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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已经恢复，非李氏不该为王，诸武理应主动辞去王位，但他们没有这个意愿。主张削去诸武王位的是张柬之等政变派，不能消灭诸武存在，减小他们的影响也是有利的。何况从国体上看，诸武称王，确实不合制度。而赞成这个观点，等于站在诸武对立面，分野明显，一望而知。最后遭遇打击，也在情理之中。
在上引《通鉴》文中，“五王之请削武氏诸王也，求人为表，众莫肯为”一句，很能反映朝廷的一般情况。诸武称王，于法于理皆所不容，但是更多的人了解朝廷的政治状况，虽有理而不敢坚持，选择回避态度，不想得罪武三思的势力。政治斗争的一般情节在这里再次上演，真正出面斗争的属于少数，绝大多数人甘心充当观众。在武周已经宣布结束，唐朝已经复辟的前提下，政治没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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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92页。
② 《旧唐书》卷一〇〇《毕构传》，第3113页。
生一面倒向李唐的局面，而发动政变推翻武周的张柬之等五王，反而日益显得孤立无援。
唐朝复辟成功了，但代表李唐政治立场的并不是皇帝唐中宗，而是五王。唐中宗也不代表武周，武三思才是代表。如果把这个时期的政治斗争看作是李唐与武周斗争的话，唐中宗似乎并不是主角，但身为皇帝的他，却是最关键角色。双方都要打击对方，因为属于政治斗争范畴，必须经过唐中宗才能完成打击目标。争取唐中宗，双方采取不同的战略，李唐势力主张中宗要与武则天切割，而武周集团则努力把唐中宗与武则天联结在一起。
唐中宗也不该甘心任人左右，神龙元年（705）四月，他颁布了几个重要任命。《册府元龟》有如下记录：
四月，以端州高要县尉魏元忠为卫尉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又以刑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太子宾客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唐休景为辅国大将军，中书令崔玄暐为检校益州都督长史、判都督事，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检校雍州长史杨再思兼检校扬州大都督长史、判都督事，国子监祭酒、中书门下三品祝钦明为刑部尚书，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初，高宗在春宫，元忠等继为左、右庶子等官，故有斯授。①
对于这组任命，《通鉴》胡注写道：“史言中宗命相，非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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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七二《帝王部•命相第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80—781页。《通鉴》置此事于四月甲戌日，二十五日也。见第6589—6590页。高宗，当为中宗之误。
授。”①其实，皇帝要建立自己的宰相团队，任命自己的故吏是常见做法，而中宗要使用这个办法摆脱五王与武三思的包围，也不是没有可能。
就是这个宰相团队，也有政治倾向问题。《通鉴》就有武三思如何争取魏元忠的文字：
上居谅阴，以魏元忠摄冢宰三日。元忠素负忠直之望，中外赖之；武三思惮之，矫太后遗制，慰谕元忠，赐实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见者曰：“事去矣！”②
《通鉴》记载此事时，武则天刚刚去世。魏元忠的感激涕零，不应该仅仅是为了百户之封，与武则天存有君臣之情，这应该是武三思政治能量的一部分。
姚崇的情况也能证明这一点。姚崇是参与神龙政变的，但是，当把武则天从长寿殿迁往上阳宫的时候，姚崇不禁流露出君臣之情。史书曰：
神龙元年，张柬之、桓彦范等谋诛易之兄弟，适会元之自军还都，遂预谋，以功封梁县侯，赐实封二百户。则天移居上阳宫，中宗率百官就合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跃称庆，元之独呜咽流涕。彦范、柬之谓元之曰：“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元之曰：“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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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90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96—6597页。
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无几，出为亳州刺史，转常州刺史。①
姚崇的表现，应该属于正常情况，但张柬之等不同情，因为五王更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与武则天一刀两断。最后，姚崇“出为亳州刺史”，这自然出自五王手笔，然而，这是五王的诸多政治败笔之一。没有建立起应有的统一战线，以为胜利在握，颐指气使，结果让武三思逐步占据上风。
五月甲午（十六日），敬晖、张柬之等正式被册封为郡王，《唐大诏令集》记录下了唐中宗的《封五王制》，其词如下：
