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荣誉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我们同时发布了似乎令这一奖项本身存在疑问的通告。鲁图利从奥斯陆回来后，民族长矛军富有戏剧性地宣布诞生了。在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号召下，12月16日凌晨，自制炸弹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的发电厂及政府办公地点纷纷爆炸。这一天正是南非白人习惯上庆祝打败丁冈的日子。我们的一位战士在行动中因疏忽而被炸死，他名叫皮特勒斯·莫莱福，是牺牲的第一位民族长矛军战士。在战争中死亡是不幸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参加民族长矛军的每一位军人都知道，他随时都有可能被号召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实施爆炸的同时，新的民族长矛军宣言也被印成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宣布民族长矛军的诞生。
今天，民族长矛军有计划地实施了针对政府设施的攻击，特别是那些与隔离政策和种族歧视相关的设施。民族长矛军是非洲人新成立的、独立的军队，这支军队由南非各种族组成……民族长矛军将采取新的方式为自由和民主进行斗争，这是对已确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补充……
在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中，都可能会面临着只有两种选择：投降还是战斗。现在，南非正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将不会投降，我们唯一的选择是采取一切手段，尽力保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民族长矛军一贯坚持通过和平方式获得解放，这与解放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虽然为时已晚，但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第一次行动将唤醒每个人，让大家认识到国民党人的政策正在导致一种灾难性后果。我们希望，政府及其支持者能够及时地醒悟，以便在问题发展成内战之前使政府及其政策都发生改变……
我们选择12月16日采取军事行动是有原因的：南非白人要在这一天庆祝1838年在血河战役中打败了伟大的祖鲁领袖丁冈这一历史事件。丁冈是沙卡的同母异父兄长，当时他统治着非洲最强大的酋长国，他的统治范围甚至延伸到林波波河（也叫鳄河）以南。那天，南非白人的子弹远远胜过了祖鲁军队的长矛，附近河里的水都被祖鲁人的血染成了红色。南非白人把12月16日作为他们打败非洲人的胜利日，是上帝站在他们一边的明证，因而进行庆祝；而非洲人却把这一天作为南非白人屠杀他们人民的哀悼日。我们之所以选择12月16日，是为了表明非洲人的战斗刚刚开始，而正义和炸弹都在我们一边。
爆炸使政府感到震惊。他们把这种破坏行动谴责为极大的犯罪，同时嘲笑这一行动是愚蠢的外行人所为。这次破坏行动也使南非白人意识到，他们正坐在火山口上。南非黑人认识到，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再是一个消极反抗组织，而是刺向白人政权心脏的一杆锋利的长矛。我们计划在两周后的除夕夜再次实施一系列的爆炸，爆炸声与钟声和报警的汽笛声混合在一起，似乎不仅与迎接新年不相和谐，而且这种声音象征着我们的自由战争进入了新的时代。
民族长矛军的声明激怒了邪恶无情的政府，对我们进行空前的反攻倒算。当时，特警部队的第一任务就是抓捕民族长矛军成员，他们不遗余力地执行着这一任务。我们向他们表明，我们不会停止采取行动；而他们也向我们表明，任何事情也不会让他们放弃搜寻民族长矛军战士，他们把民族长矛军战士看作他们生存的最大威胁。
46...
