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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总括以上所述者论之，则知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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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第204—205页。
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至于武曌，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此集团既破坏后，皇室始与外朝之将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将帅属于不同之阶级。同时阉寺党类亦因是变为一统治阶级，拥蔽皇室，而与外朝之将相大臣相对抗。假使皇室与外廷将相大臣同属于一阶级，则其间固无阉寺阶级统治国政之余地也。抑更可注意者，关陇集团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辞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番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举凡进士科举之崇重，府兵之废除，以及宦官之专擅朝政，番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方隅，其事俱成于玄宗之世。斯实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集团完全崩溃，及唐代统治阶级转移升降即在此时之征象。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线，其事虽为治国史者所得略知，至其所以然之故，则非好学深思通讥古今之君子，不能详切言之也。①
在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是隋唐时代问题的出发点，政治制度的变迁与此有关，统治阶层的升降变动也与此有关。由此观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虽为两书，根本问题则是一个。即论证关中本位政策的来龙去脉，前书重点分析此政策的来源与制度文化方面的表现，后书则论证此政策造成的关陇集团的衰落与替代。
关陇集团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势力，在中央外廷，主要是在科举制度之下诞生的文学之士，与之抗衡的是阉党集团，而地方则是胡人武装集团。唐初在关陇集团的背景下，出将入相是正常现象，后来则文武分途，如此可以解释唐朝后来的许多政治问题，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以及党争，等等。陈寅恪先生研究唐史，对于重大历史现象皆有关照，而统治阶层的升降替代则是他分析唐代历史的一条基本线索。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中篇题为“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实际上是前一主题的分论，既考虑制度又考虑阶层，而思考的出发点仍然是唐史中的重要历史现象。唐朝前期，经常发生中央政变，谁掌握玄武门谁就会成为胜利的一方，这既与军事制度相关，也与宫廷布局相关。与此同时，地方叛乱皆无成功，这依然是全国军事布局的必然结果。但是，安史之乱却取得成功，地方成功发动叛乱，并保持河北割据始终。原来，这依然可以归因于关中本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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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第234—235页。
的破坏，府兵制下的军事格局，在武则天、唐玄宗时代遭遇破坏，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不再，安禄山、史思明的边镇军队于是有条件造反成功。在这个环节中，对于外廷的文人团体再进行分析，发现传统士大夫与进士科出身的士人形成两个团体，从而构成了牛李党争的各自基础。然而，所有这些政治问题，仅仅是朝廷内部因素决定的吗？所以下篇是个重要补充，在讨论唐朝内部政治变动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边境外族的互动关系，如此则补充了前文强调的武则天、唐玄宗时期对关中本位政策的破坏问题。
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关中本位政策问题是他理解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发展变化的基本方针。但是，相对于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的分析，对于替代这个集团的社会势力的分析研究则相对薄弱。比如，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相对应，而这个分析具有分明的地域特色，如此则其他地域的情况如何？包括在关陇集团被替代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其他地域集团的问题？在讨论关中本位政策的时候，对照山东高氏集团、江南萧梁集团，无论是地域还是文化，这种对比反复出现在陈寅恪先生的笔下，那么到了唐代，这两个地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这些问题显然是可以从阅读陈著中提出，陈先生自己也没有停止思考。
作为补充《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第一篇论文是陈先生的《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①，然后就是本篇《李武集团》。首先，陈先生强调山东豪杰是隋末唐初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能征惯战，有组织有战力，平时务农，战时出征，而在种族文化上是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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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初版《岭南学报》1952年第12卷第1期，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第243—265页。
汉杂糅的后裔。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成为朝廷政治斗争努力争取的力量。正是在这篇论文中，陈先生第一次讨论了李勣和武则天的关系问题，从而揭示了武则天当皇后的重大社会历史背景。而李勣的重要性在于，他是山东豪杰的领袖。“盖当时中国武力集团最重要者，为关陇六镇及山东豪杰两系统，而太宗与（李）世勣二人即可视为其代表人也。世勣地位之重要实因其为山东豪杰领袖之故，太宗为身后之计欲平衡关陇、山东两大武力集团之力量，以巩固其皇祚，是以委任长孙无忌及世勣辅佐柔懦之高宗，其用心可谓深远矣。后来高宗欲立武曌为后，当日山东出身之朝臣皆赞助其事，而关陇集团代表之长孙无忌及其附属系统之褚遂良等则竭力谏阻，高宗当日虽欲立武氏为后，以元舅大臣之故有所顾虑而不敢行，唯有取决于其他别一集团之代表人即世勣之一言，而世勣竟以武氏为山东人而赞成其事，论史者往往以此为世勣个人道德之污点，殊不知其社会集团之关系有以致之也。”①
本文所论《李武集团》，晚于《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两年，而问题既有相关性，论证又有继承性。比如废王立武过程中，前篇论文提及而已，后来倾力讨论的是山东豪杰问题，对于关陇集团在此一事件中的表现，略而未言，于是《李武集团》一文则大力讨论，所涉人员无不一一排列资料，考证家世来源及与集团的关系，等等。
不仅如此，《李武集团》一文的核心论证，其实是对《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来的一个悬而未决或者说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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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54页。
