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利沃尼亚
49...
越过边界后，我松了一口气。离开家乡后再回到家乡，使我感到家乡的空气总是那么温馨。那是一个晴朗的冬夜，就连家乡天上的星星看上去也比非洲大陆其他地方的星星更明亮。显然，我离开了我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世界，并重新返回到我作为一个亡命之徒生活的另一个世界，但是，我仍然为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感到高兴。
在贝专纳与西北德兰士瓦之间，有十几条没有路标的道路横跨边界，塞西尔知道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在行驶期间，他告诉了我许多我没听说过的大事。我们行驶了一整夜，半夜刚过就穿越了边界，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到达了立里斯里夫农场。我仍然穿着我那身卡其布训练服。
一到农场，我就没有了休息和反思的时间，因为第二天夜间，我们将召开一次秘密会议，由我向工作委员会简要报告此行的情况。瓦尔特、摩西·考塔尼、戈万·姆贝基、旦·图鲁麦、J. B.马科斯和杜马·诺克韦都来到了农场，这是一次难得的重逢。我首先汇报了这次出访的大概情况，并把我们接收到的援助资金和提供培训的情况逐项作了汇报。同时，我也详细报告了我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与白人、印度人特别是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的不同意见。赞比亚领导人最后会见我时说的话仍然在我耳边回响，他们告诉我，尽管他们知道非洲人国民大会比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强大，并且更有群众基础，但是，他们知道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是纯粹的非洲民族主义，而他们被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种族主义和与共产主义的联系搞得有些迷惑。我告诉他们，奥利佛和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显得更独立一些，以便让非洲大陆上的新盟友对我们放心，因为，这些新盟友将是从资金上和军事训练上对我们提供支持的国家。我建议对大会联盟进行改造，这样，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明显地被视为领导组织，特别是在一些直接影响非洲人的问题上。
这是一个严肃的主张，必须征求整个领导层的意见，工作委员会敦促我去德班向鲁图利酋长汇报。除了戈万·姆贝基之外，大家都同意这个主张。姆贝基当时不住在立里斯里夫农场，但是，他作为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出席了会议。他敦促我选派别的人执行我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风险太大。他说，组织不应当危及我的安全，特别是我刚刚回国，准备进一步发展民族长矛军。这个明智的建议被大家——包括我本人在内——拒绝了。
第二天夜间，我在塞西尔的陪同下从利沃尼亚出发。我还是扮作他的司机。我在德班安排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见，第一个就是秘密会见蒙蒂·奈克和伊斯梅尔·弥尔，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我的国外之行，讨论新建议。蒙蒂和伊斯梅尔与鲁图利酋长关系非常密切，鲁图利酋长完全相信他们两人的观点。我希望能告诉鲁图利，我已经对他的两位朋友说过了，并传达他们的意见。但是，伊斯梅尔和蒙蒂对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需要在大会联盟中起领导作用并在有关影响非洲人的事务方面自己发表声明感到忧虑。他们反对任何拆散联盟的做法。
我又来到格劳特维勒，鲁图利酋长就住在那里。我们在格劳特维勒城内的一个印度女士家中见了面。我向酋长介绍了情况，他一言不发地认真听我介绍。当我介绍完情况的时候，他说他不赞成让外国政治家干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他说，我们的政策已经很好地包含了非种族主义，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根据几个外国领袖的意见修改我们的政策。