门下：建侯之典，岂独于懿亲，茅土之荣，必覃于茂绩。侍中、上柱国、开国公敬晖，侍中、上柱国、谯郡开国公桓彦范，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兼修国史、上柱国、汉阳郡开国公张柬之，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令、博陵郡开国公崔玄暐，中书令、兼检校安国相王府长史、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袁恕已等，早竭忠谠，夙罄腹心，在身喻于股肱，在物均于舟楫，除凶而殄逆，更安社稷之基，荣命而褒崇，爰申建侯之宠。敬晖可封为平阳郡王；彦范可封为扶阳郡王，仍赐姓韦；柬之可封为汉阳郡王，兼特进，勋及食实封各如故；玄暐可封为博陵郡王；恕已可封为南阳郡王。仍令准例，朔望朝参，便即不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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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第3022—3023页。
推让，主者施行。①
《唐大诏令集》标明时间为“五月十日”，综合考证，应为十六日。《通鉴》在记载封王事之后写道，“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大权尽归三思矣”②。五王被封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政治舞台的核心，之后进一步遭受迫害。
到武则天去世的时候，唐朝的上空，劲吹武周之风。这种状况当然是不正常的，所以在此后，针对武三思的斗争依然层出不穷，有告发、有暗杀，在这些行动失败之后，直到景龙元年（707）七月终于发生了太子重俊的政变，虽然夺权未成，但武三思、武崇训及其亲党十多人被杀，武氏势力遭遇第一次毁灭性打击。但是，这次事变，并没有改变唐中宗的政策，摇摆在李唐与武周之间，成为整个中宗时期的基本色彩。如今的史书，对于中宗的摇摆不定，尤其是对武周的亲近，总体的感情是恨铁不成钢。但是有关孝道的压力，是我们后人无法体会的，中宗的态度，恐怕正是历史的症结所在。处在两难之间，铸成了中宗的历史定位。
第四节 武则天的评价与政治分野
神龙复辟之后，作为唐朝应该如何对待武周？就此而言，似乎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处于政治最高位置的唐中宗，如何对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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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大诏令集》卷六一《大臣•异姓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31—332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92页。
周的另一个层面，是如何对待母亲的问题，于是在浓厚的孝道时代氛围中，中宗的抉择便遭遇巨大困难。神龙政变之初，五王占据上风，但到了五月，武三思的势力明显胜出，这也意味着中宗立场的变化①。中宗的抉择当然重要，在他的思想深处，即使涉及政策，武则天还是挥之不去的核心概念。就整个政治环境而言，武则天从下台到去世，后武则天时代来临，但武则天的影响，并没有伴随武则天的去世而结束。有关武则天的问题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在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分野中，至少在中宗时代，武则天的因素依然是核心标志。
唐中宗的艰难抉择，乾陵的“无字碑”问题应该是重要证明。按照武则天为高宗立碑的传统，中宗觉得应该给武则天立碑，但碑立之后，甚至格子都打好，却一直没有刻文字。如今的研究者，从多个视角推测各种可能。一个影响最大的观点认为，是武则天决定了“无字碑”，因为她对于自己的历史书写很自信，所以用无字碑的方式表示任人书写之意。这个猜测虽然有利于武则天的评价，但距离真实可能最远。立碑而不书，是典型的烂尾工程，无论如何责任人是脸面无光的。所以，思考无字碑问题，唐中宗作为葬礼的主人，他的所思所想才是关键所在。如何评价自己的母亲，绝对是一个大难题。作为唐朝的皇帝，刚刚复辟成功的皇帝，对于篡夺唐朝的唯一皇帝武则天，除了抨击、批判，还能选择其他方式吗？但是，中宗虽然参与政变，说到底还是武则天安排了唐中宗的继承人角色，更关键的问题是，作为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如何能够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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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研究中宗时期政治的论文不多，可参见唐华全：《略论唐中宗时期的政治风云》，《河北学刊》1993年第2期，第78—83页。
判自己的母亲呢？这些内容在武则天的碑文中能够回避吗？有办法迂回过去吗？显然不能。《旧唐书•崔融传》记载崔融之死，其词为：
融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朝廷所须《洛出宝图颂》《则天哀册文》及诸大手笔，并手敕付融。撰哀册文，用思精苦，遂发病卒，时年五十四。①
