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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一九一，北京：中华书局，第5088页。
② 有关李君羡故事的始末，并袁天纲相面事，作者有另文讨论，请参考《李君羡案件及其历史阐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114—127页。
更多的方法不是利用符瑞，而是利用谶言①。
自然界的一些怪异现象，当时人不理解，或者理解为妖怪，或者理解为符瑞，都属于时代局限所致。比如，母鸡变雄鸡，是自然现象，而同时也一定有雄鸡变母鸡的情况，但是后者与武则天称帝不能进行逻辑联络，所以不被重视。嘉麦、嘉禾、牛三足之类，如今生物科学已经能够解释清楚，但当时，却要辩论究竟属于祥瑞还是怪异。嵩阳令樊文献瑞石，元常认为是谄诈，结果遭遇贬官。而宰相杜景俭否认九月梨花开是祥瑞，却受到武则天的表扬。武则天的舆论需要是有时间性的，她的一时心情也可决定事情的结局。李昭德揭露伪造祥瑞则是安全的，而江陵人俞文俊反对庆山之说，是在否定武则天的天命，被杀的结局是当然的。
对于武则天时期的造神运动，虽然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后武则天时代的文字和书写，但是透过这些文字的表面，我们至今依然能够感到那个时代强大的政治压力、浓烈的社会气氛和人心深处的虚弱与暗淡。而这些故事的另一层面，只有到后武则天时代才会颠倒价值进行重构。后武则天时代，显然不能从武则天下台即神龙政变算起。中宗时期，武三思还在发挥巨大作用，武则天安排的李武紧密关系依然存在，加上韦后集团的问题，唐朝直到玄宗开元时期才终于步上正轨。所以，从思想上清算武则天的遗产，在政治上对武则天提出批判，只有到了开元时期才具备条件。武则天是中宗、睿宗的母亲，是玄宗的祖母，在以孝治天下的时代，隔代批判要比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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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收入作者《敦煌遗书研究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39—54页。此外还有，林世田：《〈大云经疏〉初步研究》，初载《文献》2002年第4期，收入《敦煌遗书研究论集》，第3—15页。
代的批判稍显容易一些①。
所以，后武则天时代，对于武则天进行否定的途径，除了政治革新之外，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修史来完成的，或者我们能够看到的较多的证据，是通过修史完成的。具体而言，主要是唐朝《国史》和《武则天实录》。唐朝官修国史，与武则天时代相关的，是长安三年（703）的修撰。根据《唐会要》的记载：
长安三年正月一日敕：“宜令特进梁王三思与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直史馆吴兢等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②
这部《国史》修撰完成，但后来影响不大，主要是没有流传，或者说流传的不是这个版本。其后，吴兢从开元十四年（726）开始继续修撰，但直到天宝八载（749）去世，也没有最终完成。唐朝后来影响较大的是韦述在此基础上所修《国史》，从开国到玄宗时代，终成113卷③。
长安时期修撰的唐《国史》，贯彻武则天时代的意识形态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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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玄宗在祭祀仪式上的变化，始于开元四年（716），而这一年睿宗去世。参见金子修一：《玄宗的祭祀和则天武后之关系》，《武则天与广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61—267页。
②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91页。
③ 参见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第五章第二节《国史的编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0—101页。
可怀疑的，武则天晚年的这个修史行动，目标恐怕也是要把自己的功绩牢牢刻写在历史的丰碑上。但是，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而从吴兢到韦述，之所以念念不忘要继续书写《国史》，其中就应该存在立新废旧的努力，而韦述最终获得成功，以至于我们今天也无法排除他的影响。用《国史》修撰的方式铲除武则天的意识形态影响，韦述的《国史》应该是立下首功的。
国史之外，对后来历史记忆产生重大影响的就是武则天的实录。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则天实录》第一次修成是神龙二年：
神龙二年五月九日，左散骑常侍武三思、中书令魏元忠、礼部尚书祝钦明及史官太常少卿徐彦伯、秘书少监柳冲、国子司业崔融、中书舍人岑羲、徐坚等，修《则天实录》二十卷，文集一百二十卷，上之。赐物各有差。①
