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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有人送你一串珍珠。它很漂亮，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如果你还能想起它的话，你就会怀疑它们到底是真的还是人造的。”
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答案，但我也不指望会有人再问我这个问题了。
下水管。美国人对他们吃进肚子里的食物质量和烹饪方法那么漠不关心，但他们竟然为自己用来处理排泄物的机械设备而感到如此自豪，真是莫名其妙。
人生既悲剧又琐碎，人生就是一出通俗剧，剧中人们最高尚的情感也不过是为了激起庸俗观众的廉价情感而已，太悲哀了！
我们吃吧、喝吧、玩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会死去。是的，我们死得很悲惨，很痛苦——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有时我们在打了一场痛快的高尔夫球后，静静地坐在安乐椅上，喝着威士忌和苏打水死去，或者睡在床上，毫无知觉就死去了。我想，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嘲笑某些人了，他们不断地做着各种尝试，从未休息过，直到最后被死亡追上，他们才发现自己还有那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完成。
他们认为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还有一堆我不知道的本事，但他们从来不夸奖他有常识，也不承认他宽容，这让我感到很奇怪。如果他像我一样这么了解人性的话，他就会知道人是多么软弱，他们的情感是多么难以控制；他就会知道他们的心中是多么恐惧，他们多么可怜；他就会知道，再坏的人也会有善意，再好的人也会有坏心。如果他还有感情的话，他一定会感到“懊悔”，当他想到自己在创造人类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时，他除了懊悔还能有什么其他感觉呢？奇怪的是，他怎么没有干脆利用他的万能来把自己毁灭了呢？也许他做的那些事真的就是在毁灭自己呢。
如果知识不能引导正确的行为，那它有什么用呢？但是，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呢？
谁都可以骗我一次，我并不介意，我宁愿被人欺骗也不愿去骗人，宁愿被人愚弄也不愿去愚弄人。但我自然会小心翼翼，不让同一个人骗我两次。
对作家来说，谨记：不要解释过多。
G.K.。他知道X是个骗子，但还是觉得不管他骗谁都不会骗自己。
他不知道骗子首先是骗子，然后才是朋友。然而，我在X的奸诈狡猾中发现了一些吸引人的特质。他骗得G.K.倾家荡产，然后逃到美国躲避官司。我在纽约一家高档餐厅吃饭时遇见了他，他还是那么温文尔雅，那么和蔼可亲，那么快活。他见到我似乎真的很高兴。他非常自在，尴尬的不是他，而是我。我敢肯定他不会因为良心不安而睡不着觉。
我们会觉得，当别人帮了我们的时候，道声谢是件很容易的事，但其实大多数人觉得说“谢谢”很难。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帮忙的人给了他们恩惠，他们在潜意识里对此感到抗拒。
我又读了一遍罗素的《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许正如他所说，哲学并没有提供，也不试图提供解决人类命运问题的方法。也许我们不应该希冀为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找到答案，因为哲学家还有别的事要做。但是，又有谁能告诉我们，生活是否有意义，人类的存在是否只是一场悲剧呢？不，“悲剧”这个词太高尚了。应该说，人类的存在是否只是一场可笑的倒霉事呢？
在美国待的时间久了，没有人会注意不到“嫉妒”是多么普遍。它会带来不幸的后果，因为它会导致人们贬低那些本身美好的东西。彬彬有礼、穿着考究、英语说得准确、注重生活品质，这竟然沦为做作，甚至是堕落的标志，这实在太奇怪了！一个上过一所很好的寄宿学校，又在哈佛或耶鲁念过书的人必须非常谨慎，否则就会引起那些没有这种优势的人的敌意。看到一个文化人为了不让别人觉得自己自命不凡，便装出一副热心的样子，使用一种对他来说陌生的语言风格，真是令人遗憾。
如果嫉妒者关注的是如何把自己提升到他们所嫉妒之人的水平，这一切就无关紧要了，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只想着怎么把别人拽下来，拽到跟自己同样的水平。他们心目中的“普通男人”是那种胸毛浓密的男人，会穿着衬衫吃馅饼，还打嗝的人。
皮尔索尔·史密斯在《琐言录》中某个地方有些自鸣得意地说，畅销书作者会把嫉妒的目光投向文坛中更杰出的作家。他错了，他们对那些人并不在乎。他所说的那种作家属于另一个级别，他只是个入门级的畅销书作家，但他自命为文人，他认为文学批评家们没有给他应有的表扬，这使他很难堪。休·沃波尔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毫不怀疑他会愿意用在大众中的名气去换取知识分子对他的尊重。他谦恭地敲着他们的门，恳求他们让自己进去，而他们只是大笑，这对他来说着实很痛苦。
