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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继承盛唐局面的唐肃宗，按照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他的出身与被立为太子，“亦与武氏之党有关”。肃宗的母亲是元献皇后，姓杨氏，曾祖杨士达在武则天的时期，因为属于武则天的母族，被追封为郑王。肃宗的早年，受到宰相张说的重视，肃宗的同母妹妹宁亲公主便下嫁给张说的儿子张垍。但是，肃宗在东宫为太子期间，地位并不稳固，多次遭遇危机，原因何在？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肃宗母为武曌外家，张说复为武氏之党，此其所以终能立为太子，而又因其关系不及武惠妃诸子与武氏关系之深切，所以难在储位，常危疑不安也。”
最后，陈寅恪先生总结全文：“综括言之，此一集团武曌创组于大帝之初，杨玉环结束于明皇之末者也。唐代自高宗至玄宗为文治武功极盛之世，即此集团居最高统治地位之时，安禄山乱起，李唐中央政府已失统治全国之能力，而此集团之势力亦衰竭矣。故研究唐之盛世者不可不研究此集团，特为论述其组成及变迁之概略，以供治吾国中古史者之参考。”
至此，我们介绍了陈寅恪先生《李武集团》的主旨和基本内容。陈寅恪先生治史，多能从全局出发，见人所未见，发现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用李武婚姻集团这个概念，提炼出唐朝前期统治集团上层的内部关系，从而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观察线索。
第二节 《李武集团》一文在陈寅恪唐史研究中的位置
陈寅恪先生研究隋唐历史，上自魏晋南北朝，下启五代北宋，尤其关注历史转变的重大问题，往往能抓住普遍问题，提炼出核心观念，从而全面推进史学的研究。那么，研究唐前期政治上层的婚姻关系，提炼出李武婚姻集团这个核心概念，在陈寅恪的唐史研究系列著述中，处于什么位置呢？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有利于认清该文的学术价值，也有助于观察陈寅恪的唐史研究的总体情况。
《李武集团》一文，对于此前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是陈先生概括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中国统治集团的重大学术概念，是陈寅恪先生对于中国中古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陈寅恪先生1939年完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1年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①，与关陇集团有关的论述开始出现，两书的布局在陈先生那里是明确的，所以提及这个重要概念的时候，两书展现有所不同。关陇集团的形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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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8、129页。
于宇文泰带领的军事集团创立西魏与北周的过程，最密切的概念是“关中本位政策”，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强调的正是宇文泰的关中政策问题。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论述隋唐制度的渊源有三个传统：第一是北魏、北齐，第二为梁、陈，第三为西魏、北周。而第三，陈先生概括为：“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①这个核心观点，在后面的具体篇章中反复提出强调。
首章礼仪中，论及宇文泰的关中政策与苏绰关系密切，指出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的环境与原因，言及这个问题②。宇文泰的关中政策，与当时天下格局有极大的关系，为的是加强内部文化凝聚力，与东方的东魏及江南政治相抗衡③。陈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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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第4页。
②“适值（宇文）泰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窜割关陇一隅之地，而欲与雄踞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左之萧氏争霸，非别树一帜，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冶胡汉为一体，以自别于洛阳、建邺或江陵文化势力之外，则无以坚其群众自信之心理。此（苏）绰所以依托关中之地域，以继述成周为号召，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非驴非马。取给一时，虽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而其创制终为后王所捐弃，或仅名存而实亡，岂无故哉！质言之，苏氏之专业乃以关中地域观念及魏晋家世学术附和鲜卑六镇之武力而得成就者也。”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第20页。
③“魏孝文以来，文化之正统仍在山东，遥与江左南朝并为衣冠礼乐之所萃，故宇文泰所不得不深相畏忌，而与苏绰之徒别以关陇为文化本位，虚饰周官旧文以适鲜卑野俗，非驴非马，借用欺笼一时之人心，所以至其子（武帝）并齐之后，成陵之鬼馁，而开国制度已渐为仇雠敌国之所染化（见下章论职官、刑律、兵制诸书）。然则当日山东邺都文化势力之广大可以推知也。”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第49页。
论稿》阐述宇文泰的关陇文化本文政策，比较集中的文字是在第三章职官中进行的，文字略长，含义完整，其论如下：
宇文泰凭借六镇一小部分之武力，割据关陇，与山东、江左鼎足而三，然以物质论，其人力财富远不及高欢所辖之境域，固不待言，以文化言，则魏孝文以来之洛阳及洛阳之继承者邺都之典章制度，亦岂荒残僻陋之关陇所可相比。至于江左，则自晋室南迁以后，本神州文化正统之所在，况值梁武之时庾子山所谓“五十年间江表无事”之盛世乎？故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此种关陇文化本位之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众，要言之，即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其关系氏族郡望者，寅恪尝于考辨李唐氏族问题文中论之，如《李唐武周先世杂考》所引《隋书•经籍志》之文，即其确证之一也。约言之，西魏宇文泰改造汉人姓氏及郡望之政策分为二阶段，其先则改山东郡望为关陇郡望，且加以假托，使之与六镇发生关系。其后则径赐以胡姓，使继鲜卑部落之后。迨周末隋文帝恢复汉姓之时，大抵仅回至所改关陇郡望之第一阶段，如隋唐皇室之郡望仍称弘农陇西是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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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第100—101页。
