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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最大的谎言莫过于他们的性能力。至少在这一点上，每个男人都说自己是卡萨诺瓦，他们在内心深处也正是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她成功、富有、受人钦佩，有很多朋友。她本应该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但她不是，她痛苦、紧张、不满。精神分析学家也对她无能为力。她没法对他们说出自己的毛病，因为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她这是在寻觅自己的悲剧。后来她爱上了一个比她小好几岁的年轻飞行员，做了他的情人。他是一名试飞员，有一天，他试飞时出了问题，他的飞机坠毁了，他当着她的面遇难了。她的朋友们担心她会自杀。完全不会，她变得快乐、肥胖和满足。她经历过自己的悲剧了。
奇怪，当自己的缺点放在别人身上时，人却毫无招架之力。骗子会相信别人骗人的鬼话，阿谀奉承者会把别人的奉承当回事。我所认识的最撒谎成性的人曾经愤怒地写信告诉我，有人造了她女儿的谣。我不知道当时自己为什么没有回信问问她，她是否认为自己就应当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说谎者。R。他是个爱说大话的人，但他总是会被别人的大话唬住。他总是试图让自己显得更重要一些，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仍然对自命不凡的人深信不疑。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强烈怀疑T.E.劳伦斯是不是名副其实，因为我知道有两个他真心诚意信任的人实际上是冒牌货。
旅美外国人一定会注意到，尽管大多数人都认识一大群人，但很少有人有真正的朋友。他们有生意上的伙伴、打桥牌的牌友、高尔夫球场上的玩伴，有一起钓鱼、射击或航海的伙伴，有一起喝酒的酒友、一起战斗的战友，但也就仅此而已。我在美国遇到的所有人中，只有两个人算是亲密的朋友。他们会相约一起吃晚饭，然后闲聊一晚上，因为他们享受彼此之间的交往。他们彼此之间没有秘密，都会对对方关心的事情感兴趣，因为那也是他们自己关心的事情。现在，当你考虑到美国人是多么善于交际，多么友好亲切的时候，这种现象就显得非常奇怪了。我唯一能给自己的解释是，美国的生活节奏太快，以至于人们几乎没有时间去交朋友。若想把相识变为相知，是需要有闲暇时光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美国，一个男人娶了妻，他就会被控制，她会要求他别无二心，一心扑在家里，把家变成他的牢笼。
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女人之间的友谊都是不稳定的。她们永远不会完全地信任对方，即使是最亲密的关系，也依然会有所保留，有所担忧，有所疑虑。
真正的朋友。她已是中年，但干净整洁，衣着十分讲究，如果看到她你会说：“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但问起她为什么没结婚时，别人会跟你说：“那是因为她一心只爱着她的母亲。”她很有同情心，没有人比她更善良。若是你的丈夫因欺诈而受审，开庭的时候她会全程坐在你身边陪你；若是他被判入狱，她会来你家里一直陪在你身边，直到你习惯了这种状态；如果你因为一些灾难突然破产，她会花一个星期陪着你，帮助你决定接下来要做什么；如果你在里诺，突然觉得自己无法面对上法庭的折磨，她就会跳上飞机过去陪你，直到你拿到判决书。不过她最在行的是照顾丧亲者。如果你的丈夫死于冠状动脉血栓，如果你的女儿在分娩时去世，或者你的儿子在车祸中丧生，她会带上几个行李箱，坐火车或者乘飞机来陪你。距离不是问题。她不会被北达科他州的严酷气候吓倒，也不会被得克萨斯州的酷暑吓倒，即使碰上迈阿密的旅游旺季，那种不合时宜的欢乐也不会吓倒她。如果有讨人厌的媒体要打探悲剧事件的情况，她也不会退缩。她对记者很好，若是忘了叮嘱他们不要在文章中提到自己的名字，她只会对自己恼火。当你一遍又一遍地跟她讲起你心爱之人最后时刻的悲伤细节时，她会非常有耐心地听着你讲；她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她会帮你买花；她会帮你回复那些你觉得并不需要回复的吊唁信；她会在教堂里和你一起祈祷；她会站在你身边，陪你在墓穴前哭泣。你一从墓地回来，她就会坚持让你去休息，然后，在你酒足饭饱之后，跟你说“亲爱的，你必须要保持精力”，她会建议你打上几局金罗美纸牌。她一般会在葬礼后的第二天离开，她在纽约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亲爱的，你必须试着重新开始。”走之前她还不忘劝你。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自然已是疲惫不堪，不过她一回到大都市，还是拿起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给她的朋友们，告诉他们刚刚过去的一切有多么糟糕。
