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叛国罪
23...
1956年12月5日，天刚蒙蒙亮，我就被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惊醒，从来没有邻居或朋友如此蛮横地敲过门，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安全警察。我很快穿上衣服去开门，发现是巡警队队长卢梭在敲门，他是我们这个地区大家都熟悉的安全警官。另外还有两个警察。他出示了搜捕证，然后三人立即开始仔细搜查了整个房子，以寻找犯罪文件和资料。这时，孩子们被惊醒了，我用严肃的面孔让他们保持安静。孩子们看着我，想从我身上获得安全感。警察搜查了抽屉、橱柜和衣橱，搜遍了任何可能藏匿非法物品的地方。45分钟之后，卢梭冷冷地说：“曼德拉，我们对你依法实施逮捕，请跟我走一趟。”我看了一眼逮捕证，上面写着：“HOOGVERRAAD——高级叛国罪”。
我跟着他们走到一辆警车前。当着孩子们的面被逮捕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即使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但是孩子们不可能理解当时的复杂情况，他们只知道，他们的父亲被白人警察不作任何解释就抓走了。
卢梭开着车，我挨着他坐在前面的座位上，他没有给我戴手铐。他有搜查我市内办公室的搜查证，就近放下那两位警察后，我们直奔我的办公室。要进入约翰内斯堡市区，必须经过一段没有人烟的荒凉公路。当我们行驶在这段路上的时候，我对卢梭说，你单独一个人同我一起，并且不给我戴手铐，你一定对我很放心。他没有吭声。
“如果我反抗并把你制服，那将发生什么事情？”我问他。
卢梭不高兴地转过身来。“曼德拉，你在玩火！”他说。
“玩火是我的一种游戏。”我回答说。
“如果你这样说话，我就把你铐起来。”卢梭用威胁的口气说。
“如果我拒绝戴手铐呢？”
我们继续这样争辩了几分钟，当进入兰拉格特警察局的时候，卢梭对我说：“曼德拉，我对你不错，我希望你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我不喜欢你开这种玩笑。”
在警察局停了一会儿，另一个警察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然后我们一起去我的办公室。他们在我的办公室里又搜查了45分钟。我被从我的办公室带到红砖结构的约翰内斯堡监狱——马歇尔广场，1952年反抗运动期间我曾经在这里蹲过几天。我的几个同事已经被关押在这里，他们是同一天早晨遭到逮捕并被关进来的。几个小时之后，有更多的朋友和同志被关了进来。这是政府早有预谋的一次突然袭击。有人偷偷带进来一份下午版的《星报》（The Star），我们从通栏大字标题得知，这次袭击是全国性的，大会联盟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以高级叛国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被逮捕的。在各个地区被捕的有鲁图利酋长、蒙蒂·奈克、雷基·赛普泰姆波、莉莲·恩高义、皮特·贝莱威尔德，他们被用飞机运送到约翰内斯堡，并将在这里接受审讯。当天，共有144人被逮捕。第二天，我们出现在法庭上并被正式起诉。一周后，瓦尔特·西苏陆和其他11名同志也陆续被捕，被捕人数上升到156人。总共有105名非洲人、21名印度人、23名白人和7名有色人。几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所有主要领导人，不论是被禁止的还是没有被禁止的，统统遭到了逮捕。政府最终还是采取了行动。
我们很快被转移到约翰内斯堡的一座监狱，大家通常把这座监狱叫做福特监狱。它位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一座小山上，是一座凄凉的城堡式建筑。被关进监狱后，我们立即被带到一个四方形院子内，并被命令扒光衣服面墙而站。我们被强迫在那里站了一个多小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感觉十分痛苦。我们大多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其中有牧师、教授、医生、律师和商人，理应受到尊重。尽管我十分气愤，但仍然禁不住看着周围这些人发笑。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人靠衣裳马靠鞍”这句俗语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如果体格是做领导的基本条件，我看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符合条件。
