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研究(50)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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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唐开元礼》卷第三《杂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0页。《通典》所记，与《开元礼》无一字之差。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年，第2810页。《通典》此数据来自《开元礼》，所以如此。
殃祸至矣！”太后怒，流于岭外，后为六道使所杀。①
雍州新丰县出现的山体变化——“踊出”，是否是“庆山”，显然存在争议。武则天的朝廷认定这正是庆山大瑞，大肆庆祝，并且改新丰为庆山，而俞文俊上书反对，认为不是祥瑞而是灾变，结果受到流放处分。
如何确切地理解“庆山”不是本文关心的问题，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围绕祥瑞的制度。《全唐文》载有崔融《为泾州李使君贺庆山表》，正与俞文俊所言同一件事，对于我们分析制度流程大有帮助。其文如下：
臣某等言，某日奉某月诏书，新丰县有庆山出，曲赦县囚徒，改新丰为庆山县，赐天下酺三日。凡在含生，孰不庆幸……群生幸甚，不任悚踊之至。谨遣某官奉表以闻。②
庆山祥瑞事件，先是雍州表奏，然后朝廷确认，并下达诏书，规定种种庆贺方式，并改新丰县为庆山县。江陵人俞文俊获得庆山的消息，显然也是因为朝廷的诏书。同一诏书，泾州刺史立刻让崔融书写贺表，而俞文俊则是反对朝廷的做法。那么，从制度流程上看，针对祥瑞，地方的贺表是在得到朝廷的诏书之后才会上表奉贺。这样看的话，《仪制令》的写法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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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垂拱二年（686）九月，第6442页。《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记此事为光宅元年（684），应从《通鉴》。
② 《全唐文》卷二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73—974页。
不过，同是崔融写的贺表，也有在诏书颁下之前写就的。崔融的《代皇太子贺白龙见表》写于唐高宗时期，文中有天皇、天后之称，其文曰：“臣某言，伏见某官等奏称，某月日玉山宫西南王谷上有白龙见。臣闻天地和平，圣人所以乘九五，帝王符命……”①还没有等到朝廷的诏书颁下，代表太子的崔融的贺表就写出来了，根据是“某官等奏称”。东宫一定有正式的渠道获知有官员表奏祥瑞，然后才会有这样的反应。这种状况并非孤立证据，在崔融的文集中，多有这种为太子书写贺表的文章，多位于这个环节之中，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常规性的制度。那么，《开元礼》所记的表贺之后告庙颁下，其实也没有错。通常情况下，祥瑞造伪有一定的危险，所以表奏多被确认，因此闻风而动的贺表也就很正常了，这不仅不违反制度规定，而且显示了良好的政治积极性。
三、祥瑞的养护和入史
祥瑞的种类繁多，发现之后要如何处理呢？《仪制令》的规定是：“其鸟兽之类，有生获者，放之山野，余送太常。若不可获，及木连理之类，有生即具图书上进。”如此，从具体的形态分类，祥瑞不过两种，可捕捉的送样品给朝廷，不能捕捉的画图上报。麦子一茎多穗，作为嘉禾这是可以呈送样品的，但是树木连理生长，无法把树连根拔起，只好画图进上。庆云、神龙之类，也只能号称多人共见，然后画图进呈了。
可以捕捉到的禽兽类，看来并不是尽数供上，仅仅把样品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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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卷二一七，第970页。
太常寺，其余的放归山野即可。但是，令文把“生获”与“余”对称，含义值得琢磨。如果所有生获的祥瑞都放之山野，就不存在活的样品，所以余下的只能是丧失生命的样品了。太常寺有专门的天府院，“藏瑞应及伐国所获之宝，禘祫则陈之于庙廷”①。天府院的这个功能，收藏无生命的物品没有问题，那么禽兽类的祥瑞，除了图画之外，也应该有一个放养处。太常寺有廪牺署，负责重大祭祀的牺牲事宜，而用于牺牲的，养护十分小心：“凡祭祀之牺牲不得捶扑伤损，死则埋之，病则易之。”②牺牲需要养护，这与活的祥瑞有很多一致性。如果由这个部门负责祥瑞的养护安置，比较顺理成章。
祥瑞资料的保存，即由太常寺的天府院负责，一是供元日奏祥瑞使用，二是供告庙之用。《唐会要》记录唐高宗时期的一次活动，高宗让礼官求证故实，即奏祥瑞和告庙的根据，其文为：
仪凤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常以仲春告祥瑞于太庙，上令礼官征求故实。太常博士贾大隐对曰：“古者祭以首时，荐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后告太庙，盖缘告必有荐，便于礼也。又检贞观已来，敕令无文，礼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旧行焉。③
