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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元贞点校：《武则天集》，第76页。
②《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27页。
注释曰“诚谓无虚操，信谓不愆期，言能忠诚信实者，则人皆爱矣”①。征引古书，是《臣轨》写作的重要特色，从这个角度看，《臣轨》设置主题，引证古书并进一步凝练成自己的文字，以达到全书的训导目的。
《臣轨》征引古书，可以分作明引、暗引两种类型。以第五匡谏章，最后引证郑玄的《孝经》，其正文为：“是以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兴，贵在谏子。若君父有非，臣子不谏，欲求国泰家荣，不可得也。”然后，《孝经》曰：“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不诤于君。郑玄曰：君父有不义，臣子不谏诤，则亡国破家之道也。”②这是明引的例证，直接写出所引的书名。
简单统计《臣轨》一书的明引书目，大约有如下诸多。
第一章，引有《左传》、《尚书》、孔安国《尚书传》、《尚书•周书》、杜预《左传集解》、《尸子》、《楚辞》、《毛诗》、《晏子》、《名臣奏议》、《韩子》、陆景《典语》等。
第二章，引有《左传》、《论语》、孔安国《尚书传》、《礼记》、《孝经》、郑玄《论语注》等。
第三章，引有《老子》、河上公《老子注》、《庄子》、《文子》、《管子》、《淮南子》、《说苑》等。
第四章，引有《左传》、《论语》、《孝经》、《毛诗》等。
第五章，引有《易经》、杜预《左传集解》、《孝经》、《新序》、《说苑》、《尚书》、《代要论》、《论语》、郑玄《孝经注》。
第六章，引有郑玄《论语注》、《吕氏春秋》、《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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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元贞点校：《武则天集》，第45页。
②同上，第44页。
第七章，引有郑玄《论语注》、《列子》、《风俗通》。
第八章，引有《文子》、杜预《左传集解》。
第九章，引有《孙子兵法》、杜预《左传集解》、《吴子》、孔安国《尚书传》。
第十章，引有《史记》、《左传》、《尚书》、《管子》、《论语》、《王文宪集》、《老子》、《庄子》。
这是所谓明引，还有暗引。所谓暗引，这里是指没有提供书名，而是讲述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比如讲赵括纸上谈兵，这是《史记》记载的故事。窦婴为将的故事，也是《史记》《汉书》所载，虽然《臣轨》不具引，其实读用这些书是没有问题的。
《臣轨》引用书籍，多是常见书，不过对于今人而言，则有佚书在焉。比如郑玄的书，比如杜恕《体论》、桓范《代要论》等。
史书记载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①，虽然承认武则天有一定的文史素质，但较少与她的“多智计”相联系。现在看来，武则天的编写图书是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在教导他人之前，她自己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知识、理论和历史素养。这些，显然都是她成功完成女皇征程的重要因素。沈既济曾经指出：“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②把唐代的文学尤其是科举考试文章归因于武则天的文学爱好，这显然过于简单化，但这是另外一个视角对武则天文学素养的承认。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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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15页。
② 《通典》卷一五《选举三》，注引沈既济言论，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57—358页。
的文史素养自然不是从天而降，是她努力学习的结果，而她领导图书编纂工作，正是最佳的学习方式。
武则天的这些著述，把唐朝以前中国的历史经验、政治智慧、社会道德分门别类地进行梳理和编排，目的是为了教导天下各个群体，而首先接受教育的恰恰是编者，而受益最显者莫过于武则天。武则天后来的政治发展，与她的编书活动有着怎样的关联，我们虽然不能具体论证，但是通过编书这种方式的学习，武则天的治国理政、应对危机、掌控时局的能力获得提升，则是没有疑问的。
附论