我告诉酋长，这些外国政治家不是干涉我们的政策，他们仅仅是说他们对我们的政策不理解。我告诉酋长，我们的计划仅仅是做点表面文章，以便使非洲人国民大会更让人理解，更让我们的同盟者接受。我把这件事看作一项防御性措施。因为，如果非洲国家决定支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那么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这个弱小组织就能一下子变成一个强大的组织。
酋长并没有凭一时的冲动而匆忙下结论。我能看出，他要考虑我所说的话，并就此与他的朋友们进行讨论。我向他告别，他劝我要多加小心。那天晚上，我还要在那个小城秘密会见几个人。我最后会见的是民族长矛军德班地区司令员。
德班地区司令员是一位名叫布鲁诺·姆陀罗的破坏活动专家。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但是，我以后在完全不同的场合又一次遇见了他。我简单向他介绍了我出访非洲数国的情况，以及我们已经接受的支持和军事培训承诺。我解释说，民族长矛军暂时仅限于搞破坏活动，但是，如果搞破坏活动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我们也有可能转入游击战争。
同一天晚上，我住在摄影记者G. R.奈杜家中，与伊斯梅尔、法蒂玛·弥尔、蒙蒂·奈克和J. N.辛格一起举行欢迎、欢送会，因为第二天我就要回约翰内斯堡。那是一个愉快的夜晚，是我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放松的夜晚。当晚，我睡得也很好。8月5日礼拜天下午，我又去见了塞西尔，因为我将乘坐他的奥斯汀返回约翰内斯堡。
我穿着我的白色司机风衣坐在副驾驶座上，我们两人轮流着驾驶。那是一个晴朗而凉爽的日子，我完全沉浸在纳塔尔农村的美丽景色之中。即使是在冬天，纳塔尔仍然是一片绿色。既然我打算回约翰内斯堡，我就要抽出点时间去看望一下温妮和我的孩子们。我经常希望温妮能与我一起去分享非洲的奇观，但是，我所做到的只能是告诉她我在国外所见到的和所做的事情。
我们一离开德班的工业区就立即进入了山区，那里有一道道的山谷和深蓝色的印度洋，风景十分美丽。德班是南非主要工业区和主要港口城市，通往约翰内斯堡的公路很长一段与火车道平行。我从尽情地欣赏自然美景转向考虑铁路线，它与公路相距那么近，这就为实施破坏提供了方便。我掏出随身带的小笔记本，把这个情况记录了下来。
塞西尔和我驾车穿过彼得马里茨堡西北20英里的霍维克，我们开始专心致志地讨论破坏计划。在刚过霍维克不远的小城镇塞德拉时，我发现有一辆坐满白人的福特V-8轿车从我们右侧飞速驰过。我本能地转身向后一看，发现还有两辆坐满白人的轿车。忽然，那辆福特V-8轿车在我们前面发出信号让我们停车。此时，我知道我的地下逃亡生活就要结束了，我历时17个月的“自由”也即将到头了。
当塞西尔放慢车速的时候，他转身对我说：“这是些什么人？”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们两人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我们左侧就是陡峭而长满树木的河堤，如果我们想逃跑的话，他们可以把我们赶进河堤上的树林。我坐在右边的座位上，曾经想跳车逃进树林，但是，我知道那样几秒钟内就会遭到枪击。
当我们停下车来的时候，一位表情严肃的细高个男士直奔我这一侧的车窗而来。他没刮胡子，看上去好像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睡好觉了。我立即明白，他几天来可能一直在等着我们。他镇定地告诉我们，他是彼得马里茨堡警察局的中士沃尔斯特，并向我们出示了逮捕证。他让我说明自己的身份，我告诉他我叫大卫·莫扎马义。他点了点头，然后，沉着地问我一直在什么地方，准备到哪里去。我回避了他问的问题，没告诉他多少情况。他似乎有点恼火，然后说：“你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位是塞西尔·威廉姆斯，你们被捕了！”
他告诉我们，另一辆车上的警察少校将陪我们回彼得马里茨堡。那时候，警察的警惕性还不怎么高。沃尔斯特并没有对我进行搜身。我身上带着一把连发左轮手枪，我又一次想到逃跑。但是，他们的人太多，我无法逃脱。我偷偷地把连发手枪和笔记本都藏在了我的座位和塞西尔的座位之间的装饰件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警察竟没有发现。这很幸运，因为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些东西，将有更多的人被逮捕。
