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研究(54)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11.白狼
右大周天授二年，得百姓阴守忠状称：“白狼频到守忠庄边，见小儿及畜生不伤，其色如雪者。”刺史李无亏表奏：“谨检《瑞应图》云：‘王者仁智明悊心即至，动准法度，则见。’又云，‘周宣王时白狼见，犬戎服者。’天显陛下仁智明悊，动准法度，四夷宾服之征也。又见于阴守忠之庄边者，阴者，臣道，天告臣子，并守忠于陛下也。前件四瑞，诸州皆见，并是天应。陛下开天统殊微号，易服色，延圣寿，是以阳鸟迭彩，暎澄海以通辉；瑞鸟摛祥，对景云而共色，胡戎唱和，识中国之有圣君；遐迩讴谣，嘉大周之应宝命。”
以上录文，来自P.2005，而与P.2695残卷对比，虽然所有的文字都是从武德六年（623）“甘露”条开始，但这一条就有了差异，前者为七月己丑，后者是六月己丑。前者的标题文字是高一格另行书写，而后者是标题文字之后空两格书写，格式是不同的。另外，天授二年（691）的“庆云”条，前者写作“日扬光庆云”，而内容却是同一的①。对此，王仲荦先生指出，从祥瑞“木连理”开始“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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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该图经的研究，参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该卷的“解题”，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0页。
条起，至卷末，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二六九五号并同，盖同出一本，但行格稍异，笔迹显为两人耳”①。可见，此件文书存在若干抄本。
观察这个初唐祥瑞名单，有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在高宗时期的祥瑞中间，插入两条垂拱时期的祥瑞。高宗祥瑞的排列，先是调露元年（679），然后是乾封(666—668)、咸亨二年（671）和弘道元年（683）。对此，文书P.2005和P.2695残卷一模一样。在垂拱四年（688）的“野榖”条中，已经使用了“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的字样，而圣神皇帝是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的尊号。把“唐”和“圣神皇帝”加写在一起，很具有政治讽刺意义，但这里的书写显然不是为了讽刺，混同唐周关系的错误，或许是不经意的，或许是重视不足。
毫无疑问，《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保存的武则天时期的祥瑞资料，虽然仅仅是沙州一地，但不无一叶知秋的价值。这是比传世资料更直接的武则天时期的数据，研究价值甚高②。在武则天的四个祥瑞条目中［三个天授元年（690），一个天授二年（691）］，都是在刺史李无亏在职时候奉表上报的，显然李无亏是沙州进献祥瑞的关键人物。近来李无亏墓志得以发现③，我们对这位沙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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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仲荦：《〈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考释》，收入作者《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9—141页。
②利用《沙州都督府图经》资料研究武则天的祥瑞问题，文章不多。介永强《武则天与祥瑞》（赵文润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0—167页）和史佳楠《试谈武则天利用符瑞的原因及特点》（《乾陵文化研究》五，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30—40页）都没有使用这个数据。对此研究，可参考牛来颖：《唐代祥瑞与王朝政治》，《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35—543页。
③王团战：《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及征集到的三方唐代墓志》，《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第20—26页。
的祥瑞事业及其背后的地方关系都有了进一步了解的机会。不仅如此，关于《沙州都督府图经》的编修年代也因此有了研究新进展①。
通过《沙州图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武则天时期的祥瑞现象，简直就是一场造神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有祥瑞的发现。以至于当时三年一造的地方“图经”，祥瑞都是一个固定的项目。在《沙州图经》中，牧监、羁縻州、江河淮济、海沟、陂、宫、郡县城、关铲津济、岳渎、铁、碑碣、名人、忠臣孝子、节妇烈女、营垒、陵墓、台榭、邮亭、矿窟、帝王游幸、名臣将所至、屯田等项目，“右当县并无前件色”②，但是敦煌县却不乏祥瑞。包括天授时期在任的沙州刺史李无亏在内的历届沙州地方政府领导人，都比较注意配合中央的政治意图，在寻找祥瑞为中央添彩问题上都很积极努力。