当那些生活在美国的英国人对美国指指点点时，美国人自然会感到不满，他们明明可以这么反驳：“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国家，为什么不离开呢？”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就只能生闷气。麻烦的是，当他们批评英国时，你却并不生气，反而很可能会赞同他们的观点，他们把这归因于你的自负。他们觉得这对他们是一种侮辱，因为他们认为你不在乎。
而你的确不在乎。
自从法国沦陷以来，许多报纸和杂志转移到了英国和美国，近来，我曾两三次被邀请为这些报纸和杂志撰稿。我都拒绝了，但并非出于恶意，因为我对法国是心存感激的。是法国教育了我，是法国教会了我审美的能力、逻辑思考的能力和良好的判断力，是法国教会了我写作。我在法国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我之所以拒绝他们，是因为我认为他们要我写的那种文章只会起反作用。从那以后，许多杰出的作家做了我不愿做的这件事情。在我看来，他们写得毫无意义。他们告诉法国人，长期以来，法国人都是欧洲最文明的民族，他们的文化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谈到了法国伟大的历史、伟大的文学和卓越的绘画；他们跟法国人说，他们生活在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巴黎是一个迷人的城市，全世界的人都喜欢去游览。法国人对这一切再清楚不过了，正是这些导致了他们的毁灭，因为他们过于高估了自己。19世纪初，法国是欧洲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国家。拿破仑的战争耗尽了她的财富，大批人民惨遭屠杀。一百多年来，法国一直是个伪装成一流强国的二流国家。这对她来说是双重的不幸：首先是因为这会导致她缺乏维持这种伪装的资源；其次是这会导致那些更强大的国家提防她的野心，而实际上，她根本无力实现这种野心。有些事情只有非常精明的人才能预见到，而战争使这一切变得明晰。战争可以让她面对事实，决定自己何去何从。她可以认命，做一个富有一些的西班牙，大一些的荷兰，或者像意大利一样做一个令人愉快的度假胜地。但如果她不满足于此，希望再次成为一流强国，那也要靠她自己的双手去奋斗。她有丰富的物产、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机智、勇敢又勤劳的人民。但是她必须停止依赖她过去的名望，停止自我陶醉，她必须勇敢踏实地面对现实；她必须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她必须做好准备向那些长期受她鄙视的民族学习，从她们身上认识到一个国家没有牺牲就不会有力量，没有完整性就不会有效率，没有纪律就不会有自由。她应该明智地少听那些文人的阿谀奉承，因为能救法国的不是奉承，而是真理。只有她自己才能救自己。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在审校自己刚刚写完的一篇小说，把它讲得更细腻微妙一些，我感到很惊讶。我知道这话不该由我讲，但是光靠思考没有办法做到细腻微妙。细腻微妙是一种心灵品质，如果你有这种品质，你就会表现出来，这是无法抑制的。它跟原创性是一样的：没有人能通过努力再努力而变得富有原创性，那些富有原创性的艺术家只不过是在做他自己而已，他用那些在他看来最正常和最明确的方式来表现事物。因为这样的方式对你而言是新鲜的，你就说他很有原创性。他根本不懂你是什么意思。比如说那些二流画家，他们多么愚蠢啊，他们只能用一种枯燥而平庸的方式在画布上作画，为了用他们的“独创性”来打动世人，便把一些毫无意义的、不协调的东西加到学院派的背景上。
很久以前我就下定决心，生命太短暂了，凡是可以付钱让别人为我做的事，我绝不会自己动手做。我现在要把刮胡子这件事剔除在外。那些大忙人嘴上跟你说他们的时间很宝贵，每周却有六天都要去美国理发师那里刮胡子，又耗时，又无聊，又复杂，每每看到这种情形，我都着实惊讶。
我敢说，能生在一个忠诚而团结的家庭里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当一个成年人要走向社会时，这对他不会有任何帮助。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每个人之间都相互倾慕，这使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因此越发难以应付生活中的跌宕起伏。如果这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仅仅算得上是不利，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却是致命的。艺术家是个独行侠，他的道路是孤独的，族群把他赶到旷野，对他是有好处的。在有些事情上，他只能算得上有潜力，溺爱他的亲人们却会过分地赞扬。这只会伤害他，因为他误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就不会去思考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自满是艺术家的致命毒药。
