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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士。他大约是印度人的平均身高，深蜜色的皮肤，一头短短的白发，一把短短的白胡子。他不肥壮，但挺丰满的。虽然他只围了一条白色的腰布，但看上去整洁干净，甚至可以说是“衣冠楚楚”。他走路慢吞吞的，拄了个拐杖，有点儿跛。他的嘴挺大，嘴唇厚厚的，他的眼睛既不像大多数印度人那样大，也不像他们那样亮，眼白布满了血丝。他看起来既简朴又庄重。他乐呵呵的，面带微笑，彬彬有礼。他给我的感觉没有多少学究气，更像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农。我躺在一张简陋的木板床上，他走进屋里，后面跟着两三个门徒，说了几句亲切的问候语后就坐了下来。我当时身体不太好，之前才晕倒过，他就坐在我的身旁。
就是因为有人告诉他，我身体不太好，不能到客厅去（他平时都是在那里打坐的），他才到这个小房间来的（我之前是被抬到这里的）。
几分钟后，他不再看我了，只斜着眼睛盯着我的肩膀上方。他的身体一动也不动，但一只脚不时地在地板上轻轻敲着。他这样待了大约一刻钟，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一直在聚精会神地为我冥想。然后他突然停下来，问我是否想对他说点儿什么，或者问他什么问题。我感到既虚弱又难受，就跟他如实说了这种感觉，于是他笑着说：“沉默也是交谈。”他又把头微微转开，继续集中注意力冥想，仍然像是在盯着我的肩膀上方一样。他这样持续了一刻钟，没有人说一句话，房间里的其他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然后他起身，鞠了一躬，笑着跟我道别，拄着拐杖慢慢一瘸一拐地出了房间，他的门徒紧随其后。
我不知道是休息的结果，还是瑜伽士冥想的结果，但我感觉好多了，过了一会儿，我去了大厅，他白天就在那里打坐，晚上在那里睡觉。这是个长长的、空荡荡的房间，我感觉有五十英尺长，宽度大约是它的一半。房间四面都有窗户，但屋顶的飞檐使房间内的光线有些昏暗。瑜伽士坐在一个铺着虎皮的矮台上，面前是一个小火盆，里面焚着香。香的气味很好闻。一个弟子不时地走上前来，再点燃一根。信徒们坐在地板上。有些人在阅读，其他人在冥想。没过多久，两个陌生人提着一篮水果走了进来，跪倒在瑜伽士面前，献上他们的贡品。他微微点了点头，表示接受了，示意一个门徒把它拿走。他对这两个陌生人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又微微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可以退下了。他们又跪倒在地，退下和其他信徒坐在一起。然后瑜伽士陷入冥想，在场的所有人似乎都打了个寒战，我踮着脚尖走出了大厅。
后来我听说我的晕倒引起了许多荒诞的谣言。这件事不仅传到了印度各地，甚至传到了美国。有些人认为，我是因为一想到要去见这位圣人，内心就涌起敬畏之情，才会晕倒。另一些人说，在我见到他之前，他的力量就已经在我身上起作用了，让我有那么几分钟的灵魂出窍，进入了无极。当被问及此事时，我只是笑了笑，耸了耸肩。事实上，那不是我第一次晕倒，也不是我最后一次晕倒。医生告诉我，这是由于腹腔神经丛受到刺激，导致膈肌压迫到了心脏，那天，这种压力持续的时间过久，才导致了我的晕厥。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有几分钟感到不舒服，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恢复意识——如果能恢复意识的话。
马都拉。夜晚的庙宇。印度总是很嘈杂。印度人整天扯着嗓子说话，但在庙里，他们说话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这吵闹声真是绝了。人们在祷告，在背诵祷文，他们互相呼唤，大声辩论，吵得面红耳赤。他们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崇敬神灵的样子，周围却有一种强烈的压倒一切的神圣感，使你的脊背发凉。说来奇怪，那里的神似乎离我们很近，而且还是活生生的。
