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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场景令人感动、令人兴奋。熙熙攘攘、嘈杂来往的人群有一种沸腾般的活力。相比之下，那些静坐的人们愈发显得沉默、静止和超脱了。
太阳升得更高了，笼罩着这景色的灰色光线变成了金色，给它涂上了一层五彩缤纷的色彩。
他是个结实的小个子男人，走起路来神气活现。他有一颗圆圆的光头，还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眼睛周围布满了皱纹，脸上带着愉快的表情。他是政府的工程师，负责修建道路、水坝和桥梁。他的平房就在河的对面。客厅里摆着几把舒服的扶手椅，中间摆着一张雕花的印第安桌子，墙上挂着精美的木雕，雕刻的是神话里面的场景，还挂着他捕杀的动物头颅和镶框的照片。在游廊和河流之间有一片细长的小花园，里面长着一棵树，这棵树的美让我印象深刻。它的叶子并不密，所以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的枝干，它们在天空的映衬下呈现出精美的图案。它很可爱，但是工程师显然没有注意到它的美，他一定觉得我这么说很好笑。
我们谈论射击，他提到他曾经打死过一只猴子。“我永远不会再开枪打猴子了。”他说，“我当时正在修路，所有的劳工都罢工了，总共有六百来人。因为工头病了，他们担心他会死掉，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不干了。我尽了最大努力想要他们留下来，最后他们说，如果能杀一只猴子，他们就可以留下来，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取猴子心脏里的血液，用它治好工头。嗯，我不能让工程停下来，所以我拿起枪，沿路往前走。通常周围会有很多猴子在那里玩耍，黑脸的猴子，过了一会儿我就看到了一只。我瞄准它射击，但只打伤了它。它跑向我寻求保护，一直在叫唤，呼喊得像个孩子。”
“后来工头好了吗？”我问。
“嗯，他真的好了。不管怎样，我到底是把路修好了。”
范·H。他大约六十岁，是个大个子，肚子大大的，长着一张肥厚的大脸和一个大鼻子，胡子和头发都已花白。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他很健谈，遣词用句十分准确，但带着点儿口音。他嗓门很大，举止欢快。他年轻的时候肯定长得不好看，现在，他衣衫褴褛，不修边幅，又那么胖，虽然从他的大个头来看，他还算“举足轻重”，但他既不尊贵，也不引人注目或让人印象深刻。他在东方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他最先去的是爪哇。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语言学家，一位梵文学者。他广泛涉猎东方宗教和希腊哲学方面的著作，所以他的兴趣自然是在赫拉克利特上，书架上放着所有现存的与赫拉克利特有关的文学作品。他的公寓里摆满了书。墙上挂着许多藏族的小旗子，屋里到处都摆着藏族的铜饰。他在西藏生活了很长时间。他贪吃，还喜欢喝啤酒。在利德比特的影响下，他成了一名见神论者，去了印度，在阿迪亚尔做了几年图书管理员，但后来和贝赞特夫人发生了争吵。当我问他对圣雄甘地的存在与否有何看法时，他说，他认为关于圣雄甘地存在和不存在的证据大约各占一半。虽然他早已失去了对神智论的信仰，但他仍然对利德比特怀有极大的崇拜之情，并相信自己拥有超自然的力量。我认为现在佛教才是他真正的信仰。
他年轻时，在爪哇雇了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和他一起旅行了九个月，然后给他讲了自己的身世：他是个爪哇苏丹的后裔，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孩子。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了，他伤心欲绝，隐居丛林，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后来他加入了一群烧炭工，和他们一起住了几个月。有一天，他们对他说，这不应该是王储后代的生活，并说服他去拜见一个陌生人。那是个茶园主，是个爪哇人，大约四十岁，人们普遍认为他就是某个著名的叛逃者本人（而不是他的转世），他在战败后便消失不见了（那那·萨希布就是这样），一百多年过去了，他却尚在人世。这个人叫他到巴达维亚去，在那里他会找到一个白人，他要在那里给他做九个月的仆人。他还告诉他这个白人哪天能到。事实上，一切都和茶园主事先告诉他的完全一样，这激起了范·H的兴趣，于是他便去拜访茶园主。
