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场小说上一章：为将之道：世界名将的成名之路与领导艺术
- 官场小说下一章：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
根据《旧唐书•刘祎之传》，协助武则天编写图书，是高宗上元年间的事情。刘祎之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刘子翼也以学问著称，曾官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预修《晋书》。而刘祎之“少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寻与利贞等同直昭文馆”。北门学士皆以文学见长，读书作文是他们的最骄人的功夫。不过，北门学士也有另外一种历史书写，认为他们参与了武则天的夺权事业②。北门学士中，仕途发展最好的就是刘祎之，在中宗被武则天废黜之后，作为睿宗的人，刘祎之高升宰相。扬州事变之后，裴炎以谋反罪被杀，许多人受到牵连，但刘祎之安然无恙。但他最后还是因为主张武则天大政奉还被武则天杀掉。比较而言，与其说刘祎之是武则天的人，不如说他是睿宗的人。“睿宗即位，以祎之宫府旧僚，追赠中书令。”可以说这是一种
————————
① 《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45页。
② 对此，本书有专章讨论，见第九章《北门学士及其历史书写》。
平反。
元万顷与刘祎之一样，“善属文”是他的特长。他的传记还记载道：“万顷属文敏速，然性疏旷，不拘细节，无儒者之风。则天临朝，迁凤阁舍人。无几，擢拜凤阁侍郎。万顷素与徐敬业兄弟友善，永昌元年为酷吏所陷，配流岭南而死。”他帮助武则天修书，最后没有获得善终。他们曾经的同事呢？“时神客、楚宾已卒，履冰、思茂相次为酷吏所杀。”①
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和胡楚宾，都入《旧唐书•文苑传》，大约因为命运相似，范履冰等人的传是以元万顷传的附传方式出现的。
元万顷之外的四人，苗神客和胡楚宾在高宗时期就已经去世。“苗神客者，沧州东光人。官至著作郎。”《旧唐书•五行志》记载一个故事，其中涉及苗神客的思想，其文如下：
调露元年，突厥温傅等未叛时，有鸣鵽群飞入塞，相继蔽野，边人相惊曰：“突厥雀南飞，突厥犯塞之兆也。”至二年正月，还复北飞，至灵夏已北，悉坠地而死，视之，皆无头。裴行俭问右史苗神客曰：“鸟兽之祥，乃应人事，何也？”对曰：“人虽最灵，而禀性含气，同于万类，故吉凶兆于彼，而祸福应于此。圣王受命，龙凤为嘉瑞者，和气同也。故汉祖斩蛇而验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己之将死。夷羊在牧，殷纣已灭。鸲鹆来巢，鲁昭出奔。鼠舞端门，燕剌诛死。大鸟飞集，
——————————
① 《旧唐书》卷一九〇《元万顷传》，第5011页。
昌邑以败。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动必思义，虽在幽独，如承大事，知神明之照临，惧患难之及己。雉升鼎耳，殷宗侧身以修德；鵩止坐隅，贾生作赋以叙命。卒以无患者，德胜妖也”。
看来，苗神客在五行方面还是一个行家里手，否则不会引发裴行俭的请教。
还有胡楚宾，“胡楚宾者，宣州秋浦人。属文敏速，每饮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银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楚宾终日酣宴，家无所藏，费尽复入待诏，得赐又出。然性慎密，未尝言禁中事，醉后人或问之，答以他事而已。自殷王文学拜右史、崇贤直学士而卒”②。
范履冰和周思茂，都死于武则天时代，周是垂拱四年（688），范是载初元年（689）。“周思茂者，贝州漳南人。少与弟思钧，俱早知名。自右史转太子舍人。与范履冰在禁中最蒙亲遇，至于政事损益，多参预焉。累迁麟台少监、崇文馆学士。垂拱四年，下狱死”。“范履冰者，怀州河内人。自周王府户曹召入禁中，凡二十余年。垂拱中，历鸾台、天官二侍郎。寻迁春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修国史。载初元年，坐尝举犯逆者被杀”③。
————————
① 《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第1368页。
② 《旧唐书》卷一九〇《元万顷传》所附，第5011页。《刘祎之传》写作“韩楚宾”，误。
③ 《旧唐书》卷一九〇《元万顷传》所附，第5011页。《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记载为垂拱四年（688）“三月壬戌，杀麟台少监周思茂”，天授元年（690）“五月戊子，杀范履冰”，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7页，第90页。
《新唐书•艺文志》还提及一个参与者是卫业。情况暂不清楚。
通过现有资料可知，武则天的编书工作，都是在高宗时期进行的，是在高宗的支持下完成的一种文化建设事业。近千卷书，不到十年编写完成，这些参与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最大的受益者是武则天，这是没有疑问的。
