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研究(55)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
①《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19页。
② 李峤：《为百寮贺瑞石表》，《全唐文》卷二四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85页。
李无亏同表进奏的另外一个人，即“百姓阴嗣鉴”，其人背景也大有来头。阴家是敦煌大族，用《敦煌名族志》的说法叫作“隋唐已来，尤为望族”。该志有阴家的人物事迹记录，如阴仁干，昭武校尉、沙州子亭将、上柱国。阴仁干有两子任官，长子嗣业，任正议大夫、使持节岷州诸军事、岷州刺史、上柱国、敦煌郡开国公，次子嗣监，任正议大夫、北庭副大都护、瀚海军使、兼营田支度等使、上柱国。阴仁干的三个弟弟，仁果是果毅都尉，仁协是岷州刺史、阳郡开国公，仁希是守左武卫将军、敦煌郡开国公①。嗣监、嗣鉴为同一个人②。《沙州名族志》撰写的时候，阴嗣鉴已经是北庭副大都护，但在天授二年（691）的时候，尚未出仕，所以还称作“百姓”。阴嗣鉴被选中成为祥瑞的发现者，从其家族背景看，绝不偶然。李无亏在沙州刺史任上，已经两年有余，敦煌地方的势力家族，自然了然于胸，在政治上推奖大家族的青年才俊，不仅是地方长官的分内责任，也有利于自身在地方的生存发展。
白狼条，有“天授二年，得百姓阴守忠状称”云云，而这里的阴守忠依然不是真正的百姓。P.2625《敦煌名族志》也有他的记录：“唐任壮武将军、行西州岸头府折冲兼豆卢军副使，又改受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凉州丽水府折冲都尉、摄本卫郎将、借鱼袋，仍充墨离军副使、上柱国。”③天授二年（691），阴守忠发现白狼，此
————————
①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00—101页。
②参见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2页。
③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02页。
时他的身份应该还是百姓，即尚未入仕，但后来官场发展顺利。作为敦煌阴氏的一名代表，阴守忠不管是豆卢军副使还是墨离军副使，都是距离家乡很近的地方任官，光宗耀祖是毫无疑问的。阴守忠第一次与政治发生联系，很可能就是这次的祥瑞呈报，他的名字因此进入朝廷的视野，为他后来的仕途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五色云一条中，“天授二年冬至日得支庆（度）崔撝”等状称如何如何，其中的“支度（误作庆）崔撝”，一看可知，他是李无亏的部下。李无亏是沙州刺史兼任豆卢军使，旗下有负责支度事务的官员是正常的。但是，崔撝的支度一职属于简称，具体说来，应该是“支度判官”。《新唐书》记载，如果节度使“兼支度、营田、招讨、经略使，则有副使、判官各一人；支度使复有遣运判官、巡官各一人”①。这里说的虽然是节度使之制，但军使是小一号的节度使，相应的组织机构存在也是一定的。李无亏的奏表中明确写明自己的部下崔撝发现新祥瑞，这是给崔撝提供的绝佳发展机会，而作为长官，这显然是提拔部下的举动。
天授二年腊月，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弟地舍拨向州政府报告，蒲昌海变清了。康地舍拨是粟特人，他的哥哥是石城镇将康拂耽延。李正宇先生怀疑，康拂耽延就是康艳典，“若然，则知康艳典去世后，其弟名地舍拨者继为石城镇首领，统其众”②。康艳典是著名粟特人，S.367“石城镇”条有康艳典的记录，为“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
——————————
① 《新唐书》卷四九《百官志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09页。
②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133页。
城四面皆沙碛”。小注云：“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①康艳典应该是石城镇的第一届镇将，从上元二年（675）年开始。仅从上元二年算起，到天授二年（691），也已经十七年，加上贞观时期率领族人从中亚迁入石城镇，如此重大的行动的领导人，其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而相应的年龄也不该太年轻，所以，康拂耽延是康艳典的继承人可能性更大。从原文的表达看，天授二年（691）康拂耽延是石城镇镇将没有问题②。镇将的弟弟如今也出现在刺史的上奏状中，而其胡人身份对于武周朝廷，应该具有更加特别的含义，足以让朝廷联想到自己的伟大影响力，所以这样的奏状受到朝廷重视的可能性会更大。
