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到楼下的咖啡馆买一些零星物品，当温妮偶尔来看我的时候，克鲁格往往会扭过头去假装没看见。我们之间似乎有一个君子协定：我不会逃跑给他带来麻烦，而他会给我一定的自由。
36...
4月25日，即复庭前的那一天，伊斯雷尔·梅赛尔斯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讨论实施紧急状态令对审判的严重影响。由于实施紧急状态令，被告与我们的律师之间的相互沟通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律师都住在约翰内斯堡，无法到监狱里与我们沟通，也就无法为我们的案子做辩护准备。他们常常驾车到比勒陀利亚，但是却无法见到我们，就是能见到我们的时候，与我们的交流也会受到阻拦。更重要的是，梅赛尔斯说，根据紧急状态令，已经被监禁的人仅仅由于出庭作证，就可以被再一次监禁，因为他们必然被列为“危险分子”，因此会遭到更严厉的惩处。而未被监禁的辩护证人如果现在出庭作证，也会有被逮捕的危险。
辩护班子建议，他们应撤出这个案子以示抗议。梅赛尔斯说明了这种撤出的重要用意和我们在死刑案中进行自我辩护的后果。他说，在这种敌对的气氛中，法官可能决定判处我们更长的监禁时间。我们讨论了这个建议，29名被告（当时，维尔顿·穆夸毅已经逃走）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同意在我们的律师不在的情况下，由杜马·诺克韦和我担当辩护律师打这场官司。我赞成这种高调的姿态，因为这样可以揭露紧急状态令的不公正。
4月26日，德兰士瓦的第一号非洲辩护律师杜马·诺克韦在法庭上发表了充满强烈情感的声明，宣布被告决定请辩护律师撤出本案。接着梅赛尔斯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再有辩护委托在身，我们也将不再麻烦诸位先生。”随后，辩护队伍默默地走出了老犹太会堂。这个行动让三位法官感到震惊，他们用强硬的措辞告诫我们，自己为自己辩护是危险的。但是，我们非常生气，急于与政府较量一下。在随后的5个月中，我们一直是自己为自己辩护，直到紧急状态结束。
我们的策略很简单，并且实际上也很有效：拖延时间，直到取消紧急状态令，使我们的律师能够重返法庭。这个案子拖得时间已经很长了，再往后拖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这个策略相当富有戏剧性。根据法律，我们每个人现在都能名正言顺地为自己辩护，并能为自己作证，而且，我们每个被告也理所当然地能对每个证人进行问询。我们按审理中被告名字的字母顺序进行排列，一号被告是德兰士瓦印度人青年大会的法里德·亚当姆斯。法里德将让二号被告海伦·约瑟夫做自己的第一证人。法里德对证人进行提问后，其余的27名被告都再向她提出质询，然后，刑事庭还要对她进行质询，最后，一号被告第二次对她进行质询。亚当姆斯质询完第一证人后，他将让三号被告作证……整个程序将一直重复下去，直到每个被告都作完证为止。按照这样的速度，我们的案子将无限期地拖下去。
在狱中为打官司做准备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个案子中，我们就遇到了隔离政策的重重阻碍。所有的被告都需要相互见面沟通，但是，监狱按规定却禁止男女之间、黑人与白人之间相互见面。因此，我们不能与海伦·约瑟夫、里昂·莱韦、莉莲·恩高义和伯塔·玛裟巴见面沟通。
作为被告的第一个证人，海伦需要在杜马、我本人和法里德·亚当姆斯不在的情况下自己准备证词，而我们也需要向她提出质询。与监狱当局交涉后，我们被允许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进行相互沟通。海伦、莉莲、里昂和伯塔被从她们各自的监禁室带到非洲男子监禁区。首要条件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身体接触。监狱当局竖起了一个铁格子挡板，把海伦和里昂（都是白人）与我们隔开，然后又把海伦、里昂与莉莲（非洲人）隔开，她们也参与了出庭准备工作。就是最优秀的设计师，设计这样的结构也会感到头疼。在监狱里，我们彼此被这种精心设计的金属隔板隔开，而在法庭上，我们大家则可以自由沟通。
我们首先需要教会法里德熟悉法庭的礼节，同时，让海伦演练证词。为了帮助海伦，我扮演了法里德将要在法庭上担当的角色。我用法庭通常采用的程式进行提问：
“姓名？”我问道。
“海伦·约瑟夫。”她回答。
“年龄？”
一阵沉默。我接着问：“年龄？”
海伦闭上嘴不说话。然后，她紧皱眉头对我不满地说：“纳尔逊，我的年龄与案子有什么关系？”
海伦长得很可爱，也很有勇气，不过她也有专横的一面。她是一位到了一定年龄的女性，对年龄十分敏感。我向她解释说，记录证人的有关情况如姓名、年龄、地址和出生地是法庭的惯例。一个证人的年龄可以帮助法庭权衡他所作证词的分量，从而影响对被告的量刑。
我继续问：“年龄？”
海伦较上了劲。“纳尔逊，”她说，“我在这里不回答这个问题，到法庭上再回答。我们还是往下问吧。”
然后，我又问了她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可能在法庭上被问及的问题。我的提问方式对她来说可能太真实了一些，因此，海伦有时回头问我：“你是曼德拉还是检察官？”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令人开心的时刻，有时甚至十分令人鼓舞。
