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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42页。
② 《资治通鉴》卷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68页。
③ 《汉书》卷九八《元后传》，第4035页。
讳节，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禅陵，车服礼仪皆依汉制”。
从这些资料看严善思所谓“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之说，显然完全没有根据。
《史记•吕太后本纪》：“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审食其为帝太傅。”之后，皇甫谧《集解》曰：“合葬长陵。”皇览曰：“高帝、吕后，山各一所也。”《三辅黄图》记载：“吕后陵在高祖陵东。按《史记•外戚世家》：高后合葬长陵。注云‘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①只要属于同一个陵园就可以叫作合葬，那么严善思的主张确实符合汉代的传统，即同茔不同陵。但是严善思坚持使用的“合葬”概念，却不是汉代的含义。
魏晋以后的情形是否如严善思所言发生了变化呢？三国时，曹丕首先称帝，曹操被追为武帝，葬高陵，武宣卞皇后，黄初去世，“合葬高陵”②。但曹魏皇后多故，很少合葬者。蜀国，刘备的甘皇后早刘备去世，在迁葬于蜀时，刘备去世，于是根据诸葛亮的建议，对甘皇后加谥号昭烈皇后，引用《诗经》“谷则异室，死则同穴”，建议与大行皇帝合葬，自然得到后主的批准③。后来穆皇后也合葬惠陵④。孙权的步夫人，死后追为皇后，先孙权葬蒋陵。潘夫人生前已经立为皇后，先孙权不久而卒，最后“合葬蒋陵”⑤。
晋朝的情况，根据《晋书》的记载：“古者天子诸侯葬礼粗备，汉世又多变革。魏晋以下世有改变，大体同汉之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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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辅黄图校注》，何清谷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27页。
② 《三国志•魏书》卷五《后妃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8页。
③ 《三国志•蜀书》卷三四《二主妃子》，北京：中华书局，第905—906页。
④ 《三国志•蜀书》卷三四《二主妃子》，第906页。
⑤ 《三国志•吴书》卷五〇《妃嫔传第五》，第1199页。
皇帝、皇后合葬是一项基本制度。但是，晋朝的合葬到底如何，是否如汉代一样，资料并不多。晋文帝司马昭的帝号是武帝司马炎称帝以后追认的，他的陵墓为崇阳陵。“晋武帝泰始四年（268），文明王皇后崩，将合葬，开崇阳陵，使太尉司马望奉祭，进皇帝密玺绶于便房神坐。”①如果这是晋朝皇帝皇后合葬的方式，可以认为皇后与先帝合葬，是需要开陵进行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夫妻合葬是主流，上自天子下至庶民，莫不如此②。既然是夫妻合葬，那么如夫人等则较少合葬。晋元帝司马睿的郑夫人，为元帝生简文帝，元帝崩称“建平夫人”。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394），下诏称为“简文太后”，“于是立庙路西，陵曰嘉平。时群臣希旨，多谓郑太后应配食于元帝者”。帝以问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案阳秋之义，母以子贵。鲁隐尊桓母，别考仲子之宫而不配食于惠庙。又平素之时，不伉俪于先帝，至于子孙，岂可为祖考立配？其崇尊尽礼，由于臣子，故得称太后，陵庙备典。若乃祔葬配食，则义所不可。”③徐邈的意见得到皇帝的采纳，其中的一个理据是十分坚实的，那就是后代子孙不可以为父祖“立配”，既然从前不是先帝的伉俪，就没有道理“祔葬配食”。祔葬就是合葬，这应该反映当时人的礼仪观念。
应该承认，合葬之制，并非人人认同。司马懿后来被追认为宣帝，他是晋朝的创始人。他生前“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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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二〇《礼志中》，第633页。
② 参见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夫妇合葬习俗考》，《扬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87—95页。
③ 《晋书》卷三二《后妃传下•简文宣郑太后》，第980页。
葬”①。但是，司马懿的这个观点并没有成为晋朝的传统。著名的学者杜预，对于合葬也有相似的观点。他生前写好的《遗令》说道：“古不合葬，明于终始之理，同于无有也。中古圣人改而合之，盖以别合无在，更缘生以示教也。自此以来，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②可见，在晋朝，合葬与否是没有一致意见的，而这种情况“中古”以来始终如此。而所谓“中古”似乎与“古典”相对，大约指代汉朝之后。《晋书•武元杨皇后传》：“武帝即位，立为皇后。有司奏依汉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汤沐邑四十县，而帝以非古典，不许。”③汉朝不属于古典，汉朝列入中古的概念之中。