以上沙州祥瑞的奏状中出现的人物，现在看来都不是随机使用的，从他们的背景看，要么已经是官员，比如李无亏的属下崔撝，要么是官员的亲戚，如胡人康地舍拨，要么是地方大族。地方大族，如阴嗣鉴、阴守忠，即使当时两当事人尚未入仕，但他们家族中的上辈成员或者已经是官场中人，或者是有家族根基、有经济实力的地方名族。所以，李无亏的奏状，一方面参与朝廷的造神运动，响应朝廷的号召，为武周政权的天意添砖加瓦，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政治服务，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让地方大族的青年和自己的部下及其亲戚，由此获得一个进入仕途及其发展的通道。从这个
————————
①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4页。
②康艳典与康拂耽延的名字都出现在一种文献中，即地志类文献，名字不该严重混淆。康拂耽延，根据荣新江先生的解释，在粟特语中具有“最初的恩惠”含义，通常用于长子的名字。《敦煌学大辞典》“康拂耽延”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345页。
角度观察，李无亏还是一位深得官场三味的官员，在跟朝廷保持政治一致的同时，不忘夹带自己的地方需求，为地方实力派提供政治发展的空间。
这里，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朝廷有相应的政策，即奖励祥瑞发现者。在这方面，朱前疑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资治通鉴》有如此记录：
先是，有朱前疑者，上书云：“臣梦陛下寿满八百。”即拜拾遗。又自言“梦陛下发白再玄，齿落更生”。迁驾部郎中。出使还，上书云：“闻嵩山呼万岁。”赐以绯算袋，时未五品，于绿衫上佩之。①
如朱前疑这样的例证是十分突出的，即使不是这样，如李唐宗室、太宗孙子、吴王李恪儿子李千里的例证，也能够说明问题。《旧唐书》记载如下：
吴王李恪之子李仁，后更名千里，“天授后，历唐、庐、许、卫、蒲五州刺史。时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惟千里煸躁无才，复数进献符瑞事，故则天朝竟免祸”。②
是因为李千里根本缺乏政治觉悟，不知道武则天夺得的正是自家的天下，还是他确实聪明，用这种完全无耻的方式求得自保呢？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第6517—6518页。
② 《旧唐书》卷七六《太宗诸子》，第2650页。
我们已经无法求证。但是李千里的故事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积极帮助武则天证明武周合法的人，是明确无误的政治表现，即使没有发展的任何机会，至少如李千里，生命安全是可以获得保障的。
祥瑞活动是一场政治游戏。对于地方而言，地方当局的主持者是关键，这我们从李无亏的作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配合地方当局的人，绝不是寻常百姓，要么是官员，要么是有政治背景的大族。寻常百姓跟这种政治游戏是绝缘的，不仅在于他们是否善于配合，更根本的是他们与政治无缘，不能在政治游戏中获得相应的政治利益。
上报祥瑞，符合朝廷精神，地方当局如李无亏等纷纷行动。在我们看到的《沙州图经》中，很具体很形象的奏状原貌，都大体上呈现出来。很明显图经文字是截取了奏状的部分内容，地方政府奏状留存底稿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在编写《图经》的时候，充分利用这些文献数据，这对于主持地方政务的李无亏而言，是一举多得的事。一方面证明了自己努力配合朝廷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向地方人士证明自己的爱民政绩，甚至还让自己在这种《图经》的文献中，实现万古流芳。这第三个方面的动机确然存在，至少我们今天的学者可以证明，李无亏的目的确证已经达成。在统计整个隋唐时期的各地图经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沙州都督府图经》虽然也仅仅是一部分，但却是至今所知最详细的，信息最丰富的①。
李无亏在自己的祥瑞奏表中，很大方地推荐自己的属官、胡人领袖和地方大族，而最终自己也收获朝廷的奖赏和仕途进步。但
————————
① 参见华林甫：《隋唐〈图经〉辑考》（上、下），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7、28期，2007年，第141—213、1—92页。
是，李无亏在推荐这些地方政治实力派的时候，自己获得的到底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呈报献瑞获得朝廷嘉奖吗？巩固朝廷的信任是地方官需要长期经营的事业，李无亏的名山事业也不仅仅在于获得武周朝廷的一时欣赏。
三、政治回报及其方式
州刺史是地方最高长官，因为基本垄断了地方与朝廷沟通的正规渠道，奉刺史为地方领袖几乎是别无二致。沙州刺史李无亏是称职的地方长官，在提携地方实力派方面，李无亏真诚而周到。那么，李无亏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换取地方实力阶层对自己地方工作的实际支持吗？崔撝作为属官，在李无亏用祥瑞呈报方式推荐自己之后，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忠心耿耿、任劳任怨。阴嗣鉴的家族尽力帮助李无亏，官场上的投桃报李是基本政治伦理。这些都是可以想见的，是对李无亏向朝廷举荐的回报。