人群很密集，男人、女人、孩子挤在一起。男人们光着上身，他们的额头上抹着厚厚的一层牛粪燃烧后剩下的白灰，手臂和胸部通常也会抹。许多人在白天处理日常事务时穿着欧洲服装，但在这里，他们抛开了西方服装、西方文明和西方的思维方式。寺庙里都是些对西方一无所知的印度人。你会看到他们向一个又一个神龛行大礼，有时全身平趴在地上，脸朝下，摆出五体投地的匍匐状姿势。
你穿过长长的大厅，屋顶由雕花柱子支撑着，每根柱子的底下都坐着一个托钵僧。有的年事已高，蓄着胡须，有的非常瘦弱，有的年轻健壮、浑身是毛。每个人的面前都摆着一个化缘用的钵或一张小垫子，会不时有虔诚的信徒在里面投上一枚铜钱。有些人穿着红衣，有些人几乎赤身裸体。当你经过时，有些人茫然地看着你，有些人在读书，或默读，或大声朗读，根本没有注意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内殿外面的地板上坐着一群僧人，他们脑袋前半部分的头发都剃光了，后面的头发扎了个发髻，他们长得相当肥壮，光溜溜的棕色胸膛和肉滚滚的手臂上用白灰画满了条纹。一个有学识的大师走了进来，他还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圣徒。他戴着红色的头巾，胳膊上戴着手镯，围了一条彩色的腰布，留着一把灰色的胡须，看上去很有派头，身后跟着两三个弟子，在神龛前念了一段祷文，然后，弟子在前面开道，他大踏步走进了大殿里最神圣的地方（有名望的人都是这么走路的）。
寺庙的天花板上悬挂着光秃秃的电灯泡，刺眼的光线投射到神像上，但在光线照不到的地方，黑暗显得更加神秘了。尽管这里有那么多嘈杂的人群，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才让你觉得这里神秘而可怕。
当我要离开印度时，人们问我，我看到的所有景色中，哪一个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的回答正如他们所愿。但最让我感动的，其实不是泰姬陵，不是贝拿勒斯河边的石梯，不是马都拉的庙宇，也不是特拉凡哥尔的群山，而是那里的农民。他们非常憔悴，衣不蔽体，只有一块破布围在腰间，破布的颜色如太阳炙烤着的龟裂的田地一样。农民在寒冷的黎明瑟瑟发抖，在炽热的正午挥汗如雨，夕阳西下，在干旱的田地上洒下一片红光，饥寒交迫的农民却依然没有停止辛苦的劳作，无论是北方、南方、东方，还是西方，所有的农民都在印度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辛苦耕种。三千年来，从雅利安人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开始，印度农民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在为了微薄的收入而辛苦劳作，这是他们得以维持生计的唯一希望。这是印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景象。
1939朗斯。公用饭桌。一张长桌旁坐着许多年轻男子，他们都穿着体面的深色衣服，但给你的印象是，他们有段时间没洗澡了。他们里面有学校老师、保险职员、售货员等。大多数人在吃饭时还看着晚报。他们贪婪地吃着食物，吃着一块又一块面包，喝着廉价葡萄酒。他们很少讲话。突然一个男子走了进来。“是朱尔啊！”他们喊道，似乎醒了过来。
朱尔给大家带来了欢乐。他三十来岁，瘦瘦的，长着一张尖尖的红脸，一副滑稽的模样。你完全可以把他当成马戏团里的小丑。他的乐趣就是把面包屑乱扔一气，要是打到了人，被打的人就会大喊：“天上掉下来的子弹啊。”
他们和服务员处得很好，彼此间不用尊称，“你”来“你”去的。有一个小女孩是店主的女儿，坐在一条长凳上编织毛线，他们都善意地揶揄她。你会觉得，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能和她调情。