他看到的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人，此人深受百姓的尊敬，却对自己的情况只字不提，大家都认为他是那个古代的英雄，对此，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当范·H问他，到底是什么让他指示那个仆人来巴达维亚服侍自己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有一种知识来自头脑，也有一种知识来自内心。
我看了看自己的内心，看到了什么就说什么。”
一个年轻的军官乘半岛暨东方轮船公司的轮船回家，在路上，有人看见他在甲板上阅读有关泰姬陵的书籍。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嗯，我在阿格拉待了四年，可从来没有去那里看过，但我知道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问我关于那里的事情，所以我想在我回家之前，最好把关于它的一切都记下来。”
泰姬陵。尽管我对它有过很多期待，尽管我见过它的所有照片，但当我第一次从大门口的平台上真正看到它的时候，我被它的美丽征服了。我意识到这是艺术真正动人心弦的地方，并试图趁它在我脑海里仍然鲜活的时候，发自内心地把它好好审视一番。我此时才理解，当人们说某某事物美得令人窒息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做一个无聊的比喻。我真的感到呼吸急促。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愉快的感觉，好像我的心在膨胀。我感到惊奇和喜悦，我觉得，我还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但是我此前正好在读数论派哲学，这个学派认为艺术是一种暂时的解脱，所以也许我此时只是忆起了这个说法，并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真实感受而已。
我无法为同一件美丽的东西陶醉两次。第二天同一时间，我又去了泰姬陵，这一次感受到美的只是我的思想，而不是眼睛了。不过，在另一方面，我有了别的收获。日落时分，我漫步走进大殿，殿内只有我一人。当我从房间的一端抬眼望去，看着大殿里被分隔出来的一间间幽室时，有一种怪异、神秘的感觉，这大殿是如此空虚和寂静，我有些害怕。我只能用这句根本说不通的话来表达我的感觉——我仿佛听到了神祇无声的脚步。
孙达拉姆。描述一个印度人无比困难，也许是因为你对他的前世和生活环境知之甚少；也可能是因为你认识的印度人太少了，所以你无法比较自己对他们每个人的印象；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像流水一样多变，可以说没有什么明显的特质；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只向你展示了他们想要展示的一面，或者只向你展示了他们认为你会喜欢、会感兴趣的一面。孙达拉姆是一个马德拉斯人，他身材魁梧，体格壮硕，身高在欧洲人中属于中等，肤色不算太深。他裹着腰布，穿着一件白衬衫，戴着一顶甘地式的帽子。他的鼻子粗短，嘴巴大大的，嘴唇很厚，脸上总是挂着悦人的微笑。他喜欢谈论他认识的所有大人物，但他的虚荣心似乎也就仅限于此了。他非常善良。他是个清教徒，他告诉我，他这辈子从未进过剧院或者电影院。他有诗人般的情操，风景、河流、鲜花、白天和夜晚的天空对他来说都是快乐的源泉。他没有逻辑头脑，对讨论问题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他接受了来自印度传统文化的信仰，是直接从他的古鲁那里继承来的，他很喜欢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些信仰，但并不在意它们的合理性。如果他的各种想法之间互相矛盾，他也不介意。