真正的畅销书作者不会为这样的欲望所困扰。我认识已故的查尔斯·加维斯。在英国，每一个女佣，每一个女店员，还有许多别的人，都读过他的书。有一次在加里克，我听到别人问他的书销量有多少。起初他不愿透露。“哦，那不值得谈。”他说。但最后，他不耐烦地做了个小小的手势，说道：“七百万册。”他是一个谦虚、低调、彬彬有礼的人。我相信，当他坐在书桌前，准备往那数不清的书里再添一本时，他是有了灵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的。
因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没有人可以光靠努力就能写出一本畅销书，他必须真心诚意地写。那些使你发笑的陈词滥调，老掉牙的人物，用滥了的情景，还有寻常普通的故事，都让你嗤之以鼻，但在他看来既不陈腐，也不老套。相反，他觉得它们新鲜而真实。他像福楼拜对待《包法利夫人》一样，全神贯注地创作自己的角色。几年前，爱德华·诺布罗克和我决定合作写一部电影剧本。这是一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剧，我们把惊心动魄的情节一个接一个地讲了出来，想到一件又一件，我们笑得前仰后合。我们写了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我们过得很开心。
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结构合理，扣人心弦，但我们一直没找到人把它演出来。读过这个剧本的人都说了同样的话：“这个剧本写得有些言不由衷啊。”当然，他们说得没错。结论很明显：除非你自己信服，否则你不可能写出任何能让人信服的东西。畅销书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它是作者用心写出来的。他的精神状态调整得跟读者一样，以至于他真切地分享出了公众的愿望、偏见、情感和观点。他给的都是他们想要的，因为那也都是他自己想要的。哪怕有一丝一毫的不真实，都会很快被读者看出来，然后就兴致全无了。
人类的一大不幸是，当他们不再性感的时候，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有性欲。我想，他们如果想要满足这种性欲，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但我认为他们最好不要谈起这件事。
他告诉我，他的妻子相当不爱讲话，他希望能让她开口说说话。“天哪，”我说，“那就开始大声读报纸吧。这样她立马就能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几个世纪以来，讽刺作家们一直在嘲笑那些人老珠黄却追求不情愿的小伙子的女人，但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依然不懈地追求着那些不情愿的小伙子。
她不是一个愚蠢的女人，实际上，她很聪明。她既不看报纸，也不听收音机，因为，她说，既然她对这场战争无能为力，为什么还要为它操心。她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看新闻，而不是听她讲讲她自己的事。
我给了她一本我的新作。她热烈地称赞这本书，她每一句称赞的话都让我感到很窘迫。我努力地克制着自己，以免说出让她闭嘴之类的话，还装出一副很欣慰很受用的样子。如果这本书就是她说的那个样子的话，那我所花的心思、所读的文献、所付出的努力就都白费了。我努力劝自己，她之所以从中读出虚荣和浅薄，是因为她自己本就是个虚荣浅薄之人。也许，你对一本书倾注了什么，品出的就是什么，你从书中读出的其实就是你自己的样子。所以说，也许只有当你心中多少有一些祥和感的时候，你才能读出《斐多篇》的安详；只有当你多少有一分高尚情怀时，你才能读出《失乐园》的崇高。这个观点和我早年的看法一致，那就是，小说家只能成功塑造出那些跟自己有共同点的人物。对于其他角色，他只是在描写，而不是在塑造，而且极少能让读者信服。如果真如我所说，那由此可以推断，通过研究某个作者塑造得最成功的角色（他凭借着很强的同理心和情感反应写出来的角色），你应该就能相对完整地推断出他本人的性格，这要比读他的任何一本自传都来得有效。
(1)即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美国劳军联合组织）。
1944这一部分就当是后记吧。昨天我七十岁了。人每过一个十年，就将其视为一个重大事件，这很自然，尽管这可能是非理性的。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哥哥对我说：“现在你不再是一个男孩了，你是一个男人了，你必须有个男人的样子。”当我四十岁的时候，我对自己说：“青春到此结束了。”在我五十岁生日那天，我说：“欺骗自己是没有用的，现在已经是中年了，我还是接受现实为好。”六十岁的时候，我说：“现在是时候去理顺我的各种事务了，因为这是我老年的开始，我必须把该了结的事做个了结。”我决定退出戏剧界，写了《总结》。在《总结》中，我试着回顾自己从生活和文学中学到的东西，我做过什么事，这些事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满足感。但在所有的生日中，我认为七十岁的生日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已经活了三个二十年和一个十年，这是人们习惯接受的预期寿命，而把剩下的岁月看作多活一天就赚了一天，到底能活多久是没有定数的。到了七十岁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要步入老年，而已经是老年人了。
