布我是无辜的，在这个法庭上被判处有罪的应该是政府成员。
当我发表完讲话的时候，法官宣布休庭10分钟，以考虑给我什么样的惩处。在离开法庭前，我转过身来看了大家一眼。我对我将受到的惩处并不抱幻想。10分钟后，法官在充满紧张气氛的法庭上宣布了对我的判决：因鼓动人们罢工判刑3年，因没有护照出国判刑2年，总共判处5年徒刑，并且不允许保释。这是一个严厉的惩处，旁听席上有人放声大哭。当宣判结束的时候，我转身面对旁听席再次握紧拳头高呼了三声“政权”，然后，大家开始唱起我们优美的国歌“Nkosi Sikelel’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当我被带走的时候，许多女士呜呜地大哭起来。旁听席上的骚动使我暂时忘记了我将走进监狱，去承受南非当时对政治犯最严厉的惩处。
在楼下，我被允许简短地向温妮告别。这时，她一点都不忧伤，精神状态很好，也没有掉泪，似乎很有信心。她是我的夫人，同时也是我的同志。她努力让我增强信心，当我乘坐在警车内离开法院的时候，我能听见车外大家歌唱“Nkosi Sikelel’ iAfrika”的声音。
52...
监狱不仅剥夺了你的自由，还企图剥夺你的个性。每个人都穿一样的囚服，吃一样的饭，遵循同样的作息时间。这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政府，不允许有任何独立或个性。作为一名自由战士和一个男子汉，他必须与企图剥夺他的一切个性的监狱进行斗争。
我被从法院直接带到了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我对这座骇人听闻的、阴森森的红砖建筑物非常熟悉。但是，我现在是一个被判了刑的犯人，而不是一个等待审判的拘留犯，所受到的待遇与等待审判的被监禁者没有丝毫区别。我的衣服被扒走了，雅各布斯上校最终把我的豹皮服装也给没收了。我领到了一套非洲人专用的标准囚服：一条短裤、一件粗卡其布衬衣、一件帆布夹克、一双袜子、一双拖鞋和一顶布帽子。只有非洲人才发给短裤，因为只有非洲人才被监狱当局视为“男仆（boys）”。
我告诉监狱当局，我不穿短裤，并告诉他们我准备去法院提出抗议。后来，当狱警给我送来晚饭的时候，我发现是又冷又稠的玉米片粥和半茶匙糖。我拒绝吃这种食物。雅各布斯上校仔细地考虑了这件事，决定允许我穿长裤子，吃我自己的传统食物，条件是同意被单独关押。“我们准备给你与其他政治犯不同的待遇，”他说，“但是，你必须被单独关押。伙计，我希望你能同意。”我向他保证，只要能让我穿我所选择的衣服和吃我所选择的食物，单独关押也行。
在后来的几周时间里，我被完全单独关押起来，我见不到别的犯人的面孔，听不见别的犯人的声音。我每天被关押23小时，上午和下午各有半小时的活动时间。我以前从来没有被单独关押过，真是感觉度日如年。关押我的囚室没有自然光，一只灯泡在头顶上一天24小时地亮着。我没有手表，常常把傍晚当成了半夜三更。我没有书看，没有书写用品，也没有人跟我说话。我的心开始与外界隔绝，但很想感受一下外面的事物，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我觉得，宁愿挨一顿打也不愿意被单独关押了。被单独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哪怕是与囚室内的虫子在一起也感到高兴，有时甚至想与一只蟑螂一起聊一聊。
我有时能见到一位中年黑人狱警，于是，有一天我想用一个苹果贿赂他，让他与我说说话。“老人家，”——这是对别人的尊称，原意是父亲——我说，“我能送你一个苹果吗？”他对我的所有表示都保持沉默。最后，他说：“伙计，你要穿长裤子、吃好饭，现在你如愿以偿，但你仍然不高兴。”他的话是对的，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没有人做伴更使人失去人性。几周后，我准备放下自尊，告诉雅各布斯上校我将用长裤子去换取有人与我做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