开讨论，即关陇集团究竟被谁取代的问题。此前已经涉及的外廷士大夫，来自两个部分，一是传统士族（如山东士族），二是科举士人。武人集团和宦官集团，或者来自胡化汉人，或者来自边远区域，汉文化水准不高。那么，这些最核心的统治集团呢？其实并未涉及。《李武集团》一文便是说明最高核心统治集团的，从武则天以来，她一手建造的李武婚姻集团才是唐前期的最高统治者。
总之，从陈寅恪先生的系统论证来看，只有到了《李武集团》一文之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来的论题才算完成①。这些问题既是陈先生提出的，又是陈先生补充的，从而构成了陈氏史学的有机整体。整体考虑陈先生的论著，是理解陈氏史学的关键，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到清晰的发展理路。用汪荣祖先生的话来说：“寅恪论史的长处，在于彼此呼应，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②从体系上读陈先生论著，确如汪荣祖先生之论，但把陈先生的论著放在编年史的角度去看，则可以发现前后的联系与发展。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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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第二章《陈寅恪先生三部专著及三篇论文主旨述要》，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主旨述要一节中，王先生指出：“述上篇中篇之主旨须与先生之文《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论韩愈》《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士族志推测后记》《三论李唐士族问题》并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②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汪先生此书，初版由香港波文书局于1976年刊出。1984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再出。1992年江西百花文艺出版社又纳入《国学大师丛书》，更名为《陈寅恪评传》。每版，多有修订增补。
③参见袁英光《略论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贡献》，也是把《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放在一起讨论。初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收入《解析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43—168页。
第三节 后续发展与讨论
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凡治中古史者，必奉为圭臬。那么《李武集团》一文，在后来的继承发展情况，也是我们观察理解这篇论著的一个重要视角。
上文已述，《李武集团》一文，承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中尤其以“关中本位政策”为根本线索。学术界对于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多有讨论回应，其始点并非自《李武集团》一文，而是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始。述其大要，学界对于关陇集团的观点基本是认同的，但关于关陇集团统治的结束时间，看法并不相同，争论多由此展开。
岑仲勉先生很早在他的《隋唐史》一书中就做出反应，认为：
“关中本位政策”或称为“关陇集团”，以谓则天本家不在此集团之内，故蓄意破坏而代之以新兴进士。殊未知初唐优待太原元从，（参《会要》四五）太原不属西魏范围，如当时果持此一政策，是从龙之辈已受排斥，其立说脱离现实甚明。抑武后父士彟武德元年官库部郎中，实握财政出纳权，且是“恕死”者十六人之一，（同上引）岂武后亦打击其本家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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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岑仲勉：《隋唐史》下卷第十八节“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8页。
岑仲勉先生统计唐太宗时期的宰相，多不是关陇出身，因此认为唐太宗时期已经不再坚持关中本位政策了。可见，岑仲勉先生是认可关中本位政策的，不过不同意关陇集团的历史结点而已。但是，相对于陈寅恪的多方论证而言，这样的回应其实更近似意见表达，系统的论证还需要进一步。
汪篯先生就相关论题，写作两篇论文，一篇为《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论证唐太宗要提升西魏北周人物的社会地位，建立一个新的族阀，“这个族阀乃是以皇家外戚即以前的关陇贵族的主要家族主其轴心，而以‘凡在朝士’之各种来源复杂的家族环其外围，让它慢慢地成为坚强而巩固的团体”①。可见，汪篯先生不仅赞同“关陇贵族”这一概念，支持陈寅恪的相关论述，而且进一步认为，唐太宗依然有强烈的关陇观念，甚至采取实际政治行动巩固关陇集团的核心政治地位，努力提高关陇核心家族的社会地位，力图建立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新团体，把其他来源的官员都纳入这个团队之中。
汪篯先生另一篇论文《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②，可以看作是前文的姊妹篇，该文以唐太宗的二十八位宰相为研究对象，其中属于高祖时期的旧相六人之外，属于唐太宗提拔的有二十二名。在这些新宰相中，发现山东人占一半，是十一人，关中人占据六名，而江南人有五名。这个现象岑仲勉先生已经发现，但是解释却大不相同。汪篯先生认为，一方面关陇贵族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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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初刊《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收入作者《汪篯隋唐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50—164页。汪篯先生论著多为身后发表，其具体创作时间多难明确。
②《汪篯隋唐史论稿》，第132—149页。
是核心家族本来就人数不多，不足以应付统治庞大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山东人士本来就人数众多，且太宗又有团结山东，缓和矛盾的政治考虑。尤其是，这些提拔的山东人，多出身微族，并不是山东士族，而对传统山东士族的代表崔卢李郑等，太宗一直提防甚至压制。陈寅恪先生认为，唐太宗就是关陇贵族的代表，所以分析宰相成员以山东为多，但掌控朝廷还是关陇集团。因为山东人是关陇政治核心的统战对象，尤其又是微族出身，为关陇所用的意图自然显现出来。
汪篯先生又著《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非常明显是对陈寅恪《李武集团》一文的全面发展。“废王立武”事件在陈先生的《李武集团》一文的属于部分内容，很多内容点到即止。汪篯先生此文，完全可以看作是《李武集团》一文在“废王立武”这一点上的全面展开。唐太宗去世之后，长孙无忌代表关陇贵族执掌朝廷，此时提拔的新任宰相清一色出自关陇集团，而围绕皇帝继承人问题，长孙无忌等也早做安排。从王皇后与武则天的出身来看，王皇后及其舅舅柳奭皆关陇集团中人，而武则天则与关陇集团则毫无关系。废王立武，以长孙无忌一派失败而告结束，最重大的后果则是关陇集团失势，包括随后的持续打击，导致“关陇集团的残余灰烬亦遂不复有再度燃烧的可能了”。①
汪篯先生作为陈寅恪的研究生，他的研究对导师学术的继承发展十分鲜明，这些文章的主旨都来自陈寅恪，加深论证、拓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