看来这个行之已久的制度，并没有什么法理根据，仅仅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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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六典》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95页。
② 《唐六典》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第414页。
③ 《唐会要》卷一七《原庙裁制》上，第414页。
实施已久。高宗虽然初令调查，最后并无改变，不过是依旧进行而已。
元日奏祥瑞的记载有很多，《大唐开元礼》对于礼仪的记载最详细：
初群官将朝，中书侍郎以诸州镇表别为一案，俟于右延明门外，给事中以祥瑞案俟于左延明门外，俱令史绛公服对举案。侍郎、给事中俱就侍臣班。于客使初入，户部以诸州贡物陈于太极门东西厢；礼部以诸蕃贡物量可执者蕃客手执入就内位，其重大者陈于朝堂前。初上公将入门，中书侍郎降，引表案入诣西阶下，东面立；给事中降，引祥瑞案入诣东阶下，西面立。上公将升贺，中书令、黄门侍郎俱降，各立阶下。初上公升阶，中书令、黄门侍郎各取所奏之文以次升。上公贺讫，中书令前跪奏诸方表讫，黄门侍郎又进跪奏祥瑞讫，俱降，置所奏之文于案，各还侍位。侍郎与给事中引案退至东西阶前，案遂出，侍郎、给事中还侍位。①
这个礼仪与奏祥瑞有关的部分，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由给事中准备好“祥瑞案”，然后由令史“对举”祥瑞案，然后给事中引领祥瑞案到东阶下西面而立，最后由黄门侍郎“跪奏祥瑞”，最后再引领祥瑞案退出。关键是“祥瑞案”应该如何理解。案，应是几案之类的工具，上面放置祥瑞。各地上报祥瑞的基本方式是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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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唐开元礼》卷九七，北京：民族出版社，第453—454页。
书，即祥瑞的图形和表奏文字，那么祥瑞案之上应该正是这样的文书图册。《唐六典》记载说“其他并年终员外郎具表以闻”，那么《大唐开元礼》中黄门侍郎所奏的祥瑞报告，应该就是礼部员外郎撰写的。
祥瑞告庙，应该也是这样的一套程序。元日是把祥瑞呈现给皇帝，那么告庙就是把祥瑞呈给列祖列宗。告庙于太庙，高宗仪凤二年（677）曾经调查过一次，不仅没有找到经典根据，而且最后也依旧进行，可见新的传统已经形成。这个传统，对后来的皇帝依然有约束力。
大历十四年（779）十二月三十日，皇帝命令“元日门下侍郎奏祥瑞，宜停”①。德宗上台有一系列振作时局举措，此年五月即位，当月就有“诏禁天下不得贡珍禽异兽”②，这与后来的停止奏祥瑞之举应该有呼应关系。所以，《唐会要》记载的下面文字，应与上文有关：
贞元八年（792）正月，鄂州观察使何士干献白鹿。上曰：“朕初即位，即止祥瑞。士干致白鹿，其谓我何？还之，彼当惭惧。留之，远近复献。竟不视，遂放于苑中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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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二四《受朝贺》，第534页。《旧唐书•德宗纪》上的记载是：“十二月……丙寅晦，日有蚀之。诏元日朝会不得奏祥瑞事。”北京：中华书局，第324页。
②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第320页。
③ 《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上，第623页。此处提及的苑中，似乎应该属于太仆寺，但是太仆寺的“沙苑监”开元二十三年（735）省，而未省之前的沙苑监负责养护牛羊，以供朝廷官府之需，其中就有“祭祀”一项。参见《唐六典》卷一七，第488页。
但是，核查《册府元龟》的符瑞门，贞元八年（785）之前，并非没有祥瑞，德宗为何对何士干献白鹿如此有意见呢？在德宗时代，似乎能否允许进献祥瑞，也是要看皇帝的态度的，原来的制度规定让位于皇帝的立场和政策。
顺宗在位时间太短，但也留下了相关政策，有记录如下：
永贞元年（805）八月，皇帝诏曰：“朕以所宝为贤，至如嘉禾神芝、奇禽异兽，盖虚美也。所以光武形于诏令，《春秋》不书祥瑞。但准令式，申报有司，不得辄有闻献。珍禽奇兽，亦宜停进。”①
不过，顺宗的愿望在元和二年（807）以制度执行的名义被否决了，唐朝的祥瑞问题再回从前，政策的改革终于回归原有的制度。《唐会要》记录下这个回归，其文如下：
元和二年八月，中书门下奏：“诸道草木祥瑞，及珍禽异兽等，准永贞元年八月敕，自今以后，宜并停进者。伏以贡献祥瑞，皆缘腊飨告庙，及元会奏闻，若例停奏进，即恐阙于盛礼。”准《仪制令》：“其大瑞即随表奏闻，中瑞、下瑞，申报有司，元日闻奏。自今以后，望准令式。从之。”②
在唐代有关祥瑞的文献记载中，大臣们对于某项祥瑞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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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下，第625页。
② 《唐会要》卷二八《祥瑞》下，第625页。