当温妮来看我的时候，我曾抱有一个幻想，不管相聚是多么短暂，总认为家庭仍然完整无缺。随着警察的警惕性越来越高，她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温妮有时会把津泽和泽尼带到利沃尼亚，但是，两个孩子太小，不知道我正在到处躲藏。马卡托当时11岁，已经懂事，他被告知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暴露我的真实姓名。我相信，他会以他自己的方式为我的身份保守秘密。
但是，有一天，快过年了，他正在农场与阿瑟11岁的儿子尼古拉斯·戈德里克一起玩耍。温妮给我带来了一本杂志——《鼓》，马卡托和尼古拉斯一起玩的时候忽然发现了这本杂志，他们于是就翻阅起来。然后，他们忽然发现里面有我在转入地下前拍下的照片。“那是我爸爸！”他惊喜地说。尼古拉斯不相信。他越不相信，马卡托就越想证明他说的话是实话。马卡托然后告诉他的小朋友，我的真实姓名叫纳尔逊·曼德拉。“不对，你父亲叫大卫。”尼古拉斯反驳说。然后尼古拉斯跑到他母亲的面前问我的名字是不是大卫。她回答说：“是，他父亲是叫大卫。”尼古拉斯然后对他母亲说，马卡托告诉他，他父亲的真名是纳尔逊。这句话引起了黑兹尔的警觉。我很快也知道了这件事，我又一次意识到我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太久了，但是，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农场，因为再过一周多的时间，我将离开农场去执行一项任务，执行这项任务会使我去一个只是梦想过的地方。现在，斗争的需要将第一次把我送出我的祖国。
12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接到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组织的邀请，去参加1962年2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会议。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组织后来成为非洲统一组织，其目标是把非洲独立的国家吸引到一起，促进非洲大陆的解放运动。这个大会将给非洲人国民大会提供重要的联系渠道，对我们争取支持、资金和培训民族长矛军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好的一次机遇。
地下组织执行委员会要我率领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尽管我希望看看非洲的其他国家，并会见我们自己的非洲大陆的自由战士，但是，我心中仍然感到很不安，因为这样我将违背自己不离开南非而是转入地下开展工作的诺言。我的同事们，其中也包括鲁图利酋长都坚持让我去，但是，要求我开完会后立即回来。我决定执行这次使命。
我在非洲的这次使命并不只是参加会议，我将为我们新建立的军队争取政治和经济支持，尤为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在非洲大陆上为我们的军队寻找培训的地方。我也决心在非洲的其他国家提高我们的知名度，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我们仍然几乎不为人所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已经发动了自己的宣传攻势，我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也应尽可能地在这些国家加强宣传。
在动身前，我秘密开车去格劳特维勒与酋长进行协商。我们在格劳特维勒城内的一个安全的房子里会面，但这次会面并不成功。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酋长出席了创建民族长矛军的会议，并且，关于民族长矛军的发展情况我们已向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每个成员作了介绍，其中也包括鲁图利酋长。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欠佳，他的记忆力也不像过去那么好。他批评我没有告诉他组建民族长矛军的事情。我设法提醒他，我们曾经在德班就采取暴力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是，他想不起来了。这就是流传鲁图利酋长不知道创建民族长矛军，并极力反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使用暴力的主要原因。这些流传的故事没有一点是真实的。
我在出国前与温妮在北郊的白人朋友家中住了一夜，她给我带来了一个整理好的新旅行箱。她为我出国而感到担忧，但是，她又一次坚持不与我亲热。她的行为与其说像是我的夫人，倒不如说更像是一名战士。
非洲人国民大会为我安排了去达累斯萨拉姆的航班，然后从达累斯萨拉姆直飞亚的斯亚贝巴。瓦尔特、卡特拉达和杜马·诺克韦计划在索韦托的一个秘密地点与我见面，并把旅行证件带给我，这也是我离开这个国家之前我们进行最后一次磋商的机会。
阿迈德·卡特拉达准时来到见面地点，而瓦尔特和杜马却迟迟没来。我最后不得不改变计划，卡特拉达设法找了一个人开车送我去贝专纳（独立后改名为博茨瓦纳），然后在那里乘包机。后来，我听说瓦尔特和杜马在路上被逮捕了。