他的立场都来自他的感觉和直觉，他对自己的直觉有着绝对的信任。他严格遵守正统印度教关于食物、沐浴、冥想等方面的所有戒律。他主要以牛奶、水果和坚果为食。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忙着钻研一部重要的典籍，连着六个月都只靠牛奶度日，并且这么长时间一句话都没讲。他谈到克己，谈到绝对，谈到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心中的上帝（上帝就是一切，我们都是上帝）的时候，都无比虔诚。他信手一拈，就有很多现成的隐喻，这些隐喻在印度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他用起来也得心应手，显然，对他来说，和别人讲道理时仅仅用这些隐喻就足够了。关于恒河的一个优美意象对他而言，跟三段论一样力量强大。看得出来，他对妻子很忠诚，也很爱孩子，并为他们感到自豪。他的孩子们都彬彬有礼。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做冥想。他认为这个时刻最吉利。我看过他和一些大学生在一起，他对他们非常好，但不像传教士对他们的皈依者那样，带着一丝令人生厌的甜腻之情，他的情感十分自然，也很有人情味。
帝国缔造者。他是一位将军，满头白发，长着牙刷状的白胡子，高高的个子，壮实但并不肥胖。他长着一张红红的脸，一双蓝眼睛和一颗蛋形的脑袋。他会在每天早晨六点出去骑马，他的房间里有一个划船机，这样他回来洗澡前就可以做些运动。暑气稍有消减，他就会去网球场，他打球的时候非常生猛，打得很好（他自夸说，就算跟那些只有自己一半年龄的小伙子们打球，他也不会占下风，他更喜欢单打，因为这样得到的锻炼会更多），他会一直打到天黑看不见球的时候，才会回到自己的房间，在他的划船机上划上一刻钟再去洗澡。“在这个国家，你必须保持健康，”他总是这么说，并抱怨道，“我没法得到足够的锻炼。”他在印度已经待了三十年了。“印度唯一厉害的地方就是射击。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像相信英国人一样相信他们，他们是一流的运动员，如芥末般热情。我的意思是，除了肤色，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白人。
你要知道，我并没有在夸张。我说的是事实。”
阿什沃思。他告诉我，当他在大学学习哲学，老师告诉他一切都是一体的时候，他实在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能说那张桌子就是他，他就是那张桌子？这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后来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他去看了迈索尔的大瀑布，坐了很长一段路的公共汽车穿过丛林。他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大树，当他穿过一条绿油油的隧道，树木高耸在他的头顶上时，他的内心十分激动。然后他来到了瀑布下，站在一个又大又圆的潭边，看着面前的一大片水从像天那么高的地方飞流直下（因为那时刚过雨季）。一种不寻常的情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觉得自己就是水，他像水一样往下掉，水就是他自己，他意识到自己和水就是一体的。他三十八岁，他的个子对于德干高原的印度人而言是相当高的，比我还高大概一两英寸。他有一头自然卷曲的黑色鬈发，已经开始变白，但他的脸依然很年轻，额头上几乎没有皱纹，眼睛下面也没有细纹。他的眼睛很大，眼波流动，鼻子很短，但形状很好看，略显丰满，嘴很大，厚嘴唇，耳朵很小，贴着脑袋，耳垂却又长又厚，就像乔达摩头像上的耳垂一样，当然也没有那么夸张。他的脸刮得很干净，但是他的胡子很厚，甚至在刮完胡子之后，他那蜂蜜色的深色皮肤上仍有一抹黑色。他长得并不好看，但诚恳坦率的表情让他看上去特别迷人。他的牙齿很漂亮，很白，很整齐。他的手比大多数印度人的都要大。
他裹着廉价的棉质腰布，穿着一件棉质衬衫，戴着一顶甘地帽，围着每一个有地位的印度人都会围的围巾，光脚穿着一双皮凉鞋。虽然他从未去过英国，但他的英语说得很流利，他的声音洪亮悦耳。他的真诚和善良显而易见，但我不确定他是否聪明。他脑子里的一切东西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他并不知道自己苦思冥想出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平庸得可怜。当他满怀深情地说出极其陈腐的陈词滥调时，真叫人浑身难受。
不过，他偶尔也会想到一个不错的、独创性的想法。