我被允许在周末探望海伦·约瑟夫，给她送去关于法律程序的记录。利用这些机会，我能够与其他被监禁的女士见面，把她们作为可能的证人，与她们一起商量案情。我对白人女狱警一向很诚恳，同时也发现她们对我去女监禁室探望被监禁的女士很感兴趣。那些女狱警绝不可能知道还有黑人律师或医生这种存在，因而把我当做异邦人。但是，随着我们之间的逐步熟悉，她们对我越来越友好和放心。我与她们开玩笑说，如果她们要打官司，我将愿意受理她们的案子。我明白，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杰出的、受过教育的白人女性与一个黑人男士讨论重大问题可以淡化她们的种族歧视意识。
有一次，我正在与海伦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我转身对按照要求坐在我们旁边听我们两人谈话的女狱警说：“对不起，我们进行这么长时间的谈话一定让你很厌烦。”“不。”她说，“你们一点也没有让我厌烦，我对你们的谈话很感兴趣。”我能看出，她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话题之中，偶尔她还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小小的建议。我把这件事看作这次审判带来的一种额外的收获。这些女狱警大多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被关进监狱，她们逐渐开始明白我们为什么进行战斗，为什么甘愿身先士卒冒牢狱之险。
这正是国民党为什么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融合的原因所在。只有抱有黑人威胁论并且不了解黑人的想法和主张的白人，才支持国民党这种荒谬的种族歧视哲学。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了解带来的将不是歧视而是理解，甚至最终会带来种族和谐。
在狱中，令人愉快的时刻并不能弥补令人悲伤的时刻。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坐牢的时候，有时温妮被允许来狱中探视，每次她都带着泽尼来。当时，泽尼刚刚学会走路和说话。如果狱警允许，我会把她抱在怀里吻她几下。探视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会把泽尼递给温妮。当温妮说再见的时候，狱警会让她们母女离开监狱，这时泽尼常常要我与她们一起走，从她那迷惑不解的小脸上，我能明白她不理解我为什么不能与她们一起离开监狱。
在法庭上，法里德·亚当姆斯熟练地引领着海伦完成了她的主要证词。他常常与法官们争执不下，完全称得上是三位法官的对手，有时还会比法官高出一筹。我们当时的精神十分振奋，因为我们不再是靠玩填字游戏打发时间的被告。当被告轮流对证人提出质询的时候，三位法官和起诉检察官才第一次领略到这些被告的真正才干。
按照南非法律，既然我们是在最高法院，那么，杜马作为一名辩护律师就是唯一被允许直接向法官陈述意见的律师。我作为一名律师可以向他提供指导，但不允许直接在法庭上辩护，其余的辩护人也是如此。我们采取正确的策略辞退了我们的辩护律师，这样一来，被告就可以在辩护律师不在的情况下直接向法庭陈述自己的意见。当我向法庭陈述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拉姆颇福企图阻止我，他打断了我的讲话。“曼德拉，你要明白这个事实，”他说，“诺克韦先生作为辩护律师是唯一被允许向法庭陈述意见的律师。”我回敬说：“阁下，那很好。只要你准备付给诺克韦先生律师费，我们都准备遵守这个规定。”此后，再也没有人反对我们任何一个被告向法庭陈述自己的意见。
当法里德向海伦及之后的其他证人提问的时候，杜马和我分别坐在他两侧给他提示，帮助他应付出现的法律问题。总体来说，他不需要很多的提示。但是，有一天，当他处于连续不断的压力下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每隔几秒钟就小声向他提出一次建议。法里德似乎很担心，杜马和我准备的材料都用完了，因此，法里德没同我们商量就请求法官向后延期，说他感到很疲劳。法官拒绝了他的请求，说那不是延期的充分理由，并重申在我们的律师撤出时曾向我们提出的警告。
那天下午，我们回到监狱的时候没有人唱歌，大家都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我们中间正在潜伏着一场危机。一回到监狱，就有一小部分人要求召开会议，我把所有的男被告都召集起来。来自伊丽莎白港的商人J.恩卡佩尼带头对我进行指责。他在反抗运动期间曾经帮助过反抗战士的家属。
“马迪巴，”他喊着我的氏族名字以示尊敬，“我要求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把我们的辩护律师都给辞退了。”我提醒他说，辩护律师并不是被哪个人辞退的，他们的撤出是经过大家同意的，其中也包括他自己。“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法庭的审理程序，马迪巴？”他说，“我们完全依靠你们这些律师。”
还有一些人，他们也有与恩卡佩尼相同的忧虑。我告诫他们，思想不一致是危险的。我说，我们干得很不错，今天的事情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挫折，我们还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我们的案子远远不是一个法院与一伙触犯法律的人之间的司法审判，而是力量的证明，是道义与非道义力量之间的较量。我说，我们担心的不是我们的辩护律师的法律技巧问题，更让我们担心的是其他问题。于是，大家的争议逐渐平息了。