开车去贝专纳是令人不安的，因为我担心碰上警察，又是第一次跨越我们国家的边境。我们的目的地是洛巴策，那里紧靠南非边境。我们顺利地跨过边境，傍晚到达了洛巴策。在洛巴策，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达累斯萨拉姆的电报，电报要求我把行程往后延两周。我与一个叛国审判时的狱友菲什·基茨英住在一起，他自从叛国审判后就搬到了洛巴策。
那天下午，我会见了K. T.莫才泰教授，他是贝专纳人民党的主席，这个组织主要由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士组成。当时，我有了意想不到的空闲时间，我用这些时间读书、起草参加会议的发言稿，并徒步游览了洛巴策附近那些原始而美丽的丘陵。尽管我离自己的国家边境并不远，但是，我仍然有身在异国他乡的感觉。马克·穆琅叶尼经常陪我在一起，他是我特兰斯凯一个朋友的独生子，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青年会员。我们似乎是在狩猎，因为我们碰见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其中包括一群活泼好动的狒狒，我跟随它们走了一段时间，非常佩服它们有军队一样的组织和步调。
我很快与乔·马修斯见了面。他是从巴苏陀兰赶到洛巴策的，我坚持我们应该赶快去达累斯萨拉姆。在洛巴策，有一位非洲人国民大会同事最近遭到了南非警察的绑架，因此我认为我们离开那里越快越好。我们安排了一架飞机，第一站将飞往贝专纳北部的一个名叫卡萨尼的小城镇。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坐落在四国交界点附近，四个国家分别是贝专纳、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和西南非。当时都知道这四个国家是殖民地。卡萨尼的简易机场被水淹了，我们的飞机降落在数英里之外的灌木丛中一条比较干燥的简易飞机跑道上，当地一个宾馆经理带着来复枪来迎接我们，他报告说在路上遇到了一群凶猛的大象，所以来迟了一步。他乘坐的是一辆敞篷面包车，乔和我坐在后排，我看到一头母狮懒洋洋地出现在灌木丛中。我感觉远离了家乡约翰内斯堡的街道，第一次进入了神话和传奇般的非洲。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出发去穆贝亚，那是离北罗得西亚边境不远的坦噶尼喀的一个小镇。我们乘飞机去了维多利亚大瀑布，然后，又向北跨越一座山脉。在跨越那座山脉的时候，飞行员试图与穆贝亚取得联系，但是没有应答。“穆贝亚，穆贝亚！”他不断地通过麦克风呼叫穆贝亚。天气发生了变化，山上充满了气流，使飞机像风疾浪高的海面上漂浮着的软木塞一样上下颠簸。我们此时在云雾中飞行，飞行员在绝望中开始沿着横穿山脉的弯曲道路降落。当时，雾很大，我们无法看清道路，当飞行员驾驶着飞机急转弯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差一点撞上了突然冒出来的山头。飞机响起了紧急报警，我记得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这下子完了。”连一直说个不停的乔也一声不吭了。但是，正当我们感到绝望并想象将要撞上一座山峰的时候，我们忽然从恶劣的天气中冲了出来，见到了晴朗的天空。我一直不很喜欢坐飞机，而那是我在飞机上最惊险的一次经历，我有时只是为了表现勇敢，而假装并不在意。
我们在当地一个宾馆里订了房间，在那里看到有一群黑人和白人坐在阳台上客气地交谈，我以前从来没有到过没有种族歧视的公共场所或宾馆。我们正在等候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穆瓦康基勒先生。他是议会议员，我们不知道他已经到达了这里，并在到处找我们。一位非洲客人走到一个白人女接待员面前。“太太，穆瓦康基勒打听过这两位先生吗？”他指着我们问。“对不起，先生，”她回答，“他打听过，但是我忘记告诉他们了。”
“请注意，太太，”他用客气而坚定的语气说，“这些人是我们的客人，我希望他们能得到适当的关照。”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我置身于一个非洲人当政的国家，我平生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尽管我是一个逃亡者，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追捕，但是，我感觉压在我肩上的那副重担被取走了。在坦噶尼喀，所到之处我的肤色都自然地被接受，没有受到任何侮辱。我第一次认识到，衡量我好坏、高低的标准不是我的肤色，而是依据我的内在素养和品质。尽管在外期间我常常想家，但是，我感觉好像第一次真正回到了家。
第二天，我们到达了达累斯萨拉姆，受到了刚刚独立的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的接见。我们在他房间里进行了畅谈，他的房子一点都不豪华，我记得他自己开的汽车也是一部简陋的小奥斯汀。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说明，他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尼雷尔总是坚持认为，对非洲而言，阶级是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则是天生固有的。
