酋长开始时反对我的观点。对于他来说，非暴力不仅仅是一种策略，而且也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我做了一整夜的工作去说服他，因为我相信他心里知道我们是正确的。他最后同意，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可避免的。当有人含沙射影地说，可能酋长对于这样一条路线没有思想准备时，他反驳说：“如果有人认为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那就让他惹惹我试一试，他将知道他是多么的错误！”
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式认可了工作委员会的初步决议。酋长和其他人都认为，我们应该以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没有对它进行讨论这样一个态度去对待这个新的决议，因为他不想危及没被取缔的联盟组织的合法性。他的想法是，采取军事行动应该成立独立的机构，这个机构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有联系，并属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的一个部门，但是，它可以基本保持独立。我们将保持两种独立的斗争方式，我们愿意接受酋长的建议。酋长和其他人都告诫我们，不要把这个新的局面当做忽视组织基本任务和传统斗争方式的借口。忽视组织的基本任务和传统斗争方式将由于武装斗争成为运动的核心而造成失败，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如此。
第二天夜里，在德班召开了联合执行委员会会议。出席单位有印度人大会、有色人人民大会、南非商业工会和民主党人大会。尽管这些组织一般都会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决议，但是我知道，有些印度同事将会努力反对转入暴力斗争。
会议开头就不吉利。会议主持人鲁图利酋长宣布，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了采用暴力斗争的决议，但是，“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希望与会的同事们今天把它作为一个新的问题进行研究”。显然，鲁图利酋长并不完全接受我提出的新路线。
我们晚上8点开始开会，会上争论得很激烈。我仍然坚持我一贯坚持的观点，但是，许多人都持保留态度。玉苏福·凯查利亚和奈克医生请求我们不要坚持这个路线，他们认为这样政府就会扼杀整个解放运动。J. N.辛格是一个能说会道的雄辩家，他那天夜里讲的话仍然在我耳边回响。“非暴力没有让我们吃败仗，”他说，“而我们却让非暴力吃了败仗。”我反驳说，事实上非暴力使我们吃了败仗，因为，我们的非暴力并没有阻止住政府的暴力，或者说没有改变我们的压迫者们的心肠。
我们争辩了一整夜。第二天凌晨，我开始感到我们的争论有了进展。当时，许多印度领导人对结束非暴力仍然持失望态度。但是，南非印度人大会的成员M. D.奈杜忽然开了口，他对印度同事们说：“啊，你们是害怕蹲监狱，仅仅如此而已！”他的话在会上引起一片哗然。当你对一个人的忠诚提出疑问的时候，你可能会面临一场战斗。整个论战似乎成了一个没有答案的未了之局。不过，到天快亮的时候，大家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联盟大会授权我先行一步，组建一个新的军事组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保持相互独立。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仍然保留非暴力的斗争策略。为了组建这个军事组织，我被授权优先挑选人才，想和谁合作就和谁合作，需要和谁合作就和谁合作，并且可以不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直接控制。
这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步。50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把非暴力作为一个基本原则，不容置疑，也不容辩论。从此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是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组织。我们走上了一条新的、更危险的道路，一条有组织的军事斗争道路，其结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无法知道。
42...
我从来没有当过兵，从来没有打过仗，也从来没有朝敌人开过枪。但是，组建军队的任务却落到了我的头上。这对于一个退役的将军来说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更何况是一个军事新手。这个新组织取名为“Umkhonto we Sizwe”（民族长矛军，又译为“民族之矛”），或缩写为MK。我们之所以以长矛命名这个军事组织，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非洲人一直用这种简陋的武器抗击白人的入侵。