中宗时期修撰的《则天实录》，又是由武三思挂帅，延续武则天的意识形态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开元四年（716）我们看到，新修的《则天实录》已经宣告完成，也是《唐会要》的记录：
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刘子玄、吴兢，撰《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成，以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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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91页。
②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91页。
《唐会要》还记载，因为这几部重要实录的修成，姚崇特别申请给撰修人员以特别的奖励，玄宗给予恩准。刘子玄即刘知几，他与吴兢完成的《则天实录》，肯定与前一版本大有不同。比如《唐会要》记录吴兢故事，有长安三年（703）二张与魏元忠斗争的事，而张说在其中担任的角色并不光彩，后来张说担任宰相看到了《则天实录》，特别耿耿于怀，而吴兢坚持不改一字。这是一则有名的故事，武则天袒护二张，清晰明白。但是可以肯定，如此文字，在神龙的《则天实录》中，决不会如此。所以，这部《则天实录》，也是后武则天时代的代表作，有关武则天众多的批判故事，都应该是以此为重要史源。
再回到祥瑞问题上来，其实古人也存在批判的立场。《朝野佥载》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县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狗窠中，狗子置猫窠内，惯食其乳，遂以为常，殆不可以异论也。自连理木、合欢瓜、麦分歧、禾同穗，触类而长，实繁有徒，并是人作，不足怪也。①
认为一切祥瑞都是人作的，这恐怕是最彻底的批判立场了，但事实上，有一些自然现象是真实的，比如“禾同穗”之类。相信天人感应，以至于达到迷信的程度，这是一种极端，而彻底否定一切祥瑞，认为皆无事实根据，也不是理解当时观念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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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朝野佥载》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2—73页。
比较理性的观念是值得肯定的，在无法彻底否定天人感应的大背景下，对待祥瑞采取理性看待的方针，即不否定，也不迷信，这已经十分难得。而唐太宗则具有代表性。唐太宗曾经这样表达过他的观点：
自昔帝王，受天明命。其当二仪感德，百灵锡祉；莫不君臣动色，歌颂相趋。朕恭承大宝，情深夕惕，每见表奏符瑞，惭恧增怀。且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昏虐，灵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征不能致其恶。以此而言，未可为恃。今后麟、凤、龟、龙大瑞之类，依旧表奏。自外诸瑞，宜申所司，奏者唯显瑞物色目及出见处，更不得苟陈虚饰，徒致浮词。（贞观二年九月）①
然而，即使清醒如唐太宗，最多希望谨慎处理祥瑞问题，避免落下笑柄，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祥瑞及其观念系统。毕竟，符瑞代表上天对帝王统治的嘉许，是帝王统治合法性的天意证明，而这正是古代政治理论的主流。对此，《白虎通》就有经典解说：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则嘉禾生，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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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四《政事•祥瑞》，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94页
荚起，秬鬯出，太平感。①
只要是帝王，从内心深处是无法否定祥瑞观念的，因为他们自己的天命也需要这些理论来证明。
何以武则天时代，在祥瑞问题上出尽丑态呢？其一，武则天的夺权有着太多的不自信，祥瑞对她政治事业的支持很大，或者说武则天对祥瑞的需求很迫切，于是在舆论和氛围的营造中，难免出错出丑。其二，武周的历史太过短暂，很快进入否定的批判期，这让武则天的很多祥瑞变成了丑闻。设若没有批判，如同古代其他王朝一样，大家都乐观其成，至少不去认真追究，那么武则天的祥瑞也不会成为闹剧或者笑话。如果武周的历史更长一些，即使后来有人有追究的兴趣却没有可供拆穿的证据，也不会如武周一样难堪。