我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情况，最后呼吁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他是一个精明而讲话温和的人，对我们的访问处理得很得体。但是，他对形势的理解却让我感到吃惊和失望。他建议我们把武装斗争推迟到索布克韦出狱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在非洲其他国家听见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呼吁。我描述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缺陷，坚持认为推迟武装斗争会从总体上使斗争向后倒退。他建议我争取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支持，并许诺安排引见。
我本打算在达累斯萨拉姆与奥利佛·塔博见面，但是，由于我推迟了日程，他又不能在那里等，于是给我留言，让我跟随他去拉各斯，因为他将在那里出席拉各斯独立国家大会。在飞往阿克拉的航班上，我碰见了海弥·巴萨纳和他的夫人。巴萨纳曾经是我的雇主，他一直邀请我到阿克拉跟着他干。他在南非坚持过激的政治活动，使他在南非难以生存，所以他正在加纳寻求政治避难。
飞机停在了喀土穆机场，我们排队通过海关检查，乔·马修斯是第一号，然后是我，后面是巴萨纳和他夫人。我没有护照，随身只带着坦噶尼喀签发的基本文件，仅仅证明“这是纳尔逊·曼德拉，南非共和国的公民，他被允许离开坦噶尼喀并返回这里”。我把这个文件递给柜台后面一位上了年纪的苏丹人，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并笑着说：“我的孩子，欢迎到苏丹来。”然后他与我握手，并在我的文件上盖了章。巴萨纳在我的后面，他向老人递上了同样的文件，那位老人看了一会儿，然后用狂躁的态度说：“这是什么？这张纸是什么？这不是官方文件。”
巴萨纳沉着地进行解释，他说，这是坦噶尼喀签发的文件，因为他没有护照。“没有护照？”移民局的官员轻蔑地说，“你怎么没有护照？你是一个白人。”巴萨纳回答说，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为黑人争取权利而斗争，因此受到了迫害。那个苏丹人看上去有点怀疑：“但是你是一个白人！”乔看了看我，知道我正在想什么。他低声对我说不要介入这件事，因为我们是苏丹的客人，不要伤了与东道主的和气。但是，除了他曾经是我的雇主之外，巴萨纳也是真正冒险为黑人解放而斗争的白人之一，我不能丢下他不管。我没有与乔一起离去，而是仍然站在那位官员的旁边，巴萨纳每说一件事，我总是向移民局官员点点头，似乎是为巴萨纳的话作证。那位老人明白了我的意图，态度软了下来，最终在文件上盖了章，并轻声说：“欢迎到苏丹来。”
我几乎有两年没见奥利佛了，当他在阿克拉机场迎接我的时候，我几乎不认识他了。以前他总是把脸刮得干干净净，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但是现在他留起了胡子，头发很长，一身非洲大陆自由战士的打扮（他可能对我也有同样的反应）。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重逢，我赞扬他在国外干了很多工作。他已经在加纳、英国、埃及和坦噶尼喀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办事处，并与其他许多国家进行了颇有价值的接触。后来，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发现奥利佛给各国的外交人员和政治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可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好的大使。
拉各斯独立国家大会的目标是把所有的非洲国家都联合在一起，但是，最后却演变成了一次吸收或不吸收哪个国家的吵嘴大会。我保持低调，尽量在会上少出头露面，因为我不想在我出现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之前，就让南非政府知道我在国外。
在从阿克拉去亚的斯亚贝巴的飞机上，我发现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高尔·瑞德贝、皮特·摩洛茨和其他人也要去参加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他们看见我感到很惊喜，我们立即就南非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的气氛是令人高兴和轻松的。虽然我一直对高尔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感到伤心，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见到他的喜悦心情。高离地面，远离家乡，我们更希望团结，而不希望分裂。
我们在喀土穆停了不长时间，在那里转乘埃塞俄比亚的航班飞往亚的斯亚贝巴。此时，我有一种相当奇怪的感觉。当我登上飞机的时候，我发现飞行员是个黑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看见过黑人飞行员，当时我只能尽力消除我的恐慌。黑人怎么能开飞机？但是，一会儿我自己就清醒了：我陷入了种族隔离的思维方式，认为非洲人是下等人，开飞机是白人的工作。我坐在后排座位上，不断责备着自己的这种想法。我们飞上天空后，就不再感到紧张了。我开始研究埃塞俄比亚的地理，想着游击队如何藏在这些森林里打击意大利帝国主义者。
47...