崔融是朝廷的大手笔，传文记述他是因为撰写《则天哀册文》累死。撰写武则天的哀册文，难点何在？当然是如何评价。崔融是出色的文学家，但评价武则天不是文学问题，而是艰难的政治问题，虽然是大手笔也无法应对。崔融之难，正是中宗之难，对武则天的评价在当时的朝廷是最棘手的问题。连崔融都累死了，中宗恐怕再也找不出能够解决这个难题的执笔人。无字碑就这样，成了永久的烂尾工程②。
严善思引发的武则天是否合葬乾陵问题，其实仅仅是当时围绕武则天展开的斗争的一个部分而已。严善思的观点至少引起了唐中宗朝廷的重视，所以最初的反应是令“百官详议”。通观历史上的大朝仪，多与礼仪问题相关。武则天应否与唐高宗合葬，至少看上去是一个礼仪问题，或许因此才有“百官详议”的问题，而详议之令一定是皇帝发出的。虽然我们知道最终朝廷还是下令合葬，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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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九四，第3000页。
② 有关无字碑的问题，参见樊英峰、刘向阳先生的论述，见《乾陵文物事迹述丛》，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廖原先生又有增论，见《关于乾陵、定陵的“无字碑”》，《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92—94页。
以肯定的是，百官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而严善思的主张和最终朝廷的决定正是两个对立的意见代表。
在严善思的报告中，把乾陵的修建完成当作不详的开始，“修筑乾陵之后，国频有难，遂至则天皇后总万几二十余年，其难始定。今乃更加营作，伏恐还有难生”。所谓国难，正是指武则天的统治，可以概括为“武则天称帝事件”。从时间的起始与结束来说，武则天称帝事件，正是开始于高宗的驾崩，而结束的时间正则是神龙政变。这个时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太后时期和女皇时期。对于唐朝而言，武周篡唐当然是唐朝的大灾难，称作国难并不过分。
严善思始终没有明说，但实质内容人人都会明白，即给唐朝带来如此灾难的武则天，是否还有资格与唐高宗合葬？他的具体建议是“于乾陵之傍，更择吉地，取生墓之法，别起一陵，既得从葬之仪，又成固本之业”。看看乾陵形势，以梁山为陵，既然不入乾陵，便是在梁山之外建立陵园，那相当于驱逐了武则天。唐高宗生前确实与武则天为夫妇，但在高宗驾崩之后，武则天背叛了唐高宗，甚至废唐立周，自称皇帝。谁都知道，武则天的帝位，是神龙政变之后被迫取缔的，说武则天是唐朝的大敌并不夸张。然而，当武则天去世之后，这样的一位高宗皇后，如何还能够与高宗合葬呢？严善思反对武则天再入乾陵，从乾陵的情形看，那就是不入乾陵，不合葬，他称之为“从葬”而已。显然，这便是对武则天有罪的具体惩罚。
严善思的主张含有这些内容，但文字上却不如此表述。把武则天当作唐高宗的罪人来对待，自然有可通之理。但是，此事过于复杂，是否把武则天看作是唐高宗的罪人，最关键的人物是唐中宗。中宗是唐高宗与武则天共同的儿子，在武则天的葬礼问题上，中宗是丧主，而且他还是皇帝，所以他的认知与态度的重要性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历史上，凡是涉及相关问题的，通常都是皇后被剥夺了名号，于是相应待遇自然被取消。而武则天的皇后名号，不仅是她自己的遗嘱内容，也是中宗朝廷所承认的。这对于事情的最后结局而言，显然是最根本的原因。
其实，此时的唐朝，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完全没有进行，整个中宗甚至睿宗时代，对于武则天的评价都无法进行。大概正是这种政治局面，决定了严善思的文字风格，思想内容很明显，但不得不闪烁其词。
那么，严善思的主张，是否具有代表性呢？或者说，在当时的朝廷中，这种观点是否反映了一定的政治分野及其斗争呢？让我们先看看严善思的经历，大体估计其人的政治动向。《通鉴》有如此记载：
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监察御史朝邑严善思，公直敢言。时告密者不可胜数，太后亦厌其烦，命善思按问，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乃相与共构陷善思，坐流欢州。太后知其枉，寻复召为浑仪监丞。善思名撰，以字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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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如意元年七月，第6485页。
由此看来，在武则天时代，严善思就属于“公直敢言”者，对于酷吏政治敢于斗争，并为此付出过代价的人。然而，这些资料不能证明严善思就是反对武周的斗士，不能证明他反对合葬的主张是他一贯反对武周的新表现。
不过，神龙政变以后，新复辟的唐廷确实闪烁着诡异的光芒。武周虽然不复存在，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武周的影响力依然巨大。一方面，武三思作为武周势力的代表，依然活跃，尤其与皇帝、皇后的关系依然密切，还在不失时机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武周的感情，并不是想当然地立刻划清界限。神龙政变主导者希望的一呼百应局面，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是因为如今的皇帝，并没有跟武周一刀两断的思想与行为，甚至不否定自己与武周的血肉联系。此外，武则天提前进行的防范性安排，如今切实地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