在警察局，我被带进警察中士沃尔斯特的办公室，在那里我看见有好几位警察官员，其中一位是准尉特鲁特，他曾经在叛国审判中出庭作证。特鲁特在被告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准确地说明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既没有夸大，也没有说谎。我们友好地彼此寒暄了一番。
我除了承认自己不是大卫·莫扎马义之外仍然是什么也没承认，特鲁特对我说：“纳尔逊，你为什么开这种玩笑？你明白我知道你是谁。”我仅仅告诉他我起了个新名，我的新名就叫大卫·莫扎马义。我请求聘请一位律师，但遭到了拒绝。然后，我想到应该发表一个声明。
塞西尔和我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里。现在，我有时间反思我的处境。我总是认为自己有可能被捕，但是，即使是自由战士也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那天晚上，我在牢房里认识到，我对被逮捕和监禁这个现实并没有任何准备。我辗转反侧，感到很不安。有人把我的行踪向警察告了密，他们知道我在德班，并且知道我将回约翰内斯堡。在我回国前几个礼拜，警察就认为我已经回国。6月份，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黑色海绿花的归来”的报道，当时我还在亚的斯亚贝巴。这是不是一种虚张声势？
当局一直在骚扰温妮，他们认为温妮知道我是否回来。我知道他们对她进行盯梢，并数次到家中搜查。我猜测他们料定我回国后将立即会去拜访鲁图利酋长，他们猜对了。但是，我也怀疑他们得到了当时我在德班的情报。政府到处都安插了情报员，即便是很谨慎的人，一般也不能总是守口如瓶。我自己也有粗心大意和丧失警惕的时候。知道我在德班的人太多了，我竟然在动身去德班的那个晚上搞了个聚会，我为自己放松警惕而自责。我思考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告密者来自德班？来自约翰内斯堡？还是来自组织内部？或者甚至是朋友和自己的亲属告了密？但是，这种猜测是毫无价值的，由于筋疲力尽，我很快就深深地进入了梦乡。至少1962年8月5日这一夜，我不必担心警察是否会来找我，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我。
第二天上午，我感觉恢复了精力，并振作精神去面对摆在我面前的新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在抓捕我的人面前表现出失望或绝望之情。8点30分，我出现在当地行政长官的面前，并被正式押送约翰内斯堡。这是一种低调处理，行政长官处理我似乎像处理一份运输单那样简单。警察在送我回约翰内斯堡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仅仅让我坐在轿车的后排座位上。当时也没有给我戴手铐，只有两名警察坐在轿车的前排座位上。我的朋友们发现我被逮捕了，法蒂玛·弥尔给我送来了食物，我在车内与两位警察共同分享了这些食物。我们甚至在沿途小镇沃尔克斯拉斯特停下来，他们让我下车散散步，休息一下。当人家对我好的时候，我也就没有企图逃跑的想法，我不想利用他们对我的信任去干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抵达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关于我被捕的通告，并命令撤掉了通往纳塔尔的道路检查站。太阳落山的时候，在约翰内斯堡的郊区，我们受到了规模庞大的警察押送队的迎接。当时，我被戴上手铐从轿车上带下来，换了一辆密闭的囚车。囚车的玻璃窗是不透明的，并且装有铁丝网。然后，车队迂回向前行驶，选择不为人熟悉的去马歇尔广场监狱的路径，他们似乎担心会遭到伏击。
我被单独关押在一个牢房里。在一片安静中，我开始考虑第二天的对策。此时，我听到附近牢房里传来一声咳嗽。我并没有想到附近会有被监禁的犯人，但是，不但有，而且这个声音对我来说特别熟悉。我突然坐起来，问了声：“瓦尔特？”
“纳尔逊，是你吗？”他应声说。我们抱着无法形容的复杂心情笑了，这里面有安慰、有惊奇、有失望，也有高兴。据我所知，瓦尔特在我被逮捕不久也被逮捕了。我不认为我们先后被捕没有什么联系。虽然这不是全国工作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最安全的地方，但是这里当然是方便的，那一夜过得特别快，我向他全面地介绍了我被逮捕的经过和我在德班的活动情况。
第二天我出现在法庭上，面对的是一位高级法官。哈罗德·沃尔佩和乔·斯洛沃听说我被捕后来到了法庭，我们在地下室内进行了交流。我在当律师的时候曾经多次与这位法官打过交道，我们彼此都很尊重对方。还有几位律师也在场，有的律师我也很熟悉。一个人由于别的无关紧要的事变而在特定的场合下也能比较容易地受到称赞是令人感到奇怪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我受称赞绝不稀奇，但是，在这里我是一个罪犯，而且是一个很难抓到的、政府最想抓到的、在地下坚持斗争达一年以上的第一号重刑罪犯，仍然受到了法官、律师和旁听者们的尊重和职业礼遇。他们知道我是有律师身份的曼德拉，并不是罪犯曼德拉。这使我的精神振作起来。
