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们是守纪律的人，并且组织上告诉你不要实施暴力，那么，你不得实施暴力……但是，如果你是真正的志愿者，并且组织要求你实施暴力，那么，你就必须绝对地实施暴力，你必须杀人！杀人！事情就这么简单。
控方认为，这篇讲话将使这个案子得以了结。报纸把莱沙的讲话刊登在了显要位置上，这无疑是政府的意思。政府认为，这个讲话暴露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真实的、秘密的意图，说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谓不实施暴力仅仅是一种表面伪装。而事实上，莱沙的话却是反话。罗伯特如果不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演说家，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演讲人，他使用了类推法是不幸的。但是，正如辩方所言，他仅仅是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作为志愿者，组织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管你自己是否愿意干。我们的证人一次又一次地说明莱沙的讲话不仅是离题的，而且也不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
控方于1960年3月10日结束了指控程序，4天后我们将让我们的第一位证人出庭参加辩护。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很消沉，但是，当我们开始自己准备证词的时候，我们则希望尽快进行辩护，因为我们一直回避敌人的攻击。
在舆论宣传中，双方一直在斗智斗勇，都知道我们的第一位证人将是鲁图利酋长。政府方面当时也这样认为。当3月14日获知我们的第一位证人不是鲁图利而是威尔逊·康考时，控方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康考是纳塔尔省伊克索珀地区一个祖鲁牧民的儿子，除了行医，他还是青年团的缔造者之一，是抵抗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财政部长。由于做好了出庭作证的准备，大家就他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优秀记录提了许多问题。他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高材生，名列所有白人特权家庭的子女之前。因为康考的证书都被采纳为证据，我有一个清清楚楚的印象，法官肯尼迪似乎很自豪，因为他本人也是纳塔尔人。纳塔尔人一般都忠于自己的家乡，这种感情的纽带似乎超越了肤色的隔阂。确确实实，许多纳塔尔人都认为自己是白色祖鲁人。肯尼迪法官似乎还算是一个主持公道的人，我觉得，通过威尔逊·康考这个榜样，他已经开始不把我们当做粗鲁的煽动者看待，而是把我们看做有远大理想的人。如果国家帮助我们，我们也会帮助国家。在康考的证言结束的时候，他在医学方面的成就被节录了下来，肯尼迪用流利的祖鲁话说“Sinjalo thina maZulu”，意思是“我们祖鲁人就是那样的人”。康考被证明是一个能言善辩的证人，从而再次证实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诺不动用武力。
鲁图利是第二位证人，他以其高尚的品质和诚挚给法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患有高血压，法庭同意他只在上午出庭作证。他的证言持续了好几天，几乎被质询了三周的时间。他认认真真地叙述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政策的演变，把事情说得简洁而清楚。他过去当过教师和酋长的身份使他的证词增加了分量和权威。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成为讨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如何真诚地使种族之间和谐的最佳人选。
酋长坚持认为，人类的本质是天生善良的，道德信仰加上经济压力就能对白色南非人产生影响，使他们的心灵发生变化。在讨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政策时，他强调非暴力与和平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和平主义者拒绝捍卫自己，即使在自己受到攻击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对于主张非暴力的人来说，拒绝保护自己是没有必要的。有时候，坚持非暴力的人和国家，当受到攻击的时候也不得不保护自己。
当我们倾听康考和鲁图利发表证词的时候，我在想，法官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是在听他们的公务员说他们的主子喜欢听的话，而是在听独立的、话语流利的非洲人一字一句地说出他们自己的政治信仰，而他们又是多么希望实现这种政治信仰。
特瑞格福对酋长进行了质询，他固执地企图让酋长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共产党人所把持，并且有两套政策，非暴力政策是公开的，另一套秘密计划是要发动暴力革命。酋长坚决否认了特瑞格福的指控。他本人就是温和派的中坚，特别是当特瑞格福似乎失去控制的时候就显得更为温和。特瑞格福有一次指责酋长伪装善良，而酋长没有理会特瑞格福对他的中伤，他沉着地对法官说：“我的上帝啊，我认为法庭已经失去控制。”
但是，3月21日，酋长的作证被法庭外面所发生的事件打断了。那天，南非举国上下都为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而感到震惊，当鲁图利一个月后回来继续作证时，法庭乃至全南非已经是另一番天地。
33...