矿工村。一排排两层的红砖小房子，红瓦屋顶，大窗户。每栋房子后面都有一小块菜园，矿工在里面种菜种花。一栋房子有四个房间，前面有一个客厅，但几乎从未使用过，窗户上挂着厚厚的花边窗帘，后面是厨房，楼上是两间卧室。客厅里有一张铺着桌布的圆桌，三四把直背椅，墙上挂着全家福的放大照片、一把枪和一些电影明星的照片。一家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厨房里相聚。厨房里面还有一个火炉、一个收音机、一张铺着油布的桌子，地板上也铺着油布。屋里横拉着一根绳子，上面晾着洗好的衣服。厨房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收音机从早到晚都在播放着，有狄多·罗西的曲子、《兰贝斯大道》，还有各种舞曲。到了洗衣日，炉子上就架起了一只大锅。
有客来时，他们会拿出朗姆酒来招待。他们聊起了钱和生活开销，谁嫁给了谁，谁谁在做什么。
矿工早晨从楼上下来吃早餐，喝咖啡和朗姆酒。他走到水池边洗手洗脸。他已经穿戴整齐，只有靴子和外套没穿，这要等妻子递给他。
L的姐姐。一个又高又瘦的黑发女人，长着漂亮的五官，一双眼睛长得尤其美。但她缺了两三颗牙。她三十二岁，看上去却像五十岁一样，面容憔悴，皮肤干燥，满脸皱纹。她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和衬衫，围着一条蓝色的围裙。她的四个孩子都脏兮兮的，穿得很破，都是母亲用旧衣服改成的衣服。一个小女孩耳朵疼，头上围着一条围巾。L的姐夫。他三十五岁了，但看上去要老得多。他有一张瘦削的、不对称的、饱经风霜的脸，但看起来和蔼可亲，脾气很好，只是有点儿固执。他很少说话，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声音很好听。他对方言比对法语更熟悉。
他的手又大又脏，看起来很有力量。他灰色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柔和的、可怜兮兮的神色，睫毛上洗也洗不掉的煤尘，使他的这种神情看上去更加明显。
工头。他是一个快乐的家伙，嗓门很大，有着佛兰德人的快乐脾性。他喜欢那些能给他带来慰藉的东西，比如咖啡、朗姆酒和葡萄酒。
他的妻子是个身材高大的胖女人，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脸红红的，一副高兴的神情。她很喜欢吃东西，圣诞节他们大吃了一顿。她会告诉你她买鸡肉花了多少钱，然后跟你细细地描述每一道菜。他们坐在那里聊着天，听着收音机，唱着歌，一直到凌晨四点。
他们有两个儿子。他们不想让大儿子当矿工，所以让他去做了木匠，但第一个星期，他的右手就被圆锯锯断了，现在他（戴着眼镜）就在矿上做些杂活。小儿子没再折腾，直接下井做了矿工。
男孩们过去从十二岁开始干活，但现在要到十四岁才开始，他们每天三班倒，每班八小时，负责把煤里的石头拣出来。煤用一个移动的平盘传递着，当平盘经过时，一群孩子肩并肩地迅速把石头拣出来。他们的帽子紧紧地扣在头上，身穿蓝色工作服，脸和衣服一样黑乎乎的，眼白闪闪发光，看上去很古怪。
一个人要到三十岁才能掌握充分的知识，成为一名熟练的矿工；到四十五岁时，他就过了体力的巅峰时期，不得不从事较轻的工作，赚的钱也会变少；到五十五岁时，他可以拿到养老金，他自己有三千法郎，他妻子也有这么多，但他基本上只能再活一两年的时间，来花这笔养老金。他说到自己会在五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死掉的时候非常平静，好像这是自然规律一样。
他每月象征性地交八到十法郎的房租，每月要买四百公斤煤。他每周工作五天，每天的工资是六十法郎，外加百分之二十五的津贴，但如果他拒绝加班，就拿不到津贴。
医疗服务是免费的，但他抱怨医生对自己不够重视，如果医生很忙，会等到第二天才过来给人看病，而且医疗用品也不充足。
矿工们都十分友好、善良、乐于助人。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依赖于他人的工作，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友好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住在离矿井一个小时路程或更远的地方，他们骑自行车上班。他们依恋着自己丑陋的小村庄，即使能在矿区附近找到一所房子，他们也不会离开自己的村子。