在履行法律程序期间，法官似乎缺乏自信，并且感到不安，他不敢直接面对着我。其他律师也似乎感到困惑，当时我似乎得到了某种启示。这些人不仅因为我是一个失去地位的同行而感到不舒服，而且因为我是一个因为信仰而遭到惩处的普通人而感到难过。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以前从来没有很好地领会过，我认识到了我在法庭上的角色以及作为一个被告所面对的几种可能。我在压迫者的法庭上是正义的象征，是不尊重美德的社会中的自由、公正和民主伟大理想的代表。我此时此刻认识到，即使是在敌人的堡垒内也能进行战斗。
当我被问及我的律师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声明我将自己为自己辩护，而请乔·斯洛沃做法律顾问。通过自己为自己辩护，我将提升自己的形象。我要把对我的审判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从道义上反对种族歧视的展示。我并不打算为自己作过多的辩护，而是想方设法把政府推上法庭。那天，我仅仅回答了有关我的名字和选择律师方面的提问，我默默地听着对我的指控：鼓动非洲人罢工，没有有效旅行文件擅自出国。在种族歧视的南非，这种“罪行”可以判处长达10年的监禁。这种指控并不算严厉：政府显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把我与民族长矛军联系在一起，不然的话，我将被指控犯有更严重的叛国罪或破坏罪。
当我准备离开法庭的时候，我意想不到地看见温妮坐在旁听席上。她面色悲凉、忧伤；毫无疑问，她正在考虑今后的艰难岁月，生活的担子全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在一个常常是艰难的、什么东西都经常被禁止的城市里抚养两个孩子。要她知道今后可能遇到的困难是一回事，她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困难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当我沿台阶步入地下室的时候给了她一个满意的笑容，似乎告诉她我并不担心，因此她也不必担心。我不能想象，我的笑容会给她带来帮助。
我即将被从法庭带到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当我从法院走出来并进入密闭的囚车的时候，数百名群众欢呼并高喊“Amandla！”然后就是“Ngawethu！”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常喊的应答式口号，前一句意思是“政权！”然后以“属于我们！”呼应。群众高声喊叫着、歌唱着。当囚车缓缓驶出法院出口的时候，他们的拳头纷纷击打在囚车上。我被捕和被审判的消息刊登在各个报纸的头版头条：一条是“警察突然袭击，结束两年的追捕”；另一条是“纳尔逊·曼德拉被捕”。从此，所谓的黑色海绿花不再逍遥法外。
几天后，温妮被允许来看我。她梳洗打扮了一番，至少从面容看上去与上次相比不那么忧伤了。她给我带来了昂贵的睡裤和漂亮的丝绸睡衣。这些东西不适合在监狱里穿，倒是更适合出席沙龙。我没有心思告诉她这些衣服根本不适合我在监狱里穿。但是，我知道，这些衣服是她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也是表达与我长相厮守的决心。我感谢她，尽管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迅速地讨论了家庭的有关事情，特别是她将如何自食其力和抚养孩子的问题。我提及了几位会向她提供帮助的朋友的名字，还告诉她我的几位仍然欠我钱的委托人。我告诉她，把我被捕的实际情况告诉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我将很长一段时间不在他们的身边。我告诉她，我们并不是第一个面临这种遭遇的家庭，经历过这种艰难的人才更加坚强。我让她相信我们事业的力量，相信朋友的忠诚。她那么爱我，对我那么忠贞，无论我发生什么情况，她都会坚决地支持我。管理秩序的警察假装看不见，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和被压抑的情感相互拥抱和依恋，似乎这就是最后的离别。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两个人当时都没有想象我们的别离会经历那么长的时间。准尉警察允许我陪同温妮走到大门口，借此机会我能仔细地看看她，她看上去显得孤单且自豪，我一直目送她消失在拐角处。
50...