一个白人医生最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问我们中有没有人患病。我们没有一个人说生病。我们被命令穿上衣服，然后被押送进两个大房子。里面是水泥地面，没有任何家具。两个大房间刚刚被粉刷过，仍然散发着油漆味。我们每人发了三条薄毯子，外加一张剑麻席。每个房间有一个毫无遮掩的公用厕所。有人说过，只有进了监狱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不应从它如何对待其高级公民来判断其好坏，而应当从它如何对待其最底层的人来判断其优劣。南非政府对待其非洲犯人就像对待动物一样。
我们在福特监狱待了两周，尽管很苦，但我们的情绪仍然特别高。我们被允许看报纸，通过报纸高兴地获知，我们的被捕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南非到处都在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标语上写着“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我们还了解到，我们的被捕也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抗议。
我们的公共牢房成了各地自由战士的集会地。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在严厉的禁令下生活，相互见面和交谈都是非法的。现在，我们的敌人却把我们集中到了一个房顶之下，监狱俨然成为多年来会议联盟最大、最长的不受禁止的一个会场。年轻的领导人与年长的领导人以前只是从报纸上彼此了解，但现在却生活在了一起。纳塔尔的领导人与德兰士瓦的领导人住在了一起。在等待审判的两周时间内，我们有机会交流思想和经验。
每天，我们凑在一起搞活动。帕特里克·莫劳和皮特·恩泰特都是著名的青年团领袖，他们负责组织体育训练。另外，我们还安排了各种专题讲座，我们可以听马修斯教授讲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史和美国黑人史，听德比·辛格讲南非印度人大会史，听阿瑟·莱泰勒讲非洲巫医，听詹姆斯·卡莱塔讲非洲音乐，他还用他那美妙动听的男高音嗓子为大家唱歌。乌伊西勒·米尼则每天带领大家一起唱自由歌曲。几年后，乌伊西勒因政治罪被政府判处了绞刑。他带领大家唱的最流行的歌曲是“Nans’ indod’ emnyama Strijdom, Bhasobha nans’ indod’ emnyama Strijdom”（这里是黑人，斯揣敦，当心黑人，斯揣敦）。我们高声歌唱，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有一次，马萨巴莱拉·英瓦（都叫他M. B.英瓦）——他是祖鲁劳动人民的儿子，也是纳塔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省级书记——为大家举办了一个音乐讲座。他朗诵了赞扬传奇的祖鲁勇士、国王沙卡（Shaka）的赞美歌曲。英瓦身披一床毯子，卷起一份报纸当宝剑，然后开始来回走动着朗诵赞美诗的歌词。我们都听得入了迷，即使那些不懂祖鲁语的人也不例外。然后，他突然停止朗诵，大声喊着：“Inyon’ edl’ ezinye! Yath’ isadl’ ezinye, yadl’ ezinye!”这句歌词把沙卡比作捕食的大鸟，毫不留情地把敌人杀死。朗诵结束时，立即爆发了一阵欢呼声。鲁图利酋长之前一直保持沉默，而这时他却站起来怒吼一声“Ngu Shaka lowo!”（这就是沙卡！）然后他开始边跳边唱。他的举动激发了我们的热情，我们都站了起来，不论舞场高手还是既不会跳传统舞又不会跳西式舞的懒汉，都跳起了传统祖鲁战争舞“印德拉姆”（indlamu）。有的跳着优雅的舞步，有的模仿冻坏了的山地人试图摆脱寒冷，大家都跳得热情而投入。