在欧洲大陆，当一个人达到一定的成就时，他们有一个可爱的习惯。他的朋友、同事、门徒（如果他有的话）会一起为他写一卷散文集以示敬意。在英国，我们不会这么抬举显赫人物，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尊敬，我们顶多也不过是设宴庆祝一番，而且除非他确实非常显赫，否则我们也不会为他设宴。H. G.威尔斯七十岁时，我就参加了这样一场晚宴。数百人前来赴宴。萧伯纳，一个身材高大、白胡子、白头发、皮肤白净、眼睛明亮的俊朗人物，发表了演说。他笔直地站着，交叉着双臂，带着他那调皮的幽默，说了许多让当晚的客人和他的听众们尴尬的话。那是一场非常有趣的演说，他声音洪亮，铿锵有力，令人钦佩。他的爱尔兰口音很明显，这也缓和了他的恶毒话。H. G.，他的鼻子埋在稿子里，高声读着他的演讲稿。他暴躁地谈到自己已经上年纪了，又抱怨说在场的人也许以为他已经七十岁了，又出席了这场宴会，就表明他已经为自己的事业定下了一个期限。他抗议说，他和以往一样做好了准备，还想把这个世界恢复正常呢。
我自己的生日过得很随便。我像往常一样早上工作，下午在房子后面的树林里散步。我一直无法搞明白是什么为这片树林赋予了神秘的吸引力。它跟我见过的任何树林都不一样，它的静谧似乎比任何静谧都更沉静。生机勃勃的橡树枝繁叶茂，树枝上覆盖着灰色的西班牙苔藓，就像披着一件破烂的裹尸布。这个季节的橡胶树都已经是光秃秃的了，野生楝树上一簇簇的浆果都已晒干，变得枯黄。到处都是高大的松树，如一团团翠绿之火，高耸在低矮的树木之上。这片脏乱的、废弃的树林给人以奇怪的感觉，尽管你独自行走在里面，却并不感到孤独，因为你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好像有一些看不见的生物，似人非人的东西，在你的周围飞舞。模模糊糊地似乎有东西悄悄地躲在树干后面，静静地看着你走过。树林中有一种悬念感，好像你周围的一切都在等待着什么似的。
我回到家里，给自己泡了杯茶，开始专心看书。晚饭后，我又读了一会儿书，玩了两三局纸牌游戏，听了一会儿收音机里的新闻，然后带着一本侦探小说就上床了。我看完小说就睡着了。除了跟我的黑人女仆说了几句话，我一整天都没有和任何人说话。
我就这样度过了我的七十岁生日，我本来也是希望这么度过的。我沉思着。
两三年前，我和莉莎一起散步，不知道为什么，她说起了她对老年的恐惧。
“别忘了，”我对她说，“当你老了的时候，现在那些让你觉得愉快的事情，你就不会有欲望去做了。老了也有老了的好处。”
“什么？”她问道。
“嗯，你几乎不需要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你可以享受音乐、艺术和文学，这虽然与你年轻时不同，但感受是同样强烈的。有很多事情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也可以冷眼旁观，从中得到不少乐趣。如果你的快乐感没有那么强烈，那你的痛苦也就没有那么揪心了。”
我知道这一切似乎都是冷冰冰的安慰，甚至在我说话的时候，我也意识到，这是一种黯淡的前景。后来我想了想，我悟到老年最大的好处就是精神上的自由。我想，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们不再那么在乎壮年时认为重要的事情了。另一种补偿是它可以把你从嫉妒、仇恨和恶意中解放出来。我觉得我谁都不嫉妒，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利用了大自然赐予我的天赋，我不羡慕别人有更大的恩赐，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不羡慕别人的成功。我很愿意腾出我长期占据的那个位置，让另一个人上来。我不再介意别人怎么看我，他们接不接受我都无所谓。如果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我也不会感到不安。
我早就知道，我内心有一种东西使某些人反感，我认为这很自然，没有人会喜欢所有人，他们的恶意并没有使我心烦意乱，反而使我很感兴趣。我只是好奇，我的内心是怎样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我也不介意他们怎么看待我这个作家。总的来说，我已经完成了我打算做的事，其余的事都与我无关。成功的作家周围多半会围绕着许多骂声，我们许多人很容易把它误认为名声，而我从不太在意所谓的名声，我常常希望我是用笔名写作的，这样我就可以默默无闻地走过这个世界。我写第一部 小说时确实起了一个笔名，但因为我的出版商警告我，这本书可能会受到猛烈的攻击，我不想躲在一个编造的名字后面，所以就用了真名。我想，绝大多数作家都暗暗地希望自己死后不会被彻底遗忘。我偶尔也会自娱自乐一下，掂量掂量自己是否还能被人记住那么一小段时间。