看到这个国家的冒险精神似乎大大衰退，我感到很奇怪。毕竟，正是冒险精神驱使人们来到了这个国度。我知道有许多人被贫穷逼出了欧洲，还有许多人留在家里忍受贫穷，移居国外的都是那些爱冒险的人。
很多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为了享受这里的宗教或政治自由，他们一定也有冒险精神，因为有更多的人留在了故土，向那些令他们感到厌烦的条件妥协。我知道，在那些从沿海定居点迁徙到中西部安家落户的人中，有许多人是和家人一起去的，但还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中年人或老年人只身前往。他们涌向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矿区。当霍勒斯·格里利说“到西部去，年轻人”时，难道不正是为了挑起年轻人的冒险精神吗？我和很多要去打仗的小伙子谈过，大多数人去参军是因为不得不去，也有许多人是出于责任感，但我还没有找到哪个人把它看作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看起来，他们唯一的抱负就是在自己的家乡安安静静地待着，在办公室或商店里找份工作，不必去冒险。
价值观。当我们认为一个理论是错误的，却又知道很多伟大的哲学家都持有这样的观点时，自然会犹豫。“价值观是绝对的，是独立于我们思想之外的”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会觉得，如果价值观真是绝对的，是独立于我们思想之外的话，人类到现在大概已经搞明白了价值观是什么，并且（理所当然地）永远不会动摇自己对它的忠诚了。但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受到推崇是取决于环境的，它们会在一代又一代的人之间变化，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所推崇的价值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不同。价值观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也是不一样的，欧洲人从未认同过印度人的无欲无求，其他宗教信仰也从未推崇过基督教所鼓励的谦逊品质。在我自己的一生中，我看过有些价值观逐渐失去了它们的价值。我年轻的时候，“绅士”这个概念是有价值的，现在，不仅它所指的人，就连这个词本身也变得有些令人反感。在厕所外面，你经常会看到一个门上写着“女士”，而另一个门上写着“男士”。如果我所听到和读到的都是真的，那么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未婚女性贞操的价值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也变得没那么重要了，不过它在拉丁国家仍然很重要。但是，如果说既然道德价值不是绝对的，那么它就要受偏见或喜好的左右，这也有失偏颇。人们既然承认语言是根据生物学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为什么道德价值观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呢？它们对物种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于是就在物种进化的过程中发展了起来，这难道不可能吗？如果说这场战争证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它证明了，除非一个国家珍视某些价值观，否则它就会被摧毁。这些价值观都是非常现实的，因为它们不仅是国家，而且是个人的生存所必需的要素，因而必须受到珍视。
当战争胜利时，我满怀激情地希望，我们不要愚蠢到认为战争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我们拥有敌人所缺乏的美德。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之所以能胜利是因为我们的爱国、勇气、忠诚、正直和无私，那就大错特错了。
若不是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生产大量的武器和训练大批的军队的话，那些美德对我们来说就毫无用处。打胜仗的是强权，不是公理。关于前面所提到的美德，我们只能说，除非一个国家在整体上去践行它们，否则它们将会忽视或拒绝提供击退敌人所需的力量（就像法国一样）。否认敌人拥有一些和我们相同的美德是愚蠢的，他们也英勇、忠诚和爱国。
他们有一些与我们不同的价值观，如果他们实现了他们的雄心壮志，统治了世界，那么一百年后，他们的这些价值观就会毫无疑问地被接受，就像我们现在珍视的价值观，被我们国家那些不动脑子的人所接受一样。强权就是公理，这是一种残忍的说法，我们所有的既有观念都让我们去否认它，但这句话的确是真理。其含义是，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足够的强权来捍卫自己心目中的公理。