一时间，没有了科萨人或祖鲁人之分，没有了印度人或非洲人之分，没有了右派和左派之分，没有了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之分，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爱国者，一种对我们的共同历史、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国家和对我们人民的爱把我们团结在了一起。此时此刻，我们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强烈而亲密的激情，它把我们紧紧地联系起来；此时此刻，我们感觉到有一只造就我们本来面目的伟大的历史之手，巨大的力量把我们同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两周后，即12月19日，我们将被押到约翰内斯堡的军训大厅进行预审。军训大厅是一个军用建筑物，一般不会被用作法庭。房顶是用铁皮瓦做成的，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牲口棚，当时它被认为是唯一能容纳下如此多起诉对象的公共建筑。
我们坐在封闭的警车里，另外有六辆装满武装士兵的军车押送。政府对我们如此戒备，好像发生了全面内战。我们的支持者阻断了特威斯特大街的交通，我们在车内能听见他们的喊声和歌唱声，他们也能听见我们在车内对他们的回应。群众簇拥着警车慢慢地行驶，使这次押送变成了一次成功的大游行。军训大厅周围全是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士兵。警车开到军训大厅后面停了下来，这样就可以直接把我们从警车押进审判庭。
在审判庭内，我们遇见了另一群支持者。所以，审判庭与其说是一个庄严的法庭，倒不如说是一个热闹的抗议大会会场。我们一边伸着大拇指行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礼走进审判庭，一边向坐在非白人席上的支持者点头致意。里面的气氛不像是审判大会，倒像是庆祝大会，因为被起诉者与其支持者和朋友混合交融在了一起。
政府正在以高级叛国罪、全国性阴谋使用武力推翻现政府并企图用共产主义政府取代现政府罪对我们156人提起公诉。根据起诉，我们的犯罪期是从1952年10月1日至1956年12月13日，其中包括反抗运动、索菲亚顿搬迁和人民大会等事件。南非高级叛国罪并不是根据英国现行法律，而是以传统的罗马－荷兰法为准绳。高级叛国罪被定义为故意扰乱、伤害或危害国家的独立或安全，其量刑标准是死刑。
预审的目的是确定政府的指控是否足以将我们送上最高法庭，其中有两个举证阶段是在地方法庭进行。如果地方法官认定有足够的证据证实被指控的罪名成立，案子将被移交到最高法庭进行审判。如果地方法官认定证据不足，被告则将被撤销指控。
地方法官是F. C.韦赛尔先生，他是布隆方丹的审判长。第一天，韦赛尔说话的声音太小了，我们无法听清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政府没有准备麦克风和喇叭，预审被推迟了两个小时以便找到扩音设备。我们被集中在院子内就餐，很像是在搞野炊，食品都是从外面送来的，气氛几乎像是在过节。两小时后，法官宣布休庭一天，因为没找到合适的喇叭。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我们又被押送回福特监狱。
第二天，外面的群众更多，警察也更多了，有500名武装警察围在军训大厅外面。我们到达军训大厅的时候发现，政府为我们设立了囚笼。囚笼是用菱形钢丝网制成的，被固定在立柱上，前面和顶部装了铁格子板。我们被带进囚笼内坐在板凳上，囚笼外有16名武装军警守卫着。
除了其象征效果之外，囚笼把我们同我们的律师隔离开，并且不允许他们进入囚笼。我们的一位同事在一个纸条上写道：“危险，请不要喂食。”并把纸条贴在囚笼的侧面。
我们的支持者组织集合了庞大的辩护队伍，其中包括布拉姆·费希尔、诺曼·罗森伯、伊斯雷尔·梅赛尔斯、莫里斯·弗兰克斯和弗农·贝瑞奇。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审判阵势。弗兰克斯公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反对政府给予他的委托人这样“荒谬”的待遇。他说：“像对待动物一样。”他声明，如不立即把囚笼拆除，整个辩护律师队伍将离开法庭。经过短暂的休庭之后，地方法官决定把囚笼拆掉，同时，囚笼前的铁格子板也被拆除。