1959年12月，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会在德班举行，在此期间，德班正轰轰烈烈地进行反对通行证的示威游行。大会一致同意在全国范围发动大规模的反通行证运动。这项运动于1960年3月31日开始，到6月26日以点燃大篝火焚烧通行证而达到了高潮。
策划工作立即开始。3月31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向地方当局派去了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官员到各地动员分支机构参加运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场工作人员在乡镇和工厂进行宣传，印制传单、标语和其他张贴物，并发往各地。火车和公共汽车上到处都贴满了这样的宣传品。
整个国家的气氛十分紧张，政府威胁要取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内阁部长们警告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马上要出“重拳”予以打击。在非洲的其他地方，自由斗争正在向前发展：1957年，加纳出现了独立的共和国，加纳泛非主义者、反对隔离的领袖克瓦麦·恩克鲁玛使国民党人更加警觉，因而加紧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压制。1960年，非洲17个前殖民地国家纷纷准备成立独立的国家。2月，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访问了南非，并在议会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大讲“事变风云”正在吹遍整个非洲。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此时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他们正处于寻找追随者的阶段，还没有发动能让他们得以在政治上扬名的运动。他们知道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的反通行证运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也一直在邀请他们参加这个运动。但是，他们非但不和我们携起手来，反而企图从中破坏。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声明，他们要在我们开始发动运动前10天，也就是3月21日，发动他们自己的反通行证运动。他们没有召开任何会议讨论发动运动的时间表，也没有做任何重要的组织工作，纯粹是一场机会主义的闹剧。他们的目的不是去打击敌人，而是企图动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地位。
在计划发起示威的4天前，索布克韦邀请我们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联合行动。索布克韦的邀请并不是一个联合的姿态，而是防止我们对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提出批评的一种策略。他直到最后时刻才邀请我们进行联合，我们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的邀请。3月21日上午，索布克韦和他的执行委员会成员步行去奥兰多警察局，随之束手就擒。成千上万的人并没有买这些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人士的账，照旧去干自己的工作。在地方法院，索布克韦声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不会试图给自己辩护，这个声明倒符合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不保释、不辩护、不缴罚金”的口号。他们认为，他们这些违抗者将被监禁几周的时间，但是，由于没有选择缴纳罚金，索布克韦不是被监禁了几周，而是被监禁了三年。
在约翰内斯堡，响应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号召的也没有几个人。德班、伊丽莎白港、东伦敦等地根本就未出现示威活动。不过在伊瓦顿，Z. B.莫莱特在乔·莫里菲的大力支持下与乌苏姆兹·梅克一起得到了全镇的支持，数百人因没出示通行证而被捕。开普敦也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反通行证示威。在开普敦市外的兰伽镇，大约有3万人在青年学生菲利普·考萨纳的带领下聚集在一起，并由于警察挥舞警棍袭击群众而激化成了一场暴乱，有两人在暴乱中被杀。发生示威的地区中，最后一个也是最不幸的一个地方，其名称一直弥漫着悲剧的阴影，这个地方就是沙佩维尔。
沙佩维尔是一个位于约翰内斯堡南大约35英里的小城镇，其位置正好处在弗里尼欣周围令人恐怖的工业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积极分子在这个地区做了充分的组织发动工作。那天下午一早，数百人的群众队伍包围了警察局。示威群众很克制，并且手无寸铁，而75名警察却是一支数目不小的、足以引起恐慌的队伍。没有人听见鸣枪示警和其他警告，警察就忽然向人群开了枪，当示威群众转身惊慌失措地四散逃跑时，警察仍然继续开枪射击。清理现场的时候，有69名非洲人倒在血泊中，他们多数都是在逃跑时被从身后射中的。总共有700多发子弹射向了人群，有40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这是一场大屠杀。第二天，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记录这场野蛮行动的照片。
沙佩维尔大屠杀激起了全国性的动乱，引发了一场政府危机。愤怒的抗议声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包括美洲国家。联合国安理会破天荒第一次出面干涉南非事务，谴责南非政府枪杀群众，敦促南非政府采取措施，实行种族平等。约翰内斯堡股市发生跳水，资本开始流向国外。南非白人开始准备向国外移民。自由人士敦促沃尔沃德向非洲人让步。政府坚持认为，沙佩维尔事件是共产党人阴谋制造的结果。
沙佩维尔大屠杀使南非出现了新的形势。尽管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还不成熟，并且有机会主义的倾向，但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却在他们组织的沙佩维尔和兰伽示威活动中显示了伟大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斗志。只有一天的时间，他们就走到了斗争的前线，罗伯特·索布克韦被国内外拥戴为解放运动的大救星。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作出快速调整，以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我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我们中的少数人，其中包括瓦尔特、杜马·诺克韦、乔·斯洛沃和我本人，在约翰内斯堡通宵召开了会议，研究应对措施。我们知道，必须采取某些措施让人民了解这些事件，让他们出出气、鸣鸣冤。我们把计划转给鲁图利酋长，他立即接受了我们的计划。3月26日，鲁图利酋长在比勒陀利亚当众把他的通行证付之一炬，并号召其他人也这样做。他宣布全国在3月28日举行在家中静坐活动，将这一天作为对沙佩维尔暴行进行悼念和抗议的国家纪念日。在奥兰多，杜马·诺克韦和我当着数百名群众和数名摄影记者的面烧掉了自己的通行证。
两天后，也就是28日，举国上下有数十万非洲人响应了鲁图利酋长的号召。只有真正的群众组织才能协调这样大规模的活动，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不愧为真正的群众组织。在开普敦，有5万群众在兰伽镇集会，抗议枪击事件。许多地区发生了暴乱。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中止实行人身保护法，动用全部武力对付一切形式的颠覆活动。此时，整个南非开始戒严。
34...