然而，合葬到底属不属于古典礼仪，依然是个难题。如果汉朝属于中古，那么《礼记》所记，至晚也应该是战国时代了。《檀弓下》有记载孔子比较卫国与鲁国合葬制的优劣，认为鲁国更好些。原文：
孔子曰：“卫人之祔也离之，鲁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礼记正义》：正义曰：“此一节论鲁、卫得失，各依文解之；鲁、卫兄弟，应同周法，故并之也。”“祔”谓合葬也。“离之”谓以一物隔二棺之间于椁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犹生时，男女须隔居处也；“鲁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者；鲁人则合并两棺置椁中，无别物隔之。言异生，不须复隔，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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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一《宣帝本纪》，第20页。
② 《晋书》卷三四《杜预传》，第1032页。
③ 《晋书》卷三一《后妃传上•武元杨皇后传》，第952页。
则异室，死则同穴，故善鲁之祔也。①
孔子赞成的是鲁国的做法，这里引证的是孔颖达的解释。孔颖达认为卫国、鲁国的合葬之制都来自周法，但又产生分歧。卫国的做法是生死相同，而鲁国是生死不同。这份资料证实，合葬之制源远流长，并非汉代产物。这种情况，考古似乎也能提供证明②。
再来回顾严善思的观点。就所及历史而言，无论汉代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合葬都是普遍的，严善思的观点并没有确实根据。既然没有历史根据，那么严善思为什么还要求证历史以展开自己的观点呢？对此，也不能用篡改历史来为自己主张强说来指证严善思。严善思的主张，需要结合唐中宗时期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
第三节 神龙政变之后的政治局势
神龙政变，借口是诛“二张”，实质是政变夺权。《通鉴》及其他史书的记录是一致的，其文为：
太后疾甚，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居中用事，张柬之、崔玄暐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诛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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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礼记•檀弓》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标点本），1999年，第329页。
②参见李贵昌、李守庆：《先秦合葬墓刍议》，《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第91—97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78页。
政变主力是大臣，中宗开始没有参与谋划，后来加入并不积极，存在部分迫不得已的成分。他对于诛杀二张没有意见，但担心惊扰武则天，犹豫不决，最后参与其中，是因为政变已经发生，他已经无力制止。政变其实仅仅杀掉了张氏兄弟数人而已，武家的基本势力依旧存在。政变实现了李唐的复辟，帮助中宗更快地成为皇帝，但是政变者与武氏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唐中宗反而左右逢源。张柬之等五位政变领袖，后来被册封为郡王，史称“五王”，他们是神龙政变势力的代表。武则天已经病入膏肓，迁入上阳宫居住，所以武氏势力由武三思担任核心角色①。
张柬之劝中宗诛武三思等，中宗当然不听从，矛盾不断加深。《通鉴》记录如下：
张柬之等数劝上诛诸武，上不听。柬之等曰：“革命之际，宗室诸李，诛夷略尽；今赖天地之灵，陛下返正，而武氏滥官僭爵，按堵如故，岂远近所望邪！愿颇抑损其禄位以慰天下！”又不听。柬之等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曰：“主上昔为英王，时称勇烈，吾所以不诛诸武者，欲使上自诛之，以张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势已去，知复奈何！”②
如果张柬之的话可信，那么他们原本的计划是引中宗杀武三思，从而坚定中宗与自己阵营的统一战线。但是，同书也记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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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唐华全：《试论中宗时期的诸武势力》，《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99—109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87页。
洛州长史薛季昶、朝邑尉刘幽求曾经劝张柬之、敬晖早日除去武三思等，但两人认为胜利在握，并不认真对待①。即便中宗不从，五王也不能放弃斗争。但是，力量的天平却越发向武三思方向倾斜，所谓人心思唐，更像是虚拟的概念。
政变发生的时候，王同皎劝中宗加入②，以及桓彦范要求武则天传位给太子的时候，大家都表达出人心思唐这层意思。《通鉴》的文字为：
彦范进曰：“昔天皇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③