在祥瑞问题上拥有积极主动的精神，如李无亏这样的人物，是沙州地方特产吗？当然不是。李无亏并非敦煌当地人士，他在中央也仕宦多年，可以认为是当时政治环境下的一般性官员。而有关沙州祥瑞的书写，也是当时一般性的书写。详细描写祥瑞出现的情景，提供发现人员的具体信息，还包括其他证明人的情况。报告书写者，还要查阅相关著作，直接证明祥瑞的价值，申明祥瑞的意义。《沙州图经》的祥瑞书写，不过是武则天时代利用祥瑞造神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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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宗俊利用李无亏墓志，在王重民、周绍良武周说的基础上再加论证，参见《〈沙州都督府图经〉撰修年代新探》，《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第53—59页。
②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动的冰山一角，而这份文献的珍贵性，正体现在它的原始性上，让我们真切地看到武则天时代祥瑞的书写原貌。
第三节 祥瑞与地方政治
武则天在称帝进程中，积极利用祥瑞，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制造舆论，神化自己也神话武周，对此，史书记载十分明确。但另一方面，流传至今的传统文献，对于武则天及其武周政权，多持批判立场，这导致武则天的祥瑞故事往往被蒙上批判的阴影，历史真相反而因批判更趋隐蔽。如此一来，敦煌保留下来的武则天时代的产物《沙州图经》就变得十分重要。其中的“祥瑞”廿条，有四条属于武周时期，为我们研究武则天时期的祥瑞故事，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响应朝廷推动的祥瑞运动中，如何把握地方政治，让地方政治实力阶层获得益处。《沙州图经》给出的是一幅少见的地方政治的历史画卷，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些特质问题，让我们有了具体而切实的感受。简单地说，利用祥瑞推进自己的政治意图，并非是武则天朝廷一厢情愿的事，地方政府在配合中央的同时，加入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达成各自的目标，祥瑞事业才能如火如荼地进行。没有地方配合、没有地方利益的加入，仅仅依靠中央的政治强力，这便成了无法想象的事业。
一、沙州刺史李无亏
从上文揭录的《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我们得知有关武则天时期的祥瑞共有四条，三个是天授元年（690），一个天授二年（691），最后还有一首歌谣是载初元年（689），而四个祥瑞的发现、上报、记录都是发生在李无亏为刺史的时期，毫无疑问，李无亏是沙州祥瑞故事的核心且关键人物。在李无亏的上奏表中，不仅描写了祥瑞出现的情形，还提供人证，查阅了有关的书籍，对祥瑞的政治意义进行了论证。正是因为李无亏的积极努力，沙州祥瑞成为武则天时代这类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让我们得以进行观察和研究。恰好地不爱宝，李无亏墓志前几年得以发现，让我们的研究有了更具体的个人背景可以参考。
李无亏的历官大略是这样的。最初是国子生，麟德二年（665）进士及第，然后进入秘书省任校雠之职。总章二年（669），任定州北平县丞，迁许州司兵参军，再迁宋州司法参军。永淳元年（682）任并州阳曲县令。垂拱三年（687），出任芮州府果毅，“仍兼长上致果之职”。载初元年（689），授沙州刺史，兼豆卢军经略使。长寿二年（693），进太中大夫，进爵长城县开国公。延载元年（694）八月七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八岁。他是沙州保卫战中负伤不治。万岁登封元年（695）一月十八日葬于稷州武功县三畤原①。李无亏墓志的发现，对于《沙州都督府图经》的编修年代有重大参考价值②。
李无亏担任沙州刺史之职，从载初元年（689）到延载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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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团战：《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及征集到的三方唐代墓志》，《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第20—26页。
②李宗俊利用李无亏墓志，在王重民、周绍良武周说的基础上再加论证，参见《〈沙州都督府图经〉撰修年代新探》，《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第53—59页。
（694），前后不过五年，最后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受到女皇的诏书表彰，至少恪尽职守的。五年中，他发现的祥瑞有四件，歌谣一个，这对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对于武则天的造神运动，不无功劳。至少，目前所见，李无亏是武则天造神运动的一名积极参与者，就州地方长官而言，李无亏的积极性尚无他人可敌。
从时间上看，李无亏在沙州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载初元年（689）四月创作的“歌谣”，以百姓名义、民间歌谣的形式，对武则天进行歌颂。虽然《图经》上明说“唐载初元年四月，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前件歌谣，具状上讫”。上奏的人是风俗使，而提供数据应该就是李无亏本人。“歌谣”对于武则天家的标准来源十分清晰，是很标准的官方说法，满篇都是文绉绉的华丽辞藻。这首“歌谣”根本不可能来自百姓。李无亏进士出身，在从中央到地方，工作多年，对于当时的政治文化应该十分了解，套路和语言也十分精熟，所以没有人否认李无亏对这件“歌谣”的创作功劳。