3月30日凌晨1点半，我被激烈的、凶悍的敲门声惊醒，这无疑又是警察。“政府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我一边动身去开门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开门后发现，门外果然站着6名武装警察。他们把我的房子翻了个底朝天，把他们能够找得到的一切资料统统收缴，包括我近期整理的我母亲收藏的家史和部落传说手稿。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这些东西。我当时被逮捕时他们并没有出示逮捕证，连叫我的律师的时间都没有。他们拒绝告诉我夫人把我带往何处。我仅仅向温妮点头示意，连对她说句安慰话的时间都没有。
30分钟之后，我们到了纽兰警察局，这里我很熟悉，我曾经多次来这里看望我的诉讼委托人。该警察局位于索菲亚顿，这里只剩下了这个警察局，因为这个过去曾经非常热闹的城镇现在变成了一片推土机推倒的建筑物废墟和空旷的场地。在警察局，我见到了我的几位同事，他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从床上叫醒后抓到这里来的。在那个夜晚，又有许多人被带到了该警察局，到第二天早晨，我们总共有40人被抓。我们被关在一个露天的小院子内，只有一只小灯泡照明。空间很小，又很潮湿，我们只好站了一整夜。
早晨7点一刻，我们被关进了一间小屋，小屋只有地面上一个排水孔，而且只能从屋外冲洗。他们没有为我们提供毯子、食物、席子和卫生纸。排水孔常常被堵上，屋内的臭气让人难以忍受。我们多次提出抗议，其中包括要求提供食物。当然，这些要求都被拒绝了，于是我们决心下次开门时涌进隔壁的院子，直到提供给我们食物才肯回到小屋子里去。当我们从屋内一拥而出的时候，值班的青年警察被吓跑了。几分钟后，一位魁梧、冷酷的中士来到了院子里，他命令我们回到小屋子里去。“进去！”他大声喊，“如果你们不进去，我将叫50名带警棍的人来敲碎你们的头盖骨！”在发生过沙佩维尔惨案后，这种威胁似乎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警察局的局长来到了院子的门口，看我们要干什么。他走过来训斥我，因为我的双手插在衣服口袋内站在那里。“这就是你在官员面前站立的姿势吗？”他大声训斥说，“把你的手放下来！”我仍然使劲地把手插在衣服的口袋中，就好像是在冷天里散步。我反驳说：如果你们给我们饭吃，我也许会屈尊把手放下来。
下午3点，我们多数人到达这里已经有12个小时，他们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容器，里面有半干半稀的玉米饭，但是没有餐具。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认为无法进食。但是在当时，我们手都没洗就伸进了容器，捞起玉米饭就吃。我们吃着玉米饭，就像是在享用天底下最香最可口的美食。吃过饭后，我们选出一个委员会作为我们的代表，其中有杜马·诺克韦、Z. B.莫莱特和我。莫莱特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书记。我被推选为发言人。我们立即起草了请愿书，抗议给我们不公正的待遇，并要求立即释放我们，因为对我们的逮捕是非法的。
下午6点，我们分到了睡觉的席子和毯子。这些睡觉用具到底有多么脏，我们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毯子上到处是血渍和呕吐的污迹，爬满了跳蚤、臭虫和蟑螂，散发着臭水沟般的臭气。
接近午夜的时候，有人让我们等待召唤，我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有的人认为他们将释放我们，有的人则比较冷静一些。我是第一个被叫出去的人。我被带到这座监狱的前门，在那里，当着一队警官的面被短暂释放。但是，没等我离开，一位警官就高声喊：
“叫什么名字？”
“曼德拉。”我说。
“纳尔逊·曼德拉，”那个警官说，“我们根据紧急状态令要逮捕你。”我们根本就不会被释放，这时我才明白，我们被依据紧急状态令再次遭到了逮捕。我们每人都只自由了几秒钟，随之又被重新逮捕。在实施紧急状态令之前，我们一直被非法拘押，现在紧急状态令在午夜生效后就算是正式逮捕了。我们起草一个备忘录交给警察局局长，要求知道我们的权利。