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不允许白人参加，但是，民族长矛军并没有这个限制。我立即招募乔·斯洛沃和瓦尔特·西苏陆一起组成最高指挥班子，我在这个班子内任主席。通过乔，我招募了白人共产党员入伍，这些人早就决心使用暴力，并且已经开展了诸如切断政府的通信线路等破坏活动。我们还招募了杰克·霍奇森和拉斯迪·波恩斯坦参加行动，他们两人都是共产党员。杰克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是“跳羚军团”的成员，他成了我们的第一位爆破专家。我们的任务就是开展针对政府的暴力活动，但到底开展什么样的暴力活动还有待于研究决定。我们的意图是对个人的打击要尽可能小，而对政府的打击则要尽可能大。
我从自己唯一能干的事情着手干起，例如帮助专家查查资料或者动动嘴什么的。我要学习发动革命的基本原理，我发现这方面有很多资料，并首先阅读了现成的论述武装战争，特别是游击战争的文献。我想弄明白什么样的环境条件适合开展游击战争，如何创建、训练和维持一支游击战争队伍，如何对这支游击队伍进行武装，物资供给从何处来，这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我对一切原始资料都很感兴趣。我阅读了古巴共产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他们在巴蒂斯塔当政期间作为一个非法组织的斗争经历。在德尼斯·赖茨所写的《突击队》一书中，我学习了英布（英国人－南非白人）战争期间布尔将军们的游击战术。我阅读了切·格瓦拉、毛泽东、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著作和关于他们的书籍。在埃德加·斯诺的光辉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我发现是毛泽东的决心和非传统思想把他引向了胜利。我阅读了梅纳赫姆·贝京写的《起义》一书，并被这位以色列领袖在一个既没有高山又没有森林、情况与我们类似的国家里领导游击队的事迹所鼓舞。我渴望详细了解埃塞俄比亚人民反对墨索里尼的武装斗争，以及肯尼亚、阿尔及利亚和喀麦隆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情况。
我研究了南非的过去，学习了白人入侵前后的南非历史，探讨了非洲人与非洲人之间、非洲人与白人之间、白人与白人之间的战争。我调查了南非的主要工业区、国家的运输系统和通讯网络，积累了详细的地图资料和对全国不同地区的地形分析资料。
1961年6月26日，我给南非新闻媒体发了一封信，赞扬了人民群众在最近的罢工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并再一次号召召开全国立宪大会。我又一次发表声明，如果政府不举行这样的大会，我们将在全国发动不合作运动。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我得知政府签发了逮捕证，警察正在到处搜捕我。全国行动委员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认真的研究……劝我不要自首，我接受了这个劝告。我将不会向我不承认的政府自首，任何严肃的政治家都会发现，在南非现在的条件下，通过向政府自首自寻无谓的牺牲就是幼稚和犯罪……
我选择了这条比坐等胜利更加艰难、更有风险的道路，我不得不离别我亲爱的妻子、儿女、母亲和姊妹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当一个违法者。我不得不像我们许多人正在做的那样，关闭自己的生意、放弃自己的职业、在贫困中生活……我将与你们一起向政府宣战，一英寸一英寸、一英里一英里地向前进，直到最后取得胜利。你们打算干什么？你们能不能与我们在一起？或者，你们想不想与残酷镇压你们的人民的政府合作？难道你们打算在关系到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和中立？我自己已经作出了抉择。只有通过艰难、牺牲和军事行动才能获得自由。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战，直到结束我的生命。
43...
在转入地下后的头几个月，我在商业大街上的一户人家中住了几周。此后，我又在伯里亚与沃尔菲·克代士一起住在地下的单身公寓里，那里是距离市区很近的一个白人居住区。沃尔菲是一个民主党人大会的成员，也是《新时代》的记者。他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和意大利打过仗。他的战争知识和亲身战斗经验对我帮助很大。在他的建议下，我阅读了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著作《战争论》。克劳塞维茨的中心思想是：战争是外交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这个思想正好与我的感觉相吻合。我依靠沃尔菲为我搜集阅读资料，但我又担心会因此影响他的生活，打扰他的工作和休闲。但是，他是一位热情好客且十分谦虚的人，从来没有抱怨过。
我睡在一张行军床上，几乎在他的公寓里住了两个月。白天躲在里面，通过百叶窗透进的光线进行阅读和筹划，召开会议则要到夜间进行。我每天早晨都会打扰沃尔菲的美梦，因为我通常5点起床并换上运动服原地跑步一个多小时。沃尔菲终于被我的养生之道所触动，开始在早上去上班前与我一起锻炼。
民族长矛军当时正在训练起爆技术。一天夜里，我陪沃尔菲到城郊的一个旧砖场去试验起爆装置。这要冒生命危险，但是我坚持要参加民族长矛军的第一次爆炸装置的试验。在砖场里，爆炸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因为在用大机器将黏土铲起并送进制砖机之前，要用炸药把黏土炸松。杰克·霍奇森带来了一个用马口铁桶灌入炸药制成的爆炸物，并用圆珠笔内芯做成了一个起爆装置。那天夜间一片漆黑，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照明装置，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操作。准备就绪以后，我们退到远处，并开始读秒计时。当数到30秒的时候，装置发生了爆炸，扬起了许多尘土。爆炸很成功，我们迅速返回车内并四散逃离现场。