除了一些熟练的矿工负责挖煤、修通道和挖隧道外，还有一些不熟练的工人负责管理电力，推着煤车把煤从装煤点运到升降机处，然后把煤车推到升降机里。他们需要先把煤车脱钩分开，然后沿着弯曲的轨道用手推入升降机。一名工人每一班要把一千二百辆煤车推入升降机。这是件很辛苦的工作，他每天能挣到二十法郎。在上次罢工之前，他一天的工资只有十四法郎。
升降机摇晃得厉害。它以极快的速度上下移动，发出可怕的嘎嘎声。当它到达底部时，工人还要把空煤车再推出去。
安吉丽克酒吧。一个很小的方形房间，最里面放着一个小吧台，架子上放着许多酒瓶。房间里有两三张方桌，靠墙有一张长凳，门口有几把椅子，房间的中央摆着一张圆桌。几名矿工正围坐在那里，和他们坐在一起的还有一名正在休假的士兵，他身强力壮，穿着制服。有个人正在用一团毛线变戏法，这个孩子气的戏法让他们兴奋不已，一边看戏法一边点了好几轮酒。他们都很友好热情。另一张桌子上有四个人在打牌。他们很少说话，说话的时候也主要是在谈论工作和物价。
店主一家住在酒吧后面的一个房间里。一个生病的波兰人卧床不起，有六个人围在他旁边，房间里空气十分污浊。
波兰人和法国人的外貌差异很大。他们的脑袋方方的，身体十分结实，即使透过身上沾的黑色煤尘，也依然能看出他们皮肤的白皙。虽然他们和法国人处得很好，但还是只喜欢与自己圈子里的人往来。他们吃得非常少，比法国人还少，好省下钱来寄回家让家里人买农场。他们一般只在公共节日和婚礼上喝酒，那时他们会倾其所有举办盛大的宴会，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节衣缩食来弥补这些开销。他们的法语说得结结巴巴的，口音很重。
洗澡是件大事。矿工们在大铜盆里洗澡，这个盆平时是用来清洗全家人的衣物的，把水在铜盆里烧热后，矿工就坐在里面洗澡。有些年轻的矿工以能下井工作为荣，他们就不洗澡，到处向人炫耀。当他们还是单身的时候，通常寄宿在寡妇或者家里没有太多小孩的人家，他们自己占一个房间，或者占一张床铺。他们会到朗斯嫖妓，要么坐公共汽车去，要么骑自行车去。
坑道比普通人的身高略高。坑道很长，被光秃秃的灯泡冷冷地照亮，寒风从里面穿堂而过。沿着坑道一路走着，却没有一个人影，这感觉很奇怪。这些地方拐来拐去的，从一个坑道出来就又到了另一个坑道，你很纳闷那些人是怎么认得路的，但是工头告诉我他闭着眼都能找到路。
走着走着，你会突然遇到一小群正在干活的工人，这感觉非常神奇。你爬过坑道壁上的一个洞，沿着一条狭窄的通道费力前行，有时还得匍匐前进，直到走到坑道的尽头，在这里他们要么继续往前开凿，要么就地采煤。钻机太重了，需要两个人才能抬起来，它发出的噪音，简直让人感觉身处地狱。
光线昏暗，矿工们光着上身，头上戴着安全帽来保护头部，看上去简直不像人。
他们白班上到一半的时候，会休息半个小时吃午饭。他们坐在煤渣上，吃着装在罐子里的食物，里面是一大块面包，抹了黄油或者夹了一根香肠，他们喝着装在金属瓶子里的淡咖啡。
一日三餐。早上喝黑咖啡，吃面包配黄油。中午，如果是在家吃，就有汤，有牛排或小牛肉，从菜汤里能捞出蔬菜，还有土豆。他们喝的啤酒通常是自家酿的，几乎不含酒精的，口味怪怪的，你得慢慢适应。
晚饭，还是咖啡和抹了黄油的面包，如果丰盛一点儿，还会有一片火腿。
没有哪所房子看起来能住得舒适，他们似乎也不在意住得是否舒服。他们对自己的工资很满意，只希望能维持现状。工作、食物、睡眠、广播，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经理提醒我说，参观者往往会觉得这里的工作很辛苦，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苦。那些矿工都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即使他们也觉得工作不容易，但起码是可以忍受的。他是个年轻人，个子不高，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衣冠楚楚的。他的妻子长得还不错，鼻子挺长的，穿着一件红衣服，他们有两个孩子。他对采矿的生意充满热情，看起来很聪明，富有同情心，博览群书。他的岳父是亚眠的首席检察官，跟他们住在一起。
