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我在法院里花了许多力气，设法把这些妇女保释出狱。有的人给我设置障碍，甚至拿我出气。“曼德拉，我对你这个案子等得不耐烦了，”一位妇女对我说，“如果今天再办不完，我再也不在法庭上露面了。”在亲属和基金募集组织的帮助下，我们两周内就把她们全部保释了出来。
在监狱里，温妮似乎没受多大的罪。当然，她就是受了罪也不会告诉我。在监狱里，她与两个南非白人女狱警成了朋友。她们都很有同情心，也很热心。温妮被保释出狱后，我们邀请她们到我家做客。她们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乘火车来到了奥兰多。我们请她们吃午饭，然后，温妮带她们参观了索韦托。温妮与两位女狱警年龄差不多，她们相处得很好。她们在一起非常高兴，就像是亲姐妹。两位女士那天玩得很开心，在向温妮表示感谢后，她们答应将会再来拜访。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要到奥兰多，她们必须乘坐非欧洲人乘坐的火车（因为没有白人来奥兰多，所以没有白人乘坐的火车），结果，她们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两位福特监狱的白人女狱警来看望温妮和我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这对我们倒没有什么，但是，事实证明，这件事对她们影响很大，因为监狱当局解雇了她们。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们，也再没有听到过她们的消息。
29...
自从1月份的听证会之后，6个月来我们一直等待着对我们的正式审判。正式审判计划在1958年8月开始，为此政府专门设立了高级法庭。该法庭由三人组成：大法官F. L.拉姆颇福——他是三人法庭的庭长，另外还有法官肯尼迪和鲁道夫先生。我们对这个法庭并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三人都是白人，并且都与当政的国民党有联系。但是，拉姆颇福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比一般南非白人要正直一些。据传说，他是南非白人秘密组织“秘密兄弟会”的成员。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巩固南非白人政权。鲁道夫和肯尼迪两位法官都是著名的国民党党员。肯尼迪有“绞刑法官”的坏名声，曾经因为两名白人警察被杀，就有23名黑人被他送上了绞刑架。
开庭不久，政府对我们耍了另一个花招。他们宣布将审判地点由约翰内斯堡转移到36英里以外的比勒陀利亚，审判将在华丽的原犹太会堂内进行。当时，这个会堂已经被改成了法庭。我们这些被告和律师都住在约翰内斯堡，所以我们不得不每天去比勒陀利亚，这次审判将让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对我们来说，时间和金钱都是不富裕的。我们有的原来还能设法维持自己的工作，因为原来的法庭就在我们工作的地点附近。但是，现在我们无法继续把我们的工作维持下去了。转移审判地点也是一种借助于使我们同我们的支持者分开而从精神上摧垮我们的阴谋诡计。比勒陀利亚是国民党的老巢，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那里却没有任何基础。
几乎全部92名被告都乘坐一辆车速缓慢且极不舒适的大巴士去比勒陀利亚。车内的座椅是用木条做成的。每天早晨6点从约翰内斯堡发车，用两小时才能到达犹太会堂。往返一次几乎要花费5个小时，我们用这段时间挣点钱养家糊口那该有多好啊！
我们又一次十分幸运地拥有一支精干而咄咄逼人的辩护队伍。这支队伍以伊斯雷尔·梅赛尔斯为首，成员有布拉姆·费希尔、雷克斯·维尔什、弗农·贝瑞奇、西德尼·肯特利奇、托尼·奥多德和G.尼古拉斯。在开庭的那天，他们采取了一种具有一定冒险性的辩护策略，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辩护才能。这个策略是我们与律师们一起制定的。伊斯雷尔·梅赛尔斯站起来申请取消鲁道夫和拉姆颇福两位法官的审判资格，因为他们与被告有利益冲突，这有碍他们对我们的案子作出公正的判决。此时，法庭上可以听到大家交头接耳的议论。辩护律师认为，作为1952年反抗运动的审判法官，拉姆颇福已经对现在指控的某些方面作过判决，因此，让他来审理这个案子是不公正的。我们认为鲁道夫有偏见，因为，1954年他作为警察的律师曾经代表政府出过庭。当时，哈罗德·沃尔佩请求法庭禁止将那位警察从人民大会的一次会议中驱逐出去。