他曾因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一系列煽动性文章而被捕，并被判一年监禁。他被关在一间单独的牢房里，这样就不会因为谈话而带坏其他犯人，但是，尽管没人强迫他，他还是主动要求去干活，和其他人一起在工作间里做毯子。入狱这件事情对他打击很大。他告诉我，他经常一哭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会急不可耐地想要出去，便用拳头捶牢房门上的铁栏，试图把它砸开，有时他还会尖叫，直到累倒在垫子上睡着。四个月后，由于监狱里食物的粗劣，他病得很重，于是被送进了医院，他便在那里度过了剩下的几个月。就是在那时，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财产。但是他的审判已经花费了很多钱，在他服刑期间，他的报纸收益也很差，所以当他被释放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负债累累。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才还清债务。然后他把员工叫到一起，把自己的报纸、机器等所有东西都给了他们，条件是他们每个月要付给他母亲三十卢比，作为她以及他妻子、妹妹和两个孩子的生活费。
我想知道他的家人是如何看待他的决定的。他不太在意他们的感受。“他们不喜欢，”他说，“但我没办法。一个人若是想做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总会给别人带来痛苦或不便。”他出生的时候，占星师就说，他要么会成为一个非常富有、成功的人，成为人中龙凤，要么会成为一个乞丐。多年来，他的抱负一直是发大财，扬名立万，但是，当他决定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时，他的母亲想起了占星家所说的话，因而虽然很伤心，但并不感到惊讶。我问他，他的儿子长大后，若是责备他生下自己，却没给自己应有的地位和良好的教育，让他在长大成人后只学到了点儿基础知识，只能当个工人，到那个时候，他会怎么回答？他平静地笑了笑。“我想他可能会责备我，”他说，“但他会有一个容身之所，会有食物果腹，这都是我给他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仅仅因为你生了一个儿子，就必须为了让他过得更好而荒废你自己的生命。你和他一样有生活的权利。”
他给我讲了一件事，我很感兴趣。就在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之后的第二天，他去看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住在离班加罗尔几英里远的地方。他去的时候是步行，在回来的路上，他觉得累了，就跳上了一辆路过的公共汽车，但他突然想起他的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只好让司机停下来下了车。我问他后来都住在哪里。
“如果有人留宿，我就睡在阳台上，如果没有，我就睡在树下。”
“那吃的呢？”
“如果有人给我食物，我就吃，如果没有，我就不吃。”他回答得很简单。
我认识他的方式相当奇特。当时我是第二次去孟买，他从班加罗尔给我写信，说他想来看我，因为他确信我有一些重要的话要对他说。我回信说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只是一个写小说的，别的什么也不是，不值得他花两天来看我。尽管如此，他还是来了。我问他哪里来的钱买火车票，他说他去了车站之后就在那里等着，过了一会儿，他和一个等火车的人攀谈起来，他跟那个人说他要来看我，但是没有钱买票，那个人就给他买了张票。我提出要给他钱让他买回程的票，但他不愿从我这里拿钱。
“我总有办法回去的。”他笑着说。
我们长谈了两天。这两天我一直感觉很糟糕，我知道他期待我讲一些崇高的教义，或者起码能跟他说一个重要的信息。但我没有什么可以讲给他的。他只能失望了，也许我本应该做得更好些，给他讲些冠冕堂皇的套话，但我无法强迫自己那么做。
果阿。你驱车穿过椰林，椰林中到处都是房屋的废墟。渔船行驶在潟湖里，三角帆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教堂高大、洁白，正面装饰着蜂蜜色的石柱。教堂内部又大又宽敞，空荡荡的，有一个葡萄牙巴洛克风格的讲坛，上面雕刻着精美绝伦的图案，还有相同风格的祭坛画。