直到这时，政府才开始对我们进行预审。首席检察官范·尼克先生开始宣读长达18000字的起诉书，指控我们违反了刑法。由于法庭外面的呼喊声和歌声，即使是使用了扩音设备也无法听清他的起诉。一伙警察忽然冲了出去，随之听见了连发左轮手枪的射击声，紧接着是呼叫声，然后又是一阵枪声。法官宣布休庭，并与辩护律师一起召开了会议，共有20人在这次冲突中受伤。
宣读起诉书用了两天的时间，范·尼克说，借助于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将向法庭证明被起诉者正在谋划用暴力推翻现政府，并把一个共产主义政府强加给南非。起诉书认定我们犯了高级叛国罪。政府引用了《自由宪章》作为我们搞共产主义政府的证明，同时也作为我们策划推翻现政府的物证。到了第三天，多数囚笼都已经被拆除。第四天，我们被允许申请保释。保释金又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例子，白人保释需要缴250英镑，印度人则需要缴100英镑，非洲人和有色人却只需要缴25英镑。连叛国也有肤色之分。各行各业的好心人主动站出来为我们保释。这种支持后来成为里夫斯大主教、艾伦·佩顿和亚历克斯·赫普尔发起的叛国审判辩护基金会的基础。这批基金在马丽·本森及其以后的弗雷达·莱弗森审判期间派上了用场。如果我们每周向警察报告一次，我们就可以被释放，但被释放后不准出席公共集会。法庭将于1月初重新开庭。
第二天，我们一早来到我的办公室。由于奥利佛和我都一直在监狱里，事务所积累下了许多案子。那天上午正当我们准备工作的时候，一位名叫佳巴福的老朋友来拜访我，佳巴福是一个专业翻译，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了。在被捕前，我故意减轻体重，准备监禁生活的到来，在监狱中瘦一点好，可以在艰苦的条件下存活下去。在监狱中，我仍然继续进行训练，并且为有如此修长的身材感到高兴。但是，佳巴福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马迪巴，”他说，“你为什么看上去这么瘦？”按照非洲文化，肥胖常常是富有和健康的表现。他脱口而出：“老兄，说到底你是害怕坐监狱。你给我们丢了脸，给我们科萨人丢了脸。”
24...
甚至在审判前，我同艾韦琳的婚姻就已经出现了裂痕。1953年，艾韦琳决心在4年护理专业学历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造，她考上了德班爱德华七世医院的产科专业，这使她必须离家几个月。因为我母亲和妹妹都与我们一起生活，她们可以照料孩子，所以，她离家深造倒是并无大碍。她住在德班的时候，我至少去看过她一次。
几个月后艾韦琳回来了，并且通过了结业考试。这时，她又怀孕了，那年年底生下了马卡紫薇，这是6年前夭折的前一个女儿的名字。按照我们的传统，给新生小孩起一个已经夭折的小孩的名字被认为是对已故孩子的纪念，以此对来到这个世界不久就匆匆离去的孩子寄予哀思。
第二年，艾韦琳加入了“瞭望塔”组织，它是“耶和华见证人”教会的一个分支。这是否是她当时对其生活不满的原因，我无法知道。耶和华见证人教会以《圣经》作为唯一信仰依据，相信哈米吉多顿善恶大决战即将来临。艾韦琳开始热心地分发她们的出版物《瞭望塔》，也开始做我的工作，催促我从献身于自由斗争转为献身于上帝。尽管我对瞭望塔组织有些兴趣并认为值得信仰，但是，我不能也没有加入她所信仰的瞭望塔组织。它有一种强迫观念使我对该组织敬而远之。从我所观察到的情况可以知道，她的信仰是让大家在压迫面前保持无所作为和屈从，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我始终如一地献身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自由斗争，这让艾韦琳很烦恼。她总认为搞政治是幼稚的，我总有一天会回到特兰斯凯，并在那里当律师。随着这种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她坚决不同意把约翰内斯堡当做我们的家，或者说她决不放弃我们回乌姆塔塔的想法。她认为，我一旦回到家乡特兰斯凯，给萨巴塔当参事，我就不会再迷恋政治。她让达利旺伽设法把我劝回乌姆塔塔。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许多次争吵，我耐心地向她解释：政治并不是我的一种娱乐，而是我毕生从事的事业，是我生命的必需的、基本的部分。她对此不能接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果对他们的人生憧憬有着这样不同的看法，那是无法保持亲近的。