他是个矮个子的老头，留着把花白的胡子，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会跟你讲一些人们在过去一百年里翻来覆去讲了无数遍的东西，对此还深信不疑，仿佛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想法。他是一个非常诚实、可敬、狭隘、无聊的人。
里维埃拉谋杀案。杰克·M得了肺炎，卧床不起，这时他收到了一封电报，说他的母亲阿尔伯特·M被谋杀了，她当时住在圣拉斐尔的一家旅店里。由于他下不了床，他的妻子就代替他飞了过去。当然，她很震惊，但同时又不禁感到幸运和解脱。她的婆婆把她的生活搞得难以忍受。玛丽喜欢参加聚会和舞会，在衣服上花了很多钱，婆婆因此经常没事找事，对她吹毛求疵。她不赞成玛丽管理家务和抚养孩子的方式。更糟糕的是，杰克还非常崇拜他的母亲。在他眼里，她不会做错事。要不是阿尔伯特太太每年都去圣拉斐尔过冬的话，玛丽根本无法忍受这种压力。
她乘飞机到了戛纳，去见一位英国律师（杰克·M之前给他拍过电报）。在他们开车去圣拉斐尔的路上，他对她讲了谋杀案的一些细节。
“你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当地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
阿尔伯特太太被人发现死在了床上，她是被人勒死的，她的钱和珍珠也被人偷走了。她被发现的时候一丝不挂。
“你知道，里维埃拉有时会让这些从英国和美国来的孤独的中年妇女昏了头。”
阿尔伯特太太在圣拉斐尔颇有名气。她经常到酒吧和咖啡馆，和那些最不正经的家伙一起跳舞。她是个出手阔绰的老太婆，随时会请大家喝酒，尽管大家都嘲笑她，但还是挺喜欢她的。她会带其中某个烂仔回旅馆，每星期两三次，他在第二天早上总能得到一千法郎。显然是她的某个情人杀了她。
玛丽听了这个故事，既惊愕又高兴。现在她终于可以报复那个折磨她多年的女人了。如果能告诉杰克，这个被他尊敬的母亲只不过是一个老荡妇的话，那将是一个绝妙的报复方式。
“他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她问道。
“还不清楚，可能是十几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她的私生活挺乱的。”
“这对我丈夫来说会是个很大的打击。”
“需要让他知道吗？他们很乐意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掩盖起来，把它定性为一起入室盗窃和谋杀的案子。一桩恶性的丑闻对圣拉斐尔这样的过冬胜地没有任何好处。”
“为什么要隐瞒呢？”
“嗯，这是在为你们和你婆婆着想。我敢说，她在英国过得一定相当枯燥。你会因为她想在死前找点儿乐子而责怪她吗？”
玛丽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了一些连她自己都吃惊的话。
“我恨这个老女人。我都想亲手杀了她，有时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么做。不过现在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自打嫁给我丈夫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心底对她有一点点喜欢了。”
垂死的帕斯基耶。他在尼斯的一条小街上开了家小咖啡馆，后面有个密不透风的小房间，用来给人们跳舞。咖啡馆楼上的房子有一部分他自住，一部分出租，需要从侧门走进去。他就住在那里，但他会把其他房间租出去一个小时或一个晚上，租给那些在咖啡馆里勾搭到女人的男人。现在帕斯基耶已经病得很重了，所以咖啡馆就由他的儿子爱德蒙和儿媳妇来打理。爱德蒙娶了一个经常光顾这家咖啡馆的女人为妻，帕斯基耶那时觉得他们的婚事有辱门楣，勃然大怒，把他们赶出了家门，但他不是那种为了名声可以不要钱财的人，由于爱德蒙对他很有用，所以他很快就把他们接了回来。我去的那天晚上，咖啡馆里挤满了人，有一个船队都在里面，他们在处理陆务。我问爱德蒙他父亲怎么样了，他告诉我医生已经放弃他了，他最多活不过一两天了。他请我进去看他。我在屋里走了一圈，负责带客的珍妮把我带到他的面前。一个巨大的四帷柱床上，躺着一个穿着睡衣的小老头，脸色蜡黄浮肿，双手也是水肿的。