在福特监狱，我由上校敏纳尔监管。敏纳尔是一个神情严肃而有礼貌的布尔人，他那些更强硬的同事认为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明确表示将把我安排在监狱医院里，因为医院是最舒适的地方，在那里我将能拥有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可以在上面准备我的辩护材料。尽管监狱医院确实是个舒服的地方，我可以在一张正常的床上睡觉，我以前在监狱里从来没有过这种待遇，但是，他如此慷慨的真实原因是，医院是关押我最安全的地方。要想进医院，必须通过两道高墙，每道墙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站岗，并且一旦进入，任何人想接近我被关押的地方都必须通过四道上了锁的大门。媒体推测，组织上企图搭救我，因此，当局尽最大努力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在媒体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还有一种荒诞的说法：组织内部有人出卖了我。我知道，有的人说是我在德班的朋友G. R.奈杜，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媒体宣传我是被白人和印度共产党人出卖的，因为他们对我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坚持反对泛非主义方向的主张感到不安。但是，我认为这些故事是政府为了分裂大会运动组织而编造出来的，我把这种说法看作恶作剧。我后来不仅和瓦尔特、杜马、乔·斯洛沃和阿迈德·卡特拉达讨论过此事，而且也与温妮议论过此事。我高兴地看到，他们与我的感觉完全一致。温妮被邀请出席了德兰士瓦印度青年大会的年会，在我的鼓动下，她驳斥了这些毫无根据的谣言。报纸对她的美丽和口才大加宣扬。“我们将不会浪费时间去寻找谁出卖曼德拉的证据，”她向听众说，“这种宣传是蓄意让我们相互争斗，而不是相互团结起来反抗国民党人的压迫。”
传说最多的是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美国领事向当局告的密。这个说法也未得到证实，我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可靠的证据证明这种传说的真实性。尽管中央情报局一直对支持美帝国主义的卑鄙行径担负着责任，但是，我不能把我的被捕归咎于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我在保守我个人的活动秘密方面是有疏忽的。根据回顾我认识到，当局有很多办法得到我去德班的情报。不知是什么原因，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立即逮捕我。
我在福特监狱医院里只住了几天就被转移到了比勒陀利亚。在约翰内斯堡，当局不限制探监，所以不断有人来监狱探望我。探望能使一个人在监狱内保持精神振奋，而没有人来探视则会使你心灰意冷。当局把我转到比勒陀利亚的目的是让我与我的家人隔开，并把我关押在一个很少有朋友探视的地方。
我被戴上了手铐，与另一个犯人一起被用旧面包车送往比勒陀利亚。面包车内十分脏，我们坐在一个满是油污的备用轮胎上，轮胎随着面包车的颠簸而不停地滑动。为我选择的伙伴也让人感到奇怪，他名叫恩卡迪蒙，是索韦托最残忍的黑社会帮派势力的一个成员。正常情况下，当局不会让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同乘一辆车，我怀疑他们是故意让恩卡迪蒙恐吓我。我猜测，他是警察局安排的一个线人。到达监狱的时候，我身上很脏，又感到气愤，把我同恩卡迪蒙关进同一个牢房更让我气上加气。我要求有一个单独的地方，以便为我的案子做准备，最终我如愿以偿。
当时，我每周只准许被探视两次。尽管路途遥远，温妮仍然经常来看我，并且总是给我带来干净的衣服和好吃的食物。这是她表达对我支持的另一种方式，每次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衣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到她对我的爱和忠贞。我知道她在家中带着两个小孩，每周一次顶着中午的太阳来比勒陀利亚看我是多么困难。另外，还有许多人也带着食物来看我，其中包括一直对我十分忠诚的皮利太太，她每天中午都给我送可口的饭菜。