根据传统说法，埃塞俄比亚——以前叫阿比西尼亚，由所罗门的儿子和示巴女王共同建立，远在基督诞生之前。尽管埃塞俄比亚曾经被征服过多次，但是，它却是非洲民族主义的诞生地。与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不同的是，埃塞俄比亚一直在与殖民主义战斗。尽管埃塞俄比亚没能抵挡住意大利人的入侵，但是，孟尼利克在19世纪却挫败了意大利人的入侵。1930年，海尔·塞拉西当上了皇帝，并且成为决定当代埃塞俄比亚历史发展的人物。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我才17岁，这次入侵不仅激起了我对专制者的仇恨，而且也点燃了我对法西斯主义的怒火。尽管塞拉西在意大利人于1936年征服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被迫逃跑了，但是，1941年当盟军赶走意大利人之后他又回来了。
埃塞俄比亚在我的想象中总是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对我来说，访问埃塞俄比亚，比去法国、英格兰和美国更有吸引力。我认为，我将找到自己的起源，发现是什么根让我成为一个非洲人，会见这位皇帝本身就好像是与历史握手。
我的第一站是皇城亚的斯亚贝巴，这里与它的名字很不相称，因为它没有宏伟可言，只有几条柏油街道，路上跑的汽车还没有山羊和绵羊多。除了皇宫、大学和我们住的拉斯宾馆以外，再没有什么建筑物能与约翰内斯堡即使是最不引人注目的建筑物相比。当时，埃塞俄比亚在实行民主方面也算不上什么典型。那里没有政党，没有通常的政府机关，没有权力分立体制。它只有皇帝，皇帝是至高无上的。
在大会开幕前，各代表团集中在一个名叫德布拉扎德的小城镇上，在中心广场上已经搭起了大看台，奥利佛和我坐在边上，离主席台很远。忽然，我们听见远处传来号角声，然后是铜管乐器和非洲鼓乐声，随着乐队越来越近，我能听见或者说感觉到几百人行进的脚步声。在广场边上的一座建筑物后面出现了一位手舞银光闪闪的宝剑的官员，跟在他后面的是500名黑人士兵组成的四列方队，每个士兵肩上都扛着一支擦得锃亮的来复枪。当这支队伍直接行进到大看台前面的时候，有人用阿姆哈拉语下达了命令，500名士兵就像一个人一样地立即停止行进，并原地转身，向一位身穿耀眼服装的老人行了个正规礼，那个老人就是埃塞俄比亚皇帝陛下，犹大之狮海尔·塞拉西。
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黑人将军指挥下的黑人士兵受到来自各国的黑人领袖们的欢呼和喝彩。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时刻。我希望这一场面将来也会在我自己的国家里出现。
上午阅兵式之后，奥利佛和我出席了一个会议，会上每个组织都必须申请递交国书。我们发现，我们的申请被来自乌干达的一个代表团扣了下来，这个代表团说我们是一个科萨部落组织，这让我们非常吃惊。我一时冲动，想不客气地予以驳斥。但是，奥利佛的意见是我们应该简单地加以说明，我们的组织是一个由非洲人联合组成的组织，我们的会员来自各族人民。我这样做了，并告诉他们，我们组织的主席鲁图利酋长就是祖鲁族人。于是，我们的申请被接受了。我发现非洲大陆上的许多人都是通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才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有所了解的。
大会在东道国皇帝陛下的主持下正式开幕，他身穿精心制作的锦缎军装。我惊奇地发现，这位皇帝虽然看上去块头不大，但是，他的尊严和自信心使他似乎像非洲巨人，他事实上也的确是非洲的一位巨人。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国家的领袖履行正式礼节，感到有点儿眼花缭乱。他直挺挺地站在主席台上，他的头微低，表明他在认真倾听。他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他的尊严和高贵。