在伯里亚，我感到很安全。我从不外出，因为这里是白人居住区，警察大概不会到这里来搜捕我。我白天在这个公寓里读书的时候，常常在窗台上放一品脱牛奶，让它慢慢发酵并变酸。我很喜欢这种酸奶，科萨人把它叫做“阿玛西”，并誉之为一种卫生营养食品。制作酸奶很简单，仅仅把鲜牛奶放在露天的地方，让它酸化即可。牛奶会变稠、变酸，很像酸乳。我甚至还让沃尔菲品尝了一下，但是，他只尝了一口就露出了难咽的苦相。
一天晚上，沃尔菲回来后，我们正在公寓里闲聊，忽然听见有人在窗子附近谈话。我能听出是两个非洲人用祖鲁语谈话，但无法看到他们，因为窗帘是拉上的。我示意沃尔菲不要出声。
“那个窗台上怎么会有‘我们的牛奶’？”其中一人说。
“你说什么？”另一个人问。
“窗台上有酸奶——阿玛西，”他说，“这是干什么？”然后是一阵沉默。那个眼尖的家伙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黑人才这样把牛奶放在窗台上，黑人怎么住在白人区？我当时就意识到我需要换地方了，于是，在第二天夜里我就搬到了另一个地方藏身。
我住进了约翰内斯堡市内的一个医生家里，夜间睡在佣人居住间里，白天在医生的书房里工作。白天有人来的时候，我会躲进后院，假装是园艺工。然后，我又在纳塔尔的一个甘蔗种植园住了大约两个礼拜，与一群非洲劳工及其家属一起住在一个名叫汤加特的小社区内，那里离德班的海边不远。我住的是一个家庭旅馆，假扮成一个受政府指派来评估土地的农业示范员。
组织上为我配备了农业示范员用的工具，我每天都要检查土壤和做试验。我对我所做的工作几乎一窍不通，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欺骗汤加特的老百姓。但是，这里的人多数都是农场工人，自然有辨别能力，他们没有打听我的身份，甚至当他们看见夜里有人开着轿车来到他们的社区，而且有些来人是当地的政治家时，他们也不打听我是何方人士。我常常夜里开一整夜会，白天睡一整天觉，这对于一个农业示范员来说是很不正常的。尽管我潜心于别的事情，但是我感觉与这个社区有一种亲近感。我礼拜天去教堂做礼拜，享受犹太复国主义基督教牧师们使人怦然心动的老式祈祷声。在我即将离开教堂的时候，我向一位年长者表示感谢，感谢他对我的关照。他说：“千万别客气，但是，Kwedeni（年轻人），请告诉我，鲁图利酋长要干什么？”我被吓了一跳，但是，我很快回答了他的提问：“你最好是亲自去问他，我无法替他回答。但是，根据我的理解，他要我们的土地重归我们，他要我们的国王重新当政，他要让我们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他没有军队怎么办？”那个年长者问。
我很想告诉那位老人，我正在忙着组建军队。但是，我不能说。那位老人的感伤鼓舞了我，同时，我也担心别人已经发现了我的使命。我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又太长了。第二天夜里，我又像到这里来的时候一样，悄悄地离开了这里。
44...
我的下一个住处是立里斯里夫农场。这里与其说是藏身之处，倒不如说是一个避难之所。它坐落在利沃尼亚，是位于约翰内斯堡北部的一个小牧场，我是10月份搬到那里去的。那时候，利沃尼亚主要由小农场组成。那里的农舍和家庭用具都是由政府购置的，目的是让那些在地下工作的矿工有个安身之处。当时，我住的是一个需要整修的老房子，没有人在里面居住。
我假扮成一个给主人看管房子的男佣住进了那所房子。我化名大卫·莫扎马义，这是我以前的一个诉讼委托人的名字。在农场里，我穿一身简朴的蓝工作服，这是非洲男佣通常穿的衣服。白天，这里有许多工人，其中有建筑工和油漆工。他们正在对原有的主要房间进行维修和扩建。我们要求增加几个小房间，以便让更多的人居住。工人们都来自亚历山大城，他们称我“服务生”或“小伙子”（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的名字）。早晨，我为他们准备早餐；上午和下午，我为他们准备饮料。他们也派我的公差，让我在农场里干些活，或者要我去扫地或收拾垃圾。
一天下午，我告诉他们，我在厨房里为他们准备了茶水。他们进了厨房，我把盛有杯子、茶、牛奶和糖的托盘依次端到他们面前。他们每人取了一个杯子，开始动手调制饮料。当我托着盘子来到在大家中间讲故事的一个人跟前的时候，他端起了一个杯子。他只注意讲故事，而没有注意看我。他一边讲，一边在空中挥动着茶匙，把茶匙当成了讲故事的道具，而没有用茶匙去取糖往茶中放。我几乎在他跟前站了好几分钟，最后，我有些不耐烦，于是就走开了。这时他注意到了我，高声说：“服务生，回来，我没说让你离开。”
许多人都描绘了一幅反映非洲社会人人平等的理想主义画图，我基本上同意这种描绘，但同时也认为，事实上非洲人之间并不总是能够相互平等对待。在为城市非洲居民引入白人社会的社会地位观方面，工业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那些人来说，我是一个下等人，一个男仆，一个没有正事可干的人，并因此而遭人藐视。我扮演的角色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他们没有人怀疑我是他们的仆人。
每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工人们就各自回他们自己的家，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一直独自一人居住在那里，我喜欢这些宁静的时间。但是，多数晚上我都是离开这里去参加会议，直到半夜才回来。在这么晚的时间，回到我不太熟悉的并且假冒他人的名字非法居住的地方，这常常使我感到不安。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当我似乎看见有人藏在灌木丛中的时候，我感到心惊肉跳。但是，我仔细观察后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一个地下自由战士往往连觉都不能安安稳稳地睡上一次。