这是一个危险的战略，因为，虽然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一次交锋的胜利，但却可能会使整个战争以失败而告终。尽管我们把鲁道夫和拉姆颇福作为国民党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这个国家有许多比他们还要坏的法官能取代他们的位置。事实上，在我们希望他们让位的同时，我们也暗中希望被我们尊为忠诚的政治中间人的拉姆颇福能够拒绝放弃自己的审判资格。无论他自己坚持什么政治观点，拉姆颇福还是一贯坚持以法律为准绳的。我们相信，从法律上讲我们只能是无辜的。
那个礼拜一，当三位身着红袍的法官步入法庭的时候，那种气氛正是我们所期望的。鲁道夫法官宣布他将让位，并说，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上一个案子。但是，拉姆颇福拒绝放弃自己的审判资格，他反而作出保证，对反抗运动案的审判将不会影响他对此案的审理。我们对这个决定很满意。政府提出让比克法官取代鲁道夫的位置，正如我们一开始就希望的那样，他与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
第一个策略旗开得胜后，我们又设法实施第二个策略。这个策略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开始进行连篇累牍、详详细细的辩解，对指控本身提出抗议。我们坚持认为，说到底这个指控是捏造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也对策划暴力就是高级叛国罪的证据提出了异议，指出需要拿出其声称我们打算实施暴力的证据。经过我们的辩解，案情变得十分清楚，三个法官也都同意我们的辩解。8月份，法庭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取消了两项指控中的一项。10月13日，经过两个月的法庭辩论后，刑事庭忽然宣布全部驳回关于暴力叛国的指控。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情况，但是，我们对政府狡猾的行径十分了解。一个月后，起诉检察官就公布了一项新的、措辞更加严谨的指控，并宣布只审判30个被告，其余的被告以后再审。这30名被告全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也是其中之一。
按照新的指控，起诉需要证明实施暴力的意图。正如皮洛指出的那样，“被告知道《自由宪章》的实现将必然涉及用暴力推翻政府”。法庭辩论一直持续到1959年的中期。这时，法庭驳回了对其余61名被告的刑事指控。可以想象得出，法庭连续几个月来一直在玩弄枯燥乏味的法律花招。尽管在揭露政府制造冤假错案过程中的辩解是成功的，但是政府仍然顽固不化地坚持原来的指控。正如司法部部长说的那样：“不管花费几百万英镑，这个审判都要进行下去。多花些时间又有什么关系？”
1958年2月4日刚过午夜，我参加完一个会议后回到了家中，发现只有温妮一个人在家，当时她感觉腹部疼痛难忍，她就要临产了。我赶忙把她送往巴拉格瓦纳斯医院。但是我被告知，温妮几个小时后才会生产。我一直等到不得不去比勒陀利亚候审的时候才离开医院。这一轮审理后，我立即与杜马·诺克韦一起赶回家，发现她们母女俩一切平安。我抱着我的新生女儿，称她是一个真正的曼德拉。我的亲戚木丁基酋长建议给她取名泽尼，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你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它象征着挑战，寓意必须为社会作贡献。这意味着，拥有这个名字的人不仅仅是拥有这个名字，而且要实践这个诺言。
我母亲从特兰斯凯来索韦托帮助温妮，并请了一位部落术士给泽尼行部落洗礼。但是，温妮坚决拒绝了，认为这种洗礼不卫生，也不合时宜。她给泽尼涂橄榄油，搽强生婴儿粉，并喂她鲨鱼油。
温妮刚开始下床活动，我就担当起教这个新生儿的妈妈驾驶汽车的任务。那时，驾驶汽车是男人的事，几乎没有女人，特别是非洲女人，能坐在驾驶座位上。但是，温妮有独立的见解，很想学习驾驶汽车，因为我老是不在她身旁担任司机。因此，她认为学习驾驶很有用处。可能我是一个不怎么耐心的教师，或者可能我的学生是一个任性的学生，当我试图沿着相当平坦而宁静的奥兰多路教她驾驶时，我们似乎每次换挡总会争吵一番。我给她提了太多太多的建议，当她对我的一个建议不予理睬的时候，我生气地下车跑回了家。没有我这个教练，温妮似乎学得更好，因为她竟然自己驾驶汽车绕索韦托转了一小时。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和解，此事后来成为一个相互取笑的故事。
对温妮而言，婚后并做了母亲的生活是一种调节。她当时只是一个25岁的年轻女士，她的性格和脾气还没有完全形成。我的性格虽然已经形成，但就是有点倔。我知道别人常常把她看作“曼德拉的夫人”。在我的影子下，让她形成自己的个性毫无疑问是困难的。我努力让她发挥自身的优势，她很快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无需我的任何帮助。
30...