海伦·约瑟夫被多次质询后，三号被告阿迈德·卡特拉达开始陈述他的案情。正是在凯西的第二个证人，即四号被告、有色人大会的执行委员斯坦雷·罗兰作证期间，总理沃尔沃德宣布取消了紧急状态。政府绝对没有打算长期实行紧急状态，他们当时认为，紧急状态已经成功地扼杀了解放斗争。这时候，我们的辩护律师回来了，尽管我们又在监狱里待了几周，但是，我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5个多月来，我们一直被关押在狱中，并在我们的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仍然出庭应诉。
8月3日，我本人开始出庭作证。我感觉通过为别人准备证言，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在经历了三年的沉默、被禁止和国内流放之后，我盼望有机会在想要审判我的法官面前申诉冤情。在我作主要证词期间，我竭力宣传种族间相互调和妥协，并重申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诺进行非暴力斗争。在面对通过逐步改革能不能实现民主这样的问题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要求实行成年人普选，并且准备通过从经济上施加压力实现我们的要求。我们将发动反抗运动、家中静坐，或采取个人行动，或采取集体行动，直到政府说：“先生们，我们不能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法律遭到了践踏，是在家中静坐制造了这种局面，让我们坐下来谈一谈。”按照我的观点，我会说：“对，让我们坐下来谈谈。”政府会说：“我们认为欧洲人现在对非欧洲人可能当政的政府没有准备。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给你们60个席位，由非洲人选出60名代表参加议会。我们将把这个问题拖上5年的时间，5年后我们再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想，那就是一个胜利，我们将采取重要措施，争取为非洲人国民大会获得成人普选权，那么，我们将在5年中停止公民抵抗活动。
政府决心证明我是一个危险的、制造暴力的共产主义分子。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或共产党员，但我也不想使自己看上去像是在疏远我的共产党盟友。尽管我可能会因为发表这样的观点而再次身陷囹圄，但是，我毫不犹豫地重申，共产党人已经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支持。有一次，法庭问我是否认为南非可以选择一党执政，我回答说：
阁下，这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关民主的问题。如果通过一党制可以最好地体现民主，那么我也会认真考虑这个主张。但是，如果多党制能够最好地体现民主，那么我会认真考虑多党制。例如，在这个国家，我们现在就是一种多党制，但是，对非欧洲人而言，这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邪恶的专制政治。
当拉姆颇福法官犯了与那么多南非白人在普选权问题上所犯的同样的错误时，我与他争执了起来。他们的主张是，要尽到这种责任，选民必须是“受过教育的人”。对于一个思路狭隘的人来说，很难搞清受过教育的人不仅仅是指有文化修养的人和拥有学士学位的人，也很难搞清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可能是远比拥有高学位的人更“有素质”的选民。
拉姆颇福：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人参加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什么意义？
纳尔逊·曼德拉：阁下，如果没有上过学的白人投票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拉姆颇福：难道他们在选举领导人时所发挥的影响还不如孩子们大吗？
纳尔逊·曼德拉：不，阁下，这就是实际上正在发生的情况。一个人站出来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竞争一个席位，他起草了一份声明，说“这是我的想法”。如果是在农村地区，他说，“我反对限养牲畜”。那么，听听这个人的想法，如果你选他当议员，你就要确信这个人将会代表你的权益，在这个基础上你才投票选他当候选人，这与教育没有任何关系。
拉姆颇福：他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
纳尔逊·曼德拉：不，你要考虑到他能不能以最好的方式表达你的观点，如果能，就投票选他。
我告诉法庭，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通过非暴力和人数上的优势实现我们的要求。
我们心里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可能实现这些要求。就是从欧洲人自己的情况看，尽管他们对我们存有偏见和敌意，但是，他们不会永远无视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将用经济政策打击他们。欧洲人不敢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他们必须作出回应，阁下，他们也正在作出反应。