侧祭坛的一个讲道台上，一个牧师（是个本地人）正在做弥撒，旁边有一个黑脸侍祭在给他帮忙。没有人来做礼拜。在圣方济各教会，你会看到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木质雕像，向导告诉你，在这座城市被毁的六个月前，它曾流过眼泪。他们正在教堂里举行仪式，有人在弹奏管风琴，管风琴台上有一个由当地人组成的小唱诗班，他们唱得很刺耳，他们的嗓音让天主教的圣歌染上了一丝神秘的印度异教特征。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看到这些空荡荡的大教堂，日复一日地，没有一个人听牧师们做弥撒，这场景给我留下了奇怪的印象。
牧师。他到旅馆来看我。他是一个高大的印度人，既不瘦也不胖，五官端正，略显扁平，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他穿着长袍。起初他很紧张，双手不停地动来动去，我尽力让他放松下来，不一会儿他的手就安定下来了。他的英语说得很好。他告诉我，他属于婆罗门家庭，祖先是婆罗门，是受到圣方济各·沙勿略的一位追随者的感化而皈依的。他三十出头，体格健壮，风度翩翩。他的声音浑厚悦耳。他在罗马待了六年，在欧洲逗留期间游历了许多地方。他想再回欧洲，但他的母亲老了，希望他能留在果阿直到她去世。他在一所学校教书、传道。他花了很多时间来感化首陀罗，想要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他说，现在想要在高等种姓的印度人身上做任何事情都白费力气。我试图让他谈谈宗教。他告诉我，他认为基督教足够宏大，可以容纳其他信仰，但遗憾的是，罗马并不允许印度教会按照本土的倾向发展。我感觉，他接受基督教教义是把它作为一种纪律，却没有热情，我不知道，如果有人能够弄清自己信仰的真相，会不会发现自己对它多少持有一些怀疑态度。我觉得，即使他背后是有四百年历史的天主教，他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吠陀派。我不知道，对他来说，基督徒的上帝是否与《奥义书》中的婆罗门有所融合，就算这种想法没有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至少在某种模糊的潜意识深处他是否这样想过？他告诉我，即使在基督徒中，种姓制度仍然达到了严格的程度，他们不会与自己种姓以外的人结婚。一个婆罗门血统跟一个苏陀罗血统的基督徒结婚是前所未闻的。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他的血管里没有一滴白人的血，他的家族始终保持着血统的绝对纯正。“我们是基督徒，”他对我说，“但首先我们是印度人。”他对印度教的态度是宽容和同情的。
特拉凡哥尔的回水河汊。它们都是狭窄的运河，或多或少算是人工修建的，也就是说，天然的水域被挖出的沟渠连接起来，形成了一条从特拉凡哥尔到柯钦的水道。两边都种着椰子树，水边矗立着泥顶的茅草屋，每座茅草屋四周都环绕着一个小院子，里面种着香蕉、木瓜，间或还有一棵波罗蜜。孩子们在玩耍；女人们有的在闲坐，有的在舂米；男人和孩子们慢慢地划着破旧的船，有时载着椰子、树叶或喂牛的饲料；岸边有人在钓鱼。我看见一个人背着弓箭，身上还挂着一小串他射到的鱼。大家都在河里洗澡。这里绿意盎然，凉爽而安静。你会对田园生活产生一种非常奇特的印象，觉得它宁静而原始，却没那么艰苦。不时有一艘大驳船经过，两个人撑着篙，从一个小镇驶向另一个小镇。时不时会看到一个不起眼的小寺庙或小礼拜堂，因为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基督教徒。
河里长满了水葫芦。这些植物开着淡紫色的小花，不是扎根在土壤里，而是扎根在水里，它们在水面上漂浮着，当你的船驶过，它们就会被推开，显出一条干净的水道；但船刚开过去，它们就随着溪流和微风漂了回来，你经过的痕迹就荡然无存了。我们这些人在世界上亦是如此，我们曾引起一些小小的轰动，但终会无影无踪。
邦首席部长。有人告诉我，他是个既精明又不择手段的政治家。大家都认为他既聪明又狡诈。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跟我差不多高，长着一双机警的大眼睛，宽眉毛，鹰钩鼻，丰满的嘴唇和圆圆的小下巴。