关于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第一节 《李武集团》论文内容概述
陈寅恪先生著《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以下简称《李武集团》），原载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①。《李武集团》是先生研究唐代政治的一篇重要论文。
《李武集团》一文，总标题下未再分小节，但论及问题甚多，概括如下。
论文开明宗义，指出唐朝前期，即从建国到唐玄宗安史之乱，百年多的时间里，实际的统治集团是一个“牢固之复合团体”，举凡政治与社会的变迁发展，无不与这个集团关系密切，即“李、武为其核心，韦、杨助之粘合，宰制百年之世局”。这个集团内在的结合，即是通过婚姻关系得以完成，这便是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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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第266—295页。
然是长达百年的中国最高统治集团，研究价值之高也是自然而言的。论文开篇即如此强调这个婚姻集团的历史意义，让读者产生一种强烈的期盼。
读者也许会发问，一个婚姻集团，真的有如此强大的政治能量吗？陈先生紧接着介绍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集团与集团品格（价值倾向），其实就是回答这样的问题的。重视婚姻关系，或者说利用婚姻关系强化士族集团内部的联系，凝结集团的利益关系，原来是一个历史的基因。南北朝以来至隋唐之际，婚姻与士族观念紧密联系，而士族的崇尚，无不以地域为基础，对此柳芳论氏族集中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按柳芳之论，士族（氏族）的地域划分，不过江南侨姓、东南吴姓、山东郡姓、关中郡姓和代北虏姓而已，而各个区域的氏族都有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如山东郡姓崇尚婚娅、江左崇尚人物、关中崇尚冠冕、代北崇尚贵戚等。李唐皇室与勋贵名臣家的联姻是一个基本方向，陈先生认为这正是关陇集团尚冠冕与贵戚的历史传统的继续。
“李唐皇室本出于宇文泰之胡汉六镇关陇集团，实具关中、代北两系统之性质。”唐太宗是关陇集团的政治领袖，“太宗深恶山东士族，故施行压抑七姓十家之政策”。“太宗之婚姻观念不仅同于关中人之尚冠冕，兼具代北人之尚贵戚矣”，所以，“李唐皇室初期婚姻之观念及其婚姻缔构之实况必带有深重之地域色彩，即关中地方性”。唐太宗讨厌山东士族，采取措施打压山东士族，不仅在《氏族志》中明确排斥山东士族，更明令不许在婚姻过程中存在买卖行为，这便是“禁卖婚”。根据《新唐书•高俭传》的记载，“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陈寅恪继续推论道：“今王妃氏族不易详考，但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诸女之夫婿姓名观之，可以知唐皇室之婚姻观念实自武曌后而一变也。”
然后，陈先生用稍大的篇幅考证武则天的家族出身，认为武家不是山东士族。那么，唐太宗为什么会纳武则天为才人呢？这不跟唐太宗的一贯婚姻观念相冲突吗？陈先生自然有解释。武则天父亲武士彟，虽然出身商人，与士族毫无关系，但是他的二婚却增高了社会地位。“武士彟在隋世乃一富商，必无与观王（杨）雄家联姻之资格。其娶杨氏在隋亡以后，盖士彟以新朝贵显娶旧日宗室，籍之增高其社会地位，此当时风俗所使然，无足怪也”。武则天固然美貌，但唐太宗应该更重视其母亲隋杨宗室的背景，于是拥有备宫闱下陈的条件，但还不具备做皇后的资格。正因为如此，当唐高宗准备封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朝廷掀起了轩然大波。
高宗朝遭遇废王立武事件，朝廷分化为赞成与反对两派，正因为如此，陈先生指出，此事不仅仅是宫闱之间的斗争，“实为政治上社会上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决胜负的一大关键”。此判断甚为重要，从一贯的宫廷政治斗争看法，一变成为政治与社会的斗争，而从宫廷斗争的表层，发现背后的政治社会本质，史学立意骤然提升。
陈先生考证两派成员的构成，主要考察出身的地域关系。“王皇后本唐皇室旧姻，且其外家柳氏亦关中郡姓，故为关陇集团所支持，欲借以更巩固其政治之势力也。燕王忠之为太子亦为关陇集团政治上的策略，高宗废黜王皇后并燕王忠之储位，而改立山东寒族之武氏及立其子为太子，此为关陇集团所万不能容忍者，长孙无忌等之力争实以关系重大之故，非止皇室之家室而已也。”关陇集团此时的核心领袖是长孙无忌，而赞成派的核心人物是李勣。李勣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是因为他既是山东集团的代表，又是军事力量的代表。为什么李勣会支持废王立武呢？秘密出在地域关系，用陈先生的话说：“世勣所以不附和关陇集团者，则以武氏与己身同属山东系统，自可不必反对也。”还有褚遂良、许敬宗，虽然出身皆是南朝系列，但分属于不同的两派，原因是南朝被北朝灭亡之后，“此等人乃属俘虏家臣性质，绝无独立资格”。
