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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文献记载中，武则天因为好祥瑞，结果常常祥瑞与灾异不分，误把灾异当成祥瑞，不仅仅人为地制造了闹剧，而且成了典型的政治笑话。长安元年（701）三月，关于一场大雪是否是祥瑞的问题，朝臣之间发生认知分歧，结果是不欢而散。《通鉴》的记载文字如下：
是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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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长寿元年，第6484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长寿元年，第6484页。
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①
同月，另一个祥瑞案件发生，依然是认知分歧，还是王求礼不同意宰相的判断，这让武则天不免伤心。《通鉴》的记载如下：
时又有献三足牛者，宰相复贺。求礼扬言曰：“凡物反常皆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为之愀然。②
武则天好祥瑞，更有甚者是涉嫌造假。《酉阳杂俎》有这样的记录：
予数见还往说，天后时，有献三足乌，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乎？”《唐书》云：“天授元年，有进三足乌，天后以为周室嘉瑞。睿宗云：‘乌前足伪。’天后不悦。须臾，一足坠地。”③
关于睿宗说出三足鸟真相的事，《册府元龟》也有同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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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七，长安元年三月，第6554—6555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七，长安元年三月，第6555页。《新唐书•五行二》的记载与此相关：“长安中，有献牛无前膊，三足而行者。又有牛膊上生数足，蹄甲皆具者。武太后从姊之子司农卿宗晋卿家牛生三角。”（《新唐书》，第905页）
③《酉阳杂俎》续集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9页。有关《唐书》的此条文字，可以确认是唐代的确实记载，参见吴玉贵：《唐书辑校》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57—1158页。
“睿宗为皇太子，有进三足乌者，天后以为周室嘉应，太子曰：‘乌前足伪也。’天后不悦，须臾而一足堕地，果如其言。”①
以上这些传世文献的记载，把武则天“好祥瑞”的形象揭示得入木三分，武则天利用祥瑞为自己政治服务的态度、手段一一展示开来，武则天的可憎面目从而得到充分呈现。
但是，武则天是一个成功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政治家，从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有很多证据可以表明，武则天在通往自己的女皇之路上，虽然也经常利用非常手段，但是如上文所列，这样地利用祥瑞，不仅露骨而且不无愚蠢，这些文献的记载，是武则天当政时期祥瑞现象的真实反映吗？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有臣下妄报祥瑞，遭到唐高宗的批评。武则天当时已经是皇后，此事或有所闻。《唐会要》的记载为：
显庆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司勋员外郎源行守家毛桃树生李桃，太子詹事李宽等上表陈贺。上谓侍臣曰：“凡厥休祥，虽云美事，若其不实，取笑后人。朕尝见先朝说隋炀帝好闻祥瑞，尝有野雀集于殿上，校尉唱云‘此是鸾鸟’。有卫士报云：‘村野之中，大有此物。’校尉乃笞卫士，仍奏为鸾。炀帝不究真虚，即以为瑞，仍名此殿为仪鸾。嗤笑至今未弭。人之举措，安可不思。今李宽等所言，得无类此。凡祥瑞之体，理须明白，或龙飞在泉，众人同见，云色雕绮，观者非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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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册府元龟》卷四六《帝王部•智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500页。
此之辈，始号嘉祥。自余虚实难明，不足信者，岂得妄想牵率，称贺阙前。”①
利用祥瑞为自己的政治目标进行宣传，制造舆论，动机和效果就当时的社会而言，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存在，但是过于露骨会适得其反。唐高宗所谓“若其不实，取笑后人”的道理，难道武则天会浑然不觉？
现在所见的传世文献，特别是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学著作，无不是后武则天时代的产物，武则天时代的历史，已经遭到彻底否定。那么有关武则天时期的祥瑞记载，不仅关涉到武周的历史定位，也关涉到武周历史的书写。从否定武周合法性、合理性，到否定武周的历史事实，如此思想和写作后来都不缺乏，而把武则天的祥瑞问题写成闹剧，也是否定武周的一种春秋笔法。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传世文献的时候，不仅应该了解书写的事实，也应该了解他们的书写方式，因为书写方式贯彻的是他们的立场。只有如此体认，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