读者一般认为我最好的作品是《人性的枷锁》。这本书的销量证明它仍然很受欢迎，而它是在三十年前出版的。对一部小说来说，那是很长的生命了。但是，后人不大愿意把时间花在长篇巨著上，所以我认为，随着我这一代的逝去，这本书将和许多更好的书一起被人遗忘。我想，我的一两个喜剧也许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因为他们都是按照英国喜剧传统写的，从王朝复辟时期的剧作家开始，一直到诺埃尔·科沃德的剧本，这样的剧本总能逗乐观众。也许他们还能在英国戏剧史中为我的一两本作品提供一席之地。我认为，我的一些好作品将会在很多年之后的未来，被收录到各种选集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文明的发展，其中一些故事涉及的环境和地点会有一种浪漫的魅力。两三个剧本和十几篇短篇小说，我就带着这样一件薄薄的行李，出发去未来了，但这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强。就算我错了，在死后一个月就被人遗忘了，那我也不知道了。
十年前，我在舞台上鞠了最后一次躬（只是打个比方，因为在我最初的几部戏剧之后，我就拒绝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了），媒体和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不是真心的，以为我退隐一年左右就会复出。但是我从来没有复出过，也从来没有复出的打算。几年前，我决定再写四本小说，然后就收笔，但连小说也不写了。我只写了一本（我没有算上我写的那部战争小说，那是我在美国时上面布置给我的战时工作的一部分，我觉得写这部小说真心累人），但我觉得现在不太可能再写另外三部了。按照我的设想，这三部故事，一部写发生在16世纪西班牙的奇迹故事；第二部 写马基雅维利在罗马涅留宿在切萨雷·博尔贾府上时的故事，那段经历成了他创作《君主论》的最佳材料，我打算在他们的谈话材料中穿插进他写《曼陀罗花》的蓝本。我知道作家们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创作小说，那些事情也许微不足道，但通过巧妙的创作就会变得妙趣横生、引人注目，我想，如果把这个过程反过来，从小说来推测作者的亲身经历应该会更有意思。我本想写一本关于伯蒙齐贫民窟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小说，写完就收笔。我想，五十年前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写的就是伦敦无所事事的穷鬼，如果我最后再写一部关于他们的故事，那将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圆满结局。但我现在只是把这三部小说作为消遣，供我无聊时的遐想之用。这才是作者从他的书中获得最大乐趣的方法，一旦他写好了，它们就不再是他的了，他也不能再用他想象中的人的谈话和行动来娱乐自己了。我想我也不可能在七十岁或更高的年龄写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了灵感，也没有精力和创造力了。即便是最伟大的作家，文学史也看不上他老年时期的作品，文学史对此有时会报以怜悯和同情，但更多的是漠不关心。我自己也见证过才华横溢的作家们江郎才尽，实在可悲，他们继续写下去，但力不从心，和以前的水平相去甚远。一个作家只有跟他同时代的人才有最好的交流，让下一代去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人物才是明智之举。不管他允许与否，他们都会这么做。他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像天书一样，什么都看不懂。我毕生致力于总结我的生命和生命活动模式，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我添加进去的了。我已经实现了自我，我非常愿意就此结束工作。
有一个迹象让我注意到自己这样做是明智的，那就是尽管我总是活在未来而不是当下，但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留恋过去了。当未来不可避免地如此短暂，而过去又如此漫长时，我这个样子或许是很自然的。我总是提前制订计划，并执行这些计划，但是现在谁还能制订什么计划呢？谁能知道明年或后年会发生什么呢？一个人的境况将会怎样，是否还能像以前那样生活呢？我以前喜欢惬意地躺在一艘帆船里，在碧蓝的地中海里荡漾，那艘船已被德国人抢去，我的车也被意大利人据为己有了，我的房子先是被意大利人占去，现在又被德国人抢了去，我的家具、书籍和照片散落得到处都是——如果它们没有被抢劫一空的话。我享受过人们所渴望的每一种奢侈生活，还有两间自己的房间，有一日三餐，有一个可以借书的好图书馆，这些就足以满足我的需要了。
我常常沉浸在对早已逝去的青春的遐想中。我做过各种各样让我后悔的事，但我努力不让自己因其而烦恼，我对自己说，做这些事的不是我，而是当时的另一个我。我伤害过一些人，但由于我无法修复我所造成的伤害，我便试图通过造福他人来弥补。有时，当我回想自己当年享受男欢女爱时，原本是有机会在两性关系方面做得更好的，但我错过了机会，我便会十分懊恼。但我知道，这种错过是我避免不了的，因为我总是神经质，一到紧要关头，我的身体就会有强烈的反感，常常阻止我去冒险，哪怕在此之前，曾有一些欲望刺激过我的想象。我比我自己所希望的还要洁身自好。大多数人都话太多，老了更是话多。虽然我一向喜欢听而不喜欢说，但最近我觉得自己似乎又开始唠叨起来，我一注意到这一点，就立马设法改正了。大家总是会迁就老人，因此他自己必须谨言慎行，尽量不让自己惹人讨厌。