对于那些想把“美”列为绝对价值之一的哲学家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当你说某样东西“美”的时候，你的意思是它能激发你内心的一种特定的情感状态，但那也取决于各种各样的环境条件。如果某种“绝对”会受到个人特质、学习训练、时尚品位、习惯、性和新奇感的影响，那还叫什么“绝对”呢？人们会认为，一旦一个物体被认为是美丽的，它就会包含足够的内在价值，为我们无限期地保留它的美丽。我们知道并非如此，我们也会厌倦它。熟悉也许不至于导致轻蔑，但会带来冷漠，而冷漠是审美情感的致命毒药。
美是一种价值，但只有当它能升华灵魂，使灵魂能够接纳更加重要的东西，或将灵魂调整到合适的情感状态，以便接受更重要的东西时，美才是一种基本的价值。但究竟什么是灵魂呢？
外部原因引起的某些感觉能够在你内心产生所谓的审美情感。但审美情感的奇怪之处就在于，它也有可能被某些次等的艺术所激发。有的人能从巴尔夫的《波希米亚女郎》中获得审美情感，有的人能从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中获得审美情感，我们没有理由说前者的情感没有后者真挚，没有后者那么有建设性。
有些理论艺术家说，“绝对美”指的是那些感性的、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人所公认的“美”，这些人也太傲慢了。黑兹利特就是一个有教养、受过良好教育和敏感的人，却把柯勒乔和提香相提并论。当他们列举自己心目中那些创作出过“绝对美”作品的艺术家时，他们往往会提到莎士比亚、贝多芬（如果他们是知识分子，也会提到巴赫）和塞尚。他们提到的前两位（或三位）也许没问题，但他们如何能确定塞尚会对我们的后代产生和他对我们一样的影响呢？我们的孙辈们很可能会像我们现在看待巴比松画派的画家一样，对他漠不关心。在我的一生中，我目睹了太多审美判断标准的逆转，以至于我对当下流行的观点失去了信心。正如济慈所说，美好的事物不会是永恒的喜悦，它是一种在特定的时刻激发出我们特殊情感的东西，如果它做到了这一点，“美”所能给予我们的，它也能给予我们。如果有人不赞同我们的审美观点，我们就轻视这个人的话，那也太荒谬了。我们却往往会这么干。
看起来，一个种族的身体特征，以及他们对美的理解，可以在一两代人之内就有所改变。我年轻时，英国的漂亮女人都是胸部丰满，细腰肥臀的，看上去有生育许多孩子的潜力。而现在的美女都很苗条，都是屁股小、胸小、腿长的类型。她因为这些特点而受人欣赏，难道不是因为现在的经济条件大不如前，大家都不喜欢生太多孩子的缘故了吗？她偏男性的形象却令人喜欢，难道不是因为这暗示着她可能不育吗？
如果你去看画像和照片的话，你会发现上个世纪的美国人大都骨瘦如柴，身形颀长，五官鲜明，都长着大鼻子，上唇长、嘴巴薄、下巴尖。现在，你很难找到哪个人长得像英国漫画家笔下的山姆大叔一样了。今天的美国人胖胖的，脸圆圆的，五官小小的，而且不太立体。当下的美国人对穿着打扮不太在行。在美国你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年轻人，但很少能见到哪个中年人还保持着漂亮的容貌。
我又在重读桑塔亚那，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但当你读完一章后，停下来问问自己读过这章之后，有没有变得更好或者更聪明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人们通常称赞他妙语连篇，但一个句子只有在意义明晰的时候才算得上妙句，他却常常把句子的意思弄得模糊不清。他很有天赋，很会使用意象，会做漂亮的隐喻和恰当的明喻，他有出色的举例技巧，但我从没听说过哲学需要如此华丽的修饰，这会分散读者对论点的注意力，让读者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他们认为如果这论点要是更有说服力的话，就不需要用这么花哨的方式去论述了。
我认为桑塔亚那之所以能在美国名声大噪，是因为美国人缺乏自信，认为外来的东西一定比本土的东西更有价值。因此，他们会自豪地给你端上法国卡门贝尔奶酪，事实上他们自己生产的奶酪和进口奶酪一样好，甚至还要更好一些。在我看来，桑塔亚那是一个走错了道的人。
他伶牙俐齿，善于讽刺，同时又通情达理，他的理解力很敏锐，我认为，凭着这些，他就可以像阿纳托尔·法朗士那样，写出带着哲思的浪漫小说，他的作品将会带给读者持久的乐趣。他跟那位法国人一样机智敏锐，但他的学识更广博，视野更开阔，心思更细腻。桑塔亚那决定成为一名哲学家而不是小说家，这对美国文学来说是一个损失。事实上，他的作品中最让人读起来受益匪浅的是皮尔索尔·史密斯从他的文集中摘录的那些小品文。
谦逊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种美德。就艺术家而言，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的确，当他把他所做的和他想做的相比较时，当他把自己令人失望的努力成果和世界上伟大的杰作相比较时，他会发现，谦逊是最容易实现的美德。除非他谦逊，否则他不可能进步，自我满足对他而言是致命的。奇怪的是，我们会对别人的谦逊感到尴尬。当他们在我们面前卑躬屈膝时，我们会感到不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其中有一些奴性的东西触犯了我们作为人类的尊严。当我想要请两个黑人女佣来照顾我的时候，种植园的监工向我推荐了她们，说：“她们是好黑奴，她们很卑躬。”有时，当其中一个女孩用手指掩着脸跟我说话，或者紧张地傻笑着问我能不能把某件我要扔掉的东西给她时，我会忍不住想喊：“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这么低三下四的。”