总之，传世文献中，有关武则天应征和祥瑞的资料，有部分属于删除未尽的结果，还保存了武则天时期的样貌。有的则属于后武则天时代的批判产物，揭露当时的伪造，批判武则天对天意的滥用以及种种虚伪言行。这是两个历史时期的历史状态，同一个问题表现出来的正反两种立场，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而言，既要承认两个历史阶段的差异，也要辩证地对待两个时期的资料。同时我们也得承认，第一个时期的历史有被遮蔽的部分，而第二个批判时期确实恢复了部分历史真相，但批判也导致了另外一种遮蔽。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必须做到面对两种遮蔽才能够接近我们的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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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虎通疏证》卷六《论符瑞之应》，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94年，第283页。
四、《沙州图经》及其祥瑞书写
毋庸讳言，后武则天时代的批判运动，部分地恢复了历史的真相，但同时也遮蔽了部分历史真相。今天，我们要回到历史的第一现场，要穿越纷乱的文献荆棘会遭遇很多困难，因为区分文献的真伪及其书写，毕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幸运的是，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找到一些武则天时期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恰好没有经过后来的否定性改造，是武则天时期历史的真实遗存。
这里，首先要提出的就是来自敦煌藏经洞的文献，最充分展现那个时代特有的风貌的就是《沙州图经》。《沙州图经残卷》，或称《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现在有多个藏号，即有S.2593V、P.2005、P.2695、P.5034，而后面的三个号，内容保存比较多。最全的是P.2005，而P.2695只保存了最后一段，至于P.5034则断断续续①。本文利用这组文书，关心的是其中的“祥瑞”条。《沙州图经》中，祥瑞明文写作“廿祥瑞”，即二十条祥瑞。第一条祥瑞是“同心梨”，是后凉吕光的麟嘉元年（389），敦煌献同心梨的记载。这说明，沙州祥瑞项目是古今贯通的。除后凉一条外，“赤气龙迹”“白雀”“大石立”“瑞葛”“嘉木”“白狼、黑狐、黑雉”“凤凰”等七条九项，都属于西凉时期。之后，就是武德开始的唐朝部分。为了便于后文的分析，现写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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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7—21页。
《沙州都督府图经》祥瑞目下的祥瑞（高祖至武则天时期）
1.白龙
右唐武德五年夏四月癸丑，白龙见于平河水边，州司录奏。
2.甘露
右武德六年六月己丑，甘露降，弥漫十五里。
3.木连理
右唐调露元年，于敦煌乡董行端园内，木生连理。
4.甘露
右唐垂拱四年，董行端园内，甘露降于树上，垂流于地，昼夜不绝。
5.野谷
右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野谷生于武兴川，其苗高二尺已上，四散似蓬，其子如葵子，色黄赤，似葵子，肥而有脂，炒之作麨，甘而不热，收得数百石，以充军粮。
6.瑞石
右唐乾封元年有百姓严洪爽于城西李先王庙侧得上件石，其色翠碧，上有赤文，作古字，云：“下代卅卜年七百。”其表奏为上瑞，当为封岳并天，咸置寺观，号为万寿，此州以得此瑞石，遂寺观自号灵图。
7.白雀
右唐咸亨二年有百姓王会昌于平康乡界获白雀一双，驯善不惊，当即进上。
8.黄龙
右唐弘道元年腊月为高宗大帝行道，其夜崇教寺僧徒都集，及直官等同见空中有一黄龙见，可长三丈以上，髯须光丽，头目精明，首向北升，尾垂南下，当即表奏，制以为上瑞。
9.五色鸟
右大周天授二年一月，百姓阴嗣鉴于平康乡武孝通园内见五色鸟，头上有冠，翅尾五色，丹嘴赤足，合州官人、百姓并往看，见群鸟随之，青、黄、赤、白、黑五白色具备，头上有冠，性甚驯善。刺史李无亏表奏称：“谨检《瑞应图》曰：‘代乐鸟者，天下有则见也。’止于武孝通园内，又阴嗣鉴得之，臣以为，阴者，母道；鉴者，明也，天显。”
10.日扬光庆云
右大周天授二年冬至日得支庆（度）崔撝等状称：“今日冬至卯时，有五色云扶日，阔一丈已上，其时大明，大授（校）一倍以上，比至辰时，复有五色云在日四边，抱日，光彩其（甚）鲜，见在官人、百姓等同见，咸以为圣神皇帝陛下受命之符。”刺史李无亏表奏：“谨检《瑞应图》曰：‘圣人在上，有大光，天下和平。’又曰：‘天子孝，则景云出游。’有人从巳西己北已东来者咸云：‘诸处赦日，亦总见五色云抱日。’”
11.蒲昌海五色
右大周天授二年腊月得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弟地舍拨状称：“其蒲昌海水旧来浊黑混杂，自从八月已来，清明彻底，其水五色，得老人及天竺婆罗门云：‘中国有圣天子，海水即清无波。’奴身等欢乐，望请奏圣人知者。”刺史李无亏表云：“淮海水五色大瑞，谨检《瑞应图》《礼升威仪》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河傔海夷也。’天应魏国，当涂之兆，明土德之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