他若硬要加入年轻人的队伍，那就有些无礼了，因为这会让他们感到拘束，他们和他在一起多少会有些不自在，如果他没有察觉到自己的离开会让他们松了一口气的话，那他就太迟钝了。如果他多少有些影响力，那他们偶尔还会去陪陪他，但如果他没有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因为喜欢跟他交往，而是为了以后他们可以借此去跟同龄的朋友们吹牛的话，那他就太傻了。对他们来说，他是一座山，他们攀登这座山，不是为了登山的乐趣，也不是为了从山顶上欣赏风景，而是为了在下山之后可以讲述自己的丰功伟绩。老人最好还是经常与同时代的人交往，如果能从中得到一些乐趣，那他就很幸运了。被邀请参加一个将要入土之人的聚会，确实挺令人沮丧的。傻瓜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愚蠢，而一个老傻瓜比一个年轻的傻瓜要无聊得多。
我不知道哪类人更让人难以忍受，是那些拒绝向时间低头，表现出令人作呕的轻浮感的老人，还是那些死守着过去的岁月，还要求整个世界都要与他们一起停步不前的老顽固呢？既然如此，老年人的前景就显得非常可怜了，年轻人不想和他做伴，而他又觉得和同时代的人做伴很无聊。他除了自己以外一无所有，我认为这非常幸运，因为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就是孑然一身。我从来都不喜欢和我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我认为这并不是对我年老的补偿，我可以找个借口，要么不去参加聚会，要么在无聊的时候悄悄溜走。现在我越来越孤独，我也越来越喜欢这种感觉。去年，我一个人在克姆河岸边的一所小房子里住了几个星期，一个人也没有看到，我既不孤单也不无聊。当炎热和疟蚊迫使我放弃隐居时，我确实是不情愿地回到纽约的。
奇怪的是，一个人要花那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善良的大自然所赋予他的好处。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幸运，从未遭受过头痛、胃痛或牙痛的痛苦。有一天，我读到卡丹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当他快八十岁的时候，他庆幸自己还有十五颗牙齿。我刚刚数了一下我的，发现我还有二十六颗。我得过许多大病，肺结核、痢疾、疟疾，还有一些我也不知道的病，但是我既不酗酒，也不暴食，而且我的身体还很硬朗。很明显，除非一个人很健康，否则他不能指望自己的老年时光过得有多快乐。此外，他还得有足够的收入，这份收入不必很高，因为一个人的必需品并不太多。恶习才是费钱的，而人在年老时很容易变得有德行。但要是又老又穷，那就太糟糕了，在生活必需品上依赖别人更糟糕。我感激公众的厚爱，它不仅使我生活得舒适，使我能够满足自己心血来潮时的需要，还使我能供养那些我有义务照顾的人。老年人很容易变得贪得无厌，他们喜欢用钱来维持在那些依赖于自己的人当中的权力。我没有发现自己有任何犯这些毛病的冲动。我有很好的记忆力（除了记不住名字和面孔），我几乎能过目不忘。我这样也有不好的地方，现在我已经把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小说都读了两三遍，再读它们的时候就没那么津津有味了。很少有现代小说能激起我的兴趣，要不是有这么多侦探小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消磨时间。这种小说非常引人入胜，读着读着，时间一下就过去了。我从不喜欢读那些与我毫不相干的书，也从来都无法强迫自己去读那些关于风土人情的娱乐书籍或旅游指南，对这些书里的内容我并不在意。我不想知道暹罗的历史，也不想知道因纽特人的风俗习惯，我也不想读曼佐尼的生平，我对斯托特·科尔特斯的好奇心仅限于他是否曾站在达连某座山的山顶上。对于我年轻时爱读的诗人作品，我仍读得很开心，同时也对今天的诗人很感兴趣。我很高兴自己能活这么久，这样我才能读到叶芝和艾略特后期的诗歌。我能读得进去与约翰逊博士有关的一切，也能读得进去与柯勒律治、拜伦和雪莱有关的一切。人老了就会失去初读世界名著时的那种兴奋感，那种感觉是永远无法重获的。有些东西，初读的时候让你觉得自己像济慈口中的“观星者”，现在重读却觉得“它其实并不高明”，这真是叫人伤心。但有一个主题，仍然可以让我感到兴奋，那就是哲学，不是那种爱争辩、枯燥专业的哲学，而是那种能解决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哲学——“若是无法治愈人们的痛苦，哲学家说什么都是枉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说亚里士多德枯燥无味，但如果你有幽默感，你会发现他身上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柏罗丁和斯宾诺莎，以及各派的现代思想家，包括布拉德利和怀特黑德，他们从未停止过让我愉悦，他们也促使我反思。毕竟，他们，还有那些希腊悲剧作家，都只讨论那些对人类重要的事情。他们使人振奋，使人平静。读他们的作品就像在布满千岛的内海中乘着微风航行一般。