按照会议议程，皇帝讲完话之后就是我发表讲话，我是上午唯一一位发表讲话的代表。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把大卫·莫扎马义的身份丢在一边而成为真正的纳尔逊·曼德拉。在讲话中，我回顾了南非自由斗争的历史，列举了我们的人民遭受到的野蛮屠杀，从1921年183名手无寸铁的农民被军队和警察杀害的巴尔胡克大屠杀，一直讲到40年后的沙佩维尔大屠杀。我感谢各国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其中特别提到了加纳、尼日利亚和坦噶尼喀，这几个国家成功地鼓动英联邦把南非驱逐了出去。我介绍了民族长矛军的诞生，说明一切和平斗争的机会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如果领导集体不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进行反抗，那么，他们就是对其人民的犯罪……在去年12月16日的夜间，在民族长矛军的沉重的打击下，整个南非都在颤抖。”没等我说完，乌干达首相就高声大喊：“继续干下去吧！”
然后我就我个人的阅历作了介绍：
我来自南非，在过去的10个月中，我一直以一个不法之徒的身份生活在我自己的国家里，远离了我的家人和朋友。当然，我在被迫过着这样的生活时，我发表了公开声明，在声明中我宣布我将不会离开我们的国家，而是转入地下继续工作。我决心这样做，并且将以此为荣。
我关于将回南非的声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们被安排在会上第一个发言，这样，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就能够对我们的事业作出评价，并给予更多的支持。许多国家当然不愿意支持在任何地方实行暴力斗争，但是，我的讲话说服了大家，南非的自由战士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拿起武器。
奥利佛和我与北罗得西亚联合民族独立党的领袖肯尼思·卡翁达进行了私人之间的讨论。像朱利叶斯·尼雷尔一样，卡翁达担心南非自由战士之间缺乏团结，建议在索布克韦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联合所有的力量进行斗争。在非洲人中，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在沙佩维尔已经远远超过其作为一个组织的影响力，因而当时出尽了风头。卡翁达曾经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他说他关注我们与白人共产党人之间的联合，指出这件事使我们在非洲影响不太好。共产主义不但在西方遭到怀疑，而且在非洲也遭到了怀疑。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启发，这个观点也是我在旅途中多次听到的一个观点。
当我想证实北罗得西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支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是被误导的时候，卡翁达拍着我的肩膀说：“纳尔逊，对我谈这个问题就像往纽卡斯尔运煤一样多此一举，我是你们的支持者，是鲁图利酋长的一名信徒。但是，我并不能完全代表联合民族独立党，你必须找西蒙·卡普韦普韦谈一谈。如果你能说服他，你将使我的工作更容易做。”卡普韦普韦是全国联合独立党的第一号人物，第二天我安排时间会见了他。我请奥利佛与我一起去见他，但奥利佛说：“纳尔逊，你一定要自己去会见他，这样你才能完全坦率地与他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