我试图说服她理解自由斗争的必要性，而她则企图说服我相信宗教信仰的价值。当我告诉她我是在为国家服务的时候，她却说，为上帝服务高于为国家服务。我们发现越来越没有共同的理想，我相信这个婚姻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
同时，我们也为孩子的信仰发生过争执。她要孩子们信仰宗教，而我则认为他们应该关心政治。她一有机会就带着他们去听瞭望塔组织的宗教演讲，她甚至让孩子们在城内散发宗教宣传册《瞭望塔》，而我则习惯于给两个男孩讲政治。泰姆比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少年先锋队队员，因此，他已经是一个有政治见解的少年。他会用最简单的语言给马卡托讲白人如何迫害黑人的故事。
我家里的墙上悬挂着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甘地的画像和描绘1917年圣彼得堡冬宫革命风暴的图画。我给两个男孩一个一个地讲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主张什么。他们知道，南非白人政府领导人的主张与这些白人的主张是完全不同的。有一天，马卡托跑进房内说：“爸爸，爸爸，山上有马伦！”马伦一直是国民党的总理，孩子错把班图教育官员威利·麦瑞当成了马伦。威利·麦瑞宣布，那天他将在索菲亚顿公共大会上发表讲话。我想出去看看马卡托讲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因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组织了游行示威，确保让他们的大会开不成。当我走出家门的时候，我看见有几辆警车正护送麦瑞去他准备发表演讲的地方。但是，会议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麦瑞不得不逃之夭夭，当然也没有发表讲话。我告诉马卡托，那不是马伦，但他也有可能已经变成了马伦。
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我每天早晨总是很早就离开家，一直到深夜才回来。在办公室里工作一整天后，我通常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会议需要参加。艾韦琳对我晚上开会也不能理解，当我回来晚了的时候，她总是怀疑我去找别的女人。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她解释，我参加的是什么会，我为什么要去参加会议，以及会上讨论的是什么事。但是，她总是不相信。1955年，她对我下了最后通牒：我必须在她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作出选择。
瓦尔特和阿尔博提娜与艾韦琳关系很近，他们对我们最殷切的希望是我们仍然在一起。艾韦琳对阿尔博提娜很信任。有时瓦尔特出面干预此事，我粗暴地告诉他，这不关他的事。我为自己对他的粗暴态度而感到内疚，因为瓦尔特一直都像是我的兄弟一样，他的友情和支持是绝不容置疑的。
有一天，瓦尔特告诉我，他想带一个人来办公室与我见面。他没有告诉我那是我的一个连襟，看到他我感觉非常突然，但很高兴。我对自己的婚姻感到悲观，我认为把自己的感情告诉他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三个人一起诚恳地讨论了这次纠纷，讨论时瓦尔特引用了像“人以群分”之类的成语。艾韦琳的姐夫是个商人，一直反对政治和从事政治的人。他非常生气，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与我的地位相同，那就是可笑的。不要拿你们同我相提并论。”当他离去的时候，瓦尔特和我相互看了一眼，然后开始笑了起来。
在我们12月份被逮捕并在监狱内待了两周后，艾韦琳来探望了我一次。但是，当我被保释的时候，我发现她已经从家中搬走，并把孩子也带走了。我回到了空空的、静静的家中，发现她甚至把门帘也带走了，这使我有些心烦意乱。一天，她与她哥哥突然走了进来，她哥哥对我说：“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当事情冷下来后，你们将会再一起回到这个家中。”这是一种理性的规劝，但是，事与愿违。