十年前我吞吞吐吐地在《总结》中写下了自己关于上帝、永生、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印象和想法，在这些问题上，我后来也没有遇到什么事情让我改变当初的想法。如果一定要我再写一次《总结》的话，我会尽量不把“价值观”这个重要问题写得那么肤浅，也许在“直觉”方面也不会写得那么随意，某些哲学家对“直觉”已经有了大量的假说，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但对于我而言，这个地基并不稳固，支撑不起任何实在的建筑，它跟西班牙城堡里那股水柱上摇摇晃晃的乒乓球一样不稳固。
现在我离死亡又近了十年，我跟十年前一样，对死亡并不恐惧。确实有那么几天，我觉得自己每件事都做得太多了，认识的人也太多，读的书也太多，看到的图画、雕像、教堂和漂亮的房子也太多，听的音乐也太多。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人们为证明他存在而提出的任何论据都很没有说服力，正如伊壁鸠鲁很久以前所说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直觉之上。我从来没有过那样的直觉。而对于世间邪恶为何能与全能至善的上帝和平共处，至今也没有人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有一段时间，我被印度人关于存在、知识和幸福的神秘中性物概念所吸引，这种观念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比起人类按照自己愿望设计出的任何其他神而言，我更倾向于相信这一点，但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幻想罢了。我们无法从根本出发，从逻辑上来解释世界的多样性。当我想到浩瀚的宇宙、无数的星星、数光年的空间时，我的心中充满了震撼，但我的想象力有限，实在无法想象它的创造者。我愿意把宇宙当作一个人类智慧无法解开的谜团。对于生命的存在，有的人认为存在一种“心身”物质，它是生命的萌芽，而这种物质“心”的方面是“进化”这一复杂过程的根源，这一观点，我并不排斥。但这一切的目的（如果有目的的话）是什么，这一切的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是什么，对我来说，仍然一如既往地难以窥探。我只知道，哲学家、神学家或神秘主义者对它的任何说法都无法说服我。但是，如果上帝存在，并且关心世间之事的话，那么他一定足够通情达理，能够像一个理性之人一样宽容地对待人类的弱点。
那么灵魂呢？印度人称它为“大我”，认为它从始于永恒，并将存续到永恒。相信这个观点，比相信它是在受孕或是出生时产生的要容易得多。他们认为它有“绝对实在”的性质，是从“绝对实在”中产生的，并将最终回到“绝对实在”中去。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设想，除此之外，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使得人们相信轮回，而轮回又为邪恶的存在提供了人类智慧所能得出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因为它假定邪恶是对前世错误的报应。它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全智全善的造物主会愿意乃至有能力创造出错误。
但是灵魂是什么呢？从柏拉图开始，人们就为这个问题给出了许多答案，其中大部分只是对他猜想的修正。我们经常使用这个词，我们之所以用它肯定是有所指的。基督教认为灵魂是上帝创造的一种简单的精神物质，是不朽的。人们可能不相信它的存在，却依然很看重它。当我问自己我所说的“我”是什么意思时，我只能回答说“我”指的是我的自我意识，是内在的自我，是我的人格，我的人格是由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经历和我的身体特质共同组成的。我想很多人都不愿相信肉体的特质会影响灵魂的构成。就我个人而言，我确信这一点。如果我没有口吃的毛病，如果我再高上四五英寸，我的灵魂就会大不一样了。我的下巴略微前突，在我小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只要在下颌还没定型的时候，就给我戴上金属牙套还是可以补救的；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的面容就会不同，我的同伴对我的反应也会不同，因此我的性格、我对他们的态度也会不同。但是如果灵魂可以被牙科器械改变的话，那它又能算个什么东西呢？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不是碰巧遇见了这样或那样一个人，如果我们不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出现在了某个特定的地点的话，我们的生活将会截然不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灵魂就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我不知道灵魂究竟是一种品质、情感、癖好的集合体，还是一种简单的精神实体，但无论它是什么，它表现出来的都是个人性格。我想每个人都承认，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痛苦，都会对性格产生影响。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在贫穷和默默无闻的时候善妒、刻薄和吝啬，但一旦获得成功，就变得善良而宽宏大量。银行里不多的存款和些微的名利就能赋予他们伟大的灵魂，这难道不奇怪吗？相反，我还认识一些人，他们本来是正直可敬的，在生病或落魄时却变得满嘴谎言、阴险狡诈、牢骚满腹、心怀恶意。因此，我实在难以相信以肉体特质为条件的灵魂能够独立于肉体而存在。当你看到死人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他们看上去确实死得透透的。