1959年4月6日，是简·范·里贝克登陆好望角纪念日。这一天，诞生了一个企图挑战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政治组织地位的新组织，并且，该组织否认白人历时三个世纪的统治。凭借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聚集在奥兰多镇政大厅，“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作为一个明确反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多种族主义的非洲主义者组织粉墨登场。像我们中间15年前成立青年团的那些人一样，该组织的缔造者们认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缺乏战斗精神，脱离了广大群众，被非非洲人所把持。
罗伯特·索布克韦当选为主席，波特拉考·利宝罗担任总书记。他们两人都是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团员。在索布克韦的开场白之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发表了宣言和章程。在宣言和章程中，索布克韦要求“非洲人的政府由非洲人说了算，并为非洲人服务”。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宣布要推翻白人霸权，建立一个内容上是社会主义、形式上是民主主义的非洲人政府。他们认为，白人和印度人是“外国少数团体”或“异邦人”，南非并不是他们的故土。南非是非洲人的南非，而不是别的什么种族的南非。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诞生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奇怪。三年多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非洲主义者一直颇有怨言。1957年，非洲主义者在全国大会上发动了对德兰士瓦执行委员会的不信任投票，但没有取得成功。他们反对1958年的大选日罢工。他们的领袖被驱逐出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58年11月召开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上，一伙非洲主义者宣布反对《自由宪章》，声称《自由宪章》违反了非洲民族主义原则。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声称，他们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1912年建立时的原则中吸取了灵感，但是，其观点显然主要出自1944年成立青年团时期由安东·莱彼德和A. P.穆达提出的具有感情色彩的非洲民族主义。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反映了当时的理念和口号：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是一个非洲合众国。不过，分裂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反对《自由宪章》和白人、印度人参与大会联盟的领导。相对于种族之间的合作，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白人共产主义者和印度人已经把持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我对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缔造者们都很熟悉。罗伯特·索布克韦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一个很健谈的君子和学者（他的同事们都称他“教授”）。他总是愿意承担由于他的原因造成的错误的责任，从而赢得了我一贯的尊敬。波特拉考·利宝罗、皮特·拉宝罗克和泽法尼·马托朋都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得知我政治上的良师益友高尔·瑞德贝也加入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使我颇为吃惊，并且确确实实让我有些难过。我很奇怪，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竟然决定加入当时就明明白白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组织。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出于个人嫉妒或不满而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站在一起的。他们没有考虑到斗争的进步性，只考虑自己的恩恩怨怨。我总是认为，要当一名自由战士，必须超越许多让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独立的自我而不是作为群众运动的一部分的个人感情。一名自由战士要为千千万万人民的解放去战斗，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而战。我并不是主张自由战士都变成机器人，完全摆脱自己的感情和动机。但是，同样，一个自由战士要把自己的家庭服从于人民的大家庭，他必须让个人的感情服从于自由运动。
我发现，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观点和行动都是不成熟的。有一位先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当他老了的时候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那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逐步成熟的人。我认为自己年轻时的一些观点是不成熟的，甚至看起来有点乳臭未干。虽然我赞成非洲主义者的某些观点，并且曾经与他们有某些共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斗争要求一个人应该讲点折中，不要做一个幼稚的、容易冲动的人。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提出了一个过激的、过于野心勃勃的、承诺速战速决的纲领。最过激、最幼稚不过的是承诺1963年年底就获得自由解放，督促非洲人自己准备迎接这个历史时刻的到来。他们断言：“1960年取得第一步胜利，1963年最后获得自由和独立。”尽管这种预言激发了等得不耐烦的人们的希望和热情，但是，作出根本无法实现的承诺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是危险的。
由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反对共产主义，该组织成为西方媒体和美国国务院的宠儿。他们把该组织的诞生当做插在非洲左派心脏上的一把匕首。甚至国民党也把他们看作潜在的盟友：他们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当做反对共产主义、支持隔离政策的典范。国民党人也反对种族之间的合作，因此，国民党和美国国务院决定对这个新生组织的规模和意义进行夸大的宣传。
虽然我们欢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发动大家参加解放斗争，但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却几乎总是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唱对台戏。他们在关键时刻造成了人民的分裂，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教训。当我们号召人民开展大罢工的时候，他们却让大家去上班。每当我们发表一项声明，他们总是反其道而行之。尽管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缔造者们都是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分裂出去的人，但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在我看来仍然是有希望的，我们两个组织之间的团结是有可能的。我认为，一旦激烈的争执冷静下来，斗争目标的基本一致性将会把我们联合在一起。在这一信念的驱使下，我对他们的政策和行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想法是寻找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而不是寻找彼此之间的分歧。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举行成立大会的第二天，我向索布克韦索要他在大会上发表的主席就职演说稿，以及章程和其他文件。我认为索布克韦似乎对我的关注感到高兴，他说他一定满足我的要求。后来不久我又见到他，提醒他我所要的资料，他说资料已经发过来了。随后我又见到了波特拉考·利宝罗，我对他说：“伙计，你们许诺给我一套你们的资料，但到现在也没有人给我。”他说：“纳尔逊，我们决定不给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想用这些资料来攻击我们。”后来，我消除了他的这种错误想法，于是他大发慈悲，把我所要的一切都给了我。
31...