艾韦琳和我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我不会放弃我的斗争生涯，而她也不会接受我不专心倾注于她和家庭而献身于别的事情。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她漂亮、体格健壮且忠诚可靠，并且是一个好母亲。我对她的尊敬和爱慕从未消退，但是，我们最终没能维持住我们的婚姻。
任何婚姻破裂都是一种伤害，特别是对孩子。我们的家庭也不例外，所有的孩子都由于我们的离异而受到了巨大的伤害。马卡托开始睡在我的床上。他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也是一个天真的和事佬，一直设法在我和他妈妈之间进行某种调解。马卡紫薇还很小，我记得有一天，当时我还没有被捕入狱并被送上法庭，我没有提前告诉她就去托儿所看她。她一直是一个情感热烈的孩子，但是那天她见到我的时候，却愣在那里。她不知道是该冲着我跑过来还是退缩，是该欢笑还是不满。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有一种矛盾，她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这种冲突，这令人十分伤心。
泰姆比当时已经10岁，我们的离异对他的伤害最大。他不再喜欢读书，变得沉默寡言。他曾经一直喜欢英语和莎士比亚，但是我们离婚后，他似乎对学习失去了兴趣。有一次，他的校长对我说起此事，但是我无计可施。我带他到我能去的体育馆，他偶尔也会显得有些开心。有许多次，当我不能去接他或者很晚才去接他的时候，当我转入地下活动的时候，瓦尔特让泰姆比和他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有一次，瓦尔特带他去看了一场拳击比赛，后来瓦尔特对我说：“老兄，小家伙太安静。”我们离婚后，泰姆比常常穿我的衣服，虽然他穿起来显得太大，但是，这些衣服可以带给他某种对经常不在身边的父亲的感情。
25...
1957年1月9日，我们又一次被集中在军训大厅。当时，辩护律师开始反驳政府对我们的指控。对指控我们所犯的刑事案件进行了一次总结后，我们的主辩护律师弗农·贝瑞奇谈了我方的辩护意见。“辩护方，”他说，“将坚决反对《自由宪章》的条款是叛国和刑事犯罪的指控。相反，辩护方将主张该宪章所表达的思想和信仰，虽然与现政府的政策不一致，但是，恰恰是人类各种族绝大多数人都赞成的，也是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公民都赞成的。”经过与我们的辩护律师商议，我们决定，不仅要证明我们未犯叛国罪，而且要证明这是一次政治审判，在这次审判中，政府因为我们所采取的正义的行动而对我们实施迫害。
但是，开始辩护要经历一系列单调、冗长的法庭程序。开庭后的第一个月，几乎全部被政府一系列的举证所占用。一个证据接一个证据，每一份资料、每一种宣传册子、每一份文件、每一本书、每一个笔记本、每一封信、每一本杂志，以及警察在过去三年中所积累的每一份研究资料，都被一一出示，总数达12000份。取证范围大到美国的《人权宣言》，小到俄国的一本烹调书，他们甚至把人民大会的两个标记“肉汤”和“素汤”也当做证据提交了出来。
在接连数日的预审期间，我们一天又一天地听非洲黑人侦探和南非白人侦探宣读他们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议记录和演讲稿。这些东西大多都被作了篡改，往往不是荒诞不经就是彻头彻尾的假话。贝瑞奇通过巧妙的质问，揭露了许多非洲人侦探对发表这些讲话所用的英语一窍不通。
为了支持政府关于我们希望用苏联式的政府取代现政府的指控，他们企图利用开普敦大学政治系系主任安德鲁·默里教授的证据。默里把从我们那里拿到的许多文件都加上了共产主义标签，其中包括《自由宪章》。
一开始，默里教授似乎知识很渊博，但当贝瑞奇开始对他盘问的时候，他的知识就显得不再那么渊博了。贝瑞奇说他想在提供的各种文件中选几段读给默里听听，然后请默里辨别，这些话是否是共产主义的言论。贝瑞奇给他读的第一段是关于普通工人需要相互合作但不相互剥削的话。默里说是共产主义的言论。然后贝瑞奇说，这段话是南非前总理马伦博士说的。贝瑞奇然后又给他读了两段话，默里都说是共产主义的言论，而这两段话事实上是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伍德罗·威尔逊说的。最精彩的是当贝瑞奇给默里读了一段话之后，这位教授毫不犹豫地一耸肩说是共产主义的言论。然后贝瑞奇揭晓，那是默里教授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