有时有人问我是否愿意把这一辈子再重新来过。总的来说，我这一辈子过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也许比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好，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来一遍。再读一遍你以前读过的侦探小说也一样无聊。但假设真有转世轮回（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口都对此深信不疑），而且自己可以选择是否要重返人间新生的话，我过去有时倒是想过自己应该愿意尝试一下，去体验一番以前因为条件限制和个人癖好制约而未能体验的事情，去学习一下我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学习的东西。但搁到现在的话，我会拒绝，我已经活得够久了，我既不相信永生，也不渴望永生。我愿意迅速而无痛苦地死去，虽然我确定在我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的灵魂，连同它的抱负和弱点，将化为乌有，但我依然会十分满足。我把伊壁鸠鲁写给美诺寇的那句话牢记在心：“要习惯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死亡对我们来说无足轻重。因为所有的善与恶都存在于感觉之中，而死亡剥夺了感觉。因此，正确地理解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死亡也就变成了一种乐趣，并不是因为死亡增加了无限的时间跨度，而是因为它消除了对永生的渴望。因为对于真正懂得死也没什么可怕的人来说，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今天，我认为是时候用这段话来结束这本书了。
上面这篇文章我已经写了五年了。尽管在我所谈到的四部小说中，我已经写了三部（第四部 我不打算写了），但我并没有修改里面的文字。当我结束了在美国的长时间逗留，回到英格兰之后，我重访了我原本打算用来作故事背景的伦敦城区，于是，我跟那些原本打算写的故事人物的原型重新有了来往，这时我才发现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伯蒙齐已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伯蒙齐了。战争摧毁了很多东西，有许多人丧生，但是，我的朋友们不再担心失业了，他们不再住在满是虫子的廉价公寓，而是住进了干净整洁的市建公寓里。他们家里都会有一台收音机和一架钢琴，他们每周去看两次电影。他们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成员，而变成了小资产阶级。但我发现，并非只有这些好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不一样了。在过去的不幸日子里，尽管他们忍受着苦难和贫困，但他们是快乐和友好的，现在他们的生活却充满了可悲的嫉妒、仇恨和恶意。他们以前并没有对自己的命运有什么不满，而现在他们对那些享受着他们所缺乏的优越条件的人，充满了怨恨。他们闷闷不乐，满腹牢骚。一个我认识多年的某个家庭里的母亲（她是一个清洁工）告诉我：“他们打扫干净了贫民窟和垃圾，所有的快乐和喜悦也都随之而去了。”我进入了一个让我感到十分陌生的世界。我相信它仍然可以为一部小说提供充足的素材，但我心里原本想的那幅场景已经不复存在了，我看不出写它的意义何在。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也许学到了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曾偶遇过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因此我对有机体的原理有了初步的了解。这是一门很有教育意义，也很有趣的学科，它解放了精神。科学家们似乎一致认为，在未来某个遥远的时期，我们的地球甚至将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命形式，但是，在远没到这种状态之前，人类就会像许多生物物种一样，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已然灭绝了。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进化都是徒劳的。实际上，导致人类产生的进化过程完全就是大自然所犯下的荒唐事，荒唐得惊天动地，像基拉韦厄火山的喷发或密西西比河的洪水一样惊天动地。因为任何明智的人都不能否认，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不幸的总和远远大于幸福的总和。只有在很短的几个时期里，人类才生活得比较安稳，不必面对持续不断的恐惧和暴力死亡的危险，而且，正如霍布斯断言的那样，人类并不只是在蛮荒时代才过得孤独、贫穷、肮脏、粗野和短暂。古往今来，许多人相信来世的存在，并借此抵消了自己在这悲惨世界中短暂逗留时所遭遇的种种困难。