在李无亏用呈报献瑞方式向中央推荐的四个人物中，武孝通没有任何数据可以补充我们的分析。阴嗣鉴，我们仅仅知道他后来仕途发展顺利，而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弟地舍拨和崔撝，我们也没有获得更多数据了解后来的情况。唯有阴守忠的家族故事，能够延展我们的论述，为我们补充新的数据，推动我们的分析继续下去。
沙州的建筑，以莫高窟最为闻名，而在莫高窟的建筑群中，北大像最为高大，是莫高窟的高度代表。北大像建立的时候，李无亏应该正在沙州刺史的岗位上，存在联系的可能性很高。北大像的建立，根据P.3720V《莫高窟记》所知，原文“又至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百卌尺”①。延载二年（695），究竟是北大像的建设开始时间还是完成时间，学界看法不同。马德说：“从当时的情况看，公元695年是北大像的始建年代。”②王惠民认为，如果延载二年是北大像的始建时间，那么“在时间上与690年敕建大云寺一事不合。北大像当始建于敕各州建大云寺之年即690年顷，经五六年的建造，而于695年完工”③。北大像如果属于沙州的大云寺，这个推论当然是成立的。但是大云寺应该是官寺，理应有政府负责，可是《莫高窟记》明确说北大像是灵隐禅师与阴祖等建造，不像是政府的官寺。不过，我依然同意695年是北大像建成的时间，根据就是《莫高窟记》的文字都是述成，即记录已经建成的佛龛，并不记述建设过程。有的佛龛建成时间不明确，文中采用的是模糊概念，如“开皇中”“开元中”等，但都在描述建成情况。
如果北大像是在695年建成的，那么始建时李无亏应该还在沙州刺史的岗位上。在沙州地面上建设一个前无古人的大佛像，从筹划到设计到施工到完成，应该是沙州当地的一件盛事。李无亏对北大像建设的支持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尤其是北大像的具体形象，与其他佛像大有不同，十分明显是女性的衣着和体态④。虽然北大像后来经过多次维修，但在后武则天时代，这样的女性特征突出的佛
————————
①《法藏敦煌西域文献集成》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参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72—73页。
② 《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80页。可能有更详细的数据，但马德并没有提供，当时的情况是什么还看不出来。
③王惠民：《〈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志〉跋》，《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第67—68页。
④此观点非本文提出。宁强先生曾经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座中谈及这一看法。
像完全没有根据，所以可以认定现在所见的北大像，应该属于最初的设计和建成的①。以李无亏对武周政治的把握，加上《大云经疏》和《宝雨经》的宣传，制作这样的佛像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②。以所知的李无亏资料看，他的政治积极性使他在北大像建设上一定会有所作为，而适应朝廷的政治气氛，建设一尊巨大的女性弥勒佛，这样的创意如果出自普通人是难以想象的，但如果来自刺史李无亏的灵机一动，则是顺理成章的。
北大像的建设者，灵隐禅师是佛教中人，他的作用更应该是教义顾问，而真正的关键人物是阴祖。而这位阴祖就是阴守忠的父亲，而阴守忠正是出现在祥瑞奏表中的人物。《敦煌名族志》在介绍阴祖的时候，写作“乡闾令望，州县轨仪，年八十四，板授秦州清水县令、上柱国”③。此阴祖为彼阴祖，学者的看法无有不同④。马德在介绍北大像由“灵隐禅师与居士阴祖所建”之后写道：“敦煌文书P.2556《敦煌名族志》中有关阴祖及其后人活动的简略记
————————
①北大像后来的维修，最有名的一次是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文献即乾德四年（966）的五月《乾德四年曹元忠夫妇修北大像功德记》，其中有“遂睹北大像弥勒，建立年深，下接两层，材木损折……其月廿一、廿二两日换柱，材木损折较多，不堪安置。至廿三日下手拆……至廿四日拆了……至廿五日便缚绷阁，上材木缔构。至六月二日功毕”。见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11页。维修的是北大像的外栏，并没有触及北大像的像本身。
②参见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收入作者《敦煌遗书研究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39—54页。此外还有，林世田：《〈大云经疏〉初步研究》，初载《文献》2002年第4期，收入《敦煌遗书研究论集》，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