“Je suis foutu（法语：我完蛋了）。”他对我说。
“胡说，”我说，装出一副人们在病人面前通常会表现出来的欢快模样，“你会好起来的。”
“我不怕死。楼下怎么样？人坐满了吗？”
“人挤人呢。”
他精神了起来。
“就算我的房间再多一倍，今晚我也能让它住满。”他按了按铃。“我只能躺在这里，不能亲自打理生意，真是糟糕。”女佣走了进来。“去敲敲门，”他对她说，“叫他们快点儿，其他人都在等着呢。我的天哪，他们到这儿来做的事，不需要做一整夜吧。”女佣出去之后，他说：“我想起我可怜的妻子，我很高兴她已经死了，如果她知道爱德蒙娶了一个荡妇，一定会受不了这种耻辱的。你要知道，我们给了他最好的教育。你知道等我死了之后他们要做什么吗？他们打算把这些妓女清理出去，按月把房间出租给职员和店员。他们那样做是赚不到钱的。
他为什么不能娶一个中产阶级的小姐，或者娶一个体面商人的女儿？她们这样的人知道生意就是生意。躺在这里，我知道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事业，一旦我死了，就会完蛋。”两颗沉重的泪珠顺着他的面颊滚落下来。“为什么？”他抽泣着，“因为那个荡妇想要受人尊敬。人们会因为尊重你就给你钱吗？”
他两三天后就死了。他的灵车里装满了鲜花，许多经常光顾这家咖啡馆的姑娘都去参加了葬礼。“这说明她们心地善良。”爱德蒙的妻子后来对我说。
浪漫传说。约克公爵（乔治三世其中的一个弟弟）乘游艇来到摩纳哥，在那里染了重病。他请求执政的王储接待他，王储答应了，但拒绝接待公爵游艇上带来的那个情妇。她就在罗克布伦租了一所房子，每天到外面的岬角看看那面旗帜是否还在宫殿上空飘扬。有一天，她看到下了半旗，知道自己的爱人死了。于是，她便纵身跳入了海中。
有一天，在格罗夫纳广场吃过晚饭后，我听到一位不太年轻的作家抱怨当今英国文人不再受到尊重了。他把现在的英国文人的地位与18世纪的同行做了比较，觉得现在文人的地位实在太低。18世纪时，文人们都在咖啡馆里当评论家，他们的赞助人都很慷慨大方，使他们不必为了钱而出卖自己的才华。我很奇怪，他怎么就没想到，如果他和我此刻一起在那个咖啡馆的话，我们应该只能爬后面的楼梯上去，如果他们给我们吃饭的话，也只会让我们在值班房里喝上一大杯啤酒，再给我们切上一片冷肉。
他的名字叫保罗，比利时人，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他被判处了死刑。他难以接受这个判决，他非常歇斯底里，他难以入眠，感到十分害怕，有些可怜兮兮的。有人叫艾伦去看他，看看能否给他些安慰，如果不能的话，至少能帮助他接受自己的命运。艾伦每天都去看他。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想读一本监狱图书馆里没有的书，问我能否买给他。
我当然答应了，问他那是本什么书。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我无法理解，一个人在被绞死之前为什么会如此渴望读那本书：斯特恩的《感伤旅行》。
旅馆客房。其中一个房间里住着一个男人，他把旅馆的卧室看作自由的象征。他想起了自己在这些房间里的奇遇，想到自己在这里愉快的沉思。他的心情如此平静和快乐，他觉得这种时刻是永远无法被超越的，所以就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另一个房间里有一个女人，她在一家又一家旅馆辗转了好几年。对她来说，这是一种痛苦。她没有家。如果她没有住在旅馆里，那就是因为她把朋友们弄得很不好意思，不得不请她到家里住上一两个星期。他们出于同情把她带出旅馆，又如释重负地看着她从自己家里离开。她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不幸的生活了，所以她也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对于旅馆员工和媒体来说，这个谜团是无法解开的。他们怀疑这是一桩风流债。他们寻找两人之间的联系，但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