他们是幸运的。对那些有信仰的人来说，信仰能解决那些从理性角度出发无法解决的困难。有些人说艺术有一种价值，并认为这种价值就是艺术本身存在的理由，他们说服自己：普通人的悲惨命运，对于画家和诗人光辉的作品来说，并不算太高的代价。
我对这种态度表示怀疑。哲学家们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其效果，并由此得出结论——艺术的价值不在于美，而在于它所引导的正确行为。
在我看来，他们才是对的。因为一种效果，除非它是有效的，否则就是徒劳。如果艺术仅仅是一种乐趣，无论它能给人多少精神上的享受，它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它就像支撑着巨大拱门的石柱顶上的雕刻，它们的优雅和多样使人赏心悦目，却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艺术，除非能引导正确的行为，否则就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鸦片。
那么，人们就不能指望在艺术中找到某种缓解悲观主义的慰藉（这种悲观主义很久以前就在《传道书》中得到了不朽的描述）。我认为，在人类面对疯狂世界的英雄气概中，存在着一种比艺术之美更伟大的美。我从帕迪·菲纽肯的无畏姿态中看到了这种美。他纵身跳下，向他所在中队的飞行员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就这样了，伙计们。”我还从奥茨船长的冷静决心中看到了这种美，他在冰冷的夜里独自赴死，而不愿成为战友们的负担。我还从海伦·瓦利亚诺的坚贞不屈中看到了这种美，她既不年轻，也不漂亮聪慧，她忍受着地狱般的折磨，宁死也不出卖自己的朋友（不是为了自己的祖国）。帕斯卡在一篇著名文章中写道：“L'homme n'est qu'un roseau，le plus foible de la nature；mais c'est unroseau pensant.Il ne faut pas que l'univers entier s'arme pour l'écraser：une vapeur，une goutte d'eau，suffit pour le tuer. Mais quand l'univers l'écraseroit，l'homme seroit encore plus noble que ce qui le tue，parce qu'il meurt；et l'avantage que l'univers a sur lui，l'univers n'en sait rien.Toute notre dignité consiste donc en la pensée.（法语：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想要毁灭他并不需要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杀死他。然而，即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置他于死地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认识死亡，知道这个世界比自己强在哪儿，世界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全部的尊严都在于思想。）”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我认为现在人们对尊严的“概念”有一些贬损，我觉得把法语里的这个单词翻译为“高贵感”会更好。有一种高贵感并不是源于思想，它更原始。它既不依赖文化，也不依赖教养。它根植于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之中。面对着它，上帝（如果真的是他创造了人类）也许会羞愧地把头埋起来。尽管人有种种的软弱和罪恶，但在精神如此辉煌的时刻，他还是能拥有壮丽的情怀，也许我们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才不至于彻底绝望。
但这些都是严肃的话题，即使我有能力处理，这里也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因为我就像一个在战时码头等船的乘客，我不知道哪一天启航，但我已准备好了，随时可以上船。我没有去参观这座城市的景色，我不愿意看到我永远无法在上面驰骋的漂亮的高速公路，也不愿意看到我永远也坐不进去的崭新的带着各种现代化设备的大剧院。我看看报纸，翻翻杂志，但是当有人要借给我一本书看时，我会拒绝，因为我可能没有时间来把它读完，而且无论如何，在面对接下来的这段旅程时，我也不会对这本书感兴趣。我在酒吧或牌桌上会认识一些人，但我不愿与其深交，因为那些人很快就要与我分离。我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