在关陇、山东和江南三足鼎立的大格局之下，从实力的角度观察，人力物力方面关中地区处于劣势；文化方面，关中方面的也没有优势可言，于是宇文泰一方面加强军事和农业建设，以增强物质的实力，另一方面，创建系统的文化政策，不仅与兵农政策相配合，更要实现精神上的自成一体，达到凝聚境内胡汉民众为一家的目标，这便是“以关陇地域为本位”的“关陇文化本位之政策”。关陇文化本位政策涉及面很广，要点是用儒家经典《周礼》为理论根据，应对的是关陇地区及胡汉混合现状，目标则是建立“关陇地域为本位的坚强团体”。具体政策的推进，先有改山东郡望为关陇郡望，这便与六镇鲜卑贵族发生关系，然后再赐胡姓于汉人，造成统治阶层的胡汉一体化。
关中本位政策，并不限于文化方面，陈先生认为府兵制就是与“关陇物质本位政策”相关的①。但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全篇是讨论隋唐制度的，在涉及关陇本位政策时，虽然谈及胡汉人群问题，但决不当作重点讨论，且都留待下一篇《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显示两部著作的谋篇布局早有分工。宇文泰开创的关陇本位政策，造就了关陇胡汉军事政治集团，陈先生多有“关陇集团”“关陇军事集团”等概念表示，而系统论述这个集团，则集中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中。陈先生此著分三篇，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篇《政治革命及其党派分野》、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其中前两篇都与本文的论述宗旨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李武集团》一文的写作，就是承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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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职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第101页。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这两篇而来。
上篇先讨论李唐皇族的氏族问题，从而证明李唐的皇室本身就是宇文泰关陇本位政策的产物，同时也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于是，一个问题自然显现，那就是关陇集团在中国中古时期的重要性。而论证这个问题，还是要承接前书：
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与财富兵强之山东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借，俱远不如其东南二敌，故必别觅一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在此以前，秦苻坚、魏孝文皆知此意者，但秦魏俱欲以魏晋以来之汉化能罩全部复杂民族，故不得不亟于南侵，非取得神州文化正统所在之江东而代之不可，其事既不能成，仅余一宇文泰之新途径而已。此新途径即就其割据之土依附古昔，称为汉化发源之地（魏孝文之迁都洛阳，意亦如此，惟不及宇文泰之彻底，故仍不忘南侵也），不复以山东江左为汉化之中心也，其详具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兹不赘论。此宇文泰之新途径今姑假名之为“关中本位政策”，即凡属于兵制之府兵制及属于官制之周官皆是其事。其改易随贺拔岳等西迁有功汉将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别撰谱牒，纪其所承，又以诸将功高者继塞外鲜卑部落之后，亦是施行“关中本位政策”之例证，如欲解决李唐氏族问题当于此中求之也。①
此处之论，多与《渊源论》相承接，重在阐述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出台的背景与内容，而与《渊源论》强调重点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制度，后者强调集团。正因为关中本位政策，造就了一个胡汉不可分离的集团，此集团从西魏北周以来，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都是中国北方甚至中国的统治集团。但是，到了唐代，尤其是从武则天时代开始，这个统治集团遭遇破坏，制度发生变化，集团成员发生变动，传统的关陇集团遭到新兴集团的攘夺替代。陈寅恪用大篇幅文字解释这个变化过程：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径并不必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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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第198—199页。
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
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而天宝安史乱后又别产生一新世局，与前此迥异矣。夫“关中本位政策”既不能维持，则统治之社会阶级亦必有变迁。此变迁可分中央及藩镇两方叙述。其所以须有此空间之区别者，因唐代自安史乱后，名义上虽或保持其一统之外貌，实际上则中央政府与一部分之地方藩镇，已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其统治阶级氏族之不同类更无待言矣。盖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约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史家述此，不得不分之为二，其理由甚明也。①
武周开始的关中本位政策破坏，一直持续到玄宗时期。此后，再论证阶层集团的升降，陈寅恪先生的重点在于强调安史之乱后，中央与地方分属于不同的阶层问题，“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关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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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第202—203页。
之集团，其统治阶级氏族之不同类更无待言”。
“长安文化为中心、恃东南财赋以存立集团之中，其统治阶级为此集团所占据地域内之二种人：一为受高深文化之汉族，且多为武则天专政以后所提拔之新兴阶级，所谓外廷之士大夫，大抵以文辞科举进身者也；一为受汉化不深之蛮夷，或蛮夷化之汉人，故其人多出自边荒区域。凡自玄宗朝迄唐亡，一百五十年间身居内廷，实握政治及禁军之权者皆属此族，即阉寺之特殊阶级是也。”①那么，根据陈先生的文字，从武则天到唐玄宗，传统的关中本位政策遭到破坏，关陇集团的统治被替代，那么替代关陇集团的是什么人呢？一是外廷士大夫，他们属于高深文化之汉族，另外则是汉化不深的蛮夷，如玄宗以后的宦官集团，如河北武装集团，等等。对于这些集团的分化，陈先生着重用文化背景进行分析，河北武装集团，有的虽然是汉人，但久染胡风，是汉人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