从确立武则天为皇后，陈先生得出重大结论，认为这是中国中古史的一个转折点，“盖西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至此而改易，宇文氏当日之狭隘局面已不适应唐代大帝国之情势，太宗以不世出之英杰，犹不免牵制于传统之范围，而有所拘忌，武曌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才，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也”。这里，陈先生把废王立武事件与后来武则天称帝紧密地联系起来并统一加以考察，从而得出如上结论。
武则天称帝时间并不长久，但对于唐朝政治的影响却很深远，对此陈寅恪先生进行了重点探究。武则天后期，在确定不立武氏为接班人之后，花费很大力气安排后事，而重点就是制造李武混合的政治势力，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充分利用婚姻关系。应该承认，武则天这个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以至于神龙政变十分不彻底，唐中宗很快回归武则天政治，而政变的主导者张柬之等很快由政变的功臣变成唐中宗的罪人。此外，武则天宽进严出的人才政策，多揽天下人才为其所用，而感于知遇之恩，很多人于是成为李武集团的拥护者。
在陈寅恪先生的论证中，即使到了唐玄宗开元时期，很多朝中的人物依然保持着武氏人脉关系，他们的斗争，依然是武则天时期斗争的继续。比如，姚崇与张说的矛盾，陈寅恪先生总结说：“武氏的政治势力至玄宗朝而不稍衰歇，姚崇、张说虽为政敌，然皆出武氏之党，不过有派别之分耳。”不过，陈寅恪先生最重要的论证还是武则天之后，武氏之党内部的斗争问题，从时间上说“自中宗神龙初至玄宗先天末”，政治斗争的对手都是“武曌所组织之统治集团内既有派别”，具体而言，“韦后、安乐公主等一派与太平公主、玄宗等一派相争，前派败而后派胜，此固武周组织之大集团内派别之争也。即太平公主等与玄宗之争，则此一派中又分为两派，自相竞争，而有胜败也。其分别虽多，要为此大集团内之竞争”。
武则天的政治生命行将就木的时候，迎来了唐朝的政变高发期。第一次，神龙元年（705）元月，张柬之等人经过策划，以反击“二张”为借口，推翻武则天的统治，实现了唐朝的回归，中宗再次成为唐朝皇帝。中宗时期在坚持武周政治基调和回归唐朝的政策上犹豫彷徨，最后把神龙政变的策划者们驱逐剿灭，武三思代表的武周势力继续得势。第二次，中宗景龙元年（707）七月，太子重俊发动政变，以武三思、上官婉儿为直接攻击对象，如果成功，中宗、韦皇后地位难保，但这次政变以失败而告终。第三次，唐隆元年（710）六月，中宗驾崩之后，李隆基做先锋，太平公主、睿宗为后台，最后诛杀韦皇后为中心的韦氏集团，睿宗一支夺得政权。第四次，先天二年（713）七月，皇帝玄宗发动政变，诛灭太平公主之党。在这一系列的政变之后，唐朝的政治终于走出动乱的阴霾，进入稳定的开元时期。而这一系列的政治斗争，陈寅恪先生发现了一致的政治背景，那就是武氏政治集团，除了太子重俊外，皆属于“武曌组织之大集团”。太子重俊政变的失败，从背景上看，只因为他是这个大集团之外的“孤军”。中宗驾崩之后，之所以韦皇后集团最终失败，陈寅恪先生认为，那是因为“武曌拔取之人才皆不为之用故也”。至于唐玄宗一派战胜太平公主一派，是因为唐玄宗一派“才略为优”。
陈寅恪认为，在唐玄宗统治中国的时期（开元、天宝时期，因为先天时虽然玄宗已经为天子，但没有完全掌权），依然可以看到武氏政治势力的绵延存在，而关键人物就是高力士。“宋璟、张说、张九龄等先后任将相，此诸人皆为武曌所拔用，故亦皆是武氏之党，固不待论。即天宝时最有实权之宰相，先为李林甫、后为杨国忠，此二人之任用实与力士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故亦不可谓不与武氏有关系也。此武氏政治势力自高宗初年至玄宗末年虽经历神龙之复辟，而历久不衰之主因，力士在玄宗朝其地位重要亦可以推知矣。”唐玄宗曾经宠爱武惠妃，而武惠妃是武攸止之女，玄宗曾有立惠妃为后的打算。高力士是内官高延福的养子，而高延福出自武三思家，高力士因此有机会出入武三思家。李林甫入朝为相，深得武家势力的支持。开始，侍中裴光庭的夫人是武三思之女，与李林甫有私情。裴光庭去世，其夫人直接找高力士，要求高力士想办法让李林甫代替裴光庭的位置，高力士虽然不敢如此说服唐玄宗，但还是做了充分铺垫，并最终使得李林甫入相成功。李林甫入相之后，终于获得了武惠妃的好感，因为李林甫表示要保护武惠妃的儿子寿王。陈寅恪先生总结道：“李林甫为天宝前期政治之中心人物，其所以能致是者，则由于高力士、武惠妃之助力，此亦玄宗用人行政深受武氏影响之明证，而武氏政治势力至是犹未衰歇，可以想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