人心思唐，很容易令人联系起王莽之后的中国，但是人心思唐真是神龙政变发生的动力吗？事后看来，证据显然不足。武则天病重，已经无力指挥朝廷，从李唐的立场上看，确实是夺权的好机会。这个政变是否存在大臣立功心切的动力，显然疑问很大。
《通鉴考异》引《统纪》的记载，有文如下：
太后善自粉饰，虽子孙在侧，不觉其衰老。及在上阳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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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86页。《通鉴考异》根据多种记载，指出五王有关是否诛杀武三思的问题有分歧，所以政变当时并未采取针对诸武的行动。
② 王同皎劝太子参加说：“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横遭幽废，人神同愤，二十三年矣。”《资治通鉴》卷二〇七，第6580页。《通鉴考异》指出，《旧唐书•李湛传》记载劝太子的话是李湛所言，但《考异》根据《中宗实录》《唐历》《统纪》而认为是王同皎。
③《资治通鉴》卷二〇七，第6580—6581页。
不复栉颓，形容羸悴。上入见，大惊。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来，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贼贪功，惊我至此。”上悲泣不自胜，伏地拜谢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谋。①
《考异》虽然引用此文，但并不同意文中观点。武则天口中的“五贼贪功”，是否命中了神龙政变的本质？这恐怕会有仁智之见。但只要改变中宗的认识，对于政治的影响就已经发生。中宗为什么疏远五王而亲近武三思，武则天发挥作用是可能的，而否认五王的政变功劳是疏远五王的前提。武则天把中宗从房陵接回朝廷，确有接班的安排，如此，政变对于中宗的归位皇帝而言，自然会显得多余。从认可政变之功，到否认政变之功，肯定是先有中宗思想的转变，然后才有疏远五王的行为。
中宗的态度，也是影响朝廷两大派系力量对比的关键因素。比如，五王的人被派去监视武三思，但卧底变成了叛徒，反而成了武三思的心腹。最典型的就是崔湜，《通鉴》如此概括此事：
敬晖等畏武三思之谗，以考功员外郎崔湜为耳目，伺其动静。湜见上亲三思而忌晖等，乃悉以晖等谋告三思，反为三思用；三思引为中书舍人。②
从官场一般情形看，从强是铁律。在五王与武三思之间，崔湜最初的选择是追随五王，但后来情况发生变化，皇帝更亲近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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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91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90页。
思，崔湜于是叛归武三思，而他叛变后，立刻获得奖赏，从考功员外郎晋升为中书舍人，这反过来证明了他叛变的价值。
于是，原本与二张联系密切，理应受到打击的人，很快集合在武三思身边，而郑愔就是典型代表，《通鉴》记载如下：
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郑愔谄事二张，二张败，贬宣州司士参军，坐赃，亡入东都，私谒武三思。初见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贵重，甚怪之，愔曰：“始见大王而哭，哀大王将戮死而灭族也。后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虽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据将相之权，胆略过人，废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视势位与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齿，欲噬大王之肉，非尽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为泰山之安，此愔所以为大王寒心。”三思大悦，与之登楼，问自安之策，引为中书舍人，与崔湜皆为三思谋主。①
投靠武三思的人，前罪一笔勾销，立刻荣升要职，除了发挥榜样作用，也很充分地证明了朝廷的形势。不仅如此，得罪武三思的人，则会遭遇打击，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武三思势力的强盛。《通鉴》概括此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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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八，第6591页。郑愔作为一个典型的投机者，史书自然无传，而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郑愔确实也提供了另外一面人生之镜。对于此人，黄约瑟先生有很全面的研究。见黄约瑟：《郑愔政治生涯述论》，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7—322页。
五王之请削武氏诸王也，求人为表，众莫肯为。中书舍人岑羲为之，语甚激切；中书舍人偃师毕构次当读表，辞色明厉。三思既得志，羲改秘书少监，出构为润州刺史。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