要么，这是否是因为别人的谦逊会迫使我们意识到，自己也没有什么价值呢？
不过，当人面对上帝的时候，为什么要谦卑呢？是因为上帝比人更好、更有智慧、更有能力吗？这个理由真是不堪一击。这和我的女仆在我面前卑躬屈膝的原因差不多：因为我是白人，我有更多的钱，而且我比她受过更好的教育。我认为应该谦卑的是上帝才对，当他认识到自己在创造人类的过程中做得有多差时，他就应当很谦卑。
我不明白为什么批评家们总是期望作家们写得更好。作家很少能做他想做的，他们总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力做到最好。如果那些研究莎士比亚作品的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遇到明显的漏洞时，他们不闭上眼睛坚持说这根本不是什么缺陷，而是承认莎士比亚也偶尔犯错的话，他们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我看不出为什么要认定莎士比亚没有意识到某些戏剧里的动机太薄弱，以至于破坏了虚构的剧情。为什么批评家们要说他没有意识到呢？我认为有证据表明他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如果不是他意识到了手帕事件太牵强，经不起推敲的话，他为什么要安排奥赛罗说“那个手帕是一个埃及女人给我母亲的……”这段话呢？我想，他试图想出更好的设计，但就是想不出来——如果我们肯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省事多了。
他个子高高的，体格魁梧，一头金色的卷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一副友好而开朗的面孔。他没受过什么教育，英语也很糟糕。他毫无自我意识。他不做作，十分健谈，喜欢交际。他是个飞行员。他在谈论自己的经历，“我以前从来没有信仰过什么宗教，”他说，“但当我陷入困境时，我就会祈祷。‘哦，上帝啊，’我说，‘让我活到明天吧。’我会这样一遍又一遍地说。”
她是一个小个子女人，黑头发，黑眼睛，年轻漂亮，外表整洁利索。由于战乱，她来到了南方腹地，但在那之前，她一直住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她用那个城市的标准、习惯和生活方式来衡量一切。任何不同之处都会激起她的厌恶和蔑视。如果能觉得自己和其他人一样优秀，比大多数人都聪明（在美国人的意义上），她就会十分高兴。但在这里，当周围的人都比她的阶级地位高而她还不得不与他们交往时，她便感到非常尴尬。羞愧让她变得有些咄咄逼人：她感到羞愧，是因为她害怕他们不接受她对自己的评价；她咄咄逼人，是因为她决心不让自己被他们捉弄。她结婚之前给一位商人做秘书，直到现在才有仆人伺候她。
这使她心里充满了困惑，还夹杂着一些愤怒，她认为这种主仆关系是不民主的。但是，她为什么会认为请人帮忙做饭比请人代写书信更不民主，没有人清楚。她憎恨老板的和气，认为这是对她的施舍。作为一个被迫背井离乡的人，别人为她所做的一切，她都认为是自己应得的。她不喜欢东方人，认为他们傲慢、做作、居高临下、目空一切。事实上，她对他们的厌恶之情不亚于美国人对英国人的厌恶。她将他们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人们比了比，然后就把他们否定了。
如果同盟国因为自私、缺乏远见和愚蠢，在战争后，因为厌恶德国人的罪孽而不去学习他们的美德，那就太可悲了。德国人冷酷无情，不守诺言，阴险残暴，奸诈腐败。没错，每个字都是对的。但他们教会了德国人民勤奋和自律；他们努力使自己国家的年轻人变得强壮、威武和英勇；他们教导年轻人心甘情愿地为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们对公共利益的看法与我们的不同，但这并不相干）；他们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积极强大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好的，我们应该明智地去学习他们。人应该读读史书。当初意大利各城邦的人民认为，他们可以用大价钱收买威胁他们的敌人，用雇佣军来保卫他们的边界，从而维护自己的自由。他们的历史证明，除非一个国家的人民积极备战，除非他们愿意花钱提供足够的军备，否则他们将失去自由。只有愿意放弃部分自由才能享有自由。这句话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总是被人遗忘。
当一个朋友拍我的背说我是个好人时，我很高兴，但当他用另一只手扒我的口袋时，我就感到讨厌了。
他是个骗子，曾进过监狱。现在他在部队，过得非常不开心。他刚刚又升职了，这让他感到很沮丧。他讨厌生活，因为他说他总是受到挫折，他的每一个抱负都已经实现，没有什么能让他继续活下去的目标了。
她热情地问我：“出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