数周后，我在这个农场里见到了雷蒙德·穆拉巴，他是从伊丽莎白港到这里来的。雷蒙德是一位坚定的商业工会会员，他是开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一位共产党党员，而且是第一个在反抗运动中被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他被非洲人国民大会选拔为第一批民族长矛军的军人。他来这里的目的是准备动身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军事培训。当时，和他一起去中国的还有另外三个人。我们恢复了瓦尔特1952年带回来的联系渠道。雷蒙德与我在一起待了两周，比较详细地向我介绍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东开普地区出现的问题。在起草民族长矛军章程时，我吸收了他的意见。我们也与乔·斯洛沃和拉斯迪·波恩斯坦进行了会晤，他们两人都参加了民族长矛军章程的起草工作。
雷蒙德走后，我与迈克尔·哈迈尔进行了短时间的接触。他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键人物，是民主党人大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解放》杂志的编辑。迈克尔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他当时正在研究共产党的策略，需要有一个宁静而安全的地方，以便全力以赴地进行这一研究工作。
白天，我与迈克尔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如果一个白人专业人士与一个黑人家庭仆人经常在一起谈话将会十分引人注意。但是在夜间，等工人们都走后，我们就会在一起就共产党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长谈。有一天夜里，我出席了一个会议，很晚才回到农场。此时只有我一个人住在那个房子里。我确信房子的门都已经上了锁，所有的灯也都已经关上了。我十分小心，因为一个黑人半夜三更开着车进入利沃尼亚会引起意想不到的问题。但是，我忽然发现房子里的灯又被打开了，当我走近那个房子时，听见里面有收音机在响着。房子的前门是开着的，我走进房内，发现迈克尔已经在床上睡着了。我为这一安全隐患而感到气愤，于是我把他推醒并告诉他：“伙计，你怎么开着灯和收音机就睡着了！”他睡得昏头昏脑的，非常恼火。“纳尔逊，你非得打扰我睡觉吗？有事能不能明天再说？”我说不行，这是个安全问题，我对他的松懈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在这之后不久，阿瑟·戈德里克和他全家作为正式租住户搬进了这所房子，我换了一处新建的家庭工住房。阿瑟的存在为我们开展活动提供了一种必要的掩护。他是一个专业艺术家和设计师，也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并且还是民族长矛军第一批军人。警察对他的政治倾向不甚了解，因此，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质询和袭击。20世纪40年代，阿瑟曾经与巴勒斯坦的犹太国民运动军事组织帕尔马赫一起战斗过。他熟悉游击战，帮助我填补了许多知识上的空白。阿瑟是一个十分活泼的人，因而为农场带来了一种欢快的气氛。
最后一个加入农场正规组织的人是杰利曼，他是一个友好的、退休了的白人，也是解放运动组织的一位朋友，他成了这个农场的工头。杰利曼从塞库库尼兰找来了几个年轻工人，这里很快像南非的其他小农场一样兴旺起来。他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但是，他忠诚、贤明，并且工作非常努力。我曾经为他做早饭和晚饭，而他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很久以后，杰利曼曾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帮助过我。
农场最有生气的时候，是我夫人和家人来看我的时候。有一次，戈德里克全家都住在农场，温妮利用周末来看我。我们对她到这里来作了认真安排，计划让她搭乘一辆车到某个地方下来，然后再搭乘另一辆车，最后再来到农场。后来，是她自己开车带着孩子们一起来的，她尽量选择一些迂回路线行驶，警察并没有跟踪她。
在这些周末，时间有时似乎凝固了，因为我们假设这些偷着在一起的时光是属于我们正常生活以外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在立里斯里夫比在家中更清静。孩子们可以到处跑着玩，我们在田园诗般的幻境中，不管时间有多么短，但总是十分安全。
温妮带给我一把老式气枪，这是我在奥兰多保存下来的。阿瑟和我有时用它练习打靶，或者在农场里打野鸽子。有一天，我正在房前的草坪上瞄准栖息在一棵高树上的一只麻雀，阿瑟的夫人黑兹尔·戈德里克正在盯着我，并开玩笑地说，我绝不会打中目标。但是，她的话音没落，那只麻雀就被打落在地上。我转身准备自我吹嘘一番，这时候，戈德里克的儿子保尔眼睛里含着泪对我说：“大卫，你为什么打死那只鸟？它的母亲会十分悲伤。”我的心情立即由骄傲变成了耻辱，我感觉这个小孩比我更仁慈。对于一个新生游击队的队长来说，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45...