常常故作惊人之语，有人会郑重其事地向皇帝建议，请允许把这个盛事“宣付史官”或者“望编国史”，而皇帝通常也都是慷慨应允。其实，唐朝有严密的史馆制度，而定期地把祥瑞故事录送史馆是制度规定的内容。史馆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条款，其中第一项便是祥瑞问题：“祥瑞，礼部每季具录送。……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①
所有历史文献大约都可以表达研究者的这个普遍看法，历代祥瑞观念和相关制度，都是当时统治者自我合法化的努力。因为祥瑞观念与当时的意识形态系统也存在内在的联系性，任何单一的判断和研究方向也都存在问题。祥瑞之制，尤其是祥瑞数据系统进入史馆，成为未来国史修撰中的重要资料，就此而言，更有力地说明了祥瑞的历史学价值。如果说，政治合法性体现的是当代性话题，那么进入史馆的祥瑞，是在努力影响未来。尽管祥瑞在未来的证明力难以判断，但是力图影响历史的努力毕竟证明了一定的历史观，重视未来的历史地位，至少不能说是政治短见的表现。 《酉阳杂俎》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贬低武则天的意图十分明显，其文如下：
予数见还往说，天后时，有献三足乌，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乎？”《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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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第1285—1286页。
云：“天授元年，有进三足乌，天后以为周室嘉瑞。睿宗云：‘乌前足伪。’天后不悦。须臾，一足坠地。”①
武则天为了欺瞒后人，不惜用假祥瑞当作工具，她所说的含义很蛮横，祥瑞的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史书的记录。事实上，即使不以贬损武则天为意，那么武则天所说，不幸正是历史上最真实的一面。只不过，武则天的武周时间短暂，很快受到唐朝的追究，武则天的很多祥瑞故事于是变为武则天演出失败的证据，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祥瑞的境遇，都未曾如此，于是至今闲卧在历史文献之中，安然无恙。
如果，对待那些没有政治顽疾的皇帝，用祥瑞来表达鼓励，是否也是一种向善的举动呢？这已经越过了本文的祥瑞之制界限。不过，用祥瑞之念表达祝福，即使今天，也不失为一个恰当做法。
第二节 武则天时期的祥瑞
武则天称帝过程中，积极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制造舆论，神化自己也神话武周。陈寅恪先生以来，学者对于武则天利用佛教为自己造势已经多有研究，让我们对于武周政治有了很重要的了解。传世史书给我们留下许多记载，证明武则天很重视祥瑞、祯祥这类事情，但同时又露出很多伪造的马脚，反而证明武则天的极端政治实用主义倾向，对于传统悠久的祥瑞十分不尊重。进一步观察，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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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段成式著：《酉阳杂俎》续集四，方南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9页。
揭露武则天伪造神迹的文字，都是在后武则天时代形成的，而那个时代正是全力批判武则天的思潮在发挥主导作用，所以我们看到的武则天及其祥瑞的故事都是否定性的，其实并不是武则天时代的真相。幸而敦煌保留下来的《沙州图经》是武则天时代的产物，尤其是“祥瑞”的廿条中，有四条属于武周时期，是没有被后来的批判历史遮蔽的，让我们今天得以回到武则天时代的情境中，研究探讨事情的基本过程。
一、关于武则天“好祥瑞”
武则天称帝，主要是最高政治权力获得与运用的过程。其中，充分利用意识形态的功能，强化舆论宣传作用，也是获得、巩固政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强扭天意附会自设的政治目标，还是引导舆论为自己的政治服务，武则天的所作所为本质上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好祥瑞”，就是武则天遗留下来的重要时代特征。
武则天好祥瑞，《资治通鉴》有多处记载，而夹叙夹议的记载方式，又把相关事实记录在案。光宅元年（684），《通鉴》记载道：
及太后称制，四方争言符瑞；嵩阳令樊文献瑞石，太后命于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状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太后不悦，出为陇州刺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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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武则天光宅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21页。
长寿元年（692），《通鉴》再次记载道：
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尽反邪？”左右皆笑。①
同一年，又一件与祥瑞相关的事件发生，由此更可以看到武则天对于进献祥瑞的人士多能理解，认为他们动机良善，《通鉴》的记载文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