1959年，议会通过了《班图自治政府促进法》，这个法律制造了8个隔离的部落班图斯坦。这是政府所说的“格鲁特隔离”或“大隔离”的基础。大体是在同一时间，政府又以欺骗性的名字出台了《大学教育扩展法》，这也是一个隔离性的立法。这个法律把白人以外的人统统拒于“开放的”大学校门之外。在关于《班图自治政府促进法》的介绍中，班图管理与发展部部长德·韦特·纳尔说，每个隔离部落的福利在自己的部落内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发展。他说，非洲人再也不会与白人融为一体。
班图斯坦政策让70%的人只占有13%的土地，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按照这个新政策，尽管有三分之二的非洲人生活在所谓的白人区，但他们的公民权也仅限于自己的“部落家园”。根据这个政策，在他们“白人区”内，我们非洲人无从获得自由，而在他们所谓的“我们的”区域里，我们仍然不能独立。沃尔沃德说，班图斯坦的创立用意如此良善，这些地区再也不会成为反叛者的温床。
事实恰恰相反，农村地区出现了动乱。例如，泽卢斯特等地区的反抗就非常激烈，在那里，阿布拉姆·莫伊勒娃酋长在乔治·毕佐斯律师强有力的支持下，领导他的人民反对所谓的班图当局。这些地区的情况通常在报纸上看不到，政府借口这些地区不容易接近以掩盖政府隔离措施的野蛮性。许多无辜者被逮捕、起诉、关进监狱、驱逐流放、鞭打、折磨和杀害。塞库库尼兰地区的人民随之也揭竿而起。莫洛默曹·塞库库尼、戈佛雷·塞库库尼两位极其重要的酋长和其他参事被逮捕的逮捕，流放的流放。一位塞库库尼酋长考拉尼·克高劳考遭到暗杀，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是政府的走狗。到1960年，塞库库尼地区的反抗发展到了公开的对抗，人们甚至拒绝纳税。
在泽卢斯特和塞库库尼兰地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在反抗斗争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几个新建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不顾严厉镇压，在泽卢斯特举行起义，其中一个支部发展了2000多名会员。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首次被政府取缔就发生在塞库库尼兰和泽卢斯特这两个地区，这从另一方面展示了我们在这些偏远地区所具有的力量。
在东旁多兰也爆发了抗议活动，在那里，政府的追随者不是遭到暗杀就是被公开处决。泰姆布兰和祖鲁兰也发生了激烈的反抗，它们也是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两个地区。那里的人民有的被毒打，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驱逐，有的被关进了监狱。在泰姆布兰，人们借助萨巴塔的反抗力量从1955年就开始进行反抗。
使我特别痛心的是特兰斯凯，人民的不满情绪直接对准了我的侄子K. D.马叹兹玛。他过去曾经是我的良师益友。达利旺伽与政府勾结在了一起，我多年来对他的呼吁成了泡影。有报告说，马叹兹玛的心腹把反对他的村庄给放火烧了，有人几次要暗杀他。同样让我痛心的是，温妮的父亲也是马叹兹玛的内阁成员，并且毫不动摇地支持马叹兹玛。这对温妮是个可怕的难题：他的父亲和丈夫彼此成为一场争端的对立面。她爱她的父亲，但是，她却反对他的政治立场。
有好多次，特兰斯凯的亲属来奥兰多看我，他们都抱怨酋长与政府同流合污。萨巴塔反对班图当局，并且不会屈服，但是又害怕马叹兹玛会罢免他。最后，马叹兹玛真的罢免了他。有一次，达利旺伽在叛国审判期间亲自来看我，我把他带到比勒陀利亚。在法庭上，伊斯雷尔·梅赛尔斯把他介绍给了法官，法官们还给他设了一个名誉席位。但是，在外面，在被告中间，他所受到的待遇却没有这样幸运。他开始放肆地问辩护律师们为什么反对隔离政策，而这些辩护律师则把他当叛徒看待。莉莲·恩高义说：“Tyhini，uyadelela lo mntu（天啊，这个人真能制造事端）”。
32...