李无亏在沙州任上，从载初元年（689）到长寿二年（692），职事官没有变化，依旧是沙州刺史兼豆卢军经略使，但是其他方面都有提升。文散官从朝散大夫升为太中大夫，越过了朝请大夫、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连升五阶。爵位从长城县开国子（《沙州都督府图经》所记）升入县开国公，径达从二品。李无亏墓志说这是“并赏懋功也”。五年之间，仕途大有进步。李无亏的功劳究竟是什么，墓志没有指明，而通过《沙州都督府图经》我们知道，至少在地方建设和祥瑞发现上，李无亏都有功劳。
祥瑞是古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以天意的名义，证明最高当局的统治合法性。在武则天替代唐朝的历程中，这种合法性的证明是很重要的，在社会舆论上说服民众，在强化高层的自我心理暗示方面都有正面价值。对于当时的地方政府而言，祥瑞作为一种强烈的政治符号，是否积极发现与呈报，也事关政治立场的表达。是否拥护武则天的新朝廷，有多种表达途径，而祥瑞是最能表达积极态度的一个途径，因为祥瑞的发现与呈报，内心的意愿才是真正的出发起点。按照《唐六典》留下的规定，祥瑞事项分四个等级，大瑞共六十四种，上瑞三十八种，中瑞三十二种，下瑞十四种①。对于地方官员而言，祥瑞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否能发现，而在于是否去发现。
现在可以认为李无亏在祥瑞问题上的积极进取获得了朝廷的良好回报，朝廷对他的赏识与提拔，就是最重要的证明。这样的结果，理应即是李无亏积极性的动力所在。作为集权体制下的地方官，要获得政治进步，用各种方式靠近朝廷或许别无选择，但在李无亏的祥瑞呈报中，我们看到，李无亏还有更深的考虑。
二、提携地方势力
武则天的时代，在呈报祥瑞问题上的积极努力，是一种政治表态，有利于主持者的仕途进步。但是，就李无亏的情况来看，他并不是仅仅考虑自身的仕途，他还要带动当地的政治势力共同进步。一个人的政治独角戏，很可能变成政治小丑的滑稽表演，各种势力的协同努力，才会显现出政治的本来面目。
进士出身的李无亏，并不是不通世故的书呆子，作为沙州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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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4—115页。
的最高长官，如何在参与朝廷的政治游戏中让地方政治获得发展，显然也是他考虑祥瑞问题的一部分。何以得出如此结论？因为我们在李无亏的祥瑞呈报中发现了相关人员，而这些人都不是寻常百姓，都有一定的背景。根据唐朝的制度规定，地方呈报祥瑞，要提供相应的数据，这就是《仪制令》的规定：
诸祥瑞若麟、凤、龟、龙之类，依图书大瑞者，即随表奏。其表唯言瑞物色目及出处，不得苟陈虚饰。告庙颁下后，百官表贺，其诸瑞并申所司，元日以闻。其鸟兽之类，有生获者，放之山野，余送太常。若不可获，及木连理之类，有生即具图书上进。诈为瑞应者，徒二年。若灾祥之类，史官不实对者，黜官三等。①
所谓相应资料，即祥瑞的具体状况和“出处”。出处，应该包括祥瑞发现的时间、地点、发现者以及见证人等。地方长官要呈报祥瑞，无法独自完成，必须把祥瑞发现的要件进行清楚说明，相关人等，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祥瑞如果是纯自然的发现过程，那么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发现者，但是祥瑞是政治符号，祥瑞的发现和呈报属于政治活动，所以主持者的独具匠心便成为更关键的因素。
沙州的祥瑞以李无亏为主导，无可置疑，那么都有什么人参与他的祥瑞呈报活动呢？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因为参与者与李无亏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团队，他们内部的相互支持，才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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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18页。
后取得成功的保障。参与李无亏的团队，首先要具备足够的资格，其次是政治意愿。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或许有此意愿的人数众多，资格认定于是成为更突出的条件。让我们分头进行考察。
天授二年（691）一月“百姓阴嗣鉴于平康乡武孝通园内见五色鸟”。发现五色鸟这个祥瑞，上报朝廷的奏表提及两个人。武孝通，没有其他资料可以参考，所以可供分析的内容有限。但是，当今皇帝姓武，孝通的名字也十分吉祥，至少以孝通感是喜庆概念。垂拱四年（688），洛水宝图的发现可以提示我们，《旧唐书》记载如下：
夏四月，魏王武承嗣伪造瑞石，文云：“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洛水。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擢授同泰游击将军。①
对此，作为瑞石的发现者唐同泰，这个名字就不是简单的人名。当时，武则天还在积累资本，唐朝依然是国家名号。石头上的文字最有价值，直接表达了武则天的希望。获得的地点也有意义，洛水本身就是神圣的地方，毕竟有河图洛书的悠久传统。而上奏之人，“永安人唐同泰”，这个名字也是有含义的。根据当时朝廷大手笔李峤的解释：“姓氏将国号元符，土地与石文明应。表里潜会，枢机冥发。明宴坐之逾昌，验王基之永泰……”②从李峤的分析视角观察，武孝通在李无亏的进奏表中，地位也如唐同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