武则天的这些著述，著作人当然是武则天，这本来不该成为问题。但是，后来的武则天篡夺了唐朝，另立武周，成为唐朝明确无误的公敌，于是如何评价武则天的这些著述，就不能不受到影响。其中，否认武则天著作人的倾向显然是存在的。《新唐书•艺文志》所谓：“武后所著书，皆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卫业等撰。”这是一个代表性的说法。
中古以下，中国的政治人物有编写图书的传统，从《世说新语》到《昭明文选》都是例证。唐朝，早在高祖的时候，不管是东宫还是秦王府，都汇聚了一批文学之士，虽然没有可观的作品出世，但在当时天下未靖的条件下，读书是一项光明正大的活动。
至晚从唐太宗开始，就习惯用著述的方式给后人留下教训。唐太宗有《帝范》四卷，长孙皇后有《女则要录》十卷，唐高宗有《天训》四卷。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儿子章怀太子是个编书能手，有《春宫要录》十卷，《君臣相发起事》三卷，《修身要录》十卷①。
初唐皇室编书，唐太宗的儿子魏王李泰编著《括地志》五五〇卷，应该是最著名的。《旧唐书•李泰本传》有此记载：
———————
① 《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下》，第2026页。
（贞观）十二年，司马苏勖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劝泰奏请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十四年，太宗幸泰延康坊宅，因曲赦雍州及长安大辟罪已下，免延康坊百姓无出今年租赋，又赐泰府官僚帛有差。十五年，泰撰《括地志》功毕，表上之，诏令付秘阁，赐泰物万段，萧德言等咸加给赐物。①
太子也好、亲王也好，包括皇帝、皇后，凡是以他们名义编写的书籍，无不是成于众手，都是组织学者文士完成。唐朝喜欢编书的还有玄宗皇帝，情况也没有不同。但是《新唐书•艺文志》在他人主编的书籍中，不置一言，偏偏在武则天的书下注明是他人所撰，表现出了大义凛然的偏见，这当然和武则天的历史形象密切相关。
这其中，尤以《新唐书•艺文志》所说最为典型：“武后所著书，皆元万顷等撰。”元万顷这些文人学士，奉旨帮助皇后编书，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为此获得荣誉且不言，但履行这些工作并不是义务的，他们的俸禄待遇，就是相应的报酬。这些书籍的编写，都是从武后的立场出发的，都是符合武后身份的，参与编写的学者任何人，都不会写出这类以训导臣民为目标的书籍，因为身份不相符。文人学士充当的角色是协助，从一开始就是有偿劳动，因
————————
① 《旧唐书》卷七六《濮王泰传》，第2653—2654页。根据《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括地志》完成上表是贞观十六年（642）正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74页。
为他们协助编书工作是皇帝派遣的，是有俸禄报酬的。所以，武则天是这些书籍编写的发起者、主题思想的策划者、编写人员待遇的承担者，最后武则天享受著作人待遇，合理合法。其实，武则天的著作权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地方是后来史家的说法，为了否定武则天，竟然要紧剥夺她的著作权。
第三节 意义
唐高宗支持武则天编书，或许仅仅是追随前贤而已，使得李唐皇室的好学之风不至于坠落。同时，通过编书让武则天也有所学习，这至少不是坏事。但是，我们今天再看这个问题，结论可能大大超出唐高宗的预期，武则天编书一事，对于唐朝的历史影响，显然是十分深远的。
武则天的著述，按照《旧唐书》本纪的说法，是“藏于秘阁”的，但是后来目录学著作都很少注录，时势变迁，兵火书厄，图书难存，这是大势所致。新旧《唐书》注录图书，多是有目无书。至《宋史》，可见章怀太子的《修身要录》十卷，但武则天图书则再难寻觅。唐朝是否发生过针对武则天著述的清除活动，只能怀疑，无法确定。因此，我们现在除了《臣轨》，无从得见①。
虽然如此，我们从仅存的《臣轨》一书中，仍然能够对武则天的其他著述有所了解。首先，所有这些著述，都是按主题搜集
———————
①罗元贞先生点校《武则天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从《丛书集成初编》中取得《臣轨》，其他多来自《全唐文》，武则天的诸多著述，确实已经湮没无闻。
资料，分门别类阐述编者的观点，因为这些编者都是学富五车的学者，所以可以认为这些著述的资料丰富、观点鲜明。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而言，是政治正确的极佳著作。其次，这些著述都有鲜明的对象，针对性极强。所有的这些著述，都是从“赠人以言者，能致终身之福”的观念出发的。同是《臣轨序》，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语言：“比者，太子及王已撰修身之训，群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规。”①武则天是有计划地对天下重要人群都进行训导，太子亲王之后，就是朝中大臣。