由于来看我的人十分慷慨，这使我对监狱内的这种富足感到有些不安，只能与别的犯人分享我的食物。这是被严格禁止的。为了回避这些限制，我用食物贿赂狱警们，让他们网开一面。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把一个鲜红的苹果送给一个非洲人狱警，他看着苹果，用一句“我不要”冷冷地拒绝了我。非洲人狱警往往不是比白人更有同情心，就是更严格，并且似乎超过了他们的白人主子。但是，一会儿，那位黑人狱警看见一位白人狱警拿了那个被他拒绝了的苹果后，也改变了主意。很快，我就把食物分给了所有的狱友。
通过监狱里的内部消息，我得知瓦尔特也被转移到了比勒陀利亚。尽管我们被分开关押，但是，我们仍然设法互相联系。瓦尔特申请保释，我完全支持这一决定。长期以来，保释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一直是个敏感问题。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反对保释，因为保释可以被解释为我们是接受法律体系下种族主义约束的胆小的反叛者。我不认为这种观点应该被到处乱用，并认为应该在一事一议的基础上进行检验。即使是瓦尔特已经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我仍然认为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保释他出狱。他对组织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能允许他在监狱中消耗自己的精力。在这个问题上，保释是可行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他与我不同，我一直在地下工作，而瓦尔特却没有在地下工作过。我已经成为反叛和斗争的公开象征，而瓦尔特则是在幕后操作。他同意不为我申请保释，首先，这也不会被批准，同时，我也不想让人误解我不准备承担我所选择的地下生活的后果。
瓦尔特和我作出这个决定后不久，我又被转到了福特监狱医院。听证会将在10月份举行。监狱的好处是根本谈不上的，但是封闭的环境却有利于学习。我开始利用这个环境攻读法学学士，通过拿到这个学位，我就可以当辩护律师。我到达比勒陀利亚地方法院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当局发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要学习，希望允许我买一本《侵权法》，这是学习大纲的一部分。
几天后，警察上校奥卡木博走进了我的牢房。他是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的监狱长，也是监狱官员中比较坏的一个家伙。他幸灾乐祸地说：“曼德拉，这次抓住你了！”然后又说，“你为什么要买一本关于火炬的书？伙计，莫非你要把它运用于你的破坏活动？”我直到他出示了我要购买被他称作“The Law of Torches”（应是The Law of Torts，即《侵权法》）的那封请求信，才知道他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对此轻蔑地一笑，他为我没有拿他当回事而恼羞成怒。南非荷兰语中的“torch”就是toorts，与tort很相似。我向他解释说，英语中的tort是一门法律学科，并不是可以用来点燃炸弹的火把。他听后气冲冲地走开了。
一天，我正在福特监狱的院子里锻炼，这种锻炼包括慢跑、快跑、俯卧撑、仰卧起坐等。一位英俊的高个子印度人进入了我的视线，他名叫穆萨·迪纳特。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是业绩辉煌的商人。他因欺诈罪而被判处了两年监禁。在监狱外，我们将仍然保持相识的关系，但是，监狱是友谊的孵化器。迪纳特经常陪我在院子里慢跑，有一天他问我，如果他获得监狱长的批准也和我一起住在监狱医院里，我是否反对。我告诉他对此我会十分高兴，但是我心中暗想，监狱当局绝不会允许。事实证明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