就武则天时期的祥瑞问题而言，首先的任务是先回到第一现场，即武则天控制中国的那个时代，祥瑞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事物。
二、祥瑞与造神
帝王天命的神圣性，是一个否定不彻底的观念，革命时期往往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否定意见占据上风，而新的政治秩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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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二十八《祥瑞》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20—621页。
旦树立成功，肯定天命论往往成为主流。武则天篡唐，因为没有一个军事斗争的阶段（武装革命），从而无法否定天命，最需要证实的是天命的改变而已。证明了武则天拥有天命，自然就完成了全部论证，因为天命唯一论是天命论的自明理据。
事实上，武则天的政治提升过程遇到的反抗力量很有限。扬州事变很不成功，不仅因为李敬业有称帝企图，也因为李敬业起事完全没有获得社会支持，甚至他的叔叔都拒绝参与。李唐皇室成员的反抗理据最充足，但是他们的表现确实太差，导致垂拱四年（688）的军事行动如同儿戏般失败。不管是李敬业起兵还是琅琊王李冲起兵，都没有表现出正义性来，以至于一般民众都认为是反叛而不是起义。这从军事力量对比上或许可以获得部分原因，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早就论证过的关中本位政策在府兵制度下的表现，即所谓“举天下不敌关中”的实力分布状况①。既然不是通过军事斗争实现的改朝换代，官场生态就成为很关键的因素。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下，个人的政治选择其实十分有限，为了安全而从众，是普遍性的趋势。而一旦进入官场，升官与人生成功的形影关系，也会诱使更多的人走上趋炎附势的道路，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是识时务者。
所以，当武则天的朝廷致力于制造武则天的神迹的时候，一方面充分利用人们的天人感应信念，一方面利用官场的安全自保心理。真实的情况永远是祥瑞与怪异并存，不管经典和传统理论的规定如何清晰，在面对具体对象的时候，困惑依然不可避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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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唐代革命及党派分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0—51页。
政治觉悟才是关键，才能够让祥瑞的故事及其主旨继续进行下去。武则天对官员的祥瑞发现的奖励是很明显的，这样的官员会树立起一个政治榜样，让更多的后来人踊跃学习。这方面，朱前疑就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神功元年（697），《资治通鉴》如此记录下朱前疑的故事：
先是，有朱前疑者，上书云：“臣梦陛下寿满八百。”即拜拾遗。又自言“梦陛下发白再玄，齿落更生”。迁驾部郎中。出使还，上书云：“闻嵩山呼万岁。”赐以绯算袋，时未五品，于绿衫上佩之。会发兵讨契丹，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酬以五品。前疑买马输之，屡抗表求进阶；太后恶其贪鄙，六月，乙丑，敕还其马，斥归田里。①
神功元年（697），武则天称帝八年，无论是政治实际还是武则天的个人感受，政治形势已经稳定，局面完全在掌握之中，不论是社会上还是朝堂上，武则天的统治正如日中天。这个时候，对于那些似是而非的合法化证明，已经不需要了，武则天自己也不再有兴趣。但是朱前疑此前走这条路已经习惯甚至上瘾，依然积极进取，结果让武则天再也无耐烦了，“斥归田里”，就朱前疑而言，此前的一切努力都归零处理。
当造神成为政治潮流之时，如果表现不积极可能也会有危险。《资治通鉴》记载的一个人品很差的酷吏成长故事，就可以看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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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六，第6517—6518页。
样的背景：
衡水人王弘义，素无行，尝从邻舍乞瓜，不与，乃告县官瓜田中有白兔。县官使人搜捕，蹂践瓜田立尽。①
白兔是中级祥瑞。王弘义后来成长为一名酷吏，他除了本性顽劣以外，也是一个聪明人，善于利用政治形势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但是，县官表现出来的虽然仅仅是上了王弘义的当，充当了王弘义报复邻居的工具，但是搜捕白兔，却是他必须完成的事情。这里，除了积极的意义上，上报祥瑞有利于自己官场发展，可能也有消极意义，如果搜捕白兔不积极，可能带来政治上的风险。在政治风向十分清楚的时候，官员们的选择也是有限的。虽然其实并没有白兔，但县官在蹂践农民的瓜田之后反而会轻松下来，努力也是一种政治表态，至少是一种有利于自身安全的表态。
在武则天祥瑞造神的运动中，推波助澜者大有人在，不过如李千里这样的情况，也应该属于小部分人群的自保选择。《旧唐书》记载太宗孙子、吴王李恪儿子李千里，情况如下：