这一点很重要，这让我们不得不对所有武则天的著述进行一番对象化分析。
《青宫纪要》《少阳政范》，这是针对太子的。
《维城典训》是针对皇子的。
《凤楼新诫》是针对宫廷的。
《古今内范》《内范要略》是针对嫔妃的。
《紫枢要录》是针对高级大臣的。
《臣轨》是针对所有臣下的。
《百僚新诫》是针对中下级官员的。
《列藩正论》是针对地方官的。
《保傅乳母传》是针对宫官的。
《孝子传》《列女传》是针对天下年轻人的。
《兆人本业》是针对农民的。
除了没有针对皇帝展开训导之外，当时天下重要群体，都收
————————
①罗元贞点校：《武则天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入武则天教导的对象之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书籍的内容有交叉，有重复编写，说明武则天的目标有变化，有调整。应该是前书反响很好，才会促进作者更加努力，目标不断地具体化，于是一部部新书被编写出来。当然还有《紫宸礼要》《乐书要录》这种一般性论述，针对性稍弱。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武则天编写这些书籍，绝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著作权，她是通过编书达到学习的目的，这才是研究者更应该重视的问题。
《旧唐书•刘祎之传》有这样一段记载，时间在刘祎之为宰相之后，武则天以太后身份君临天下，其文如下：
时有司门员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卫州司马，诣宰相陈诉。内史骞味道谓曰：“此乃皇太后处分也。”祎之谓先敏曰：“缘坐改官，例从臣下奏请。”则天闻之，以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贬青州刺史；以祎之推善于君，引过在己，加授太中大夫，赐物百段、细马一匹。因谓侍臣曰：“夫为臣之体，在扬君之德，君德发扬，岂非臣下之美事？且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义均一体。未闻以手足之疾移于腹背，而得一体安者。味道不存忠赤，已从屏退；祎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①
请注意武则天的评论“且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义均一体”。这其实正是《臣轨》第一章《同体章》的意思。《臣轨》
——————
① 《旧唐书》卷八七《刘祎之传》，第2847页。
第一章有“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相须，乃成其体也”①。作为主编的武则天，在编写这些书籍的时候，实实在在饱学了一番，所以才会在具体的政治环境下顺利引用。
在武则天的著述中，如今只有《臣轨》可供举例证明，我们不得不引证《臣轨》中的资料，来证明通过编写这些书籍，武则天会接触哪些古籍，遭遇哪些思想，接受哪些传统教育。传世史书记载《臣轨》的写作时间，与其他书籍往往并列书写，具体信息有所不详。不过读《臣轨序》，其中称高宗为“天皇”，这属于高宗后期的明确称谓。在高宗哀册文中，武则天称高宗为“大行天皇”，这是对刚刚去世皇帝的标准称谓。在《乾陵述圣记》中，武则天称高宗为“高宗大帝”。所以《臣轨序》的称谓可以看作是时间标志。这与史书所记时间是吻合的。
不过，现在《臣轨》最后，有“垂拱元年撰”的字样。这与《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所记有《垂拱格》四卷，可以看作是同时作品。不过，最大的可能还是垂拱及垂拱以后再修改。
日人天瀑《题臣轨后》：
唐武后撰《臣轨》二卷，与太宗《帝范》并行。今亦有合刻本流布于世。二书，唐志著录，而宋志不载《臣轨》，唯郑樵《艺文略》并载之。其他无所见也。及清乾隆中，纂《四库全书》，《帝范》独录出于《永乐大典》，而不及《臣轨》，则亦不存焉。余家旧藏抄本《臣轨》一部，往往杂以武后制
————————
① 罗元贞点校：《武则天集》，第5页。
字，是盖当时原本尔。但诸书所载制字，间与此异，未详其孰是。今一仍抄本之旧云。己未星夕前一日。天瀑识。本注不著撰人名氏，唐志云：贾行注《帝范》，则此注疑亦贾作，然未可必也。天瀑重识。①
天瀑即天瀑山人，名林衡。此书编入日本宽政至文年间出版的《佚存丛书》，但与垂拱元年（685）所记不同，《唐会要》记载：“长寿二年三月，则天自制《臣范》两卷，令贡举人习业。停老子。”②对此，看法多有不同，清人阮元就赞成长寿二年（693）说。垂拱元年为公元685年，武则天实际掌控朝廷，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长寿二年是公元693年，已经称帝数年。此时，武周政权已经稳定，武则天所以用《臣轨》取代《老子》，作为天下贡举的教材。考虑到史书记载帮助武则天编写图书的人，到长寿时期多已经不在，但史书依然把包括《臣轨》在内的图书编写，清晰地记录在他们的事迹中，如果是长寿时期才有此书，则完全不必把他们写进来。所以，长寿二年（693）的这个记载，不一定说明《臣轨》是这个时间点上才编写出来。应该是此前已经编写出来，颁布或者令天下贡举学习，都可能重新修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