紧急状态令是在8月份的最后一天取消的。在5个月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回家。当约翰内斯堡的人听到取消紧急状态的时候，他们立即开车到比勒陀利亚，因为他们预料到我们可能会被释放。当我们被允许离开监狱的时候，我们受到了亲属朋友们的热烈欢迎。温妮已经来到了比勒陀利亚，我们的重新团圆令我们非常高兴。我已经有5个月没有和我的夫人在一起生活，5个月没有见到我夫人的笑脸。5个月以来，我第一次躺在我自己的床上睡觉。
一个人蹲过监狱后，他对生活中的小事情就会很感激：愿意什么时候散步就去散散步，走进商店买份报纸，或讲话或保持沉默。其实，都是些自己说了算的简单行动。
即使是取消紧急状态令之后，叛国审判还是又进行了7个月，直到1961年3月29日才结束。从各个角度说，这些日子对被告来说都是光荣的，因为我们自己的人民无所畏惧地坚持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罗伯特·莱沙有力地批驳了政府的谬论，说什么非洲人国民大会想引诱政府使用暴力，这样，我们就可以也还以暴力。格特·西班德雄辩地向法院陈述了非洲农民的悲惨生活。德高望重的伊萨克·本蒂已是81岁高龄，是一位非洲土著传教教堂的世俗教士。他对我们为什么选择在家中静坐而不选择罢工作了充分说明。
10月份，令人敬畏的马修斯教授被要求做我们最后的一位证人。他在证人席上表现得从容不迫，把检察官视为需要严加管教的没有素养的学生。面对傲慢的检察官，他常常使用这样的语言：“你要我说的是，你们所说的那次讲话是一个鼓动暴力的讲话，代表着我们的组织政策。而我要说的是，第一，你们的论点是不正确的；第二，我不想说这句话。”
他用漂亮的语言说明，非洲人民知道非暴力斗争会承受苦难，但是，我们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斗争，是因为我们把自由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他说，为了摆脱压迫，人民愿意承担最大的苦难。马修斯站在被告席上，辩护在高调中结束。他作完证后，肯尼迪法官与他握手，并表示希望能在好一些的环境下再次与他见面。
37...
取消紧急状态令之后，全国执行委员会在9月份秘密召开了会议，讨论将来的形势和对策。虽然我们在审判期间就曾经举行过讨论，但是，这是我们举行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政府正在加紧武装，不仅从组织外部对我们形成威胁，也从组织内部对我们形成威胁。我们不会听任政府取缔我们的组织，而是在地下继续进行斗争。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非洲人国民大会章程规定的关于举行全国大会、支部会议和公共集会的民主程序。为了与未被取缔的大会组织保持联系，必须创建新的组织结构。但是，新的组织结构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参加新的组织结构的人将有被捕和被关押的危险。执行委员会及其附属组织将不得不严格周密地进行组织，以适应非法斗争的环境。出于需要，我们解散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有人强烈反对这些调整，但是，我们现在是非法组织，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于参加组织活动的人来说，政治斗争的潜在危险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危险。
尽管“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已经关门停业，但是，我继续尽可能地做各种法律工作。许多同事都准备开办律师事务所，他们纷纷派人或打电话邀请我入伙，但是，我宁愿多数时间在科尔瓦德房产大街13号阿迈德·卡特拉达的平房内工作。尽管我的律师事务所已经停业，但是，我作为律师的声誉并没有消失。很快，13号平房和外面的走道上都挤满了诉讼当事人，凯西回家后不得不躲到厨房里才能享有安静。
在此期间，我几乎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更是很少有时间回家。我经常在比勒陀利亚一直工作到深夜，或者匆忙赶回约翰内斯堡处理别的案子。当我真的与家人一起坐下来吃一顿晚饭的时候，电话铃也往往会忽然响起，我又不得不匆忙离开自己的家。温妮又怀了孕，她以无限的耐心忍受着一切。她希望她的丈夫在她分娩的时候能在医院陪伴她，但是，事实却让她很失望。
在1960年圣诞节休息期间，我得知马卡托在特兰斯凯生了病。他在那里读书，我不顾自己正处于被禁止的境地，赶到特兰斯凯去看他。我开了一夜的车，除了加油没停过车。马卡托需要动手术，我决定把他带到约翰内斯堡进行治疗。回来时又开了一夜的车，把他送到他母亲的住处，然后为他安排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得知温妮已经分娩。我赶忙去了布里奇曼纪念医院的非欧洲人分院，发现温妮和新生女儿已经被安排住在那里。新生女儿很好，但温妮的身体却非常虚弱。
我给我的新生女儿取名津泽斯娃，她是以科萨桂冠诗人塞缪尔·木卡伊的女儿命名的。在我去希尔德顿读书之前，塞缪尔的诗句曾一直鼓舞着我。当这位诗人经过很长时间的外出周游之后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女孩。他不知他夫人怀孕的事，认为这个女孩是别的男人的孩子。按照我们的风俗，当一个女人分娩后，丈夫10天之内不准进入夫人的房间。这位诗人十分生气，他没有遵循这个风俗，拿着长矛气冲冲地闯进他夫人的房间，想把夫人和孩子一起杀死。但是，当他看见那个婴儿的时候，发现她长得非常像自己，于是就又缩了回去，并说了声“u zindzile”，意思是“你长得太像我了”。于是，他给女儿取名津泽斯娃（Zindziswa），也就是他说过的那句话。
38...