吴王李恪之子李仁，后更名千里，“天授后，历唐、庐、许、卫、蒲五州刺史。时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惟千里煸躁无才，复数进献符瑞事，故则天朝竟免祸”。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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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第6464页。
② 《旧唐书》卷七六《太宗诸子》，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50页。
或者李千里根本缺乏政治觉悟，不知道武则天夺得的正是自家的天下，或者他确实聪明，用这种完全无耻的方式求得自保，对此，我们已经无法求证。但是李千里的故事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积极帮助武则天证明武周合法的人，是明确无误的政治表现，如果本人无能因而不具有任何政治威胁如李千里这样的人，那么生命安全就可以获得保障。
在纷乱的背景下，个人被政治的洪流裹挟前行，至少看上去这些政治行动波澜壮阔，势如破竹。天授元年（690），在武周建立大势若趋的政治背景下，《通鉴》记载道：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①
傅游艺又是一种政治人物，也具有符号意义。他率先请命，具有榜样作用，武则天虽然不答应，但却升了他的官。武则天的用意太明显，百官宗室等各路代表人物不得不亲自表态。六万人纷纷上表，如此大的规模，骇人听闻。在皇帝制度下，武则天所要表达的是人心所向，民意如此，如果不替代李唐，那就太违背民心了。加上一直以来不断涌现的各种祥瑞，武周建立正是顺天应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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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第6467页。
如同酷吏政治一样，当武则天的政权确实稳固之后，祥瑞的政治价值不能不有所降低，罪大恶极的酷吏们，被当作废弃的犬类杀掉，而依靠祥瑞官运亨通的朱前疑等也不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
在朝廷积极引导祥瑞潮流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情况正如《沙洲图经》所呈现的那样，全国上下，祥瑞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到处生长出来，而语言和书写方式，也如出一辙。武则天的造神运动，积极参与者官职升迁，仕途远大，怀疑者受到打击，甚至命丧九泉。《通鉴》记载一件尚书左丞冯元常的故事，时间是光宅元年（684），其文如下：
及太后称制，四方争言符瑞；嵩阳令樊文献瑞石，太后命于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状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太后不悦，出为陇州刺史。①
其实，是否为祥瑞，本来就有核实的程序，但因为武则天政治意图明确，不容人质疑，从而让希图侥幸者有了机会。垂拱二年（686），雍州新丰县发生山体变化，有山踊出，被造神运动理解为“庆山”，而表示怀疑者则受到打击。对此，《通鉴》的记载如下：
己巳，雍州言新丰县东南有山踊出，改新丰为庆山县。四方毕贺。江陵人俞文俊上书：“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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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武则天光宅元年，第6421页。
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太后怒，流于岭外，后为六道使所杀。①
观察《通鉴》的笔法，虽然此事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即“四方毕贺”，但却用更多的文字记述了俞文俊的意见和最后结局，《通鉴》赞成俞文俊的立场鲜明。然而，就当时的情况看，主流当然是拥护“庆山说”，认为新的山峰的出现，是巨大祥瑞。②
《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此事为：垂拱二年“十月己巳，有山出于新丰县，改新丰为庆山，赦囚，给复一年，赐酺三日”③。因为庆山的出现，朝廷给予极大重视，其中颇有惠民政策。《全唐文》保存崔融替泾州刺史书写的《贺庆山表》，与《新唐书》的说法完全呼应，其文如下：
臣某等言：某日奉某月诏书，新丰县有庆山出，曲赦县囚徒，改新丰为庆山县，赐天下酺三日。凡在含生，孰不庆幸？中贺。微臣详窥海记，博访山经，方丈蓬莱，人迹所罕到，层城元圃，道家之妄说。伏惟皇太后陛下应天顺人，正位凝命，中外咸一，阴阳以和。嘉木四方而平春，露草三旬而候月，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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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垂拱二年九月，第6442页。《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记此事为光宅元年，应从《通鉴》。《新唐书》或记十月己巳，或记九月。根据吴玉贵先生考证，应为十月己巳，九月无己巳日，见吴玉贵：《资治通鉴疑年录》，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19页。