第二天上午，我被叫到那个局长的办公室。在那里，我见到了我的同事罗伯特·莱沙，他也被抓进了警察局，正在那里接受局长的讯问。当我走进屋内的时候，莱沙问那个局长，为什么提前逮捕曼德拉。他的回答方式是典型的白人方式：“曼德拉厚颜无耻。”我反击说：“像你这样的人，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在你面前把手从衣袋中抽出来。”局长从椅子上跳起来想撒野，但很快被别的警察劝阻了下来。这时，特警侦探赫尔伯格中士走进办公室高兴地说：“你好啊，纳尔逊！”我回敬道：“‘纳尔逊’不是你可以叫的，我是曼德拉先生。”当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去比勒陀利亚接受叛国审判的时候，警察局局长的办公室已经到了发生全面“战争”的边缘。我哭笑不得，但是，在这次长达36小时的不公正对待期间，在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令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决定让我们回到比勒陀利亚，继续对我们进行本来令他们失望而现在似乎又是不合时宜的叛国审判。于是，我们直接被押往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
35...
当法庭于3月31日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重新开庭的时候，证人席上却没有人。当时，在场的只是警察在紧急状态下漏捕的那些被告。鲁图利酋长一直没有作完他的证言，法官拉姆颇福要求就他的缺席作出说明。有人告诉他，鲁图利在之前那个夜晚已经被逮捕。拉姆颇福对此表示气愤，他说他不明白紧急状态为什么要阻碍他的审判。他要求警察把酋长带到法庭上，以便继续让他作证，为此，法庭延期开庭。
后来我们发现，酋长被抓之后曾遭到了殴打。当他被一名狱警推搡着上楼时，他的帽子掉在了地板上。他弯腰去捡帽子的时候，狱警抽了他耳光。这让我们难以容忍。一个有尊严、有成就的人，一个终身信仰基督教的人，一个身患危重心脏病的人，竟然受到了一个不配给他提鞋的人的畜生般的对待。
当我们那天上午被唤回法庭的时候，法官拉姆颇福被告知，警察拒绝把鲁图利酋长带到法庭上，法官于是宣布再推迟一天开庭。我们希望回家，但是，当我们离开法庭去找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又都被逮捕了。
但是，警察由于通常那种无组织的过火行为而犯了个可笑的错误。被告之一、商会的长期领导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维尔顿·穆夸毅从伊丽莎白港赶到比勒陀利亚接受审判，他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当他走到法庭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伙伴们又遭到了逮捕。他问一名警察发生了什么事，那个警察命令他离开，于是，维尔顿告诉那个警察说他就是一位被告。那个警察说他在说谎，并威胁说他阻碍执法，要把维尔顿抓起来。那位警察生气地命令他尽快离开，于是维尔顿耸了耸肩走出了法庭大门。这是最后一次有人在法庭上看见他。随后两个月，他一直在地下工作，并成功地躲过了逮捕。后来他逃到了国外，很快以商会大会外国代表的身份重新露面，再往后，他去了中国，并在那里接受了军事训练。
那个夜晚，我们与德兰士瓦其他地区的被拘留者会合在一起。全国范围的警察袭击导致2000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投进了监狱。这些男女志士属于各个种族和各个反对种族隔离的党派。政府宣布征召新兵，调动军队到全国各个战略地区进行驻防。4月8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都被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宣布为非法组织。一夜之间，参加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了重罪，不仅要被判处监禁，还要被罚款。继续坚持参加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活动将被监禁10年以上。现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资助下的非暴力、法律允许的抗议也成了非法的活动，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都成了不法之徒。
在实施紧急状态令期间，我们被监禁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里，那里的装备与纽兰监狱一样差。5个人为一组，被关在一间八九英尺见方的小屋子里。屋子里很脏，光线昏暗，通风也不好。我们5人共用一个掉了盖的马桶，睡觉用的毯子生满了臭虫，每天只被允许在屋外放风一小时。