他有一头浓密的毛茸茸的短发。他围着一条白色的腰布，穿着一件白色的束腰外衣，领口紧紧地围在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白色的围巾。他光脚穿凉鞋，一会儿把鞋子蹬掉，一会儿又穿起来。他待人和蔼可亲，这是他多年来作为一名政治家强迫自己热情对待每一个人的结果。他的英语讲得很好，很流利，用词也很丰富，能把自己要说的话讲得既清楚又有逻辑。他嗓音洪亮，举止随和。他不大同意我说的许多话，果断地纠正了我，但他彬彬有礼，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足够聪明，不会把别人的反对意见当成一种冒犯。他当然很忙，要管理一个邦的所有事务，但是他似乎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来和我聊印度的玄学和宗教，聊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好像没有什么比这让他更感兴趣了。他似乎不仅通晓印度文学，而且通晓英国文学，但没有看出他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或思想有什么了解。
当我说印度的宗教是他们所有哲学的基础时，他纠正了我的说法。“不，”他说，“不是这样的。印度没有你所说的那种宗教；印度有的是各种哲学体系，而神学，印度教神学，是其中一种。”
我问他，受过教育、有教养的印度教徒是否仍然积极地相信因果报应和轮回。他回答得斩钉截铁：“我自己对此是完全相信的。我确信在此生之前，我已经经历了无数次轮回，我不知道自己还要转世多少次才能解脱。因果报应和轮回是我所知唯一能够解释人类不平等和世间邪恶的东西。如果我不相信它们，我会觉得这个世界毫无意义。”
我问他，相信因果报应与轮回的印度人是否比欧洲人更害怕死亡。
他花了点儿时间想了想怎么回答，在思考的时候，他又谈了些别的事情（我知道他说话时经常这样），所以我还以为他不会回答了呢。然后他说：“印度人不像日本人那样，从小就被教导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日本人认为有许多情况需要自己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印度人并不因为死亡会结束生命而害怕死亡，印度人之所以害怕死亡，是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将投胎成什么。他不能保证自己是会转世成婆罗门、天使，甚至是神灵，还是会转世成首陀罗、一条狗或者一条虫。当他想到死亡时，他害怕的其实是来世。”
印度七弦琴演奏者。他四十岁，身材魁梧，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脑袋的前半部分也刮得干干净净，后面的头发很长，扎成一个发髻。他围着一条腰布，穿着一件无领衬衫。他坐在地板上弹奏，乐器装饰精美，刻着浅浅的浮雕，尾部刻的是一条龙。他演奏了几个小时，不时地唱上几嗓子，唱的曲子有的是几百年的老歌，但也有一些没那么老，是上个世纪的音乐，当时的统治者还是特拉凡哥尔大君（他自己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音乐家），那时的人们对艺术有着极大的热情。这是一种繁复华丽的音乐，需要你全神贯注地听，如果我对现代音乐毫不了解，那么我可能根本就听不懂。它是慢节奏的，当你的耳朵习惯了之后，就能听出它的多样性与和谐感。近年来，作曲家们深受现代音乐、欧洲音乐的影响，在这些东方音乐中，依稀能听到风笛声或军乐队的威武之音，这感觉怪怪的。
印度人的房子。房子的主人是个法官，房子是他从祖辈那里继承来的。他已经过世了，他的遗孀接待了我，那是个矮胖的女人，穿着白色的衣服，白色的鬈发垂在背上，光着脚。你从一堵白墙上的门洞走进去，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凉亭，天花板雕着花纹，是杰克木的。上面刻着荷叶，中心是一个起舞的湿婆浅浮雕像。接着你走进一个到处是尘埃的小院子，院子里种着变叶木和山扁豆。然后你走到了房子里。房子前面是一个飞檐的回廊，上面是敞开的木板屋顶，连接得很漂亮，天花板上刻着棕色的雕饰，跟凉亭上的一样。回廊两端各有一个拱起的部分，下面是主人通常用来收纳衣服的地方，也能充当座位。他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后面是两扇门，门上都装着华丽的锁和铰链，都是用带雕饰的铜做的，它们通向两个昏暗的小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张床，主人就睡在其中一张床上。一侧有一个封起来的缝隙，通向一个谷仓。你从一旁的小边门穿过去，便进入了另一个院子，院子后面是女眷的住所，旁边是厨房和一些小房间。我被领进一个房间，里面摆着一些破旧的老式欧洲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