最高法庭用了一整个月的时间对叛国案进行最终结案。最终结案常常由于法官的提问、指出争论中的问题而中断。3月份，轮到我们了。伊斯雷尔·梅赛尔斯直截了当地驳斥了暴力指控。“我们承认存在不合作和消极反抗的问题，”他说，“我们非常坦诚地说，如果不合作和消极反抗也构成高级叛国罪，那么我们就是有罪的。但是，不合作和消极反抗显然不属于叛国罪。”
对于梅赛尔斯的论点，布拉姆·费希尔继续进行辩论。但是，3月23日，法官中断了布拉姆的结论性辩论。我们还有几周的辩论时间，但是，法官要求休庭。这是不正常的。但是，我把这次休庭当做一个有希望的信号，因为，休庭说明法官已经形成了他们的观点。6天后，我们将再回到法庭，我们认为到那时将被正式判决。同时，我还有其他工作要做。
我受到的禁止处罚预计在休庭后两天期满。几乎可以肯定，警察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他们很少注意禁止什么时候期满这件事。到那时，我将在近5年以来第一次可以自由离开约翰内斯堡，自由参加会议。我们早就计划那个周末在彼得马里茨堡举行联盟会议，目的是鼓动全体南非人参加全国宪章大会。我被秘密指定为会议的主讲人，因此必须在发表讲话前的那天晚上驱车300英里赶到彼得马里茨堡。
我动身前的那天，全国工作委员会秘密召开了会议，讨论斗争策略问题。在监狱内外召开了许多会议之后，我们决定转入地下开展工作，按照曼氏方案开展斗争。整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也将在暗中开展活动。我们决定，一旦我们被宣告无罪，我将立即转入地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提议中的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只有转入地下工作的人才不会受到敌人强加限制的影响。组织决定让我在某些事件中露面，希望公开的程度最大化，以说明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然在战斗。这个建议对我来说并不感到奇怪，我也并非特别喜欢这样做。但是，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一项危险的使命，我将离开我的家人。但是，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他所信奉的生活的权利之时，他就没有了别的选择，只能成为一个违法者。
当我开完会回到家的时候，温妮似乎看出了我心里的想法。一看我的脸色，她就知道我准备过我们两人都不想要过的一种生活。我向她说明了情况，第二天我将离开自己的家。她对此很坦然，似乎已经早有预料，非常理解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必须做的那些事情并没有让她有任何更安心的地方。我让她为我准备了一个手提箱，并告诉她，我走后，朋友和亲属会照顾她，但是没有告诉她我将在外面待多久，她也没有问。这并不令人感到遗憾，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我将回到比勒陀利亚，听候礼拜一的判决。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不会再回家：如果我们被判有罪，我将直接走进监狱；如果我们被判无罪，我将立即转入地下。
我的大儿子泰姆比在特兰斯凯的一所学校里读书，所以我无法向他说一声再见。但是，那天下午我把马卡托和我的大女儿马卡紫薇从奥兰多东他们母亲那里接出来。我们一起过了几个小时，一起在城外散步，交谈和玩耍。我向他们说了再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们。自由战士的孩子们也知道不向他们的父亲提太多的问题，从他们的眼神里我能明白他们知道要发生重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