在比勒陀利亚的第二天，我们派代表就监狱的条件问题向监狱长斯尼曼上校提出抱怨。上校的回答很粗野，他要求我们提供证据，说我们在撒谎。他污蔑说：“是你们从你们肮脏的家中把臭虫带进了我的监狱。”
我说，我们也需要一个安静且亮堂的房间，以便为我们的案子做些准备。上校又傲慢地说：“政府规定，根本就不准犯人读书。”尽管上校的态度十分傲慢，但是，囚室还是很快被粉刷并喷洒了除臭剂，我们也有了新毯子和马桶。我们被允许白天在院子内有更长的放风时间，同时，还为我们叛国审判涉案人员提供了一个大房间，以便相互商量。在这个房间里，允许我们保留法律方面的书籍。
我们预料，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成为我们的“家”。我们早晨离开监狱去受审，下午再返回监狱。监狱当局根据隔离规定，按种族肤色将我们隔离关押。我们当然已经不能与我们的白人同事关押在一起，但是，让我们同我们的印度同志和有色同志也分别关押似乎有点犯神经病。我们要求一起生活，但是，监狱当局总是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官僚作风的那种顽固性与种族主义的狭隘性夹杂在一起，其结果将是难以置信的。但是，监狱当局最后还是作了让步，允许叛国审判涉案人员生活在一起。
尽管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的伙食待遇却因种族不同而有差别。早餐，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饭菜数量基本相同，只是印度人和有色人多了半调羹糖，而我们非洲人则没有糖。晚饭，食谱也基本一样，但是，印度人和有色人多给了4盎司面包，而我们非洲人却没有。这种区别的理由十分可笑，说非洲人吃不惯面包，或者更专业一点的解释：非洲人不习惯吃西餐。白人的伙食比非洲人的伙食优越得多。监狱当局的肤色观念非常强，就连供给的糖和面包，黑人和白人也不一样：白人吃的是白糖、白面包；有色人和印度人吃的是棕色的糖和棕色的面包。
我们纷纷抱怨伙食质量上的等级划分，结果，我们的辩护律师西德尼·肯特利奇在法庭上提出了正式的抗议。我声明食物不适合人类食用，法官拉姆颇福同意当天亲自抽查伙食的质量。玉米粥和大豆是监狱提供的最好的食物，同时监狱当局这次提供的大豆和肉汤也比往常多一些。法官吃了几勺，然后说伙食做得很好、味道不错。他确实也提出了改进的建议，那就是，饭菜应当趁热供应。我们对关于提供“热”监狱饭的想法感到好笑，因为这在词义上就是矛盾的。最终，监狱当局为被监禁者提供了他们所说的改善了的伙食：非洲人有面包吃；印度人和有色人享受与白人同样的食物。
我在监禁期间享有一种特权：周末可以回约翰内斯堡。这并不是监狱里的休假日，而是常规工作假日。在实施紧急状态令前不久，奥利佛按照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指示离开了南非。我们早就预料到我们的组织将被取缔，因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在被全面取缔之前需要派部分人离开南非到国外加强组织建设。
奥利佛离开南非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的计划最周全、最幸运的措施之一。当时我们就几乎毫不怀疑，外交努力将会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他的智慧和冷静、他的耐力和组织才能、他的领导能力和鼓动而不冒犯别人的感情的能力，奥利佛无疑是担当这项使命的最佳人选。
动身之前，奥利佛请托我们共同的朋友——当地律师海弥·达维多夫，帮助我们律师事务所做善后工作。达维多夫向普林斯陆上校提交了专门申请，请他允许我周末去约翰内斯堡帮他做这些善后工作。上校一时慷慨，竟然同意了这个申请，允许我礼拜五下午去约翰内斯堡工作两天，然后在礼拜一上午回比勒陀利亚出庭受审。每个礼拜五下午1点休庭后，克鲁格中士和我就一起离开比勒陀利亚，到我的办公室与达维多夫和我们的会计内森·马库斯一起工作。那些日子，我夜晚在马歇尔广场监狱坐牢，白天在办公室工作。
克鲁格中士，高高的个子，是一个仪表堂堂的人。他对我们很好，在从比勒陀利亚去约翰内斯堡的路上，他常常停下车让我自己待在车内，而他则去商店为我们买干肉条、橘子和巧克力。我也曾经萌生跳车逃跑的念头，特别是礼拜五人行道上和大街上行人很多，很容易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