在策划民族长矛军的发展方向和行动方式时，我们考虑了四种暴力活动：破坏、开展游击战争、搞恐怖活动、公开进行革命。对于一支规模很小而羽翼未丰的军队，开展公开的革命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搞恐怖活动不可避免地会给活动者带来不好的名声，从而引起公众的反感。开展游击战争具有可能性，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不愿意采取暴力。我们趋向于采取对个人伤害最小的暴力形式，即破坏。
因为，破坏不会导致人员死亡，体现了以后实现种族和解的最好愿望。我们不想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埋下血海深仇。英布战争已经过去了50年，南非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仇恨却仍然很深；如果我们发动一次国内战争，那么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关系将会是个什么样子？破坏活动还有另外的好处，那就是需要的人力最少。
我们的策略是选择军事驻防地、发电厂、电话线和交通枢纽进行突然袭击。目标不仅是破坏政府的军事有生力量，而且要对国民党的支持者产生威慑作用，吓跑外国资本，削弱经济实力。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策略把政府推上谈判桌。我们向民族长矛军成员下达了严格的指令，不准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如果破坏不能产生我们需要的结果，我们将转向第二阶段：开展游击战争和恐怖活动。
民族长矛军采用了亲本式的组织结构。最上层是全国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部之下在各省设立地区司令部，地区司令部之下是地方武装。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地区司令部。像东开普这样的地区司令部，一般拥有50支以上的地方武装。最高司令部确定战略战术和总体目标，并负责军事培训和财政事务。在最高司令部确定的架构中，地区司令部有权选择当地的袭击目标。民族长矛军成员被严禁进行武装军事行动，无论如何不准危及生命。
我们早期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忠于民族长矛军与忠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区分问题。我们的大多数军人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而且都是地方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积极分子。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参加民族长矛军，他们就停止了他们以前所做的地方工作。地方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书记发现，有些人不再参加地方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会议。他可能会走近一位军人说：“伙计，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没参加会？”那位军人会说：“哦，我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
“什么会？”书记问。
“哦，我不能说。”
“我是你的书记，难道你不能告诉我？”不过，书记会很快发现这个军人具有另一种忠诚。出现了一些误会之后，我们决定，如果我们从某一个地方支部吸收一位民族长矛军战士，必须告诉该支部的书记，他的会员现在加入了民族长矛军。
12月份，在一个温暖的下午，我正坐在立里斯里夫农场的一间厨房里，从收音机里收听到鲁图利酋长在奥斯陆的颁奖仪式上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政府给了他12天的签证时间，让他离开南非去奥斯陆领奖。我们全体官兵都非常高兴。首先，这是对我们开展斗争的承认，也是对酋长作为这次斗争的领导人和个人成就的承认。它说明，西方承认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是被大国忽视了太久的斗争。这个奖项对国民党人是一个公开的打击，国民党人的宣传媒体把鲁图利描绘成了一个危险的、煽动闹事的共产主义阴谋家。布尔人对此目瞪口呆，因为这个奖对他们来说，正是西方自由主义者一反常态并对南非白人有偏见的例证。宣布这个奖项的时候，鲁图利酋长正处于5年被禁止期的第3个年头上，他只能在纳塔尔的斯坦格地区活动。他身体不怎么好，患有心脏病，记忆力也很差。但是，这个奖项让他感到高兴，也让我们大家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