据说上帝的磨转得特别慢，但是，与某些南非司法机制相比，上帝的意旨也难以同日而语。1959年8月3日，我们被捕两年零八个月之后，也就是经过一整年的法律演练之后，真正的审判才在比勒陀利亚老犹太会堂开庭。我们最终受到了正式指控，而我们30名被告都申辩无罪。
我们的辩护队伍还是以伊斯雷尔·梅赛尔斯为首，他的助手有西德尼·肯特利奇、布拉姆·费希尔和弗农·贝瑞奇。这次审判将马上进行。在头两个月，刑事庭又收到了约2000份证据，动员了210名证人，其中200名是特警侦探。这些侦探承认采取秘密方式混进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队伍，实施了一切能使他们获得有关我们组织情报的欺骗手段。而在政府提交的这些文件和他们记录的讲话中，有许多是公开发表的，大家都可以拿得到。和以前一样，刑事庭提供的证据多数都是在1952年到1956年期间在一次次的袭击中从被告那里获取的。另外，还有一些是警察在此期间从非国大召开的大会上获取的记录。并且，特警提供的这些关于我们讲话的报告仍然和以前一样，是杂乱无章的。我们曾经把大厅内效果很差的扩音设备和特警侦探提交的杂乱无章、很不准确的报告当笑料，但我们也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说过的话而受罚，因为没听见过的事被关进监狱，因为没做过的事被推上绞刑架。
每天吃午饭的时候，政府允许我们坐在隔壁宽敞的教区花园内，吃上一份由令人生畏的塔亚纳基·皮利太太及其朋友为我们准备的饭菜。他们几乎天天为我们准备辛辣的印度餐。上午和下午休息的时候，还有茶水、咖啡和三明治，这时就像是休庭，是我们相互议论政治的一种机会。坐在教区内蓝花楹树下的草皮上是审判期间最愉快的时刻，因为从各个方面说，这个案子与其说是审判，倒不如说是对我们的耐力的检验。
10月11日上午，我们正准备去法庭，却忽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起诉检察官奥斯瓦德·皮洛被刺身亡的消息。他的死对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刑事庭审判队伍的有效性和攻击力被削弱了。那天在法庭上，法官拉姆颇福很动情地为皮洛歌功颂德，赞扬他的法律敏锐性和奉献精神。尽管我们将会由于他的死而受益，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感到高兴。我们对自己的对手已经有了某种感情。因为尽管皮洛的政治观点是有害的，但是，如果他不是扮演政府恶毒的种族主义代言人的角色，他还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他习惯客气地称我们“非洲人”（连我们自己的一位律师有时也会说漏了嘴，称我们“土人”），这与他的政治至上主义的观点形成了反差。在旧犹太会堂内，当我们每天上午看到皮洛在他的审判桌上阅读右翼刊物《新秩序》，而布拉姆·费希尔在我们被告席上阅读左翼刊物《新时代》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似乎以古怪的方式获得了平衡。他免费为我们提供了100多卷预审材料，他的慷慨为我们的辩护节省了大量资金。德·沃斯法官成了刑事庭的新庭长，但是，他的口才和机智却无法与他的前任相比。
皮洛死后不久，控方不再提供新的证据，而是开始检验、鉴定证人。这一步从长期忍受耐心等待之苦的默里教授开始，他是政府指定的有关共产主义的材料方面的鉴定证人。在预审期间，他被证明是不称职的。在梅赛尔斯的盘问下，默里承认《自由宪章》事实上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代表了非白人对南非恶劣状况的不满和希望。
默里并不是对政府关注的这个案件几乎未能提供帮助的唯一刑事案件证人。尽管政府从他们的鉴定证人那里弄来了数不清的刑事案件证据和证词，但控方并没有提供任何证实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策划暴力的有效证据。而他们也明白这一点。到了3月，控方突然信心剧增，他们将展示毁灭性的证据。随着宣传大张旗鼓地进行，政府向法庭提供了罗伯特·莱沙的一篇秘密录音讲话。他发表这个讲话几周之后，我们就都被逮捕了。法庭上很静，尽管这个录音有静电干扰，并且录音背景中有其他人讲话，但是，罗伯特的话仍然能够听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